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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去土耳其的尚勒乌尔法市参加了一个考古人的盛会——首届世界新石器时代大会（The World Neolithic Congress 2024）。主办方是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伊斯坦布尔大学及哈兰大学，会议地点设在哈兰大学，时间是2024年11月3～8日，3号报到，4、5、7、8号开会，6号集中考察哥贝克力（G?bekli）等考古遗址。会议前后的2、3、9、10号还安排了其他一些遗址的考察。我2号才到尚勒乌尔法，除了没有赶上当天的考察，其他都参加了。
这次会议规模颇大，参会学者上千，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86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共设全球性会议组22个、地区性会议组23个，会议报告或演讲有687项之多。会议的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的，涉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几乎所有方面，既有全球视野下对新石器化、新石器时代相关概念、术语、理论等宏观问题的争论，也有对各地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对各地考古新成果的介绍；既有对定居、农业、陶器、磨制石器等一般所谓新石器时代基本要素的讨论，也涉及气候波动、人地关系、生业转变、人口压力、社会等级、手工业专业化、建筑环境、适应性，以及认知、符号、身份、信仰、原始宗教、葬俗、艺术品、技术、语言等许多方面，还有与遗传学、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放射性碳测年、体质人类学、地质考古学等自然科技相关的很多话题。这次大会组织方基本没有发放纸质材料，但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网站，上面有大家提交的论文摘要等，可以快速浏览会议主要内容。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会上不大可能形成多少一致性的意见。大会的主要价值，不过就是为了解世界上不同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提供了一个信息汇聚、思想碰撞的大平台，每个参会学者大概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收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者在演讲中都讨论到中国的考古发现。本次有约20名中国学者参会，主要就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和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成果，以及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理论问题等，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
首届世界新石器时代大会设有一个30人左右的科学委员会，委员有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穆罕默德·奥兹多安（Mehmet ?zdo?an）、内奇米·卡鲁尔（Necmi Karul），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柏林自由大学的汉斯·盖贝尔（Hans Gebel）等。这期间召开了两次会议，我作为科学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主要讨论了大会章程和下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基本确定每4年举办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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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安排大家考察哥贝克力等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我曾在考察途中问彼得·贝尔伍德先生——就是那位出版过《最早的农人》《最早的岛民》等书的国际知名史前考古学家，这次会议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参观哥贝克力等遗址了，这应该也是大部分学者来参加这次大会的首要原因。
