内容提要：数字殖民主义是传统殖民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表现，其生成既是资本逻辑下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本质使然，也是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表现和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必然。尽管数字殖民主义在本质上与传统殖民主义具有相同的剥削性、财富掠夺性，但其在人工智能时代以隐蔽方式，凭借对数字技术、数据资源等的垄断性控制，实现对其他国家意识形态、数字平台、数字领土等的殖民统治，构建一种服从于西方大国的数字殖民体系。为了有效应对西方大国的数字殖民主义行径，中国应展现大国担当，发起构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建立有效应对数字殖民主义的全球数字规则新体系，发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全球示范引领效应，推动形成合作共赢、包容普惠的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助力人工智能向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 数字殖民主义 数字帝国 数字命运共同体 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陈健（1982-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注释从略。
“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人工智能发展对造福人类至关重要，但是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由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来推动将造福人类，而如果由秉持殖民逻辑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来推动将加剧南北国家智能鸿沟，带来破坏性灾难。这种现象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得到证明，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造福共建“一带一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缩小南北国家智能鸿沟作出了重要贡献。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尽管掌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世界前沿技术，却未能主动造福人类，而是利用这些数字技术优势不断加大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全方位殖民活动，建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即数字殖民主义。这种行径造成了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日益加大，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数字殖民主义的广泛关注。所谓数字殖民主义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及其主导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凭借在数字技术、数据资源、数字标准制定、平台资源等方面的先发垄断性优势，延续传统殖民主义的本质特性，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系统性经济奴役、政治权力控制和价值观渗透，从而构建的一种具有人工智能时代特点的新型殖民主义形态，主要表现为数据资源掠夺性控制、数字资本增殖、数字劳动剥削、意识形态入侵和数字标准输出，目的在于确立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数字平台、数字空间等领域的霸权地位。
这种数字殖民主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扩大数字空间范围，实现了由局部空间控制到全球空间控制的嬗变。这种嬗变较之传统殖民主义具有新的特性，具体呈现为空间控制更加迅速、危害性更大和手段更隐蔽等。总之，数字殖民主义并非传统殖民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将传统殖民主义的剥削性、掠夺性与计算机的数字分析、数据获取等抽象方法结合起来的新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能够实施的关键在于西方大国在数字、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如全球互联网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世界各国的任何数据都要先经过美国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就造成了各国的核心机密等数据的泄露问题，如此“使得各国在数字空间的主权得不到自主控制”。基于此，揭示数字殖民主义的生成原因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透视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的异同，全面呈现数字殖民主义的理论要义和现实表征，更有利于我们穿越数字殖民主义的霸权迷雾，避免陷入各种虚假、流俗、狭隘的资本主义幻境之中，推动新征程上数字文明建设走深走实，为缩小全球智能鸿沟贡献中国力量。
一、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的异同
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一些学者首次引入“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之后，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就开始致力于各种AI技术的研究，并将各种AI技术应用于人类的活动之中。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是用来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例如一直秉持殖民主义逻辑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以人工智能为手段实施数字殖民主义，最大限度地剥削普通劳苦大众和其他国家，实现利益独享等目的。基于此，有必要深入揭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呈现的新特点，这就需要深入揭示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的异同。
1.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具有相同的本质
传统殖民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了新延续，产生了数字殖民主义。殖民地并未因为其政治上的独立而消灭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将以新的形式存在。数字殖民主义延续了传统殖民主义的本质，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施霸权主义，在全球范围进行财富掠夺和剥削，是加剧南北发展差距，使得南北智能鸿沟凸显，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动荡的关键因素。二者在本质上的相同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产物，是殖民者为了实现资本不断增殖、市场不断扩大等核心利益而进行的资源开发与控制的殖民主义行径。只是传统殖民主义由于不具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条件，只能对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进行掠夺性开发和利用，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限度独享；而数字殖民主义的实施则摆脱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其通过数据垄断、平台垄断和标准制定权控制等方式，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二是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均会造成殖民者对个人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权力控制，形成奴役和剥削关系。只是在传统殖民体系下，殖民者在被殖民地区建立一种奴役性、统治性、剥削性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下劳苦大众没有人的基本权利保障；而在数字殖民主义体系下西方大国通过数字技术等先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数据空间的侵犯和机密信息窃取等，从而达到操控别国主权的目的。