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两国关系承受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科技竞争等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深刻影响。在难以脱钩的产业链共存之下龃龉不断。虽然2022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将中国塑造成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对立面，但在2025年新上任的国务卿鲁比奥又判定中美当前进入“战略相持期”，双方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博弈，双方均避免全面冲突，通过短期协定如延长贸易协定来维持基本稳定。在碳减排问题上，美欧存在巨大分歧。中资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是多元化、多维度间的互动，美欧关系的微妙变化也让中企的角色具备了更多可能性。技术管制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前往中国进行投资的美资审查，其目的是防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竞争对于地缘政治格局具有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
一、美国国内两党纷争与社会分化的内部矛盾
（一）美能源创新政策的中期展望
美国第117届国会于2022年下半年通过相关立法，以加速美在其亟需的关键能源技术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方面的进程，此后国会都会在充足的财政拨款基础上启动能源创新研发项目，监管执行，并在未获足够关注领域注入投资。在诸如核能、水力发电、地热、能源储存等方面，一些先进技术尚未进入市场运行阶段，因此国会在此阶段的支持力显得尤为重要。
两党在很多政策领域分歧较大，而国会要竭力降低能源成本并应对因对俄制裁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地缘政治的焦灼又让气候议题迫在眉睫。民主党对国内化石燃料的生产、出口十分谨慎，而共和党则竭力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作为政治筹码；民主党致力于清洁能源的税收抵免，并为新兴技术的机构运作积极拨款，而共和党则倾向于让私营部门承担技术研发风险。
当然，两党也有共识，包括在研发资金以及国家实验室基础设施方面的拨款，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等先进产业的供应链方面也紧密携手。然而共和党更倾向于在反制中国方面的措施，而民主党更关注于清洁能源产品和压低其成本，在大型能源项目的生产线方面，两党都大力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共识是，由于欧盟大力推进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两党在气候与贸易问题上方向一致，都不愿在国内碳排放机制上进行定价。①
（二）美能源政策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美国内能源问题虽然没有欧洲严峻，但两党都认识到加快新型能源的研发是必然趋势，这也包括对能源储运技术的研发。从国会拨款力度就可见一斑。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投入也是大势所趋，中资企业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政策，也更需高瞻远瞩、在能源领域的先进产业选择正确的项目进行布局。
以往在对华政策上两党别无二致，然而当前的地缘政治困局让美欧关系、美俄关系都愈加微妙，能够让两党一致对外的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欧盟战略自主带来的尴尬，甚至在碳减排问题上，美欧都存在巨大分歧。可见今后中资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是多元化、多维度间的互动，美欧关系的微妙变化也让中企的角色具备了更多可能性。
（三）美国公共政策领域的两党分歧
1.对远程工作和灵活就业的政策解读
远程工作和灵活就业是未来美国的就业趋势，即使对于联邦雇员也是如此。拜登任期内在就业政策领域面临一个不可扭转的现实，即远程工作、兼职零工是大势所趋。尽管华府尤其是共和党强烈反对联邦雇员进行远程办公，理由是效率低下、消极怠工。必须看到在远程办公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网络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时期的复原力，与私营企业展开人才竞争的过程中，联邦政府有必要采用远程办公方式吸引和争夺人才，两党应考虑大局摆脱党争。
拜登政府时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与人事管理办公室都大幅度推进远程办公，认为考虑疫情影响，线上办公、灵活安排工作日程是必要的，并且在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方式是招聘高技术型人才的必要条件。此外工作环境的弹性制也有助于疫情后经济复原，应对供应链断裂，巩固生产力。然而此举招致共和党人纷纷指摘。
其实早在2019年之前，联邦政府的远程办公占比已在逐年攀升，从2012年的29%至2016年的51%。②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就因“少劳多得”而饱受社会争议，远程办公则被认为加剧了官僚主义顽疾。
共和党对于远程办公降低工作效率的夸大实际上是出于党派纷争，以及对于制度的不信任。此外，在积极开发远程技术以推动线上办公方面，两党掣肘也导致政策乏力。2021年对美国防部5万名雇员做的一份调查显示，他们普遍认为远程办公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对私营企业的调查中，83%的雇主认为远程办公提高了工作效率。透过两党政策分歧的表象，远程办公最大的问题不是效率问题，而是网络安全问题。智能设备和网络接口的分散化将给美带来巨大国家安全隐患，由于发电厂、核心基础设施都已通过网络终端实施数字化运行，甚为堪忧。当然，联邦政府也在通过“多重身份认证”、“云数据转移”等方式确保网络安全。③
2.美公共政策分歧的扩散效应
（1）两党政见纷争已贯穿至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对华战略上，传统上两党一致的“政治正确”也成为美全球战略的炒作点。因此中资企业面临的政治风口恐不断扩大，且时刻随着两党斗争而成为口实。
