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超大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优势、国家创新系统的技术优势和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优势，充分具备了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但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面临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充分、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问题和挑战。“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稳”的主基调，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工作方法，将新发展理念作为路径遵循，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路径保障，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同时，要把握“进”的大方向，以“技术—要素—产业”的耦合与质变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构载体，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以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竞争优势，在“先立后破”中实现稳与进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新质生产力
一、引 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宝贵机遇。部分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对我国的技术、贸易封锁可能趋于常态化，加之我国在经济体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资本回报率下降等问题，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小的阻力。因此，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已然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并在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培育新质生产力依赖于保障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集聚的体制机制，从而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加快推动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基本依托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开创性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不仅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也对我国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如今，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态不断演进，生产力各要素的组合方式日趋丰富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我国而言，更需要在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以及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以问题导向建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径，通过剖析发展新质生产力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堵点和卡点，科学谋划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来看，我国充分具备了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在规模体量、创新系统和未来产业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强劲的先天优势。
（一）超大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优势
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它们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一方面，生产的劳动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产品；另一方面，消费会创造新的需要，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逄锦聚，2016）。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本质上是生产环节的不断升级。这既需要生产中产业的不断进步和要素的有效配置，也需要消费环节及时吸纳生产成果，从而形成对生产环节的拉动和反哺。因此，一个兼具效率和规模的经济载体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我国强大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生产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体系建设。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调整的轻重工业均衡发展，我国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工业体系不断完善。1952—2023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千余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钢铁、化工等传统工业已基本跨越一般技术瓶颈，逐渐摆脱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依赖地位，新能源、人工智能和5G通讯等新兴产业也进入发展快车道，并向传统产业渗透。如今，我国在轻重工业领域均涌现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此，不管是从体量还是结构来看，我国的工业体系足以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工业支撑。
第二，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202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9.6万元人民币（折算成当期美元为1.35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万元，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2.8万元，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4.5%。而且，我国潜在消费能力巨大，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仍待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不仅可以缓冲外部需求震荡，缓解外需下降对国内生产端的压力，而且可以激励国内企业追求技术突破，加快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步伐。可以说，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
（二）国家创新系统的技术优势
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技术是一个嵌入社会和制度中的社会过程（Dicken，1998），“内部创新”要求具备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在推动创新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Afuah，2003；马祖卡托，2019）。从历史视角来看，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追赶过程离不开国家对基础设施开发、技术能力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的战略性干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性突破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催生要素。因此，国家创新激励政策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强调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日臻完善，创新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第一，研发投入逐渐增加，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13年的1.99%增至2023年的2.6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近14万家；第二，研发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科研和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由2013年的36.37万人年增长到2023年的50.50万人年，其中基础研究科研和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从2013年的6.09万人年增长到2023年的13.00万人年，占科研和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总量的比重由16.7%增长到25.7%，表明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第三，技术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专利申请授权数由2013年的131万件增至2023年的365万件，我国是世界上首个发明专利有效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截至2024年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75.6万件；第四，创新质量逐渐提高，创新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由2013年的20.77万件增至2024年的104.5万件；目前来看，虽然我国部分领域仍然存在“卡脖子”问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需进一步挖掘，但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有能力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研发基础和技术保障。
（三）超前规划的未来产业优势
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迭代与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保障。特别地，具备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和前景广阔等特征的未来产业必然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阵地。当前，可再生能源革命与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度耦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高性能电池、自动驾驶、车网互动等核心前沿基础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成为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技术和产业优势。
一方面，杰里米·里夫金（2012）认为，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是新技术革命的基础和本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能源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在推动新能源和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通过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辐射带动了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对技术革命性突破的追求。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是集新能源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诸多新科技为一体的未来产业，其产业链涵盖了原材料供应、新能源开发、技术研发、汽车生产与销售、充电站建设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依赖、互为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未来产业体系。在这个产业体系中，汽车产业与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产业生态链，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概念中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受益于此，2025年1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同时数智技术赋能效果显著，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9.6%、25.5%、25.0%。
以未来能源为例，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代表之作，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更重要的是，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相互促进，联动庞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产业集群同步扩张、互利互惠的高效发展模式。2025年1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5.4%、39.2%、18.5%，与此同时，数字产品制造相关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圆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8%、26.0%、12.7%；风力发电机组、单晶硅等绿色产品产量分别增长74.4%、10.6%。以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为代表的未来产业相互影响、互为支撑，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动能的主要提供者，其蓬勃发展必然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奠定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四）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较多
