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淄博烧烤”与“南阳迷笛”现象启示我们：要全面地认识青年就要回到青年的本质，充分认识青年的三重规定性，区分作为整体和作为部分的青年，且要将“曾经的青年”与“当前的青年”相联系；要有效地研究青年，就要从传统青年主题中发现当代青年现实，既弄清“是什么”又理解“为什么”，既“站在外面看”又“进到里面看”，既敏锐地“追新”又防止片面“猎奇”，并始终在加强自觉反思的同时将青年现象置于社会结构中来理解。
关键词：淄博烧烤 南阳迷笛 青年本质 青年特征 青年研究
一、背景与问题
青年永远是社会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十分关注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一规划不仅为广大青年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中施展才华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为广大青年研究者更好地认识青年和研究青年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
全社会广泛关心青年、正确引导青年，既是青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社会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要很好地处理和调适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只有对青年的状况、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等有清楚的认识，才能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成长和发展条件，也才能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有效地研究青年，因为认识青年与研究青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是我们开展青年研究的主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科学有效的青年研究来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青年进行的各种研究和探讨，是我们认识青年的主要方式和路径。只有对青年群体、青年现象、青年问题进行多层面、多方式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才能不断了解青年、更深入地认识青年，也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引导青年。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特别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精神，笔者希望通过对2023年的两个社会现象的考察、分析和思考，来探讨如何正确地认识青年和有效地研究青年的问题。
二、“淄博烧烤”与“南阳迷笛”
2023年的春天和夏末，中国社会生活的大河里曾经涌起过两团不大不小的“浪花”：春天是风靡全国的“淄博烧烤”，夏末则是轰动全网的“南阳迷笛”。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现代传媒工具的助推下，两个事件成为了当时大量自媒体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淄博烧烤”现象的起因和过程很普通，也很简单。因当时疫情防控需要，一批大学生在淄博隔离，他们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与精心照顾。隔离结束时，当地政府请大学生吃烧烤，为他们饯行，并相约明年春暖花开时回来。第二年春天，这些大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兑现他们的承诺，成批返回淄博吃烧烤，以此来感谢曾经热情接待、精心照顾他们的淄博人民，并由此带来了风靡全国的“淄博烧烤”热。
“南阳迷笛”本来是在河南省南阳市举办的中原迷笛音乐节，但青年热情参与音乐节以及他们在音乐节上近乎疯狂的、十分另类的表现，加上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形成了特定的“南阳迷笛”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热议，特别是绝大部分议论是对青年行为的严厉批评甚至批判，进而形成了当时的社会热点。
无论是“淄博烧烤”还是“南阳迷笛”，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学科来进行研究和探讨。比如，对于“淄博烧烤”，我们可以从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视角出发，以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等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对于“南阳迷笛”，我们同样可以从政府管理、文化旅游、群众文体活动、流行音乐等角度进行探讨。
笔者的思考和疑问是，从青年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两个并不相关的现象中有没有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的问题？这两个现象对于我们认识青年与研究青年又有什么样的启示？笔者认为，从大学生返回淄博吃烧烤的行动中，从青年参与“南阳迷笛”的行为表现中，我们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从青年研究的视角进行反思和探讨。因为这两个现象的确给我们的青年研究提出了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也为我们认识青年与研究青年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三、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
上述两个现象的主角都是青年。青年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这或许是被我们忽视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需要充分考虑以下有关青年的本质特征及其他特征。
（一）回到青年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认识和了解青年是我们理解、研究并引导青年的前提和基础，那么，认识青年的本质特征则可以说是这种前提的前提、基础的基础。
从大学生返回淄博吃烧烤的现象中，从青年参与“南阳迷笛”的活动和表现中，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年轻的大学生会在第二年春天兑现当初的承诺重回淄博？为什么“南阳迷笛”的参与者，特别是表现出狂热行为的主要都是青年？如果将“淄博烧烤”的主角换成一批有着同样经历的中年人，他们会像大学生那样在第二年春天成批、自发地重回淄博吃烧烤吗？如果把“南阳迷笛”的主角也换为中年人，他们会表现出像青年那样“疯狂”“怪异”“另类”的行为吗？这样的现象大概率不会发生。那为什么大学生和青年会做这些成年人不会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对于这种“为什么是青年”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所有这一切都与青年的本质有关，都与青年的基本特征有关。换言之，这两个现象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正确地理解和解释青年现象、全面地认识青年，必须回到青年的本质特征。