（2）为推进高效化的远程办公，美势必在远程信息技术方面积极研发，未来很可能藉此催生一批科技产品甚至科技巨头，其技术标准可能对中资企业构成围堵，如果远程办公再通过服务贸易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包，那么这种技术围堵将会扩散。
二、先进产业技术领域的角逐：从地区到全球
（一）美国产业政策的立法推动——两党利益趋同的契机
伴随着美政客陷入党派纷争，阻碍了政府正常运转，前国务卿赖斯的一句话可谓针砭时弊：“我们需要共同的敌人以推动团结。”从这一立场来看，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可谓将中国塑造成了这一共同的敌人。作为这一法案的两大特征，一是为半导体生产企业提供了核心支持，二是为美技术竞争力提供了资金支持。④
美立法与产业政策的总体导向趋于政策保守和以民粹为基础。自1990年以来美在全球半导体生产领域的份额已从37%下降到12%，而中国、韩国在这一领域则抢占了全球份额。新出台的法案将斥资390亿美元刺激半导体生产投资以应对国际竞争，资金将以赞助和贷款的形式，对在美企业总部和韩国等同盟国家的企业给予支持，鼓励其在美投资设厂，用以补贴生产成本。此外，法案还为半导体生产设备提供了25%的税额抵免。⑤
法案还授权美商务部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国家先进技术生产项目、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所，专门拨款110亿美元用于上述机构进行研发。
有美专家认为该法案是美产业政策的转折点，象征着官方理念的重大转变，正如上个世纪80年代美对日经济反制。然而也有不同声音认为，这一观点过于乐观，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有另外的考虑，第一，法案出台的背景是台海危机的日益恶化，以及台积电等半导体生产商的尴尬地位，所以法案背后的动机不是产业政策的理念，而是国家安全的考量。尤其在高科技武器生产方面，芯片也是核心元件。第二，法案中对“科学”的定位局限于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两党都愿意在科学家身上而非工程师身上大把撒钱。而且，后发国家很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效应”而搭便车，获得后发优势。第三，众多民主党人士对于产业政策的关注往往局限在清洁能源企业这一领域，对于其他产业领域都比较短视。
当前两党都无力推动美在全球的经济和技术领导地位，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因此目前两党中尚无能人可以发挥《芯片与科学法案》真正的效用。
两党纷争不能推动美政策的纠偏，反而内卷本身成了目的，共同塑造一个“中国威胁论”已经如赖斯所言，成为了美政治车轮前行的动力。《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虽然不代表美产业政策的转折点，却能够清晰看到反华同盟、反中资企业同盟的愈演愈烈。中国芯片不能仅仅争取几个友好国家的企业合作，需自主研发，弯道超车。
美一直反对产业政策，认为产业补贴扰乱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如今为遏制中国，已公然放弃产业政策的“意识形态链条”，这是国际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芯片的政治化紧跟意识形态的斗争，企业应尽量避免行业风口，避免产品研发走“独木桥”。
（二）美国产业政策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自2022年中期选举开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情绪更加两极分化。美国最高法院多次裁决也在表明法院大力推动共和党的右翼保守议程。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让欧洲盟友感到担忧。
以《芯片与科学法案》对半导体制造的新战略代表了美国对该行业重要性的更全面理解。疫情提高了公众和国会对半导体民用重要性的认识。然而，疫情只是暴露了美国在半导体战略供应方面长期存在的脆弱性，几十年来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能力一直在受到侵蚀，战争则进一步凸显了这些漏洞。在芯片法案的前景及其强大的激励措施下，美国正建设或计划建设数量空前的新半导体晶圆制造厂。
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在其任期内主张，发展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制造业复兴有诸多裨益。（1）新设施投入运营将减少美国对外国芯片制造业务的依赖，并使美国所有下游制造业受益。由于与这些独特的高科技投资相关的“溢出”收益，在美国建立新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可能会刺激广泛行业的国内制造业。（2）建造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可以吸引对附近制造业务的投资，为这些工厂提供运营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目前，英特尔、台积电、三星、格罗方德和其他芯片公司计划在美国建立新晶圆厂的项目正在吸引数十亿美元投资到美国的制造设施，这些设施不仅用于芯片，还用于制造所需的化学品和材料。（3）建设晶圆厂还可支援创建利用这些能力的分支产业。与人工智能相关联的物联网将在人类努力的许多领域带来生产力、便利性、效率和创新方面的革命性进步。（4）物质和人力资本是发展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因素。半导体制造依赖于当地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从事高科技制造的劳动力。人才库和能够提供培训和物理基础设施的教育机构的存在是吸引半导体制造业的重要因素。此外，这些相同的机构和设施可以吸引对具有类似支持要求的其他类型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5）当地半导体制造厂的存在吸引其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造商寻求与芯片制造商进行研究和生产合作。比如，特斯拉于 2021 年将其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迁至得克萨斯州并于一年后在新工厂开始生产Model Y电动汽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举措反映了特斯拉与三星的合作伙伴关系，后者正在同时扩大其在奥斯汀的芯片制造能力。（6）技术密集型公司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集中具有“异花授粉”效应，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意人士正式或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和信息。这些影响可以在台湾半导体产业建立的新竹科学园区看到，其结果是研究机构、制造商和供应链公司的密集集合，其中在相关部门工作的个人之间的无数互动是台湾现代化转向的支点的主要原因。（7）对半导体制造的投资为相关的高科技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比如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物联网等关键新兴行业。先进的研究设施加上动手制造技术是未来区域和国家增长的关键。
