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九号院里散步，不是人们通常锻炼的快走，而是慢慢地、悠闲地走，故称“漫步”。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匆匆快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走得慢，是悠闲，还是别的？也许是心脏有过问题不适合快走，也许是心情散淡闲适。

华国锋散步，总跟着一个警卫。警卫在他身后，约有一步之遥，默默随行。据说警卫跟在首长后边，有规定的距离，也不能随便搭话。有时候，警卫手中提一个暖水瓶，把华国锋送回家后，警卫就会到九号院开水房打开水。那个年代还没有自动饮水机，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家里工作人员，都到开水房打水。华国锋的警卫、护士，都经常来打开水，因为常碰面，有时也交谈几句。

华国锋散步，只在九号院后院，从来不到前院去。前院和后院有一个窄门，没有哨位。前院是机关部门的办公场所，有一栋三层灰楼，主要是研究人员办公用，还有几处平房，机关行政、财务、车队、餐厅都在这里。华国锋居住的院落在九号院北部，通常， 他散步从家里出来，右拐进入像小广场的开阔地带，小广场还有一副篮球架。穿过小广场，继续往西去，经过我办公的二号院南房，再往西，就到了另一个领导人居所门前。然后，他往南去，走到前后院交界的门口，不进南院，而是左转去九号院东门口。东门口有警卫，出了门口是西皇城根南街。他不再继续前行，走向回家的路线。

华国锋散步时，偶尔也会到大门口看街景。东门外就是居民区，门口有警卫。通常，他不会走到门外边，但也偶有例外。我曾经看到：那是夏天，傍晚时分，东门外聚集了几个老者在下棋。华国锋站在门口，俯身看下棋，观棋不语。正在下棋的一位老者，抬起头来，表情兴奋，笑着说：“我知道您是谁，您是华主席！”华国锋依然不语，微微一笑。在警卫提示下，华国锋慢慢转身离去，走回门里。

在九号院后院办公人员，经常可以见到华国锋，但很少有人主动搭话。有的同事会上去说一句“华主席好！” 他点头致意，并不交谈。单位有一位女同事，因为父亲抗战时与华国锋同事，在院子里见到华国锋，主动上去自我介绍，华国锋很热情，还留下了合影照片。据我所知，院内工作人员上去交谈并留影，十几年之内，在九号院仅此一例。

有三四年时间，我就在华国锋居所临近院落的南房办公，门前小路是华国锋散步的必经之地。他每天出来散步，都从我办公室窗前经过，只有几步之遥。在我办公室门前，有一株海棠，有时，华国锋经过时，驻足端详那株海棠。他站在那里看海棠，我在办公室玻璃窗后看他。我常常有一种想法，虽然华国锋看海棠的神情很专注，但我坚信，他的思绪不在海棠树上。我甚至想到，他其实不是在看海棠，他可能写入了某种凝思，目光落在海棠花上时，也许想到了某件往事，想到了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高层斗争。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那十几年在九号院，我在多种场景中见到他，现在回想起来，观海棠印象最深。

每当看到华国锋在院里散步，尤其驻足观赏花木时，我特别想知道，他对从高层出局做何感想。当年能毅然决然抓捕那四个人，难道就没有想过这样再做抗争？ 1978年末那次全会之后不久，他的权力瓦解就开始了，一种力量如地火运行，且日趋强势。他当然有预感，也有信息，但他几乎无所回应。进入1979年后半，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也有支持者献计助力，但他似乎仍然不为所动，任其自然。1980年春那次全会，两线格局正式形成，他的权力基本虚空，有些重要文件不再报送，自然无法批示。对九号院来说，筹建全国农民协会，是根据他的部署启动的，但正式报告到达中枢后却没有给他，而是给了邓，被邓直接批示否决。从此以后，九号院再也未见到他对农村工作的任何指示。1981年6月那次全会是大结局，党主席职位被胡取代，军委主席职位被邓取代，此前，总理职位已被赵取代。四年多时间里，曾经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终于黯然离场。

我听说，常有老朋友去看望华国锋。说到往事，华国锋通常只是就事说事，原原本本讲过程，对人对事，都不加褒贬评论，似乎完全无意于是非曲直。直到很晚的晚年，在与张根生的聊天中有所感叹。他和张根生很早就是朋友，两人都是南下干部，曾经分别担任湖南、广东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年资相当，交往甚多。两人都已年届八十，张根生不止一次看望。在交谈中，他很罕见地感叹不善权术，不够阴狠，他选择了放弃，是不希望再发生权力厮杀。党内斗争何其惊悚残酷，他经历了很多，不愿再看到分裂，也感到了倦怠。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许多所谓权威叙事往往忽略基本事实。1978年底那次全会当然重要，但实际上，全会前华已主持决定工作重心转移。若再仔细考究，两年之前，1976年12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工作重心就开始转向生产。这个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主要揭批那些年大搞“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而不搞生产。文革时期政策路线的核心，就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来说，就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次会议揭批四人帮，实际是重心转向生产的开端。话说回来，如果他真要坚持“凡是”，他就不应该抓捕那四个人，也不应该让邓等人复出。他在邓复出之前就启用了胡耀邦，放手让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如果只考虑个人权力，可以不支持那么多老人复出，那都是被毛泽东打倒的，或者，可以优厚条件把老人们养起来。他启动了走出去看西方世界，启动了对外开放，最早倡导学习西方的生产经营管理。所有这些都说明，他施政是宽松的，具有巨大的变革创新张力。

很多人说，在政治人物中，华国锋属难得的宽厚包容。容忍大家说话，不搞一言堂，创造了宽松环境，这是很难得的。以农村政策来看，他当初不赞成包产到户，但否定意见表达得温和而合乎情理，他主要是从劳力弱的农户有困难来质疑包产到户，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强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1980年9月，胡耀邦万里主持起草75号文件，允许困难地区包产到户，他也是赞成的。当初讨论文件时，激烈反对包产到户的，是众多省委第一书记和另外高层领导人，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推动了政治解冻，带来了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这是社会变革最需要的条件。虽然作为既定事实的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人的行为造成的，而人受意志支配，行为有多种可能，所以，以此而言，历史其实也可以假设，并且可以做出多种假设。从华施政来看，不仅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宽松风尚可以持续，而且难以想象八十年代末的大事变。如果认真考究，对他的很多批评指责是经不起推敲的。

副总理姚依林居所门前，是华国锋散步的必经之地。1987年姚依林进常委之后，居所并没有扩大。1994年冬姚依林去世，院落空置了一段，不久开始装修，装修持续小半年。工余休闲，我常走进去看装修进度。装修队进进出出，华国锋散步一般就不经过了。后来，曾经的常委宋平搬进来了，住进了曾经姚依林的居所。据说，在我们搬离之后，我们曾经办公的院落成为宋平居所前院。

（2025年10月）

本文系“华国锋在九号院” 系列随笔之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