青年的本质特质是什么？众多的青年研究文献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但笔者认为，青年的本质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从总体上看，青年是单纯的、善良的、质朴的，也是茫然的、稚嫩的、感性的。同时，他们还是热情的、冲动的，甚至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势利、不世故、不成熟，也不够理性；他们充满理想和热情，既容易被感动，也容易被点燃；他们永远是一个社会中最有朝气、最少世故、最具热情、最少条条框框、最多精力、最充满“青春荷尔蒙”的一群人。青年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在“淄博烧烤”和“南阳迷笛”这两个现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年轻的大学生重回淄博、参与“南阳迷笛”的青年展现出“疯狂”“怪异”“另类”行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本质特征，才会有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青年志愿者和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一代”，才会有20世纪80年代初“为中华腾飞而读书”、高呼“爱我中华”的大学生，才会有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可以说，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青年的基础与前提，也是青年既值得赞扬、歌颂，又需要关爱、帮助、宽容和鼓励，也需要指引、批评和磨炼的基础和前提。
（二）充分认识青年的三重规定性
为什么青年会具有上述本质特征？笔者认为，这是由青年身份具有的三重规定性，即生理规定性、心理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所决定的。换言之，青年的三重规定性是青年的本质特征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具体化。
第一，青年的生理规定性。青年是人生理发育和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进入青春期后，人的生理发育和成长就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阶段，青年的生理特征将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体现在青年作为生物个体的各种发展和成长的特点上。一方面，在体格上，青年的身高快速增长，身体各个器官也趋于成熟；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青年的性征开始出现，性的发育也逐渐成熟。正是这些生理上的显著变化使青年开始脱离人生的幼年阶段，形成了区别于少年的明显特点，他们开始从未成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青年的这种生理规定性是青年之所以是青年的客观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认识青年与青年现象，特别是在认识青年的各种特征和行为表现时，不能忽视青年生理规定性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青年的心理规定性。青春期所带来的巨大生理变化不可避免地给青年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和自我的一些新认识。比如，身高的迅速增长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青年的视野随之扩展；另一方面，身高增长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心中“我已经是大人了”的主观意识。青年在生理上的逐渐成熟，特别是性的发育和性征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扰乱了青年内心的平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疑惑，使得他们的内心既充满好奇，又充满不安。同时，这也会促使青年关注异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青年寻求同龄伙伴的认同、看重同龄伙伴之间的友谊、热衷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等现象；也常常看到青年反叛成人社会的种种行为表现。这些现象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青年心理中存在的孤独感和渴望被理解的特点，体现出青年既充满幻想和激情，又有些脱离现实、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心理学家之所以用“心理断乳”或者“第二次诞生”等语言来描述青年的这种心理特征，就是在突出地强调这一时期的心理规定性对青年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依田新主编，1981:10-11）。因此，青年的心理规定性同样是我们认识和研究青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青年的社会规定性。相较于青年的生理规定性和心理规定性，青年的社会规定性的内容更加广泛。它不仅集中体现在青年作为社会的新成员、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新生力量上，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青年作为社会文化的继承者、传递者等社会角色上。作为社会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青年在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发生紧密联系、频繁互动乃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可能成为传统文化和规范的叛逆者，也可能成为新文化和新潮流的倡导者与引领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青年还是家庭、学校等群体、组织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众多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正是产生并形成于这种联系和互动之中。实际上，要充分认识青年的社会规定性，我们还可以在对“青年在哪里”这一提问的回答中得到启示，“虽然具有相同的年龄，但在家庭中却永远只有子女，学校中只有学生，只有在社会中才会有青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青年这一概念背后所蕴含的社会身份特征，以及所体现的社会角色内涵”（风笑天，2022）。
（三）认识青年的整体性与内部差异性
青年既是一个整体，同时又不是一个整体。