芯片制造对制造业有直接而强大的刺激作用，联邦政府和各州需激励和促进私营部门进行合作并加快环境审查和地方许可。这需要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之间进行合作。芯片法案代表了一个重大机遇，若要取得成果，精明的实施至关重要。
美国关于半导体生产的一系列法案直观地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半导体产业的系统性思考，甚至包括对中国半导体崛起的恐惧，目的就是建立美国绝对领先、绝对安全的半导体产业体系。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有对于美国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战略地位的思考，也有关于世界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依赖性的焦虑，更有对于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再平衡、再布局考量。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对其芯片制造进行补贴，不仅仅是美国。例如，德国在2024宣布打算斥资100亿欧元资助32个半导体项目；日本已经批准了68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国内半导体投资。美国芯片法案颁布后必然会加剧新型竞合关系的产生。
（三）加拿大先进产业落后与美国产业政策的周边延伸
加拿大作为美国重要的邻居和意识形态上的稳定伙伴，在美全球产业联盟及亚太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定位，成为被美所“裹挟”的重要棋子。
然而近年来，加拿大在先进产业领域的竞争状态就如同其法语区蒙特利尔的表现——虚弱和衰退，颇为“不争气”。美则“恨铁不成钢”，2022年美联邦政府预算专门对加拿大进行了具历史意义的拨款，助其提升先进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用通俗语言来说，加拿大除了挖矿就是卖油。
赢得先进产业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货币的强劲、利润的提升、供应链的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基础。美国有智库专门提出“汉密尔顿指数”，通过对加拿大七大领域的数据——医药、电子设备、机械装备、汽车产业、航空运输设备、电脑产业、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进行调研分析，对加拿大在先进产业领域的现状进行全面评估。
加GDP占全球份额从1995年的1.95%上升到了2018年的2%，然而其先进产业的份额却从同时期的1.8%下降到1.2%，其在汽车产业的份额从同时期的3.6%下降到1.5%，其在电子产品的全球份额甚至下降了57个百分点。2018年加GDP一季度增长率仅为0.3%。⑥加在七大先进产业领域可谓满盘皆输。
经济学家用“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指数（也称为地区专业化指数,旨在说明某区域某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即集聚水平,也可以反映该区域产业）的概念来反映特定产业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份额，以2018年各国先进产业的区位熵指数为例，加拿大为0.6，美国为0.94，中国为1.34，德国为1.74，墨西哥为0.95。⑦可见加在全球先进产业处于落后水平。
加拿大扭转这一局面已迫在眉睫，主要有四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加快技术研发，停止滑向第三世界“卖资源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建立专利机制，并应拨款专门设立加拿大创新投资局；第二，加应仿效美国会出台芯片法案以推动企业设厂生产半导体，对先进产业设立工厂实施全面准入制度；第三，加政府应从传统大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型科研转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应用型研究，为此政府还应设立加科技研发基金；第四，加还应通过立法机制对传统的以矿产、石油生产为主的企业施加高额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先进产业提升竞争力。
加产业衰落的事实已难以扭转，对于加薄弱的产业环境以及市场标准，离开美，恐难以独行，其产学研机制也有很多空白之处。美国人传统上就对加拿大有一种歧视心态，美国政客普遍希望加拿大能够以美《芯片与科学法案》作为榜样，紧跟步伐。其实，随着北约在ICT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入协调，加已在实质上被美政策所“绑架”。未来大西洋两岸对华为的路数，一定程度上将以美不断祭出的法案作为“晴雨表”。
（四）特朗普第二任期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的产业政策主要围绕振兴传统制造业、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关税和税收政策改革、以及加强对盟友和竞争对手的战略布局展开。
特朗普政府计划通过关税和税收手段保护美国工人，鼓励制造业回流。具体措施包括对所有交易伙伴征收一定比例的关税，并对特定国家如中国征收更高比例的关税，以此迫使外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计划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吸引跨国企业在美国建厂。
