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百年党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力量。通过以“并联式”发展实现“后发”赶超、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文化根基、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进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往往并不取决于政党数量多寡，而在于政党在领导现代化进程中能否突破“部分”利益藩篱而维护“整体”利益，超越追逐权力而正确运用权力，摒弃封闭僵化而注重守正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领导；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崭新方案，更彰显了政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转型的“政党领导”模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角色和重要功能，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与世界政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后发”国家政党何为？
纵观人类发展史，先发内生型国家与后发外生型国家（简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存在迥然不同的逻辑理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等因素积累作用下，通过技术革新获得了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巨大飞跃，率先拉开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序幕。这些先发内生型国家内部孕育出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组织。客观而言，无论是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还是美国的“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无一不是在社会变革基本成型、资本主义制度业已确立的基础上派生而来。在既定政治框架下，这些政党通过选举竞争以获取执政资格，既不担负建国（nation-building）或建制（state-building）的政治责任，也无须承担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
在“后发”国家，政党与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耦合呈现另一番图景。唐亚林认为，不同于现代西方政党只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和代言工具，苏联、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政党，具有“代表与表达、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等复合功能，是政治理想引领国家发展的“使命型政党”。燕继荣、王江成指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及其转型任务更加艰巨，首先需要缔造一个新的国家，并以国家强制力推动传统社会的整体变革，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为起点。姚中秋、朱怀洋则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视角，即在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凭借其独有的领导权，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性”乃至决定性作用。由此，政党实际上超越了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角色，在现代化转型中展现出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主体能动性。
回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伴随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扩张，亚非拉许多国家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为挽救民族存亡，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纷纷组建起各类政党。例如，1885年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1892年成立了古巴革命党，1912年成立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29年成立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等。这些诞生于危难之中的政党，直接领导了亚非拉各国的革命运动，许多赢得了最终胜利并缔造了新生政权。“经由这种方式立国主政，政党就成为国家特殊的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因而可以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因此，政党对国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并处于主导性地位。“这样的政党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那些基于现代国家制度运行需要而产生的政党，它是为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而产生的政党，其使命是要建构一套新的国家制度体系。”
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后发外生”的显著特点。在封建专制的长期桎梏和“天朝上国”的思想束缚下，清王朝艰难维系着风雨飘摇的小农生产方式，逐步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状态。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交往体系，西方列强的全方位冲击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倒逼”压力。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之下被迫开启。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开眼看世界”，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张之洞等试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现“自强”“求富”目的。此外，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然而，无论是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地主还是资产阶级，始终无法突破自身利益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更加缺乏团结和动员广大劳苦大众的组织能力。“这就呼唤着在中国场域中的先进政党出现。”因此，作为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中诞生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中蕴含着政治秩序重塑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双重使命。
概言之，以政党为主导力量推进国家建构与现代化转型，构成了20世纪“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基本格局。然而，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一些“后发”国家的“强政党体制”出现系统性危机和结构性解体，一批大党、老党在长期主政后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制度调适，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让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为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参照。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在追赶“先发”国家过程中探索出了何种实践进路，“政党领导”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哪些重要启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解答，有助于深化对政党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规律认知，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理性思考。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应运而生，成为推动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政治主体。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使命感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先锋队组织，自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主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建国”思想。毛泽东曾表明：“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面临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抉择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对革命前途和国家建设的理想信念，即不仅要让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得翻身、文化上得自信，而且要把中国变为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作为革命领导核心，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重大考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创造性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为新生政权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方向指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转型确立了根本政治前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政治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推进工业化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经过广泛调研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规划。196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些对“四个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强调从现实国情出发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可行路径与切实目标，将“小康社会”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中。其后，党的十三大立足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长远规划，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完善细化了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远期战略规划。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崭新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阶段”的重要部署，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使党领导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规划更为科学系统完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进行了系统回答，有力破除了西方对现代化发展所谓“模板”与“定式”的长期垄断，极大丰富拓展了人类社会探索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模式和实践路径。