一方面，青年是一个区别于少年、中年以及老年的人口整体，青年具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年，也不同于少年和老年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特别是作为整体的青年在社会特征上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群体”（即从未成年人过渡到成年人）的性质，这种性质显著地将他们与少年、中年和老年区分开来。在这种过渡的过程中，青年的发展任务逐渐从“受教育”过渡到“劳动和工作”；青年的生命历程逐渐从“出身家庭”过渡到“定位家庭”；青年的人格特征逐渐从对父母的“身心依赖”过渡到“自我独立”。青年具有的这种过渡性特征，客观上要求我们将他们作为社会结构中一群特殊的人口、社会文化的新继承者甚至是社会中的某种“弱势群体”来认识和研究。
另一方面，青年又不是一个整体。因为青年既是一个年龄跨度很大的人生阶段，也是一个具有复杂社会属性的群体类别。仅从年龄上看，青年的跨度就可以从14岁到35岁。因此，作为整体的青年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即14~17岁的青年前期、18~25岁的青年中期以及26~35岁的青年后期（当然还有其他的划分标准）。更重要的是，处于每一个年龄阶段中的青年既具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也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和人生发展任务。这些差异使得青年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青年子群体。
14~17岁的青年是作为未成年人存在于社会中的。他们一方面处于生理急剧变化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心理极不成熟的时期。这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是不稳定的，行为是尚显幼稚的。因此，教育者不仅不能按照成熟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的正常思维来衡量与评价他们，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许多“不正常”“不可思议”的想法和做法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对他们的引导和教育也相对需要更多的“刚性”规范。18~25岁的青年则处于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成年形成期”（emerging adulthood）。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青年在生理上已经完全成熟，心理上也逐步发展并达到成熟状态，尤其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形成。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青年的典型特征是开始经历个人生命历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完成学业、踏入社会、寻找工作、进入职场、寻找恋人、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等；而“变化与探索是青年成年之旅所具有的典型特征”（风笑天，2023）。26~35岁的青年则是名副其实的成年人，他们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作为社会成员参与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社会生活中的生产者、工作单位中的职工、家庭中的夫妻或父母等多种社会角色。他们的生活内容也随着适应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而开始慢慢走向稳定。由此可见，三个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在特征和发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
除因年龄阶段的差异而划分出的三个青年子群体外，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复杂程度将青年更进一步划分为学生、军人、工人、农民以及不同职业的劳动者，恋人、夫妻、父母等各不相同的家庭角色以及具有不同户籍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青年子群体和社会阶层。也即，在青年内部又基于年龄、性别、职业和社会阶层划分了不同类型的青年子群体。这些不同类型的青年子群体面临和遭遇的则是人生中的不同境遇、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在认识和了解青年时，应注意区分作为整体的青年和作为部分的青年。
（四）区分“曾经的青年”与“眼前的青年”的共性与个性
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时间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对青年研究来说同样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中年人都是“曾经的青年”，在他们的经历中一定会留下青春的痕迹。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身上也一定会具有以往不同时代青年都具有的本质特征；同时，在他们身上又都会形成与以往青年有所不同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在认识当今社会中的青年和青年现象时，既要充分注意青年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在所有青年身上的共性，也要充分注意他们身上独有的、区别于以往青年的个性。
虽然带来“淄博烧烤”热的是21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参与“南阳迷笛”的也是21世纪20年代的青年，但他们既具有任何一代青年都具有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具有与以往青年有所不同的独特之处。正是由于所有青年身上都具有单纯、善良、质朴、感性、热情和容易被感动的特征，当下的大学生才自发地、成批地回到淄博，以吃烧烤的方式表达感恩之情。也正是由于所有青年身上具有冲动、热情、无所畏惧、容易被点燃、最少世故、最少条条框框、最多精力和最充满“青春荷尔蒙”的特征，才会出现“南阳迷笛”现象中青年那种近乎疯狂的“另类”表现。这些都是青年的本质特征，也是所有青年的共性。