三是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均需要建构一种系统的控制和麻痹体系。传统殖民主义的控制和麻痹体系是通过一整套控制性、欺骗性手段对殖民地居民进行思想麻痹和欺骗，进而实现对当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控制；而数字殖民主义在此基础上将欺骗、麻痹对象和控制的要素资源通过网络空间、数字平台等发挥到极致，进而实现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四是数字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还具有相同的寄生性、食利性和腐朽性等特点，即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通过剥削和掠夺等方式实现财富积累。正如弗朗茨·法侬指出，欧洲实际上是第三世界的创造物，它的财富是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那里掠夺而来的。传统殖民主义表现出强大的寄生性，数字殖民主义则继承了传统殖民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和食利性，并将这种特性进一步发挥，如西方国家的数字资本通过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数字技术优势操控数据资源，实现对其他国家各类产业的控制，在获得剩余价值后又将其投入数字资本市场，进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达到对其他国家和市场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公共权力、社会关系等领域，即在各领域不断寄生、食利等。因此，传统意义的“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在各领域呈现寄生性、食利性和腐朽性等特点。
2.数字殖民主义在方式上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
传统殖民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通过领土扩张、建立领地、掠夺奴隶和金银财宝等方式进行殖民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的无限获取等方式进行殖民扩张，这种传统殖民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方式公开化、暴力化，更容易被认知和受到谴责。但与传统殖民主义相比，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殖民主义呈现新的特点，出现数字殖民方式，这种方式在形式上具有隐蔽性，但是其掠夺性和危害性比传统殖民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数字殖民主义以数据、平台等为掩护，以看似和平实则充满血腥的方式获取别国核心资源、超额剩余价值等，达到对其他国家主权、资源等的控制。如在数字空间中，一些看似免费接入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剥削，所谓免费接入是一些平台以小恩小惠吸引用户免费注册或使用一些网络空间、小程序或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免费获取用户大量数据信息，如获取用户的个人生活习惯、身份信息等，通过这些信息的获取为其进一步向用户推送相关广告、服务等提供精准供给，从而达到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西方大国在全球实施数字殖民主义如果想“使得控制关系合法化的逻辑真正要行之有效，就必须保持在隐藏状态”，但是这种隐蔽性带来的破坏性较传统殖民主义更大。此外，人工智能时代西方大国由于在数据、网络、平台等数字资源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在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数字技术的权力逻辑，这种权力逻辑也生成了数字殖民。简言之，数字殖民的形成“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构”，具象为秉持霸权逻辑的西方大国通过掌握的数字技术建构一种由其控制的数字空间的权力方式，使其能够在数据资源的占有、财富掠夺、剥削和权力控制等方面展现强制性和剥夺性。可见，数字殖民主义在方式上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
3.数字殖民主义在空间上呈现无限延展性和全面性
数字殖民主义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无限延展性和全面性。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活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限制，展现出空间上的无限延展性和全面性，以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为依托，形成了一种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的全新数字新空间。这种新空间既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为秉持霸权逻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机会，成为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聚集了各种数字平台、程序等，这些在给人们提供人性化、智能化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获取人们的信息，并进行出售转卖。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互联网上活动得越多，泄露的个人信息就越多，数据的价值就越大，最终这些数据的滥用带来的将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而且，如果过分依赖数字空间将使人类受到空间的奴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管数据和数字有多全面，我们都无法仅仅通过它们完成自我认知。”这种新殖民主义数字空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是如此，其通过各种方式侵犯别国数字空间，盗取别国的战略部署、国防军事信息等核心机密数据，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将其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等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在数字空间中秉持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将所有人、所有国家的所有活动都转化为其实施殖民主义的原材料，实施财富掠夺和疯狂剥削，进而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全方位的权力控制。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被视为数字空间中的一员，即作为数字空间的主动活动者和被动活动者，而且这种空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扩大，这就使得数字殖民主义在空间范围上呈现无限延展性和全面性。
二、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殖民主义的生成原因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实施殖民主义一直是其亘古不变的战略，即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其殖民主义本性仍然没有改变，其利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优势，通过数字资本建立起一种数字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模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数字殖民和数字霸权统治。基于此，只有深刻透视数字殖民主义生成原因，才能更好地应对西方大国的数字殖民主义，重塑一个能够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公平、安全、有序的数字世界。
1.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表现
