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相交织的当下，稀土资源因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性、分布不均衡性等特征，日益成为大国关键矿产博弈的核心。而在美西方国家推动全球稀土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中，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因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技术能力缺失，极易在大国博弈中沦为依附角色。越南依托丰富的稀土资源在"依附"与"独立"的二元困境中尝试寻求独特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越南政府依托"竹式外交"的"柔枝固根"理念以灵活姿态嵌入多边合作网络，将潜在的稀土资源从地质禀赋转化为外交博弈的战略杠杆。与此同时，越南也以经济外交为主轴，充分利用美西方国家稀土供应链的焦虑窗口，将关键矿产资源转化为服务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借助外力驱动国内产业升级，将资源红利有效地转化为了外交权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关键矿产博弈中破解"依附陷阱"提供借鉴。
关键词：越南；稀土；经济外交；"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孙帜，男，河南南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美国史；郑华，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外交学、中美关系、政治传播。
在围绕关键矿产的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关键矿产的战略性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供给能力却扩展受限。在这一背景下，坐拥关键矿产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学界高度关注。关键矿产资源究竟是后发国家突围的"金钥匙"，还是霸权体系固化的"新枷锁"？有学者指出，关键矿产资源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吸引外资和产业升级的途径，也有学者认为，美西方国家通过"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强化对海外关键矿产的掠夺，这一行为将会固化资源国的依附角色。
稀土作为关键矿产之一，是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材料，无论是国防武器还是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制造都离不开稀土元素，因而又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维生素"。各国对稀土资源的关注已从经济议题上升为重要的安全关切。从分布上看，全球稀土矿产分布呈现多元化格局，其中，中国是全球稀土储量最丰富、元素种类最齐全、稀土产品供给量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正通过构建排他性联盟，试图重塑"去中国化"的稀土产业链。
在对全球稀土供应链博弈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美国在稀土领域的"去中国化"行为，并对此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从动机上看，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是美国将稀土"安全化"的根本动因，而大国能源转型则是稀土贸易政治化的重要诱因。在行为表现方面，也有学者探讨了美国通过打造"议题性"联盟等方式推进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举措。而在成效方面，有研究指出美国通过打造"俱乐部"化的关键矿产联盟并持续容纳更多资源国和发展中国家，助推了全球资源博弈，给中国带来供应链延伸压力。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美国推动稀土"去中国化"举措的探讨已有较多维度，但对处于大国稀土博弈"风暴眼"中的资源国的应对之策，讨论尚显不足。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无论是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稀土资源的觊觎还是其强迫乌克兰签署关键矿产协议，资源国在大国供应链博弈中似乎总易沦为"悲情角色"，陷入被动困局。越南作为全球稀土储量大国，被美西方国家视为对冲中国稀土市场的战略缓冲带，同时，又因缺乏技术而易技术依赖，因而容易陷入选边困境。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越南为何要在技术能力落后的情况下提出"雄心勃勃"的稀土开采计划，以及，稀土产业是越南稀土战略的目的还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工具，进而分析越南如何依托"竹式外交"实现从"资源主权"和"技术依附"二元悖论中的战略突围。
一、越南经济外交发展的"三步曲"
从历史上看，自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了"革新开放"政策、越共"八大"明确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发展目标以来，结合此后历届党代会内容，"全面推进革新事业，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已成为越南国家战略的首要议程。2021年，越南经济面临发展的"十字路口"时，召开的越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越南要推动科技创新强劲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使科技创新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正是在"革新开放"以来长期聚焦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驱动下，经济外交在越南外交工具箱中始终扮演核心角色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1.1作为战略突围工具的经济外交（1985年—2007年）