在能源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计划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同时削弱新能源的发展。特朗普认为，扩大传统油气能源生产有助于实现美国能源独立，促进经济与就业。这一政策调整引发了环保组织和新能源企业的强烈反对，但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美国的利益和发展应优先考虑。
在关税和税收政策改革方面，特朗普政府主张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率进一步降低至1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相应下调。这一改革旨在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减税和增加关税的政策组合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上升，引发通胀压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对盟友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负担，现在应该让盟友分担更多。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加强了对竞争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布局，试图通过制裁、关税等手段遏制其发展。
三、中美核心利益的对抗与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
（一）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
科技竞争是中美未来竞争的核心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中国在军事科技上的超越，比如无人机、舰艇技术，都将牵动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的政策倾向。所以科技是核心之一，军事科技和新兴技术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军事力量专家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时候往往提及安全困境和核补偿理论。在军事安全领域，核威慑和常规军力的互动是中美博弈的主要场域。主流学者预测2025年可能的军事冲突地点，但从现实和宏观来看，中美博弈更多的是对抗方面，而不是简单地预测战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南海、台海、东亚、东南亚的争夺都是中美博弈的空间维度。地缘政治对抗在表象上看是另一个核心，涉及区域影响力、美国的盟友体系。随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增加，美方在域内的军事存在也面临压力。
经济方面，中美竞争的主要赛道是产业链重构、科技脱钩。关于供应链壁垒，中国在制造业已具备明显优势，中国在供应链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中美经济博弈从供应链竞争、技术封锁与反制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关税政策等方面来看，都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从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可以看到美方高关税施压策略已经阶段性下调，这也伴随着美方巨大的外贸损失作为代价，如能源出口锐减。因此，重构供应链与精准的去风险化将是特朗普下一步战略调整的重要方面。
科技领域除了国防科技的博弈，还有AI治理以及中美在AI治理上的合作与竞争。这个领域虽然有一定合作，但核心竞争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制定国际标准方面。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也是属于科技规则制定权的争夺。
台海问题是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点。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防止事态升级。2022年世界上几乎一半的集装箱船会通过台湾海峡，尤其是最大的集装箱船。此外，每天有 100 万桶石油由油轮运送通过台湾海峡。伴随俄乌冲突，台海问题也重新成为国际辩论的中心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战略模糊——即故意模糊台湾地位的做法也受到质疑。事实上，拜登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并宣称美国将在面对中国压力时介入台海问题。
特朗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则对于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显示出两面性，一方面维系美既有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我克制与谨慎，特别是在2025年中国“九三”阅兵之后，特朗普政府更是趋于谨慎和保守。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产业政策的调整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和增加关税政策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上升和通胀压力加大。减税政策将减少政府税收收入，而增加关税则可能引发输入型通胀。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降息进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国际贸易关系紧张。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全球贸易战升级。这将损害美国的出口企业利益，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和稳定。特朗普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可能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特朗普独特的行事风格和极具争议的政策主张已经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争议和分歧。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调整可能面临全球能源转型的压力。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特朗普政府坚持发展传统油气能源的政策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的产业政策调整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振兴传统制造业、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关税和税收政策改革以及加强对盟友和竞争对手的战略布局，特朗普政府试图实现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尽管这些政策调整具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