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的行为与四十多年前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时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用摔开水瓶来表达爱国热情的大学生的行为，与三十多年前随着崔健的摇滚乐一起高声嘶吼《一无所有》、强烈地表达自我意识、宣泄“青春荷尔蒙”的青年的行为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体现的则是不同时代青年的独特个性。青年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青年的行为始终是特定时代的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青年面临的成长环境不同，面对的现实情况不同，经历的人生旅途不同，因此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研究领域中，“50后”“60后”和“70后”的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青年，即“80后”，而今天的青年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已经变成了“90后”和“00后”。虽然同样是青年，他们身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眼前的青年”已不再是“曾经的青年”。不仅作为“曾经的青年”的“80后”与“50后”“60后”和“70后”不同，作为“眼前的青年”的“90后”“00后”与当年的“80后”也不一样。以往表现在“80后”身上的众多特征，或许有些依然存在于“90后”和“00后”身上，但更多的方面或许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既要从“曾经的青年”那里认识青年的共有特征，了解青年的共同心理和行为，也要从“眼前的青年”那里发现青年的新特征和新特点。
总之，正是青年概念所具有的这种极其重要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对任何一个时期青年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都充满了挑战。只有回到青年的本质特征，注重青年的三重规定性，将作为整体的青年与作为不同部分的青年结合起来，将青年的本质特征与青年的当代特点融合起来，将青年的共性与个性联系起来，才能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青年和理解青年。
四、如何科学有效地研究青年？
对“淄博烧烤”和“南阳迷笛”两个现象的思考不仅可以为我们如何认识青年特别是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带来启示，而且可以为我们如何研究青年尤其是如何科学有效地研究青年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论启示。
（一）从传统的研究主题中发现当代社会的青年现实
青年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历程决定了青年研究领域存在一些相对固定且已形成研究传统的主题。比如，青年的婚恋家庭问题、青年的工作就业问题、青年亚文化问题、青年的社会参与问题、青年的失范越轨犯罪问题，等等。同时，传统的青年研究主题也是由学术界长期对青年现象开展研究所积累的大量实践和研究成果构成的。因此，这些传统的研究主题无疑是重要且基本的。但是，当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当下的青年心理、青年行为、青年活动、青年现象的现实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要善于在传统的研究主题中发现不断变化的青年现象，并结合当代青年的新特点来开展研究。
同样是青年的婚恋问题、生育问题、就业问题，展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的青年现实就与以往存在较大不同。当代青年对婚姻、家庭、子女和工作的新认识和新思考，不仅形成了与以往有较大差别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养育方式、择业方式，还形成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婚姻态度、家庭观念、子嗣观念和职业观念。有研究指出，“当代青年群体对待婚姻的态度相对负面，他们的子嗣观念比较淡泊”（张乐，2017）。
而针对当代青年在生育意愿上不愿生特别是不愿多生的变化，也有学者呼吁“未来我国青年人婚育观念的重新形塑有两个大方向：一方面要弘扬婚姻和生育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要以‘新型婚育文化’呼唤婚育责任伦理来引领青年的相关行为”（王金营等，2023）。青年在职业观念和就业行为上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上，也体现在青年各种自主选择、积极实践的应对行为上。在当下中国社会涌现的许多新职业中，无一没有当代青年的身影。因此，在青年研究的传统主题上呈现的这些新变化和新现实，都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探讨。
（二）既要弄清楚青年现象“是什么”，也要去努力探索“为什么”
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存在两类主要的研究目标，即描述现状和解释原因。一方面，青年研究要客观地了解、认识当代青年及相关现象的现实，回答他们的特征、心理、行为、困难、愿望等“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青年研究还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这些“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即有关当代青年现象、青年行为中“为什么”的问题。
对于“南阳迷笛”现象，一方面，我们要弄清楚究竟是哪一类青年热衷于这样的活动？他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家庭背景、社会阶层，以及他们在音乐节中的自我认知和行为表现分别是怎样的，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一现象“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是当下中国社会新一代青年中的一部分。也只有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分析与他们参与这样的活动相关的各种因素，进一步认识青年参与这一活动的真正原因和那些相关因素的作用大小及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去努力弄清楚为什么参加“南阳迷笛”的人绝大部分是青年？为什么会有众多青年如此风靡地参与这一活动？“南阳迷笛”上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什么会有如此“疯狂”“另类”且不被中年人的文化和价值观看好的行为和表现？即我们要努力弄清楚和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使青年的这种活动及其表现真的如众多评论者所说，是一种“文化入侵”的后果，我们也应该认真去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青年？为什么他们会接受、相信、追捧、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为什么他们会有那般的行为表现？单纯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有站在青年的立场，认真地去了解、努力地去理解他们热衷于这一活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的生理规定性、心理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才能通过系统科学的研究找出答案并提供正确的建议。
（三）既要“站在外面看”，也要“进到里面看”