早在1985年经济外交就被确立为越南外交的中心任务，直至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时期越南经济外交的本质是其破除经济封锁、积极融入国际的战略突围工具。在统一后的前十年，越南全面倒向苏联的外交战略使其陷入发展困境，对内照搬苏联模式致使经济结构僵化，而苏联提供的援助也以军事援助为主，民生经济援助严重不足，同时外部还承受着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在多重压力下越南面临经济发展困局。至1988年，越南约有500万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财政金融形势也十分严峻，通货膨胀率达到800%以上。
1988年5月，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增友减敌"的外交目标。随后，在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又提出了"广交友"的外交口号。而在苏联解体后召开的越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越南又进一步提出了"多样化、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拉开了多元化外交转向的大幕。从动因来看，越南外交的转向既是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化后的被动调适，更是其在"革新开放"背景下扭转经济颓势的主动突围，可以说，经济因素是其外交政策转变的首要考量，经济外交旋即成为越南外交实践的重要工具。
从成效来看，越南依托灵活的经济外交策略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仅至1997年，双方在经济领域就签订了20多项协定，贸易额从1991年的2.32亿美元增长至1996年的15.5亿美元。同时，在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越南也将经济问题摆在首位，在协同解决历史遗留等问题基础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7月宣布将不再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对越南的援助，随后又于1994年2月宣布取消对越南的制裁，并在1995年7月恢复与越南的外交关系。除此之外，越南也主动寻求加入地区和国际组织。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拓展区域经贸合作的同时也试图借东盟平台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改善外交处境和对外经贸关系。经过近12年的谈判后，越南于2007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之中。
可以说，"革新开放"二十年间，在以经济外交为突出导向的多样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助力下，越南经济得到显著发展，1986年至2006年，越南GDP年均增长接近7%，成为亚洲仅次于中国的发展速度第二快的国家，人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而经济基础的迅速增强也为越南进一步承接科技企业转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坚实支撑。
1.2构建"竹式外交"基石的经济外交（2007年—2020年）
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后，经济外交由越南的战略突围工具逐渐演变为发展自觉，成为"竹式外交"的鲜明底色。2016年，时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在第29届全国外交会议上提出了"竹式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理念，其含义为"竹根牢固，竹枝柔韧，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原则，灵活应变"。越南"竹式外交"理念植根于越共第一代领导人胡志明"以不变应万变""多交朋友，减少敌人"的外交思想，是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谋求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实践经验。而在越南"革新开放"并加入世贸组织后，其"竹式外交"的本质则体现为利用多边经济外交服务国家利益，凸显经济导向。
一方面，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面对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空前机遇，越南外交始终将重心放在经济外交上，且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就发展机遇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叠加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制造业和外资向东南亚加速转移，使越南获得了发展红利。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越南外商直接投资从2007年的67亿美元稳步上升至2020年的158亿美元，跻身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20个国家之列。越南不仅承接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三星、苹果等先进电子制造企业也落地越南，早在2008年三星公司就在越南建设了第一家手机工厂，2017年三星电子在越南出口的占比额度已达四分之一以上，且产业链布局不断前移。而富士康、立讯精密等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企业也在越南大量投资，推动了越南电子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也使其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起承接产业转移、链接大国经济的关键节点角色。2019年，美国已多年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其最大的进口市场。越南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的结构性需求共同推动多元化经济外交策略成为维护国家发展韧性与拓展外部战略空间的关键手段。