数字殖民主义是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表现，其生成也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具体来说，首先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暴力掠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暴力剥夺其他人的土地和财产，人被强制性地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其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商品交换。在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的商品交换阶段。在其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生产力快速发展，打碎了阻碍资本运动的边界和历史限制。“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最后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资本不会允许技术普遍化，它试图长期垄断技术获得垄断利润。因此，资本主义前进的真正动力，建立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随着数字殖民主义的扩张，劳动正在塑造一种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发展和数据运作的新生产模式。这就导致了双重后果：数字殖民主义的一端是获得垄断利润的企业，贪婪地收割垄断利润；另一端则是被市场抛弃的中小数字企业，沦为数字旋风中全球劳动形态变革的牺牲品。而这种愈来愈明显的垄断趋势最终会导致大企业主导市场，使得市场失去技术创新能力，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无论在什么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剥削、掠夺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史，呈现给人类的是“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画面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会不断实施数字殖民主义。
2.资本逻辑下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本质使然
资本逻辑下数字资本全球扩张是数字殖民主义形成的本质驱动。数字殖民主义形成的关键在于资本逻辑的数字化生成与霸权性扩张。从本质上来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之下的表现形式，资本逻辑不是实体性的，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的逻辑，在其中，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剥削，以资本增殖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必然以资本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及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逻辑正在出现数字化趋势，资本帝国的统治通过数字技术超越了传统的时空桎梏，不断实现资本增殖。这种资本扩张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其一，通过内在的剥削性数字积累。内在的剥削性数字积累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通过剥削西方国家国内的劳动力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增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剥削性不是资本家的暴力强制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伪公平性与剥削性，是貌似平等的资本主义劳动交换背后的剩余价值生产。在其中，表面上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交换过程平等，实际上则是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不平等。如互联网大厂一边以工作绩效为诱饵，一边对员工的工作活动进行监控，实现工作效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内创造了超出工作价值的剩余价值。其二，外在的剥夺性数字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随着资本市场的拓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无法容纳数字生产力，于是便通过扩张世界市场来实现资本增殖。因此，资本通过两种路径共同促进资本剩余价值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逻辑并没有变化，数字化只是改变了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但是没有改变资本在不同时代的增殖逻辑。
3.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必然
转移资本主义危机是数字殖民主义扩张的现实驱动。数字殖民主义不断扩张的过程不仅是资本增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尝试转移危机的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极大促进了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提升，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资本冒险性偏好的增强，促使资本流向其他国家，加速新的地域空间的资本积累。具体来说，数字资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产生了过剩资本，必须通过空间扩张将过剩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此来消除危机和获取利润。当前，数字殖民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转移危机。第一种是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跨国公司通过“分而治之策略”，在全球各地设立分公司，试图通过数字资本克服长期经济停滞和获得全球垄断利润。第二种是跨国公司的劳动转移。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全球工人竞争体系来降低全球工资份额并增加利润，其结果就是全球剥削率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背后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因此，数字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企业进行合谋的全球统治，是数字资本积累在地理和政治上的暴力扩张。当前，数字殖民主义的幸存就在于发现了这些转移的数字资本，外部空间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可以苟延残喘。这种空间转移既是资本主义消除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路径，也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所带来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言：“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就本质而言，数字殖民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数字殖民主义创造了多余的社会生产力，尝试通过空间转移来容纳这些数字生产力，但是，当世界市场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时候，数字殖民主义便会走向式微甚至灭亡。因此，数字殖民主义是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垂死挣扎。
由此可见，数字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本逻辑的展开，而这种展开所根植的是一种三元结构，它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表现，也是资本逻辑下的数字资本全球布展的本质使然，更是转移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必然，由此使得数字殖民主义能够生成与不断扩张。
三、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殖民主义的现实表征
随着数字资本控制程度的加深，资本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取代了过去资本相对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同时，数字资本体系不断进行全球布局，信息革命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全球化生产系统管理成为可能，形塑了一个全球化的数字殖民主义体系。在文化层面，数字殖民主义植入意识形态，形成数字殖民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平台层面，科技霸权在数字平台的扩张，导致了云资本与云地租的垄断，构建起数字殖民的平台霸权；在领土层面，实施数字殖民主义的国家开展数字领土的霸权争夺，塑造殖民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霸权地位。
1.文化表征：将数字殖民主义植入意识形态