对于中美经济博弈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产业政策调整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动向，加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四、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产业链重构——从政治逻辑到经济逻辑
（一）美国产业政策和半导体的重新布局
美国促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目的是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围绕四个主要目标：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半导体供应的安全、保持对瓶颈的控制以及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关于这些主题的主要建议包括：首先，要促进技术进步，投资于劳动力发展，改革签证发放制度，确保世界领先的芯片专家可以在美国工作，将新资金集中在技术开发和原型设计上。其次，保证供应的弹性和完整性，投资于识别半导体安全性漏洞的技术，在美国政府中建立更多的半导体专业知识，减轻供应链对对手的依赖，使制造基地多样化。第三，要保持对关键技术的控制，优先考虑围绕瓶颈的研发支援，与盟友一起深化对制造设备包括零部件的出口管制。最后，要与盟友合作，以保持美国对抗中国的技术优势，向中国提供限制芯片补贴计划的协议，通过对外投资控制限制外资进入中国芯片产业，加强对瓶颈技术的出口管制，通过出口管制和制裁解决中国芯片补贴问题。⑧
除了在技术创新和技术管制方面，在半导体制造业以及供应链方面是美国下一步发力重点。从产业政策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可以在支持劳动力发展以及资助研发和原型设计方面发挥生产性作用。此外，美国政府在应对该行业制造和组装能力过度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所带来的安全挑战方面发挥着明确的作用，毕竟一旦发生地缘政治危机，这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中断风险。
技术管制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前往中国进行投资的美资审查，其目的是防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竞争已经具有全球性，美国希望藉俄乌冲突的机会将欧洲绑上对华竞争的战车，这一目的已经从马德里北约峰会中显露无遗。冯德莱恩在其国情咨文中也指出了欧盟方面有计划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涉及经济科技等方面。因此美欧协同的趋势值得警惕。
（二）美国在微芯片领域的地缘政治考量
台湾在微芯片行业的主导地位一直是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保障，但受到台海局势的严峻挑战。当前台湾制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微芯片，这些微芯片几乎用于所有电子产品，世界大约92%的先进微芯片都是在台湾岛上的少数工厂生产的。⑨如果两岸统一，对美芯片供应或产生不确定性：美担忧微芯片工厂最终被中国控制，或者它们在冲突中被毁。无论哪种方式，对美来说，都相当于一场全球芯片供应链的重构。美担忧中国可能限制美及其盟国获得先进芯片，从而大大削弱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优势。但如果芯片工厂遭受破坏，对于西方世界的产业链就相当于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如果中美直接发生冲突，美最为关切的议题之一就是台湾微芯片的生产停滞将不仅仅是放缓或遇到瓶颈，而是意味着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依赖它的行业的供应突然完全停止。面对这样一种考量，美国会两党都在酝酿采取措施推进美台防务合作。很多美专家认为台湾在微芯片制造领域近乎垄断，在这些技术专家看来，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上很大程度仍然是供应链问题，因此摆脱这种潜在风险的最佳方法是扩大国内生产和国内布局。美两党一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将资助价值 530 亿美元的项目，其目标明确是“发展对美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的国内制造”。但是完成工厂建设的时间成本高，美国协助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对美国来说则具有更为低廉的成本，且具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印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地带，美视海洋为两国影响力竞争的关键领域，包括东海、南海、台海。QUAD与AUKUS都重点关注中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和行动。⑩
（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与第三方因素的介入