另一方面，在传统地缘政治回归、大国博弈加剧的态势下，以经济外交为抓手塑造稳定发展环境，成为越南外交工作的重要导向。2010年越共"十一大"召开前夕，越共中央书记处强调要将经济外交视作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外交支柱中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经济外交在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中的效用。此后，越共中央又于2018年明确指出要在各领域同步开展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多边外交活动，使其成为多边外交任务的核心支柱。可见，在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越南将构建与其他国家相互交织的经济利益视作确保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战略基石，由此构筑了其竹式外交的"柔韧竹枝"。此外，越南还试图最大限度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构建国家能力的战略资产，打造自主发展的"稳固竹根"。
1.3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外交（2020年至今）
近年来，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技术跃迁，在大国博弈催生的全球供应链转移中由"制造外包地"向"技术承载者"转变，成为越南政府的核心考量，并成为经济外交工作的核心议题。自2019年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若干政策和指导意见的第52-NQ/TW号决议》以来，推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核心导向。围绕这一战略布局，越南相继发布了《至2030年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越南半导体产业2030年发展战略及2050年愿景》等纲领性文件，旨在转变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确立科技创新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引擎。
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加强科技合作成为越南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方向，经济外交也由此被赋予了推动国家科技能力跃升、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职能。早在2010年越南已提出，经济外交需适应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任务。具体而言，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2010年发表的新年文章中指出，要将发展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视为越南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在越共"十三大"后，随着越南确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发展路径，越共中央书记处更是明确指出要将经济外交确定为越南外交的根本任务，国家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外交在越南外交工具箱中的地位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战略焦点上，越南政府于2023年发布的行动计划中进一步要求，经济外交要着力于提升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密切关注大国科技竞争态势，从而拓展和深化对外高科技合作，吸引外部资源服务于本土高科技产业发展。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裴青山也表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外交的重点将是发现和利用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能源转型等趋势带来的机会。可以说，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性变革对越南的经济外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可见，越南正依托经济外交手段抢抓发展机遇，从其在高科技领域发布的系列行动计划以及英伟达、三星等高科技公司纷纷在越南设立研发中心的成效来看，半导体及高经济附加值的电子制造业是其首要着力方向。而作为半导体产业重要原材料的稀土资源也被纳入经济外交的战略考量，构成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议价能力的重要支点。
二、服务于经济外交的稀土资源
在越南制订的发展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的长远蓝图中，如何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被动地位成为其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如此，在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区域内高技术制造产业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越南所依赖的地缘、人力成本等传统优势"光环"不再，在与印尼等更大市场规模及资源体量的经济体的竞争中面临显著压力。在此情境下，越南境内储量可观、适用于半导体芯片制造的轻稀土矿产被政府视为重塑比较优势的重要资源。
2.1越南半导体产业面临转型困境