殖民意识形态是数字殖民主义的文化表征。意识形态有着深远的历史发生学渊源。葛兰西从现实的社会对抗出发，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力量，突出了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阿尔都塞也曾区分过两种国家机器，即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后者依靠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因此，资产阶级在掌握资本主义政权的同时，也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行使领导权。当今，数字技术植入意识形态话语之中，成为一种数字化的意识形态统治。西方大国借助数字技术在空间中的无限延展性，在数字空间构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幽灵般统治”，实现了悄无声息的隐形意识形态入侵，进而达到推进其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为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制造精神鸦片。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殖民是指将统治和剥削关系嵌入社会主流思想中，统治阶级通过强加的意识形态霸权来维持强制的社会秩序，并以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本质是用数字技术的进步性和便利性，来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的剥削性。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霸权是如何表现的呢？其一，网络意识形态霸权与虚伪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在网络环境下，资本与网络不断耦合，西方国家依靠互联网等多媒体手段宣传泛娱乐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这些都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造成了阻碍。西方国家宣传的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是一种抽象、模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轨，实则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变体。其二，智能意识形态霸权与虚假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迭代更新，伴随而来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政治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其所塑造的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是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变体，内嵌着帝国主义的殖民逻辑。其三，数据意识形态霸权与虚构性。如果想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出判断，必须给其输送海量的数据，然后经过大模型的数据处理才可以生成智能内容。但是现实中，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人员数据不足且片面，会造成人工智能输出的是后台想让你看到的数据类型，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偏离。因此，这种技术统治下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拜物教，它们假设技术本身能够促进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而不分析技术所嵌入的社会关系，人们沉迷于数字技术及其在广告和政治中塑造的意识形态之中，而这种迷恋必然导致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剥削。
2.平台表征：云资本与云地租的垄断
数字平台垄断是数字殖民主义的平台表征。数字殖民主义得以实施的核心在于数字垄断，在今天主要表现为一种平台垄断，这种垄断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过程能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其差额部分便是剩余价值。今天，数字商品集中汇集到大平台手中，进入数字商品的交换阶段，而数字商品赖以存在的基础便是数字平台。那么数字平台垄断在今天有何表征呢？其一，平台垄断与云资本。今天，大型垄断公司不再征服土地，而是征服数字技术，占据市场份额最多的公司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如谷歌掌握着搜索引擎，苹果掌握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操作系统，微软掌握着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电脑操作系统。因此，在数字平台的云统治下，传统资本变身为云资本。一方面，这些云资本决定了云空间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方式；另一方面，云资本能够从云平台（以知识产权或基础设施使用权的形式）和云监控（以大数据的形式）中获得利润，同时也能够控制信息流（如新闻和流媒体服务的分发）、社会活动（如社交网络和文化交流）以及进行大量的其他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活动，以此拥有对发展中国家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其二，平台垄断与云地租。在西方大国实施数字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大平台所有者实行了一种新型圈地运动，私人所有者将云领地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有人都依附于云领地。在其中，云贵族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控制下面的小贵族和用户，后者需要向前者缴纳云地租才能在数字平台上生活。其三，平台垄断与云劳资关系。在数字平台上，承包商将零碎的任务（如标记图片、翻译文字、拍照片和做调查等任务）发布在网站上，等待着数字零工接受并完成这些工作。这些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微，结果往往是，平台资本的一端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高端的数字平台，另一端则是生计堪忧的难民和贫民。同时，平台工作的完成时间、工作内容还有工作报酬都由平台任务发布者决定，这使得数字资本和数字零工之间的天平天然地偏向平台这边，导致平台交易主体间权力差异悬殊。由此，数字殖民主义通过云资本、云地租、云劳资关系构成了数字平台垄断，导致了社会经济剥削强化与劳动者依附加深的困境。
3.领土表征：数字空间生产与霸权争夺
数字领土霸权是数字殖民主义的空间表征。放眼当下，数字空间成为不同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兴场域。一方面，现实空间不断向数字空间转变，原先固守于特定地域的传统空间关系被新的跨地域数字空间关系所取代，突破了现实生产的时空桎梏，加速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速度。另一方面，传统地缘政治不断向数字地缘政治转变，数字霸权强加于殖民主义体系所有边缘地区，形成一种侵略性的数字地缘战略。同时，边缘地区不仅是资源的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嵌入国际分工。作为这种分工的一部分，对边缘地区工人的剥削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出口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因此，数字领土成为每个国家争夺的战略高地。在其中，一种非正式、易渗透却难以确认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区域性”——在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中必然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应地，这些区域经济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区域间竞争和专业化也就成为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其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数字领土霸权争夺。近年来，美国数字产业发展迅猛，发展领域涉及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领域，掌握并监听了海量的全球用户数据信息，同时它还凭借商业策略和先进的数字技术对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数字霸权。针对美国数字产业巨头的这种行径，欧洲国家开始进行反击，展现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数字领土霸权争夺的格局，如欧洲数据监管机构向美国数字巨头Meta开出创纪录的天价罚单，处罚其违规数据传输行为对欧盟公民隐私造成的侵犯。其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数字领土霸权。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最新技术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却远远落后，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特点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数字帝国主义对广大南方国家实行数字霸权依靠两条途径：一条是经济上的市场至上，新自由主义被强制作为唯一可能的经济政策；另一条是政治上的持续干预，包括对那些拒绝帝国主义干预的国家或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占主导地位的数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存在着发展、权利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形成了智能鸿沟。