2025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赴美，同美财政部、商务部进行谈判，结果是可以预见的，特朗普政府一惯迎合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对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挥舞关税大棒，态度强硬。但是中美持续地接触与为保护“底线”而作出的政治声明，一定程度上稳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并为进一步的双边对话保留了可能性。
美国已将俄罗斯问题与俄乌冲突纳入中美谈判，试图通过介入中俄关系和对中俄共同施压来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从宏观层面上，美方已表现出强烈的战略焦虑。尤其在2025年8月底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势头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
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从战略格局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趋势，牵制了美国单级霸权；二是从经济与科技领域削弱了美国在经贸、科技领域的施压效果，提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替代性合作方案；三是从全球伙伴关系上促使美国盟友体系出现松动，凸显出战略自主理念的号召力；四是从话语权方面冲击力美国对华舆论战的效力，彰显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代表形象。五是从“发展模式”强调了中美发展模式与道路的理念差异。上述五个特点为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谈判模式设定了新的议程以及第三方因素。
五、结语
中美贸易失衡本质是全球生产与消费体系不对称的镜像反映。从202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储蓄率38%支撑产能输出，而美国消费率68%依赖商品输入。同时，这一模式因国际经贸格局的高度政治化而不可持续。美国要求中国将居民消费占比从38%提升至60%，相当于每年释放4.5万亿美元内需，但这将涉及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保体系等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得国际贸易间接转化为国内经济问题。当前中国的应对策略呈现“双轨制”：对外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建区域供应链（这从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12%的幅度可见）；对内推动“新型城镇化”释放县域消费潜力，对此中国预计到2030年新增2亿中等收入群体。
过去十年的中美经济博弈揭示出结构性矛盾的深化。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策略维持技术霸权，中国则以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双方博弈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向标准制定权、数字主权、供应链安全等战略维度延伸。未来中美竞争将呈现“体系化对抗”特征，美国依托盟友网络构建排华产业链，中国加速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拓展合作空间。尽管局部“技术铁幕”可能形成，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仍将迫使两国保持必要协调。中长期看，中美经济博弈将重塑全球化范式，催生“平行体系”与“区块化”经济秩序，但深度融合的产业网络也构成冲突“减震器”。管控竞争边界、探索新型共存模式，将是决定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
注释：
①李晓璇，刘大海，碳边界调节机制下的海洋经济发展影响与对策[J],《自然资源情报》，2022.6:20。
②Eric Egan，2022.8.5，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2/08/05/remote-and-hybrid-are-the-future-of-work-even-for-federal-employees/
③李磊，数字化转型：远程办公文化建设的关键[J],《中外企业文化》，2022.9:19。
④美国商务部官网，Statement from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Signing of CHIPS and Science Act，August 9, 2022，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8/statement-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signing-chips-and-science。
⑤详见“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Division A summary，p2。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8年首季加拿大GDP增长0.3%”，2018-6-1，http://vancouver.mofcom.gov.cn/artical/jmxw/201806/20180602756393.shtml。
⑦于大皓，基于区位熵分析法的油气产业依赖度与国际合作[J],《国际石油经济》，2021,29(11)。
⑧新美国安全中心官网，“Rewire semiconductors and US Industrial Policy”, 2022/9/19.https://www.cnas.org/press/press-release/new-cnas-report-rewire-semiconductors-and-u-s-industrial-policy。
⑨Jason Matheny, 2022/10/3, https://www.rand.org/blog/2022/10/the-us-has-a-microchip-problem-safeguarding-taiwan.html
⑩吴士存，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趋势[J],《世界知识》2022.21：1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屹博士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9月号，总第333期，P2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