越南政府视半导体产业和电子制造业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024年12月，越南总理兼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政在半导体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将发展半导体产业视为必要的、战略性的突破，视作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关键任务。同时，越南政府颁布的《越南半导体产业2030年发展战略及2050年愿景》强调，发展半导体产业必须与电子产业和数字化转型产业齐头并进，为半导体芯片创造产出，打造从半导体到先进电子制造业的完整产业链。可见，越南旨在打造从上游半导体产业至下游电子制造业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地区性半导体强国。截至2024年，越南已成为亚洲第三大半导体出口地区。根据越南统计局数据，越南电子行业在2024年创造了1 265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两者已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越南半导体产业以及电子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靠近中日韩等半导体供应链关键节点，同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越南的芯片产业仍集中在后端经济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封装测试环节，在前端的设计以及制造环节实力较弱。此外，越南的半导体产业也大量依赖于外来力量，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占据市场的90%。越南本土半导体上游企业的缺乏严重限制了其获取更高附加值业务的能力，因而引进跨国科技企业在越南设立研发中心、晶圆制造等高附加值业务，促进越南半导体技术能力提升成为政策导向。
越南电子制造业起步更早，现今已然占据越南工业总产值的17.8%，但也与半导体产业面临着相似的技术瓶颈。以苹果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在越的生产供应商有25家，在华却有151家，虽然该公司宣布将向越南加大转移力度，但存在难度，越南目前主要承担的仍是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越南本土生产商在承接产业外溢中的作用有限，技术人才和产业规模的差距使其难以深入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2.2稀土资源为半导体产业提供发展契机
稀土资源在半导体产业和电子制造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体现在产业链上游的芯片制造中，越南政府希冀通过大力开发稀土矿产吸引国外半导体及电子制造巨头入驻投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战略规划上，2024年9月越南政府发布《越南半导体产业2030年发展战略及2050年愿景》，明确提出要依托地缘和人力优势，深入参与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在具体规划中，立足当下，越南方面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以形成覆盖半导体生产全流程的基础能力，从长远看，越南方面着眼于成为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中心以及领先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在核心优势中，越南拥有的作为芯片关键原材料的稀土资源也被政府视为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显著优势。
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越南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丰富的稀土矿藏及开采前景。一方面，稀土储备为越南发展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提供"产业升级跳板"。无论是手机的零部件生产还是先进芯片制造，稀土材料在科技产品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南迫切希望承接更多科技产品上游设计与生产业务，对稀土的需求与日俱增，其稀土开采及加工规划对高科技企业有着十足的吸引力。越南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席阮卖就多次指出外商投资越南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因不在于人力资源优势，而在于稀土资源。越南政府致力于稀土深加工的同时，明确禁止稀土原矿出口，此举体现了越南当局希望发挥稀土资源对科技企业的黏性效应，最大程度吸引外资。
另一方面，稀土储备为越南发展半导体产业和电子制造业提供"投资虹吸效应"，有助于其突破产业链短板。近年来，伴随全球头部科技公司在越南的投资增加、产业链前移，稀土材料生产商或出于贴近市场等方面的考量，也陆续在越南投资。例如韩国的星集团实业宣布将在越南建设稀土磁铁加工厂以供越南境内电子公司使用。由此可见，越南丰富的稀土矿藏正有效发挥"产业磁石"的效用，为越南向高科技产业中高附加值制造环节跃升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越南稀土资源禀赋与结构性困境
越南拥有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越南长期以2 200万吨的稀土矿藏储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但就资源实力而言，越南迄今尚未形成与其储量禀赋相匹配的资源评估体系以及技术和产业能力。一方面，越南自身尚未完成对国内稀土矿藏的全面评估，其官方数据依赖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测算结果，国家层面缺乏对稀土分布、品位及可采性的掌握，政策制定基础薄弱、资源治理透明度不足。2025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对越南稀土储量作出下调，进一步暴露越南当局对稀土资源的评估和管理能力缺失。另一方面，越南尚未建成完整的稀土产业链且在各个环节都存在关键技术缺失，无法实现从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的有效转化。
3.1储量预期与开发能力的矛盾
越南是全球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缺乏大规模集中开采能力。从分布来看，越南的稀土矿主要集中于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以轻稀土为主。从产量上看，2023年及2024年越南仅开采了600吨稀土矿藏，近五年内最高单年开采量为2022年的1 200吨，远低于美国地质调查局预先估算的4 300吨，产量甚至远低于同处东南亚地区的缅甸和泰国，与其储量形成了强烈反比。开采量匮乏的背后是越南当局对稀土资源的长期忽视和开采能力的落后。