在认识到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优势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仍然面临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充分、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问题和挑战。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找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对未来推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1.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系统性、复杂性、社会性特征（梁军，2016）不仅呼唤富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的创新主体，同时也对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高提出了要求。当前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已经实现了较大的提升，但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我国高等学校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达18.5万件，科研单位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达4.5万件，分别占2023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总数的20%和5%。然而，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大量科技创新成果未能对接市场、实现产业化，造成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制约了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高。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18—2022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在3.0%到4.5%之间波动，2022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在9.1%到15.6%之间波动，2022年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产学研融合不够深入，科研与生产脱离的现象仍较为严重。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过于注重数量的激励政策和评价导向（沈健，2021）使得科研人员在进行科技创新时较少考虑市场需求，在取得创新成果后也缺乏推动成果转化的动力。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往往专注于研发过程本身，对市场的需求不够灵敏，也不善于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对于企业来说，由于产学研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可能对学术界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缺乏了解，使得学术界的科技创新供给难以创造出企业的相应需求。技术经理人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的桥梁纽带，但当前我国科研人员与技术经理人的配比不足100：1，远低于欧洲25：1的水平（吴蔚，2025），技术经理人缺口巨大，成为了限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的一块短板。
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图1 2018—2022年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从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情况来看，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很不均衡。根据《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东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21811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65.4%，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则分别仅占全国的18.2%、13.1%和3.3%。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来看，2023年我国东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3%，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仅为2.2%、1.6%和1.9%，东部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大约是西部地区的两倍。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12个省（直辖市）中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4个位于中部地区，仅1个位于西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7个省（直辖市）中有6个位于东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表1 2023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超过千亿元的省（直辖市）
注：数据来源于《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表2 2023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直辖市）
注：数据来源于《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从创新产出来看，尽管我国创新成果数量取得了大幅提升，但创新质量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2023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仅占专利申请授权总数的25%，说明我国虽是专利大国但仍非专利强国。一方面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状况与美国、欧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再次说明我国在专利方面“大而不强”的现状。2022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71%，而根据美欧最新报告披露的数据，美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欧盟的这一比重则为17.4%，均明显高于我国。此外，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短板，“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关键环节缺少自主突破，对外依赖较为严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2.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待继续完善
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市场配置要素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仍存在一些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技术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仅应继续完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市场，而且要加快发展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从而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当前我国劳动力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企业通过竞业限制协议等方式阻碍人才流动，制约了知识溢出和共享，而美国已经全面取消竞业限制，为人才流动松绑（李孜等，2025）。一些地区在争夺人才的过程中盲目降低人才标准，片面注重引才数量，不重视所吸引的人才的质量和结构，不仅造成了地区之间的无序竞争，也容易导致引才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需求不相匹配等问题，降低了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弱化了人才吸引在促进地区创新方面的作用。
在资本要素方面，耐心资本能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并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因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和推动力（洪银兴和姜集闯，2024），但当前我国耐心资本尚未能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足够充分的作用。从资本来源来看，当前我国耐心资本主要由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企业出资的投资基金构成，市场化出资较为缺乏，资本供给不充分使得科创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胡冰和戚聿东，2025）。从市场环境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存在的短期化、逐利化问题也不利于耐心资本的发展（蒋永强和张青兰，2025）。
土地要素是承载各类生产资料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资源保障，其优化利用对于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夏方舟和张松培，2024）。当前我国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存在一些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一些土地利用粗放、用途不够合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机制不够完善。土地市场仍存在一些制度短板，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规则不够健全、交易流程不够规范、交易信息不够透明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技术要素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的质量，促进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因而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在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面仍面临一些阻碍。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目标仍有距离（周宇英，2023）。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还不够完善，在进行科创资源投入时对市场需求考虑得不充分，造成许多技术创新成果缺乏应用价值，在产出之后被束之高阁。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的市场导向不够强，未能充分激发科研人员面向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要素。当前我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仍存在一些堵点难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仍需加速推进。数据产权归属仍不清晰，数据生产、采集、加工、流通、使用等各环节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仍需清晰界定，作为重要数据生产者的个人用户的隐私权益仍需得到有效保护。数据要素的质量评价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抑制了数据流通效率。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市场势力对数据进行垄断，在中小企业面前筑起市场进入壁垒，阻碍了市场创新。
3.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
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传统动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正逐渐弱化，而新动能的培育和旧动能的更新并非一蹴而就，由此可能造成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给新质生产力的稳定成长带来潜在挑战。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消费价格指数为依据折算为2013年不变价。