纵观百年党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四重逻辑领导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一，“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即通过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根本方向和实践遵循；其二，“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即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总体架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态过程提供稳定的制度保证；其三，“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建构具有历史传承与时代特征的价值认同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其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和现代化建设主力军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与“依靠谁”的有机统一。这四重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政治核心和主体力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在国家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先锋队政党的政治自觉与历史担当，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积累，形成以“并联式”发展实现“后发”赶超、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跃升、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现代化转型文化根基、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进路，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之路。
（一）以“并联式”发展实现“后发”赶超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浪潮中，任何国家现代化转型都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子的嬗变。客观而言，西方国家现代化正是在资本、科技、市场等诸多要素驱动下渐进发展而成。在没有经受剧烈外部冲击之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普遍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依次发展样态，各个过程之间界限分明又相互衔接，社会演进具有单一线性、渐进变革的突出特点，形成了“串联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反观近代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冲击下，各方面各领域转型过程交织叠加，呈现出时空高度压缩、任务复合推进、挑战多重交错、成效集中显现的鲜明特征，进而最终形成了“并联式”现代化转型轨迹。
“并联式”发展使现代化建设时间跨度得以最大程度压缩，但如果处理不好各阶段之间及每阶段内部的复合型矛盾和突发性冲突，也极易造成发展的失衡失序。这客观上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性支撑力量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发挥着价值凝聚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凭借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有效的统筹协调，使“并联式”发展易产生的风险积累叠加问题得以及时化解，有力保障了“并联式”发展行稳致远。此外，中国共产党注重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统筹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协同共进，防止出现产业依赖、精神虚无、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现代化灾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化建设，兼收并蓄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避免掉入发展陷阱或多走弯路，成功实现了由追赶向赶超的关键跨越。
（二）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跃升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构建了以追求经济效率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蒸汽机的发明将生产效率提升至传统手工业的百倍以上，工厂制度取代作坊经济，资本增殖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西方资产阶级发动革命掌握政权并成为统治阶级后，将原本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不同的分散地域上的人口，通过政治、市场和资本的力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从某种角度而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部由技术革新和资本逐利驱动的经济发展史。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形成了以经济制度改革与公共政策调整为主要方向的改革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式改革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充分释放生产要素活力。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和治理挑战日益凸显，单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需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跃升。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更加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和长效治理机制创新，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治理能效提升为重点，强化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全方位制度创新作为发展动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动态调适，既保持总体制度的稳定性，又增强具体制度的适应性；同时，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通起来，持续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展现出“后发”国家政党领导现代化转型的独特治理逻辑。
（三）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现代化转型文化根基
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曾经一度成为“后发”国家模仿和参照的标准或模板。一些国家在追求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贬低甚至抛弃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了社会矛盾加剧、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和文化冲击，中国社会也曾“尊西崇新”，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妄图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样式，完全拥抱西方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思潮反映了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浮躁心态和文化自卑问题，“全盘西化”最终被证明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与盲目西化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一方面，党领导人民群众坚决摒弃数千年君主专制下的文化糟粕，彻底摒除“崇洋媚外”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赓续和守正创新，强调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作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有机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四）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转型期是各类矛盾纠纷的高发时段。多元的社会群体、多样的社会诉求、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带来基层社会利益格局、价值认知、现实需求的差异分化，社会整合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中建立起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起“横到边、竖到底”的严密基层党组织网络，保障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平台，强化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了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有序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根基的牢固性。随着单位制度解体和市场化深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基层社会面临如何“再组织化”的现实问题。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会多元主体被联结整合在一起，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互动过程，达成自身利益合理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党的组织体系作为桥梁和纽带，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信息隔阂、政社不通等难题，促进社会力量进一步整合、资源进一步聚集。这一机制既打通了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自上而下有效传达的“最后一公里”，使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更加畅通，又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平等互动和团结互助，超越了西方政党组织悬浮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窘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治理中，强化基层党组织承担主体责任，以党建引领构建“一核多元”体系破解基层治理困境，充分体现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向基层社会治理优势的有效转化。