一方面，越南缺乏稀土相关的研发投资。早在1956年越南西北部就勘探出了稀土矿床，但由于研发投资的缺乏，对自身稀土矿藏的实际情况无法全面了解。2024年6月，时任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邓国庆在国会问答会上表示，尽管越南拥有约2 070万吨稀土，但目前已完成评估的稀土元素储量只有270万吨。换言之，目前仅有约十分之一的稀土矿藏经过评估可进行规模开采，余下稀土矿藏的实际价值仍未明晰。不仅如此，越南当局在稀土资源管理中的长期缺位亦引发外界对其资源有效利用前景的质疑，近年来，越南稀土矿的非法开采情况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迄今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管以及开采机制，稀土资源的大量流失及由此引发的开采停滞和开采权等问题也构成美国地质调查局下调其储量预值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越南大多数稀土矿仍采用传统露天采矿方法，选矿技术低效、质量不高、稀土精矿中有害杂质含量较大。此外，传统的采矿方法也易产生大规模的废物污染，环境成本高昂。开采技术的滞后既制约了矿藏的利用效能，又产生了不小的环境治理成本，越南的稀土矿藏面临开发难的困境。
3.2资源主权与技术依赖的矛盾
越南政府希望加强对稀土的控制，谋求发挥资源的最大经济效益。越南当局禁止稀土原矿出口，目标在于加工高经济附加值的稀土产品，掌握核心技术，成为稀土产品供应链的深度参与方。越南工贸部2021年规定，稀土精矿产品必须满足稀土氧化物的含量达到95%以上这一条件才允许出口，也就是稀土原矿要在其国内完成初步加工后方可进入全球市场流通。2023年越南政府更是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发展稀土矿产深加工技术，只出口加工矿产，到2025年，获得许可的矿山必须完成基本建设并投入加工技术研究以生产出纯度达99%的混合稀土碳酸盐产品，而2030年后将专注于稀土金属的深加工。可见越南希冀短时间内构建起从开采到产品制造的全流程产业链，加强稀土资源主权。
与此同时，由于自身在稀土产业链各阶段均存在技术缺口，因此越南致力于与国外公司展开合作，以获得技术转让。中游的冶炼分离环节中，越南将稀土精矿冶炼分离出单一稀土氧化物的技术水准尚不能满足其稀土氧化物含量达95%的出口要求，目前越南国内仅能达到稀土氧化物含量30%左右，不得不依靠外来力量。下游的稀土材料制备环节中，越南也不具备加工广泛应用于清洁能源、电子产业等领域的稀土永磁体的能力，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报告，2022年越南仅生产了全球1%的稀土磁铁。依托外来力量建立稀土产业链，并获得相关技术成为越南当局试图弯道超车的优先选择。越南科技部以及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负责人均表示，有必要吸引外来投资或建立合资模式，鼓励国外企业在稀土开采及深加工方面与国内相关研究院所、学校合作建立实验室、研发创新中心，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发展越南稀土产业。但是，越南想在短时间内获得稀土产业链技术主权的可能性很低。在全球层面，目前只有中国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的技术能力，美西方等国稀土产业链均不完整且存在明显短板。即使越南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但技术的落后也使其仅坐拥"资源国"的身份，短期内无法在国际稀土供应链中提供稳定的稀土资源供给，无法将资源潜力转化为资源实力。
3.3政策目标与外部合作效能的矛盾
在资源与实际开发利用能力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越南政府依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通过一系列纲领性文件释放出明确的"资源主权化"信号，试图以"目标设定—技术突破—权力生成"的递进逻辑，将其"资源潜力"逐步打造为"外交影响力"。
一方面，越南规划国内稀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战略并出台了系列文件，试图以目标倒逼产业发展，以愿景吸引外部关注。首先，越共政治局2022年2月发布《政治局关于2030年地质、矿产和采矿业战略方向及2045年展望的决议》，以技术跃迁为目标，要求到2030年国内稀土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技术要达到区域水平，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到2045年要形成与亚洲先进国家同步、与循环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先进的现代矿业和绿色经济，意图构建技术主权。这一顶层设计于2023年7月颁布的《批准2021年至2030年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使用规划（展望2050年）的决定》中进一步具体为量化指标，决定将稀土年开采量从2023年的0.06万吨陡增至2030年的202万吨，2050年将进一步攀升至211万吨，而稀土氧化物的产量则要在2030年提升至2~6万吨，2050年达到4~8万吨，2030年后将专注于稀土金属的深加工，预计稀土金属总产能为7 500~10 000吨/年。可见越南希望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稀土产能、深耕高经济附加值项目。然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稀土矿产总产量也仅35万吨。因此越南制定的政策目标远高于其现有能力。在美西方国家大肆炒作中国稀土"威胁"，意图构建关键矿产联盟的背景下，越南当局释放出"雄心勃勃"的开采愿景、重启已停产近七年的国内最大稀土矿东保矿（Dong Pao）并进行全球招标，更像是释放其希冀成为全球稀土供应关键一环的意图，以供应预期为"诱饵"换取技术转移和投资承诺。
从效果来看，越南释放的信号引发了急于重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美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首先，开采计划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国外媒体的集中报道。根据道琼斯新闻数据库显示，2023年7月后，关于越南稀土的新闻报道数量陡增，此外，美西方国家政客也纷纷表示要与越南加强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视越南为稀土供应链的潜在战略支点。自2023年以来，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与越南签订了关键矿产协议，意在投资越南稀土产业。