综上所述，数字殖民主义表现出集中性、垄断性、积累性的霸权特征，呈现为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霸权统治。
四、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殖民主义的中国方案
美西方大国依靠数字技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监控、经济剥削与政治控制，完成了新一轮的数字资本原始积累，以实现对世界的殖民统治。美西方大国的这种殖民行径严重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基于此，必须通过切实方案予以应对。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现代化道路，创造一种合作共赢、包容普惠的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为应对西方数字殖民主义贡献了中国方案。
1.构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发展需求和人类福祉提升，是世界各国利益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体。随着我国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社会建设被提到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的数字社会建设已经推进到基于中国数字实践、借鉴世界优秀数字化建设成果，并与其他国家携手共创数字文明新发展的阶段，共建全球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从理论向度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与升华，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数字化尝试。从技术向度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以数据资源、智能算法、技术系统搭建构成的能够缩小南北国家智能鸿沟、提升人类福祉的全新技术样态。从世界向度看，数字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机遇，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治理理念，推动建设数字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更好地构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应进行方案创新，为世界贡献精准实践方案：其一，坚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立足于平等的国际关系，建立以共商为基本范式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各国应积极围绕人工智能（AI）、连接性（5G和6G）、半导体高性能计算（HPC）、数据和平台经济合作、海底电缆等领域，建立务实高效的国际数字合作关系，推动全球数字合作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其二，推进数字交流，建立以共建为现实路径的数字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我国要不断推动数字文化建设，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文化内容、技术、模式、业态和场景的全方位创新，让不同国家的人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异国文化，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数字通信建设，完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同时，中国应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数字领域共建问题实现合作新进展、新突破，打造周边数字命运共同体、中非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各种类型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其三，促进数字共享，建立以共享为价值理念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人权是安全、无歧视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面对全球数字转型中的人权危机，我们不仅要树立人本化的共享理念，建立健全国际数字人权保护体系，践行以人为本、数字普惠的价值理念，还要构建技术化的共享网络，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关照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和欠发达国家的数字权利，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从而构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2.建立有效应对数字殖民主义的全球数字规则新体系
“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这为破解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数字规则旧体系带来的智能鸿沟等全球性问题，重塑国际数字规则体系提供了良方。因为当前的国际数字规则体系是西方大国主导的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国际数字规则旧体系，其以垄断、强权、剥削为特点，是在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形成的代表西方国家单边利益的数字殖民规则体系。一方面，这种传统的数字规则体系是以美式规则为主导的国际数字规则旧体系。在这种数字规则体系中，利益博弈决定了数字议题的安排方式，导致主导国的政策偏好对整个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数字规则体系也降低了数字化运营效率和数字贸易成效。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为数字贸易设置了诸多壁垒，如数据流通的管制壁垒和数字贸易税的规则壁垒，严重阻碍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究其实质，西方大国凭借其主导的基于其单边利益的数字规则体系在全球实施数字殖民主义，必然导致其推进的数字现代化不仅不会为人类造福，反而会加剧南北国家发展差距，财富不断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大财阀、资本家手中。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实践方面取得了系列成就，应在国际社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发起建立有效应对数字殖民主义的全球数字规则新体系，推动数字规则体系的安全、包容、健康发展，构建符合世界人民发展利益的数字生态圈。