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要正确认识青年、有效研究青年，既需要我们有整体的、宏观的视角，也需要我们有个体的、微观的视角；既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既需要“站在外面看”，也需要“进到里面看”。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对宏观统计数据或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展开定量分析，描述青年的心理和行为的整体状况，分析影响这些心理和行为的各种因素，检验和证明用以解释这些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各种理论，但这种视角和研究方式更接近于一种“站在外面看”的方式。在研究青年的心理以及特定行为等相对微观的现象时，特别是在探究这些心理和行为的形成过程、分析各种影响青年行为因素的作用机理时，这种“站在外面看”的探讨方式或这些相对客观、偏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力有不逮。
因此，我们还需要那种“进到里面看”的研究方式，即深入到具体的青年现象中，深入到特定的青年个案中进行详细考察。特别是对一些新的、独特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研究者不能仅仅只是“站在外面看”，即不能仅仅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二手调查资料，或者仅仅依赖相对表面化、低效度的调查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而是要更多进入青年群体、青年活动以及青年现象的内部，采用实地研究、参与观察、个案研究等适用于微观场景的方法，进行详细的考察和探索。只有深入到青年群体和青年生活内部，研究者才能真正了解并熟悉青年；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和研究青年。
就认识和理解“南阳迷笛”现象及青年行为而言，我们不能只采用“站在外面看”的视角和方法，仅仅依据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视频及相关评论来了解和认识青年，而要真正深入到这些青年中间，进入到青年参与的“南阳迷笛”活动现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方式去实际地参与、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我们要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的访谈，收集在现场发生、同时能够反映青年的具体行为和动机的个体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南阳迷笛”活动的参与者，才能更全面和客观地回答并解释“哪一类青年在积极参与，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狂热’地参与‘南阳迷笛’”等问题。
而所有“站在外面”、对“南阳迷笛”现象似乎有所了解甚至发表了评论的人，实际上都与笔者一样，对这一事件的一切感受和认识，对参与这一活动年轻人的所有看法，均来自于他们接触到的社交媒体中的那一部分内容。我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其中，也没有实地参与、了解、观察和研究这些青年及其活动，我们只是现代媒介的受众和被影响者。因此，我们并不能回答“现实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哪一类青年在参与这一活动”“大多数青年的行为表现究竟如何”“青年各种行为表现的内在原因和机理又是什么”等问题。只有深入到青年群体和他们的活动中去，才能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
（四）既要敏锐地“追新”，又要防止片面地“猎奇”
具有超前性、叛逆性、外显性等显著特征的青年亚文化常常会在社会生活中萌生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那些有时会在很少一部分青年身上表现出的一些与传统文化或主流文化大不相同的新现象。同时，这些新现象往往又会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或内容成为大众媒介的热点或社会热议的话题。这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涉及青年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领域，也涉及青年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领域。
对青年研究者来说，能够及时发现、关注并系统地研究这些新现象，也即能够敏锐地“追新”，就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也可以为全面了解和认识青年的心理与行为，以及深入理解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这些新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时，要特别注意防止片面地“追新奇”“追热点”。
一方面，仅仅表现在很少一部分青年身上的这些新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所形成的新现象，不一定都会发展成普遍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即这些新现象或特征有时只是局限于特定的部分青年或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心理和行为表征，而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青年心理和行为表现。我们要十分注意分析这种新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只是一种极小众的青年现象，也许并不值得去过多地关注和研究。因为在一段时间后，这种社会生活大潮中临时泛起的小浪花或许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归社会整体文化的洪流中。
另一方面，青年研究对这种“新”的青年现象的强调和关注，还要特别注意与大众媒介对青年现象的这种“新”的关注相区别。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与青年之间的互动，是青年亚文化显示得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正是青年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在不断地制造时尚，制造流行。从文化娱乐到经济消费，从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波又一波地推动青春的热潮，也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变迁”（风笑天，2022）。
因此，许多新的青年现象会同时吸引大众媒介和青年研究者的注意。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大众媒介不仅仅关注各种“新”的现象，而且更关注这种新现象所具有的“特异性”，即各种新现象的“奇”。这种特异性往往是大众传播媒介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它们为了“吸人眼球”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作为科学研究的青年研究在探讨这种新现象时，关注的焦点除上述普遍性外，还应关注这些新现象作为青年亚文化组成部分的可靠性，即这种新现象是否体现或预示了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我们不能不顾可靠性而盲目地去追热点和追新奇。