然而从意图来看，美西方国家瞄向越南的关键动机在于其丰富的稀土资源及开采许可，核心考量是将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合作的底层逻辑在于资源攫取而非技术赋能。这也并非美西方国家第一次与越南展开稀土合作，早在2010年美西方国家炒作中国稀土"威胁"的关口，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与越南当局签订了《越南与日本关于合作发展越南稀土工业的协定》，表明越南选择日本为稀土调查、勘探、开采和加工领域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合作开采越南境内最大稀土矿东宝矿，而日本将在勘探、开发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开展联合研发、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技术转让项目。但越南的实际收益除日本协助探明几处稀土矿藏外，2014年获批开采的东宝矿至今已停滞近七年，稀土产业链各环节至今仍存在系统性技术缺失。可见，通过与美西方合作来获取关键技术转让的方式不仅难以实现，越南自身技术的缺失也易使其沦为美西方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原料供应方和初级加工节点，无法达成其谋求的稀土产业技术主权这一目标。
四、"竹式"特色的稀土外交
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重塑与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多重背景下，关键矿产资源正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原料跃升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支点。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大国博弈中谋取有利位置、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成为资源国面临的普遍命题。越南构建以资源为支点、以灵活平衡为导向的"竹式外交"路径，一方面以稀土资源撬动多边合作，灵活游走于大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另一方面将外部合作锚定于国家工业化、半导体技术能力提升与绿色转型等发展目标上，力图将资源潜力转化为经济外交领域的议价工具。
4.1关键矿产的全球博弈与资源国战略选择
相较于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关键矿产资源的分布呈分散性特征，然而这种地理分散性并未消解权力结构的非对称性。资源权力和技术权力的不对称分布既使资源国极易陷入传统的"资源诅咒"陷阱，又推动了全球资源合作机制发生多重嬗变。首先，传统多边合作机制逐渐让位于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小多边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其技术优势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打造以意识形态为基底的排他性关键矿产"俱乐部"。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关键矿产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隐性'风险'预警"到"显性安全'威胁'"，最终升级为"系统性战略竞争"的过程，在拜登政府时期达到体系化。
拜登政府不断将矿产供应链合作议题嵌入双多边合作体系中，并逐步将其打造为独立议题。美国联合其拥有先进技术或资源型的盟友通过联盟手段在关键矿产领域打造"小院高墙"，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与欧盟主导成立"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Critical Minerals Buyers Club）等。在印太地区，美国也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下的清洁能源合作不断塑造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对华合围之势。同时，对于技术缺位的资源国，美国通过将其纳入联盟体系或以双边外交的方式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拓展关键矿物供应源。2019年特朗普政府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同蕴藏钨、钴、锂、铜、稀土等重要矿产资源的菲律宾、秘鲁、巴西等国签订了《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nergy Resource Governance Initiative），2024年厄瓜多尔成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成员国。此外，截至2025年，美国已同阿根廷、秘鲁、印度、蒙古、越南、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签订了不同类别关键矿产的合作备忘录。美国以自身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利益为基准，通过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拓展关键矿产伙伴阵营，加剧全球关键矿产领域大国博弈。在这一态势下，拥有丰富关键矿产但缺少开采及加工技术的国家极易陷入依附的困境中。