图2 2013—2023年我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在传统动能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城镇化进程放缓、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循环不畅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2013年到2023年，按2013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46431元上升到87316元，增长了88.1%；我国制造业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32035元上升到60289元，增长了88.2%。劳动力成本的节节攀升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水平。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00%，已是一个较高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再快速推进城镇化已不现实。2021—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分别比上年增长0.83、0.50、0.94、0.83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之前水平，同时我国城镇人口增速也明显放缓。城镇化进程放缓造成住房需求下降，相应地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明显下降，一些地区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维持，给相关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财政压力，削弱了财政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一些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随着资源日益枯竭，主导产业逐渐萎缩，经济发展后继乏力。一些地区在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较多，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更大困难。国际方面，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遭遇逆流，西方国家频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使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表3 2014—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图3 2014—2024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速
在传统动能弱化的背景下，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在培育新动能的同时更新旧动能成为了必要之举。然而，无论是新动能的培育还是旧动能的更新都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旧动能更新方面，产业发展的规模递增情形、偏高的转换成本以及嵌入式的固定思维和先入为主的认知模式强化了传统产业对现行制度和技术的路径依赖（黄蕊等，2020），成本上升和国内外需求不足对传统企业造成的双重压力加大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难度和风险。在新动能培育方面，新兴产业虽已初具规模，但距成长为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仍需时日；未来产业只是初露峥嵘，仍需长期的创新引领和资源投入（张辉和唐琦，2024）。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应用是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的必要条件，但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需要较长的研发周期，新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的检验中才能展现出相对于传统技术的优势，进而实现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而这一过程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减缓传统动能弱化的速度，减轻动能转换的阵痛，避免新旧动能接续不畅带来的经济波动，是为保证新质生产力在健康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稳”的主基调
（一）坚持系统观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方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相互组合日趋复杂的现实背景下提出的用以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生产力理论。在赓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突出了技术创新（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而且强调了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重要性以及生产资料深化与升级（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结构效应。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生产力及其发展既受生产力诸要素及其变动的影响，也受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影响。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邱海平，2024）。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应从系统观出发，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架构中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根本目的、路径遵循、结构载体和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特征和内涵。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结构可以进一步阐释为：以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的高度耦合为内在驱动，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结构载体，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路径遵循，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机制保障，以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构筑竞争优势，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核心表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的，旨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质”并举的生产力系统。
（二）新发展理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遵循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将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遵循。以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余淼杰，2024），因此必须明确限制生产力进步的问题所在，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进目标。具体而言：
第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这不仅在于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催生，更在于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重理论、制度、实践等多维度多层面的创新，共同推动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第二，协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传统生产力发展的不协调最终表征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就是要打破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困局，不仅强调生产力要素、技术和产业三大系统的协同发展，而且更加注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产业和空间上的创新性配置。第三，绿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始底色。新质生产力是将绿色发展内化于形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高技术、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就是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增进。第四，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路径。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遵循，同时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双重驱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汲取国外先进生产力补足国内技术短板，而且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多条路径促进技术创新，推动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五，共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作为根植于中国特色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价值遵循便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不断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土壤。第一，有效市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和摇篮。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可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加快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从而有效促进产业创新。第二，有为政府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推手和后盾。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勾勒的完美市场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和市场垄断导致的“马歇尔冲突”必然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加以干预和调节。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革命性突破的技术创新，更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引领和带动。在市场机制无法协调资源向这些方向倾斜时，有为政府必然是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先立后破”的过程，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对既有经济结构造成“创造性破坏”。有为政府的积极作为可以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为生产力的质变的量变积累提供坚强后盾。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优势，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四）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进一步阐释或具体化（孟捷和韩文龙，2024）。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当前，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仍然面临一些制约因素。首先，我国技术创新瓶颈突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仍然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阻力；其次，我国在高端人才的培养和配置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引进及其流动依然存在一系列制度性问题，产业间高端人才配比失衡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卡点；最后，我国产业升级深度不够，产业转型过程中遗留的历史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相关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执行效果依然不够理想。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需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来推动。如今，“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立足新征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握“进”的大方向
（一）以“技术—要素—产业”的耦合与质变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
创新驱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备条件。历史上每一次的生产力质态跃升都以科技和产业的深度变革为驱动力，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收益中形成良性循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必然举措。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依靠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产业创新完成产业深度转型升级。202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同时，由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的推进，依赖于建立高效的融合模式，即实现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代表的生产关系构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要求，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其中，“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投入增长机制得以着重明确。