此外，青年研究对这种新现象的“发言”，应该与一般的社会个体仅仅依据生活常识和经验的“发言”不同，也应该与过于追求“新奇”的大众媒介的“发言”不同。科学的青年研究的“发言”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既需要提供系统的、可靠的经验证据，又需要有符合逻辑的推理、解释、论证和说明”（风笑天，2024）。
（五）始终将青年现象置于变迁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理解
青年既是社会的“产品”，也是社会变迁的推动者。作为社会的产品，他们始终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他们的行为也始终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认识青年和研究青年始终不能脱离塑造他们的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始终不忘“社会学想象力”给我们的深刻提示，即“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二者，就无法了解其中之一”（米尔斯、帕森斯等，1986）。在研究探讨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时，特别是在对青年的行为做出评价甚至批评时，我们应该先思考青年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因为青年始终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产物。
比如，对于“南阳迷笛”现象中青年所表现出的行为以及相关现象，主流社会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批评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不对的、不应该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留意和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进而去思考青年为什么会热衷于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我们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在产生和形成这种现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思考方式，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始终都在冲击、影响和形塑青年的生命历程。当代青年的各种心理和行为，当下社会中各种具体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始终是这个时代和当今社会的镜子。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表现在青年身上的各种现象特别是他们身上所谓“不好”的东西的责任都推给青年，而是应该去探讨和分析造成这些现象，形成这些问题背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深层原因。
关于当代青年的婚恋现象、生育现象、“网红”现象、“追星”现象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是青年自愿晚结婚甚至不结婚吗？是青年不愿多生孩子吗？为什么当今社会中一部分青年热衷于做“网红”？为什么一些青年会疯狂地“追星”？实际上，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一定有社会结构的因素、社会经济的因素、社会文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青年“追星”现象来说，我们这些“曾经的青年”当年也都有过心目中的“明星”，只是时过境迁，当下青年心目中的“明星”可能不同了，他们“追星”的方式可能也不同了而已。然而，细想一下，当代青年所追的这些新的“明星”，无一不是当下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在当代青年中流行的一些新的追星方式，其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也都是当下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总而言之，正是当下社会的宏观结构、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科技发展等造就了当代青年的“追星”现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六）作为“曾经的青年”的研究者要具有自觉的反思能力
尽管当下的青年研究领域不断涌现一批批年轻的研究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者特别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研究者却早已是“曾经的青年”。这一现实背后的深刻含义是，客观的生理年龄已经拉开了相当一部分青年研究者与当代青年特别是与当代青年的社会生活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对有效地研究青年和青年现象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客观障碍。
任何一代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受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社会化环境也造就了代际差别。面对这种客观的障碍和无法回避的差别，作为“曾经的青年”的研究者，要时刻自觉反思和反省自己看待青年现象的眼光，反思自己在衡量、评价、研究、探讨青年行为时采用的标准和视角，而不能站在自己及老一辈的角度来看待和认识新一代青年。如果“曾经的青年”的研究者不能够自觉反思、不亲身参与到当代青年的社会生活中，仅凭过去的经验和对青年行为的认知，很难真正了解和认识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就很难全面有效地研究青年现象。
就“南阳迷笛”而言，作为“曾经的青年”的笔者最初看到社交媒体中展现的青年在“南阳迷笛”的活动场景——各种“群魔乱舞式”的怪异头像和旗子以及青年随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泥潭里倒下起伏、浑身泥巴、摇头晃脑的景象时，最初的反应也和大多数评论者一样。笔者认为，所有这一切既无美感也无积极意义，也认同成百上千的留言者各种批评的、批判的、警惕的、认为是西方文化入侵的观点和看法。但是，当笔者冷静下来认真反问自己：你真的了解这一活动吗？你真的理解这些青年何以要这么表现吗？你真的知道这种活动以及青年在现场的这种“疯狂”表现对青年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吗？