其次，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碎片化特征也给予了资源国提升国际权力和发展经济的机遇。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能源既是国家利益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相较于部分国家近乎垄断全球碳氢化合物的传统能源市场，关键矿产市场则呈现出全球性参与的态势，正因供给方的多样性，关键矿产在外交工具箱中更多承担着"胡萝卜"的角色，而非有效的制裁工具。因此，如何提升本国矿产的战略价值成为资源国的核心考量。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再度兴起，印尼、刚果（金）、越南、菲律宾、坦桑尼亚等国纷纷禁止或将要推行限制原矿出口。另一方面，关键矿产资源成为资源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助力。对于欠发达地区，国际参与中的战略工具有限，关键矿产是其实现经济发展、推进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助力，且这一价值将在地缘政治博弈和全球产业转型的窗口期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于资源国而言，将资源实力转化为现实权力的两种传统路径分别是发挥资源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或通过"资源外交"寻求国际影响力，吸引投资助力经济发展。但在关键矿产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的资源博弈也为资源国带来了战略机遇，而大多数资源国本身技术能力也存在缺失，尚不能有效利用资源优势，因而游走于大国之间、以关键矿产作为议价工具"两边下注"已然成为资源国试图获取国际权力的新路径。
4.2越南稀土外交的"竹式"策略
越南开展稀土外交的实践也呈现出独特的"柔枝固根"的"竹式"特征——灵活拓展多边合作网络的同时，以资源为杠杆撬动技术与产业链升级，顺势而又不倒向一方，最终服务于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目标。
首先，越南灵活构建多边稀土合作网络，平衡大国博弈压力。实践中，越南通过分层次、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在美西方国家对华稀土"去风险"的背景下，将自身嵌入不同的大国供应链网络。2023年9月，拜登访问越南时与时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宣布将美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稀土合作谅解备忘录，表示美国将支持越南量化稀土资源和经济潜力，帮助越南绘制稀土资源地图以及吸引优质投资。美国驻越南大使随即表示美国视越南为全球稀土供应链中潜在的关键枢纽并将展开合作。对于美方的热情邀揽，越南给予了模糊性回应，在实际行动中除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体系下的关键矿产对话外，并未实质性参与美国组建的各类关键矿产联盟，与积极筹谋加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菲律宾形成对比。
其次，美国的盟友也纷纷对越南稀土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试图通过双边合作框架开展矿产合作。2023年6月，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到访时与越南签订了关于建立稀土等矿产联合供应链中心的协议，视越南为稀土资源的潜在重要供应国。2023年10月，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访越期间也表示将与越南在稀土勘测、开采、加工及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11月底，双方宣布将越日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凸显了越南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2024年初，作为全球第四大稀土开采国的澳大利亚也宣布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联合声明指出，将建立年度能源和矿产部长级对话，深化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合作。2024年11月，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访问越南期间也强调，欧盟希望与越南在稀土领域开展合作，使越南成为欧盟旨在建立的多元化和"安全"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关键参与者。
在众多国家抛出的橄榄枝中，日本、韩国成为越南在稀土领域的深度合作者。日本信越化学、韩国星集团实业、澳大利亚战略材料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等均与越南达成了实质性的稀土交易或在越南设厂运营。一方面，日本在稀土领域的技术优势成为越南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日韩两国与越南经济的深厚联系也成为越南不可回避的考量因素。韩国、日本均位列近年来越南外商投资的前五大国家，而日本更是越南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最大捐助国。韩国三星集团则是越南境内最大的外资电子公司，截至2024年9月累计对越投资达224亿美元。
最后，越南也在稳步推进与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合作。2024年8月，中国稀土集团与越南政府部门及其国家矿业集团就关键矿产领域合作达成共识。越南企业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主席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加强中越间稀土合作，并将进一步落实越南国家矿业集团与中国稀土集团公司的合作细节。2024年9月举行的越南—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加强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利用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合作也是越南工贸部部长提出的四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可以说，因为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全方位的技术优势，加强与中国的稀土合作既是越南发展稀土产业的必要支撑，也是其避免单方面倒向美西方阵营的战略考量。总的来说，在美西方国家对华稀土"去风险"的背景下，越南既回应美西方国家开展稀土合作的利益诉求，同时也与中国开展进一步的稀土合作，视大国供应链博弈为战略机遇，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中凸显其实用主义考量。
4.3稀土与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协同