基于此，第一，以国际网络安全防范机制和数字监管反垄断机制建设为基础，大力推动构建凸显各国安全性的国际数字规则新体系。数字规则体系的安全性建构是数字文明建设的制度基础，其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数字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和数字关键技术安全等一系列安全议题，通过这些领域的安全性制度建构，实现网络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抗攻击性。要想数字安全规则体系建设取得实效，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网络安全防范机制建设。网络经济使人们能够覆盖全球收集信息和作出决策，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但也可能导致跨境网络犯罪的激增。因此，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建立健全严厉惩处国际网络安全犯罪的相关法律体系，威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数字监管反垄断机制。国际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拥有不同行业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企业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影响根深蒂固，仅靠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只有各国齐心协力，靶向精准地建立国际数字监管防垄断体系，才能有效应对西方大国和大型跨国公司实行的数字殖民主义。第二，以不同主体利益诉求为重点，积极加强国际数字规则体系的包容性建构。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国家、企业都有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权利，只有不同主体相互包容，利益协调，合理分配数据资源与数据内容，才能实现国际数字规则体系的包容性建构。第三，以推进相关国际治理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方向，致力于促进国际数字规则的合作性建构。不仅要积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数字合作，建立国际数字合作帮扶制度，更要建立全球数字稳定委员会，制定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共同标准、法规和政策，约束相关数字经济行为，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机制实现创新发展。第四，建立有效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国际数字资本健康发展规则体系，实现对国际数字资本的靶向规制。数字资本虽然改变了资本的存在形态，但其逐利本性没有改变。因此，必须通过相关规则体系的构建，实现对国际数字资本的靶向规制，才能使国际数字资本促进世界经济有序发展，而不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无序扩张、野蛮生长，打造能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包容性国际数字资本发展新空间。
3.发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全球示范引领效应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并对如何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进行了部署。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二十一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八年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成果颇丰，为缩小南北国家智能鸿沟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数字硬联通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性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数字软联通提供制度性保障，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落实，有效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发展。
今天，随着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开启了人工智能繁荣发展的新时代。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向赋能人类美好生活方向发展，应发挥数字丝绸之路的业态优势，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智能化、经济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发挥数字丝绸之路的全球示范引领效应。具体方案如下：其一，以智能化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新成效。智能化是指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构筑智慧科技创新发展系统，统筹协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转型。如可以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不同国家打造数字化样板，覆盖桥梁、地铁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应急安全、园区管理等多个领域，实现建设过程的数字化管理，提高数字运营效率和治理效能。其二，以包容性新型全球化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走深走实。在传统行业，贸易壁垒通常会降低所有相关国家的经济福祉，阻碍商品流通，限制可用商品的多样性。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兴技术的领先地位可以带来巨额利润、庞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制定标准的权力。因此，要推动包容性新型全球化发展为数字化奠定物质基础，以数字化为包容性新型全球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实现二者的互促式发展。其三，以绿色化赋能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绿色化是指通过绿色、低碳、节能的方式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绿色发展。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数字丝绸之路投资、建设、维护和使用的成本较低，需要耗费的人力较少，而收获的成效较大，是极具发展前景的建设道路。因此，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要推动绿色理念贯穿于数字丝绸之路的顶层设计、建设、评估等各环节之中，积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普及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其四，以韧性化保障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顺利推进。韧性化是指数字世界在面临黑客攻击时，具备持久、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以此减少外部网络带来的风险，建设有韧性的数字世界。一方面，可以开发数字网络安全系统，更好地强化数字网络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提倡营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环境，实现共同发展。其五，加快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布局，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可持续性产业支撑。一方面，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应布局能够适应当地发展、助力当地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顶层设计，需要共建各国加强协商，确保数字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均衡性、普惠性。
结 语
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下的数字殖民主义创造了一个打着殖民主义烙印的数字空间，一个充斥着逐利幻想的“魔力空间”，其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单边利益，通过强制实施系列数字殖民主义行径，造成南北国家智能鸿沟日益加剧、世界各国不能很好地享受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基于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主动作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应对西方大国实施的数字殖民主义带来的风险，超越西方基于资本逻辑推进的数字现代化，迈向人类数字文明新时代，构建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数字空间新秩序，重塑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交往关系，推动人工智能向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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