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治理倡议是“两个结合”运用于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思想结晶。全球治理倡议的“五个坚持”核心理念深刻体现“两个结合”逻辑，蕴含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启迪。坚持主权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与中华“天下大同”传统的融合创新。坚持国际法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法合治”智慧。坚持多边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联合思想与中华“和合共生”文明的深度对话。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与中华民本思想的价值耦合。坚持力求实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经世致用”精神的思想汇流。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四位一体”的实施框架，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关键词：“两个结合”；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与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丛林法则的盛行，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框架，导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持续扩大。国际社会亟需破解“构建何种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推动体系革新”这一时代命题。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日，我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具体阐释了“五个坚持”核心理念，即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

学界就全球治理话题已展开充分讨论，但目前甚少有文献对全球治理倡议进行理论化阐释。既有文献对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历史演变、现实困境、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在科学内涵方面，相关研究从价值、规制、主体、客体和结果［1］或者层次、主体、论题、结构和境况［2］等方面来整体性把握。在理论体系方面，中美在全球治理理念、目标、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3］。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4］，无法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保障［5］。而中国的“和合善治”理念［6］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7］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范式。在历史演变方面，全球化治理历经殖民主义“中心-边缘”结构、战后多边体系发展权缺失、数字治理规则空窗及权力分配代表性赤字的演进阶段［8］。现实困境方面，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全球治理体系受到明显冲击［9］。特别是美国采取的极端经贸政策，带来全球经济治理的退化风险［10］。在发展趋势方面，全球治理将迎来从政府到多层全球治理体系这一结构性转变［11］。要重点完善如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12］。全球南方需深化区域治理与具体治理领域务实合作［13］。要深刻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要求，完善全球治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促进全世界共同繁荣［14］。然而，对于全球治理倡议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目前仅有少数文献从提出背景［15］、科学内涵［16］、实践意义［17］等维度进行探讨。

加强对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化阐释是当前学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8］全球治理倡议是“两个结合”运用于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思想结晶。全球治理倡议的“五个坚持”核心理念深刻体现“两个结合”逻辑，蕴含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启迪。基于此，本文以“两个结合”为视角，系统探讨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启迪。

一、坚持主权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与中华“天下大同”传统的融合创新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回答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规范彼此关系的问题。“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9］坚持主权平等理念主张打破丛林法则与霸权逻辑，将国家间主权关系的处理从实力导向转向规则导向，一方面确保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受外部胁迫，另一方面通过“三个平等”的程序正义矫正历史上由少数国家垄断全球治理权的结构性不公，最终更好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持主权平等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与中华“天下大同”传统的融合创新。其一，主权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主权不平等的现实状况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无限欲望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这一过程现实表现为资产阶级对落后民族的殖民掠夺、经济垄断和军事霸权，进而将民族国家纳入以资本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形成“四个从属于”的不平等世界格局。列宁进一步提出打破主权不平等状态的实践原则：一是落后国家或民族要想摆脱被殖民被压迫的命运，必须通过革命行动获得政治自决权［20］；二是国际主权平等事业要高于任何单个国家或民族的主权独立事业［21］。??其二，主权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的天下观蕴含着丰富的主权平等思想。“世界大同”的天下观源自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该观点主张社会资源公有、人人平等，反对特权垄断，体现了对普遍平等的追求。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平等会盟等，无不彰显着尊重各国自主权的外交准则。坚持主权平等理念在二者的结合中实现了创造性发展：一是在平衡单个国家与国家间主权问题时，坚持在维护自身主权的基础上推进全球主权平等事业的发展；二是在主体维度上，更加明确提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主张；三是将主权平等内涵具象化为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

坚持主权平等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主权观运用于解决主权问题的实践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对主权平等的探索最早要追溯到1949年“紫石英号”事件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在该声明中，毛泽东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22］。声明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初步呈现出主权平等的国际交往理念。1953年12月中印谈判期间，周恩来在毛泽东所提出的外交关系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后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20世纪美苏冷战末期，邓小平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视作“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3］。202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一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精髓与时代价值［24］。2025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将坚持主权平等作为全球治理的前提，并对其科学内涵作了深刻阐述。多年来，通过“金砖+”合作模式、拓展伙伴关系等形式，中国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讨论和实践中来，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面对美国以大压小、侵犯他国主权的单边制裁行径，2025年6月17日，中国作为提案国成员参与推动通过设立“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国际日”决议。中国以实际行动将主权平等原则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规则霸权”桎梏贡献力量。