（五）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当今世界，一些西方政党背离政治初衷和组织使命，沦为利益集团争斗和身份政治激化的工具，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一是政治不信任现象愈演愈烈，政客们往往只关注选举结果而“遗忘”关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推进，各种权力寻租、短期投机、政治推诿司空见惯。二是权钱交易合法化，西方政党往往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资本化”，在政策制定中更多考虑利益集团的“局部”需求，而非广大民众的整体利益。三是社会撕裂程度扩大，政党之间基于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认同展开激烈对抗，党派倾轧内耗和“否决政治”（vetocracy）频繁上演。西方政党面临着愈来愈多的自身问题，导致难以有效协调阶层利益，也无法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具有“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想自觉。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持续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坚决打破利益藩篱和制度僵化，实现执政能力的迭代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稳步向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将管党治党的政治过程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作为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政党先进性推动社会变革、以全面从严治党支撑全面深化改革，彰显了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中社会变革目标与管党治党目标的有机统一、有机衔接，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和实践进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彰显了“政党领导”的突出特点和关键作用。所谓“政党领导”，即政党通过战略规划、制度设计、价值塑造、组织动员、表率带动等方式，为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发展蓝图、精神指引、动力保障，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方向性、主导性、推动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导航系统”与“动力引擎”，其政党领导的作用体现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确保集中统一领导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保持发展战略定力又激发创新探索活力，既维护人民整体利益又回应社会多元诉求……在实践中，“政党领导”不仅是一条重大政治原则，而且是一套系统完备的运行机制：体现在对总体发展的统筹规划，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蕴含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守正创新，彰显于对社会多元力量的组织动员，融入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等等。“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必定要借助有效的核心力量和有效的领导力量‘来整合资源、规划全局、把握机遇、创造合力’。”“政党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逻辑和显著特征。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启示
对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其前途命运并不在于政党数量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政党领导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在政党定位上突破“部分”利益藩篱而坚定维护“整体”利益，在政党功能上超越追逐权力而坚持正确运用权力，在政党文化上摒弃封闭僵化而注重守正创新，这些政党特质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和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政党定位：突破“部分”利益藩篱而维护“整体”利益
萨托利将政党界定为“整体的部分”，这一经典定义深刻揭示了政党政治的内在矛盾：既需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又要承担整合政治体系、维系社会团结的政治责任。然而，随着民粹主义抬头和政党极化程度加深，西方政党在选举中只注重取悦各自代言的选民群体，获胜一方在执政过程中依旧围绕这部分选民利益而推动议程设置。一旦政党局限于部分利益，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短视和社会阶层对立，甚至形成“部分对抗部分”的恶性局势。现代政党如何突破“部分”群体利益代理人的角色局限，完成公共性使命和整体性利益的价值回归，已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鲜明特质，即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解决温饱”到“小康生活”再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始终同民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民心民意视为“最大的政治”，强调要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一切工作实践中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这种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政党定位，成功超越了“小圈子”的局部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取向。这既回答现代化“为了谁”，又解决了现代化“依靠谁”的问题。惟有不囿于某一势力或某一集团利益，始终代表广大民众整体利益的政党，才能锻造出政治坚强、基础坚实的组织体系和行动力量，从而实现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有机统一。
（二）政党功能：超越追逐权力而正确运用权力
政党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主体，对国家治理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西方选举制度以政党竞争为核心，政党功能被限定在选票争夺和权力争斗，常常陷入彼此对抗和否决政治。这种以权力追逐为目标的政党制度，极易导致社会严重撕裂，削弱政府治理能力，损害民众整体利益。“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所赋予的一种政治信托，并非政党自身固有的特权，而应基于民众授权与委托，充分体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根本要求。一旦政党权力异化为特殊集团牟利或党派争斗工具，必将触发合法性赤字和社会信任危机。因此，现代政党要超越追逐权力的零和游戏，而真正关注权力运行能否反映和符合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景和迫切需求。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短时间内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超越”态势，关键就在于“党的领导”不是出于追逐或巩固自身权力的狭隘目的，而是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有效组织和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不断凝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认同和方向共识。在嵌入国家权力结构的同时，政党始终保持着同社会多元主体的有机联系，带动“政党—国家—社会”之间同频共振，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效能。由此，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跨越的关键，不仅在于其政治体系和政党制度的构建完善，更在于其政党能否超越追逐权力的政治游戏而正确对待和运用权力，整合和激发社会多元力量协同共进。
（三）政党文化：摒弃封闭僵化而注重守正创新
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来说，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如何回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和突发性危机，乃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现代化转型是在“旧”社会中不断增添现代性因子，并使之变为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不断应对各种新挑战新形势。政党调适性（party adaptability），即政党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的卓越能力，是应对变化社会秩序的关键变量。西方政党在长期政治实践中逐渐显现出封闭僵化的趋势，如固守新自由主义教条、滥用传统政策工具、抵制选举制度改革、应对新兴议题迟缓，等等。这种封闭僵化的保守文化使得西方各国推进系统性变革困难重重，也严重削弱其在全球议题上的领导力。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变”与“不变”之中展现出注重守正创新的政党文化。以守正而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刚性原则。作为人口规模超大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所形成的领导能力和调适能力，以及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有力支撑。以创新而论，中国共产党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在党的守正创新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生机活力，它既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版，又没有机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模板，也不是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再版，更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功开辟的“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新版。因此，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转型，要避免落入因循守旧、封闭僵化的文化窠臼，注重涵育顺应时代潮流、因势而新的政党文化，在守正基础上敢于创新，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和发展机遇。
结 语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蕴藏着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系统性变革。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通过维护国家稳定、制定发展战略、推进社会革命等重大举措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并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与社会转型的走向与质效。反之，“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停滞不前甚至动荡，也时常与“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等因素密切相关。“后发”国家的政党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驱动引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代表“整体”利益、坚持正确运用权力、善于守正创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追赶和超越，构筑起以“政党领导”为鲜明特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模式，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之路和世界政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中出场，在实践中创新，开时代之新篇。
周凯，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周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进路与当代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08):2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