实际上，笔者对这些问题都无言以对。因为笔者并不了解他们，笔者的所有反应和评价实际上都是基于笔者作为一个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春岁月以及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了解和认知的老年人所具有的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是如何行为的”“青年应该如何行为”等问题的认识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对当代青年的了解和认识做出的。
因此，作为“曾经的青年”的研究者，我们在研究当代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时，不仅要具有自觉的反思能力，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以青年的视角，而不是以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学会用青年的眼光去了解、认识、理解他们热衷于这一活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的原因。否则，我们就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当代青年，就像我们的上一代当年不理解年轻时的我们一样。
五、结论与讨论
回顾“淄博烧烤”与“南阳迷笛”这两个现象。一方面，“淄博烧烤”展示了青年的热情和冲动，可以感动和影响成人世界：一场青春的感恩行动掀起了震动整个社会的风暴，或者说一种青年的亚文化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新潮流。另一方面，同样是青春的热情和冲动，“南阳迷笛”却形成了态度鲜明的两种反应：主流社会的严厉批评甚至批判与青年世界一部分人的欢呼喝彩。无论是哪个现象，带给我们的关于“为什么会是青年”“青年何以称之为青年”以及“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青年和有效地研究青年”的深刻启示与相关思考。这才是两个现象对当下社会特别是对青年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现象启示我们：只有回到青年的本质特征、充分认识青年的三重规定性、区分作为整体的青年与作为部分的青年，且将“曾经的青年”与“当前的青年”相联系，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青年；只有注意从传统的青年主题中发现当代青年的现实，将弄清“是什么”与理解“为什么”结合起来，将“站在外面看”与“进到里面看”结合起来，注意区分青年研究中敏锐地“追新”与盲目地“猎奇”，并在加强自觉反思的同时将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置于社会结构中进行理解，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研究青年。
从上述方法论层面的启示出发，结合当前青年研究的一些状况，笔者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的青年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重视青年研究的选题。研究问题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提高研究质量的首要前提。社会中的青年现象多种多样，与青年相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的青年研究该“研究什么”“探索什么”，或者说“哪些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哪些又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青年研究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为更好地认识青年现象提供系统可靠的知识，即通过青年研究的发现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青年和青年问题，同时也为广大青年正确地认识自我和同伴提供帮助；二是为有效地引导青年、更好地开展青年工作，以及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来解决青年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因此，青年研究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这两个目标，一项具体研究选题所具有的重要性、创新性和可行性也要从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这一点是对青年研究者所具有的“思想的”或“产生想法的”能力的一个考验。每一位有志于研究青年问题的研究者都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第二，注意青年研究的知识积累。无论是对青年群体、青年特征的认识，还是对青年行为、青年问题的认识，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积累、不断丰富的。同一个研究主题往往会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因此，青年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在开展自己的研究前，必须系统回顾前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果研究者不进行文献回顾就开展研究，既是一种低研究水平的表现，也是一种对自己和学术界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的研究得到的结果既无法与前人研究的结果对话，也不会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做出贡献。因此，要提高青年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每一位研究者都应该重视文献回顾，努力将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结果置于这一领域知识积累的体系中。
第三，加强青年研究的设计。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研究问题的确立只是明确了研究要达到的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能否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关键。做研究远不止写论文那么简单，它包含众多复杂的工作内容：该走哪条路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如何寻找最科学、最合适、最可行的研究路径？研究应该采用定量方法还是定性方法，抑或应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何克服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与障碍？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面对、权衡、选择并周密计划的内容。因此，研究设计阶段也是研究者最应该全力投入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当我们的青年研究具有“严密的逻辑、精巧的设计”时，其结论才会产生“让人心服口服的事实和力量”（风笑天，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