近年来，美国通过“长臂管辖”等行径实施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美国制定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恶法，并炮制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进行制裁。据统计，截至2024年4月19日，美国政府有效制裁总量达15 373项，是目前世界上施加制裁最多的国家［25］。其中，全球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都遭受了美国政府施加的种种制裁。这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经济、政治和社会压迫，暴露出美国将国内法工具武器化并强加于别国的霸权本质。在地区事务上，美国屡屡煽动“颜色革命”来干涉他国内政。2022年9月，伊朗发生风波期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支持“伊朗人权中心”和“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炮制假新闻，扶持异见人士同反伊朗政府组织和媒体勾连，进行舆论攻击抹黑。NED定期在其内部刊物《民主期刊》上刊登评论文章，鼓吹通过人权运动颠覆伊朗政权［26］。在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长期停滞，根源在于美国凭借15%的投票权（触发85%通过门槛）实际掌握一票否决权，而非洲54国的投票权总和甚至不足7%，这种制度设计赤裸裸地暴露了霸权逻辑［27］。美国还长期侵害他国人权，自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群岛以来，该地区记录在案的由美军人员引发的性暴力事件累计高达371起，这些事件对当地民众的尊严与生命造成了持续性侵害与剥夺［28］。这种单边霸凌、霸权主义逻辑正是国际秩序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阻碍全球治理体系的绊脚石。

坚持主权平等理念对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重构公平国际秩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创新制度设计，将主权平等从双边关系准则提升为多边机制构建的基石；二是重塑价值评判标准，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从丛林法则转变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共生伦理；三是维护程序正义，以“协商式民主”替代西方“俱乐部式治理”。

二、坚持国际法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法合治”智慧

全球治理倡议将坚持国际法治作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回应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确立行为准则?的问题。“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19］坚持国际法治理念强调法治建设需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主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平等遵守国际规则，反对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的非正义行径。具体而言，其科学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把握：一是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要求大国率先垂范，不得以国家安全为由规避国际义务；二是不断推进国际规则的民主化制定工作，尤其是在新兴领域，通过多边协商形成共识性规范；三是构建公平的法治执行机制，防止“例外”“双标”“强加于人”“选择性”执法等情况出现。

坚持国际法治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法合治”智慧。其一，马克思对法律工具化的批判以及对其功能的揭示，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确立精神内核。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揭露了封建专制法律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异化现象。在他看来，法律应当承载表达人民意志的功能。马克思将这一原则拓展至国际关系领域，提出“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9］。这种法治思想为批判单边主义国际法案提供了理论基础，警示世人任何背离平等正义原则的法律体系，本质上都是强权政治的伪装。其二，尽管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仍有争议，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国际法哲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历史维度看，周代诸侯国间的朝聘与会盟制度已形成使节往来、条约缔结、战时中立等规范；《左传》记载的不伐丧国、禁杀俘虏等规则，与近代国际人道法精神高度契合。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法治文化。“礼”作为国际交往的规律性规范，“信”构成国家间的道德约束，“敬”维系邦交的尊严，“义”则升华为以天道为基础的公理准则。这种“礼法合治”的东方法治智慧，为当代国际法治理论提供了重要文化根基。

坚持国际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国际法治实践取得的理论成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对于国际事务的设计都表现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之中。”［30］新中国国际法治实践呈现清晰的历时性演进特征。?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属于中国参与国际法治的主体资格确认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破解国际承认困局，中国解除国民党政府条约等旧不平等条约束缚。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重构平等外交关系，开创了以双边条约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属于中国通过国际法维护主权时期。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援引《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控诉美国侵入台湾地区，援引《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论证台湾地区的主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推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为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提供法律工具。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属于中国逐渐参与国际法治实践并创新法治规范时期。?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加速融入国际法律体系。例如，1982年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创造性提出专属经济区制度，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海洋权益提供法律依据。1997年通过《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国际人权公约》三重机制，开创主权移交中的国际法治创新范式。第四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属于中国推动国际法治体系创新阶段。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了“厉行法治”的主张。五年来，“厉行法治”的主张进一步深化为坚持国际法治理念，明确了国际法治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2025年5月30日，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中国呼吁更多国家签署并批准公约［31］。中国积极履行“双碳”承诺，带头落实《巴黎协定》。据统计，2013—2023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超过85%、60%，同时碳排放强度下降超34%［32］。2025年7月26日，中国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针对各国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思路［33］。