6号共有6个遗址的考察，由于人多，只好分拨行动，每拨看的顺序都不完全一样。先介绍一下整体情况。这些遗址都位于尚勒乌尔法古城周围的山地丘陵上，这也是大会举办地选在尚勒乌尔法的原因。在一个大致东西85公里、南北48公里的范围内，自1963年以来重点调查发掘了近20处遗址，其中至少12处发现有“T”字形巨石遗构，因此当地人称该区域为Ta?Tepeler，意思是石山或石阵。这些遗址年代集中在距今1.2万至9000年之间，属于考古学上的前陶新石器时代A、B阶段。尚勒乌尔法（?anliurfa）古城位于哈兰平原的西北边缘高地，幼发拉底河上游，简称乌尔法，尚勒（?anli）约等于“圣”的意思，传说中这里是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出生的地方。
我们这一拨看的第一个遗址是卡拉汉丘（Karahan tepe）遗址，距离尚勒乌尔法城直线距离50多公里。中巴从我们住的两棵树希尔顿酒店出发，向东偏南穿过仅30多公里宽的哈兰小平原，就进入石灰岩山丘地带。已是深秋季节，山上本来就很稀疏的草早已枯黄，映入眼帘的便满是破碎的黄白色石灰石。稍低的地方也有土壤、农田和低矮的灌木，得想办法把石块捡出去才能留下石头缝里面的土壤，薄薄一层。不时能看见羊群，远处看来几乎和石灰石难以分别。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卡拉汉遗址，是在一个小山包上面，占地面积约有15万平方米，从2019年开始发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年代从大约距今1.14万年延续至1万年。这里既有下挖岩面或石块砌墙形成的祭祀遗迹，也有石块砌墙的居址遗迹，多数建筑都有用于撑顶的“T”字形碑柱，总数超过250个，还有一大片约5万平方米的采石场。早期建筑一般近圆形或椭圆形，晚期建筑长方形。
在一处小型的长条形地穴式遗迹里面有10个石碑柱，中间是一个门形立石，一侧壁上还有一突出人首。发掘者认为这些石碑柱顶端较大似阴茎，但我看应该还是“T”字形碑柱，中间那件门形立石或许象征着通向另一世界的入口。当时的祭祀者可能是从这个长条形空间穿行而过，再通过一石门进入中心建筑。圆形的中心建筑或“神庙”直径约27米，周围靠墙每隔一两米有一个石牌柱，中央有两个倒塌的大石牌柱，有的石牌柱上还雕刻动物形象，推测这些石牌柱既支撑屋顶，也象征祖先。
附近还有一处不大的祭祀遗迹，一侧壁有二石牌柱，其中一个石牌柱边上有一双手扶阴茎的坐姿男人石雕，高达2.45米。而二石牌柱之间贴墙有一石轮形器，前面供桌上放置石盘、石罐等祭器，供桌一侧有和死亡相关的石雕秃鹫。显然这件轮形器才是主要祭祀对象，它或许象征苍天，或者通向天界或者另一世界之门？旁边的男性石雕应当只是“配享”的祖先形象。紧邻这个祭祀区的另一空间，里面堆积大量灰烬、动物骨骼等，墙壁下见有集中成套的盘、罐等石容器，不少石罐上面有复杂的几何形花纹，还有山羊图案，应该也是一处祭祀区。这个遗址已经发掘出大量人物和野驴、野牛、山羊、秃鹫、豹等动物的雕塑，其中有一件是人背豹立雕。
卡拉汉是我亲眼看到的第一个“石阵”遗址，一万年前古人大规模开采岩石并雕刻出高大的“T”字形石碑，在岩石上挖掘垒砌房屋建筑，创造出生动形象的人物和各类动物形象，雕凿出各种精美的石容器，都让我十分震撼。尤其这些遗存背后人们复杂的宇宙观和思想观念，令人浮想联翩。
第二站是距离卡拉汉东北20公里外的塞费尔丘（Sefertepe）遗址，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B阶段，年代比卡拉汉晚，已经都是长方形组合式房屋建筑了，但仍以“T”字形石碑柱支撑屋顶，保持古老传统，有的居室葬埋葬20具凌乱人骨，出土的各种动物形珠饰很有特色。第三站是距尚勒乌尔法仅4公里的古尔曲丘（Gürcütepe）遗址，已到前陶新石器时代之末，有长方形连间建筑。虽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农业和养畜业明显发展，种植小麦，饲养绵羊、山羊、黄牛、猪等。
第四站的恰科马克丘（?akmaktepe）距今尚勒乌尔法西南十几公里，是一处旧新石器过度阶段的遗址，年代在距今1.2万年左右，比哥贝克力还要早一些。这里主要是一些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地穴周围以石块垒砌，石地面上还凿出柱洞，复原起来应该是一些木柱撑顶的窝棚式建筑。有一个直径约16米的较大建筑，边缘凿出一圈柱洞。另一建筑内出土石杵臼，以及牛、绵羊、羚羊、马科动物骨骼，应当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公共建筑。这里只有木柱撑顶房屋，还没有出现“T”字形石碑柱撑顶房屋，但挖掘石灰岩基岩形成浅地穴和柱洞等做法，都被继承了下来。这遗址有大量燧石制作的细石器工具，是当时较为发达狩猎采集生业的反映。
第五站是恰科马克北边一点的塞布尔奇（Saybur?）遗址，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一处直径约12米的近圆角建筑，在斜石坡上挖出浅地穴，靠上坡一侧近1米高的石墙壁上面雕刻出一排5个图像。一高浮雕平顶站姿男人双手扶阴茎，肩领部有重“V”形装饰；其两侧正对此人各有一浅浮雕张口雄豹，尾巴上卷。紧挨的是一浅浮雕的手舞足蹈侧身之人，一手执物，对面一浅浮雕公牛。“一人二豹”图像之间的男人显然是这幅“连环画”的主角，应当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力能降雄豹且生殖力强大的祖先，和卡拉汉遗址的男性祖先是一类。联系该建筑地面上正对“壁画”上的雕刻立石和圆形坑，还有石“桌”、槽形石器，以及凿挖出的大小不一长方形复杂空间，推测当为举行祭祀仪式之处。该遗址另一区域有近圆形或长方形石砌建筑，有“T”字形石碑柱，有的里面有石杵臼等生活设施，还发现长方形门状石器，应该也是既有居室也有祭室。该遗址年代应该和卡拉汉差不多。