作为半导体产业"物理基座"的稀土资源在越南高科技产业发展中被赋予了双重战略属性。在产业链维度，它是芯片制造不可替代的"工业维生素"，在外交维度，则是撬动外商投资的战略筹码。
一方面，越南选择的稀土合作对象与半导体产业强国有着较强的耦合性，往往将稀土矿产协议与半导体合作协议打包签署。2023年6月尹锡悦访问越南时，双方不仅达成稀土合作意向，韩国LG电子、三星电子等企业高管也陪同出访并宣布进一步扩大在越投资。而在与美国升级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也与越南签署了《半导体供应链、劳动力和生态系统发展合作备忘录》，建立了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宣布从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国际技术安全和创新基金中拨款200万美元用于越南的半导体技术人员发展活动。而在与澳大利亚的矿产合作中，越南驻澳大利亚贸易办事处委员表示，澳大利亚对越南的稀土资源很感兴趣，而澳大利亚则拥有强大的半导体制造研发能力，双方可以在关键矿产和半导体领域开展更多合作。由此来看，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与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的叠加机遇期给予了越南在大国间辗转腾挪的议价空间。
另一方面，稀土资源也成为其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稳定的电力供应日渐成为越南半导体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越南目前仍大量依赖于水电和火电，难以满足高峰时期用电需求。2023年6月，越南河内和北部其他地区在夏季遭遇的间歇性停电就给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带来了生产阻滞，使其蒙受损失。同时，全球绿色经济的大势所趋之下，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如苹果公司等已承诺在其运营中逐步实现使用100%可再生能源。越南也在大力推动能源转型，2021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越南政府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近年来更是出台了《2021—2030年国家电力发展计划》，强调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到205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67.5%\~71.5%。稀土资源作为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电池等清洁能源设备的重要原材料，无疑成为越南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时任越南总理阮春福2018年参加G7扩大峰会时就表示，越南希望利用约2 000万吨的稀土储量来发展新能源技术。可见，越南希望发挥稀土资源在半导体产业升级和清洁能源转型中的驱动作用，并视其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然而，如何有效地管理其有限的稀土资源是越南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五、结 语
越南的稀土外交实践本质上是中等强国在大国技术主权化与地缘政治博弈相交织的时代的战略突围尝试。作为全球稀土储量大国，越南通过"竹式外交"的"柔枝固根"逻辑尝试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外交权力，以稀土为杠杆撬动技术合作、产业升级，并通过经济外交构建多边合作网络，以期在美西方重构"去中国化"的稀土供应链的尝试中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路径暴露了后发国家在技术依赖与自主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从理论视角看，越南的案例揭示了全球关键矿产博弈的双重张力：其一，技术权力与资源权力的非对称性分布，使得资源国即便坐拥战略矿产仍难以摆脱"中心—边缘"体系的桎梏；其二，美西方国家主导的"俱乐部化"供应链联盟与传统多边合作机制的冲突，迫使资源国在"依附"与"独立"的二元困境中寻求"嵌入式自主"。然而"嵌入式自主"得以施行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重要的机会窗口。从实践来看，越南尚未掌握技术能力就公布"雄心勃勃"的开采愿景，实则是在全球稀土供应链重组的重要关口，试图利用美西方国家的供应链焦虑达成自身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目标。
越南的实践也为理解中等强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角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能源转型叠加的窗口期，资源国的外交策略不再局限于传统地缘政治博弈，而是深度嵌入"资源—技术—市场"三位一体的全球供应链竞争。越南以稀土资源驱动半导体产业升级、联动清洁能源转型的尝试就是对这一路径的探索。但越南过度依赖外资及技术转让，很可能使其在全球稀土供应链趋于稳定后陷入"低端锁定"风险。未来，越南稀土外交的成败或将取决于三重平衡：一是资源开发和技术内化的平衡。"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下对于稀土原矿的出口禁令并不能禁绝资源的非法外流，越南需加强对于稀土资源的系统性评估与治理能力建设，同时也要加强技术投资，通过市场力量强化各环节技术能力建设与关键技术转让以完善产业链，提升稀土矿产的经济附加值；二是外交灵活性与战略自主性的平衡。越南需警惕在"长袖善舞"中沦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支点，若缺乏技术能力与产业实力支撑，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更易使其陷入"被工具化"困境；三是短期引资与长期技术主权的平衡。越南需构建"资源—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半导体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及人才队伍建设。越南的"稀土外交"既是中等强国突围的微观样本，也是观察全球资源政治嬗变的棱镜。在围绕关键矿产的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下，如何超越"资源诅咒"或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