当前，西方推行的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与“例外主义”，联合国国际法治体系正面临权威性侵蚀与有效性衰退的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频繁利用“法治规则”干涉他国主权，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作为《海牙取证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虽对外缔结了69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却常以司法协助程序效率低、束缚多为借口，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等方式，创立“爱国者法案传票”“丰业银行传票”等传票取证制度，频频进行强制域外取证，严重损害外国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34］。2025年8月，美国宣布制裁4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只因他们调查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战争罪行并签发对以色列总理的逮捕令。2025年8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4国别人权报告》对南非、巴西、中国等国家指手画脚，却无视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问题，显示出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标”。在贸易领域，美国滥用单边制裁手段打压他国，却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国际规则约束自身。2020年9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认定美国仅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违反《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条的最惠国待遇义务，但因美国阻挠导致该案件处于待审状态［35］。这种将国际法工具化、双标化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国际法治的正义性、平等适用性原则。

坚持国际法治理念为重塑国际法治体系公信力贡献了东方智慧。一是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二是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针对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三是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

三、坚持多边主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联合思想与中华“和合共生”文明的深度对话

全球治理倡议将坚持多边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回答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规范合作关系的问题。“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团结协作，反对单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坚持多边主义理念主张以合作谋共赢，在实践维度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事务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反对任何歧视性、排他性的单边主义做法；二是加强联合国作为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作用。

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展现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联合思想与中华“和合共生”文明底蕴。其一，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传统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具有超越国界的共同利益，随着资本打破地域空间限制向全球流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各国无产阶级具备通过国际协作打破剥削链条的现实条件。这一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联合思想奠定理论根基。列宁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36］这一论断揭示了多边主义实践中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理念，为多边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国语·郑语》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个论述指出不同事物通过协调平衡才能生成新事物，而单一重复则会导致发展停滞。《礼记·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思想强调包容差异、协调多元的重要性，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治理理念。“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37］“和合共生”理念为不同文明开展对话交流奠定基础，推动多边机制超越意识形态藩篱，开展广泛的协商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协作问题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框架下开展多边政党外交，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与国际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理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多边平台凝聚反法西斯力量的政治智慧。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制宪会议并签署《联合国宪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现代多边外交的探索历程。然而在冷战背景下，中国曾一度面临单边主义的压制，国家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唯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打破霸权政治对国际秩序的垄断。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正式重返国际多边舞台，在裁军、维和等领域深度参与联合国事务，将多边机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时，首次系统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多边协作提供了战略框架。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创建，其倡导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逻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协商共襄”的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多边主义提升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多边机制构建奠定理论前提。此后，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国际场合的系列演讲中，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多边主义的创新理念与实践路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多边外交”写入政治报告。在实践层面，中国推动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共建“一带一路”等新型机制，为践行多边主义拓展协作平台。中国还在《联合国宪章》阐明的基本原则、共同价值观、规范和承诺的指引下，进一步促进东盟－中国－海合会关系［38］。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原则，通过理念创新与制度贡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践行单边主义、选择性多边主义、伪多边主义，严重破坏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发展。正如有研究指出：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特别关注美国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只愿意选择性地参与那些与美国利益高度一致、美国在其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并可从中获利的议题领域的治理［39］。美国频繁“退群毁约”，试图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国际公益之上，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2025年初，美国以“保护本国经济”为由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25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第三次退出该组织。美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资助并威胁彻底退出，公然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只因其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美还试图以制裁要挟各国“选边站队”，破坏多边合作机制［40］。选择性多边主义则体现为部分国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地缘竞争为目标，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印太经济框架（IPEF）排除中国，不是互惠互利的多边自贸协定，而是一种排他性的贸易规则［41］。更为隐蔽的是伪多边主义行径，某些国家表面上倡导国际规则秩序，实则推行“双重标准”，在乌克兰危机中滥用单边制裁，却对巴以冲突采取选择性漠视，严重损坏多边主义根基。

坚持多边主义理念为规范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其一，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取代零和博弈，构建全球共生共赢共融的新路径；其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根本遵循；其三，?充分发挥区域多边机制的补充作用，使区域合作成为国际协作的“试验田”而非“分裂源”。