最后一站就是大名鼎鼎的哥贝克力，位于所有这些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中心，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东距尚勒乌尔法十几公里。我们乘的车不断攀升，到附近差不多最高的一座山丘，远处山丘顶部的大棚在夕阳的余光里分外显眼。沿着栈道进入大棚，俯瞰复杂的“石阵”，有多组大小不一的椭圆形石建筑，每组分内外几重，表明修补建设使用了较长时间，测年从距今1.16万年延续到8000年。晚期出现的长方形建筑可能已经变为居室了。这里面规模最大的圆形遗迹直径约30米，周围一圈“T”形碑柱高约3米；中央两个“T”形主碑柱高6米，重达10吨。碑柱石材应该是在附近开采运输过来的。在这些石碑柱上雕刻豹、野猪、羚羊、野牛、野驴、狐狸、秃鹫、蝎子、蛇、蜘蛛等各种动物形象，更重要的是石碑柱本身上部刻画重“V”形领口，侧面刻出手臂、衣带，整体当为顶天立地的拟人形象。
哥贝克力祭祀遗址所处山丘最高、规模最大、位置居中，“T”形碑柱形体最大，且上面雕刻最为复杂，无疑是该地区诸“石阵”的中心；卡拉汉应该排在第二位，还有其他小型祭祀遗址。万年前的人们能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祭祀遗址，同时参加建设的人员或有数百人，祭祀遗址还能分出层级，不能不令人惊叹。
哥贝克力遗址
除了6号的集中参观，在其他几天自由参观时也造访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重要的有停放70多具头骨和数百具遗骸的恰约吕（?ay?nü）遗址，年代上限也在1万年前后，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迪亚巴克尔省；出土大量哈拉夫文化彩陶的杜姆兹丘（Domuz tepe）遗址，位于卡赫拉曼马什拉省，距今8000年前后的“黑绘陶”让我印象深刻，外观很类似中国的压光黑陶，但并非渗碳形成。
我们还参观了尚勒乌尔法考古博物馆，那里收藏有“石阵”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哥贝克力遗址的上兽下人绕双蛇柱状立雕、上鸟下双人立雕，卡拉汉遗址的人背豹立雕，以及叶尼马哈尔（Yeni Mahall）遗址的双“V”领双手扶阴茎男性石立雕等，都非常引人注目。迪亚巴克尔博物馆收藏的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石容器、工具等类似尚勒乌尔法文物，但这里并未发现“石阵”遗址及“T”形石碑柱，考提克丘（K?tik tepe）等遗址出土的有昆虫图像雕刻的小石牌等不见于尚勒乌尔法地区。两地相距很近但祭祀遗存却差别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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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几大原生文明都在此期间起源和形成。听会、参观多天，想得最多的就是何为新石器时代？这也是我所参加的G2组（全球性会议第2组）的主要议题。
1987年在北大上本科时听严文明先生讲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三项。他根据这三项因素在华南和长江流域的最早出现，将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大致定在距今1万多年前。后来考古发现，这三项因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地区，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陶容器可早到距今2万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5万年前已有水稻的原初驯化，华南多处遗址发现全新世之前的磨刃石斧、锛等。北方地区，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的磨刃石铲可早到距今2.5万年，很多遗址都有可早到2万年左右的磨盘、磨棒等研磨石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山东临淄陈家西北、河北阳原于家沟等遗址的陶容器可早到距今1.5万~1.3万年。当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农业的真正出现是在全新世之后的距今1万年前后，陶容器和磨刃石器相应也更多了。
反观亚欧大陆西部，西亚农作物的尝试性驯化可也早到距今1.5万年以前的所谓后旧石器时代，石杵臼、石磨盘、石容器可早到2万年左右，但磨刃的斧、锛等是在距今1.17万年全新世以后才出现，陶容器的出现更是要晚到距今9000年前后。欧洲陶塑的出现可早到距今3万年左右，但农业、陶容器和磨刃石器都是后来从西亚传入。北非有1万年前的陶容器，但和后来从西亚传入的陶容器、农业文化之间似乎缺少关联。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是在全新世之初，主要标志其实是农业，所以才有“前陶新石器时代”这一名词。