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必须构建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协同机制，以此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做好融合工作的难点在于实现二者发展方向的统一。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不以经济效益为直接目的，产业创新不以基础研究推进为主要目标，二者虽在长期发展中互为依赖，但却易受到衔接不足和循环不畅的影响。为此，只有将其统一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视域之下，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推动科技创新，同时在塑造产业的质量优势和盈利模式的过程中加强产业创新对技术突破的牵引能力，才能最终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高效对接，从而使科技创新形成高技术、产业创新具备高效能、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此外，生产效率增长常会滞后于技术进步（陈斌开和索昊，2024），需要培育允许渐进融合的“耐心资本”。
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三者并非孤立并存，而是相互之间均存在着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一，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不仅可以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创新性配置，而且可以加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一方面，革命性技术的涌现会破坏既有经济结构，淘汰过时生产力要素，催生新型生产要素并推动其向各产业渗透。另一方面，技术革命性变革也会加速资本、劳动在三次产业间的流动，使优质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流向技术创新部门，从而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第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决条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资源在三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各部门间配置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引致各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而且会通过提高经济效益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第三，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一方面，不管是宏观层面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优化配置还是微观层面企业的深化升级均可以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强化技术创新，助力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另一方面，产业的深度升级是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成果体现，产业的不断升级会反过来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反哺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加速实现。因此，“技术—要素—产业”三者之间的紧密耦合与螺旋式质变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系统，最终催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二）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构载体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刘伟，2024），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着重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创新引领和协同发展，同时注重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升级（王桂军和张辉，2023），这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内涵存在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引领”承载着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需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引领”强调数字技术产业的技术赋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这两大类产业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质土壤。一方面，数字经济促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劳动工具体系的涌现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体现，这些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可以为新质生产力蓄能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是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阵地，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巨大空间。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同时承载着新质生产力“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不仅强调资源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有效配置，而且突出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协同互补关系，强调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强调不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如此一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内部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有效配置以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互补共生，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有利条件，承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有效配置和产业深度升级。因此，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将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构载体。
（三）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先导，不仅可以催生新产业，而且可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而能实现产业体系的质态跃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不仅为我国通过科技创新开辟产业新赛道，塑造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宝贵机遇，同时也为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战略性驱动的作用。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指向，是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桥梁”。
科技创新可以催生出具备更高技能的劳动者和具备更高质效的生产资料，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只有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使高技能劳动者和高质效生产资料在产业中得到结合，才能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同时，产业发展的需求也能对科技创新特别是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产生有力牵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1974）。因此，一方面着力畅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构建市场化导向的产学研用协同体系，另一方面瞄准产业发展需求谋划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从而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深度融合，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四）以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竞争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一体化推进教育事业、科技事业、人才事业发展，并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互动、有效协同，是提高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举措。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根本的因素，人才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对产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把握能力对于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通过基础教育筑牢科学素养根基，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和技术应用人才，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知识储备和人才梯队（张辉，2025）。回顾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教育中心形成和转移的历史，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在成为科技中心之前，都先成为了教育中心，彰显了教育对科技的强大支撑作用（黄海刚，2025）。
科技和人才对于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突破了传统要素在时间、空间、形态上的限制，具备着智能化、虚拟化、高流动性、低交易成本的特点（唐琦和张辉，2024）。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从过去的多媒体技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科技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了教育的质量和成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获取教育资源的便捷程度，拓宽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由此而产生的高素质人才将在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中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产生教育、科技、人才循环畅通的放大效应。因此，教育、科技、人才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以三者的协同发展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强大的发展动能，构筑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优势。
五、结 论
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一步明确“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所焕发出的强大生机，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和“破冰船”，既有利于从容不迫保持战略定力，又体现在锐意进取把握发展主动权。因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把握好经济工作节奏和进度的重要内容，其中“稳”的要点在于经济运行和制度建设，“进”的要点在于创新驱动和动能转化。
当前，我国充分具备了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在规模体量、创新系统和未来产业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强劲的先天优势，但仍面临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错位、创新资源结构性错配、产业结构升级“生产率倒挂”现象明显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不够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梗阻和挑战。为此，应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瞄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卡点堵点，指出未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一是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红利，破解“生产率悖论”难题，二是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区域间产业间协调发展，三是要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有效化解“鲍莫尔病”风险，四是要打通数实深度融合“堵点”，释放有效动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效稳住经济基本盘”。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展望下一个五年，发展新质生产力仍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略。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仍需多措并举补齐短板，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路径，从而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