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与中华民本思想的价值耦合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全球发展主体是谁、发展为谁的问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好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更好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19］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主张以人民为主体，具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何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指各国人民是全球治理的根本参与者和受益者。二是为何要以人为本。只有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有效运作。三是如何实践以人为本。要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以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安全感，以更好促进不同国家和群体共同利益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幸福感［42］。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与中华民本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共鸣。其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3］。毛泽东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4］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45］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为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二，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所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纲领，将人民视为国家之根基。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惠民、利民，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将民生福祉作为施政的核心。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强调统治者必须“保民而王”，以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为政治合法性的前提。荀子进一步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警示后人，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将民本思想具象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观，将民本思想提升至宇宙伦理高度。从先秦的伦理自觉，到汉唐的施政实践，再到宋明的哲学升华，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华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的思想结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4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土地政策变迁，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广大农民群众不断获得更多生存权和发展权，成为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大改造”的完成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改革开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释放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在解答国际发展普遍性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深化以人为本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8］401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合作等机制，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中始终秉持生命至上原则。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将资本增殖目的凌驾于人权之上，在国际社会引发深刻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现象在巴以冲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充当“种族灭绝”帮凶，为维护自身利益持续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军事和外交支持。32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和弹药的行为可能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并可能成为包括种族灭绝罪行在内的国际犯罪同谋。美国先后7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独家否决有关加沙停火决议草案，阻挠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努力。这些行径导致加沙地区人道主义灾难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近4.6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0.8万人受伤，90%的民众流离失所。在经济方面，美国滥施单边制裁使得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遭受经济惩罚，极大损害了全球发展事业的进展。制裁措施阻碍了人们获得食品、燃料和药品等必需品，加剧了贫困、饥饿、疾病甚至死亡。美国对古巴实施的长达60多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就是典型案例。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美国的单边制裁对食物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46］。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解决全球发展的系统性困境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治理范式。一是?主体维度确立“人民主体论”的发展哲学，确保发展资源向最需要的人群倾斜；二是?实践维度通过建设跨国合作平台开展民生工程，构建“以人为本”的操作路径；三是?价值维度?重塑全球发展伦理向度，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五、坚持力求实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经世致用”精神的思想汇流

全球治理倡议将坚持力求实效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回应了全球治理效能的评价标准、提升方法和参与主体等问题。“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19］坚持力求实效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就治理效能评价标准而言，全球治理是否管用，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就提升治理效能的方法而言，要加强统筹协调、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标本兼治。三是就治理效能参与主体而言，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责任，提供更多资源和公共产品；发展中国家也要联合自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42］。

坚持力求实效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经世致用”精神在方法论层面的深刻融合。其一，坚持力求实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3］500“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3］502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出一系列新的论断。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47］。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4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49］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经世致用智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论断，强调务实行动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与“力行近乎仁”的观点一脉相承，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出：“我多次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而成于实干。”［50］这一论述既是对传统治国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发展。中国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转化为务实合作项目，打造实体性国际合作平台，构建并不断完善相关执行机制。这种行动导向的治理哲学，正在重塑国际社会对有效治理的认知范式。

坚持力求实效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将治国理政成功经验创造性转化为全球治理方案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国内治理实际相结合，在百年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坚持力求实效”的治理原则。这一原则的思想内核可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寻乌调查等实践，他系统破解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重束缚，初步形成行动导向的新风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大跃进”后出现的浮夸风问题，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工作方针，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通过设立经济特区试点、总结经验，再全国推广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体现了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辩证统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行动导向，形成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系统谋划等方法。例如，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国内治理经验，面对全球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议程繁多，落实不足”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力求实效理念，展现出以实际行动化解治理赤字的鲜明取向。《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明确提出，在下一步行动中，中国“将依托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及区域次区域多边机制，会同各方采取积极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42］。这体现了中国坚持力求实效原则的决心、以实际行动完善全球治理的诚意。

当前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行动力严重不足。例如，气候大会屡屡作出宏大承诺但执行迟缓，国际开发机构提出的计划常因资金短缺或政治意愿不足而搁浅。二是在公信力层面，部分大国将联合国作为推行单边主义的工具，并通过阻挠改革议程等方式削弱其权威性。这种系统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联合国异化为利益博弈的舞台，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性。在涉及战略利益的领域，美国通过否决权政治架空联合国权威。美国通过会费杠杆和程序阻挠等手段，系统性破坏安理会改革进程。其维持否决权垄断的实质，是企图将二战后的权力结构永恒化。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客观现实形成尖锐对立。自1992年起，联合国大会连续32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美国却对决议投下反对票，拒不终止对古巴的制裁，还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给古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51］。

坚持力求实效理念为提升全球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以“管用”为全球治理效能标准。判断某一种全球治观是否科学合理，治理思路是否正确，要看该观点能够解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其次，坚持行动导向型治理方法论。统筹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整体推进的方法、标本兼治的方法、长短期结合的方法，是被长期实践证明过的高效的工作方法。最后，不同国家要在全球治理中找准自身定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现代化程度高、具备更好的全球治理参与条件、国际影响力大，应展现出更大的责任担当，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更多的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通过团结合作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为全球治理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四位一体”的实施框架，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系统性方案。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四位一体”的实施框架，必将推动国际秩序从“资本至上”向“人民至上”转型，从“霸权稳定论”向“共生安全观”演进，从“文明冲突论”向“文明对话论”升华，为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光明前景开辟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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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文，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引用格式：杨玉文．“两个结合”视角下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启迪［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