如果以农业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西亚和中国倒是基本一致，都可以说是在全新世之初进入新石器时代。但日本和俄罗斯远东等地则有问题。日本磨刃石器出现在3万年前，澳洲更早，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最早陶容器可早到距今1.6万年左右，但这些地区尝试性的农业大概得到距今五六千年之后，真正的水稻农业更是在2000多年前才传入日本。日本的“绳纹文化”从约距今1.6万年延续到约2300年前，社会也逐渐趋于复杂，难道这里面完全没有新石器时代？还有就是中国2万年以后就有了陶容器、尝试性水稻栽培、磨刃石器等，原初新石器时代或“原新石器时代”为什么就不能从距今2万年算起？
什么时候算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亚欧大陆西部有明确的铜石并用时代，且出现时间最早。如果不把铜石并用时代包括在新石器时代之内，那么西亚新石器时代结束、铜石并用时代开始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年，也有认为是在距今6500年前后；如果把铜石并用时代包括在广义新石器时代之内，那么西亚新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中国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的情况更复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开始于二里头文化，那新石器时代下限就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我受严文明先生影响，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于距今5000年前后，青铜时代开始于约距今4500年，那中国狭义新石器时代就结束于距今约5000年，包括铜石并用时代在内的广义新石器时代结束于距今约4500年。
这还没有考虑美洲等地的情况。全球范围典型旧石器时代之后的情况是如此复杂，似乎很难用统一标准去概括，难怪有学者提出，“新石器时代”这个概念难以适用于全球，还不如放弃。我和多数考古学家一样，当然不主张放弃这样承载着百余年学术史的关键概念，只是认为内涵需要更新，需要更具有普适性。
作为西亚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哥贝克力诸遗址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其强大的建筑能力，堪称最早的“基建狂魔”。这自然是定居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产物，是人口集聚的结果。哥贝克力等的初始阶段基本就是狩猎采集生业，农业刚刚萌发，农业是在定居的前提下才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上山文化早期已有一定程度的定居，稻作农业也才萌芽。坝上地区尚义四台已有万年前最早村落，但不确定是否已有农业。日本等地农业出现很晚，绳纹时代建立在高水平渔猎经济基础上的定居则不断发展。可见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定居似乎更有普适性。无论是西亚还是中国、日本岛、朝鲜半岛，最早出现磨刃石器主要都是一些伐树和加工木头的斧、锛类，而非农业工具，显然也是与建造房屋定居相关。
再往前追溯，定居的趋势其实与末次冰盛期相关。在大约2万年前极度严寒的环境背景下，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群仅靠迁徙寻求食物不见得总能如愿，部分人群就选择住下来仔细观察，很多以前不吃的东西也纳入食谱，这就是所谓“广谱采集”。由广谱采集到集约采集，加上尝试性的农作物栽培，食物稳定性逐渐增加，定居程度随之提高。约距今1.3万年开始的新仙女木事件虽然带来严峻考验，但并未完全中断文化进程。全新世以后动植物资源有限的地区发展出低水平农业和养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为高水平采集狩猎业，定居程度则都有显著提高。定居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发展、陶器制作、工具改进和思想观念、社会等的复杂化。
但全球范围各地区“新石器化”的表现的确各不相同。比如哥贝克力等崇尚在山头建设大规模祭祀建筑，存在居室葬，已显露出多神偶像的祭祀风格；而义乌桥头等则更多是不那么显眼的干栏式建筑、祭坛、祭祀坑，有土坑竖穴墓，美陶上的“八卦”等符号则折射出抽象而深邃的思想光芒，“敬天法祖”观念已现端倪。虽然自然环境不同，“新石器化”方式不同，但发展节奏和程度则基本是一致的。
无论如何，万年前东西方史前先民生产力、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所达的高度，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都是远超出此前人们想象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