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指南,以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崩溃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偏离了“崩溃论”的经典分析模式。《资本论》分别从生产、流通和总过程三个维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的机理:由于资本追逐增殖的本性,资本生产过程必然导致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与阶级斗争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崩溃积蓄矛盾和斗争力量;资本流通过程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与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削弱了资本主义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提供催化剂;资本的总过程必然遵循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一方面迫使人格化的资本和雇佣劳动者推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资本过剩危机和信用危机共同推进资本主义的崩溃进程。
关键词:资本主义“崩溃论”;生产;流通;总过程
资本主义“崩溃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并未如马克思预言的那般走向灭亡,而是得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崩溃论”也走向边缘化[1]。国外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纷纷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危机而非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强调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再生产劳动以及女性在再生产劳动中的作用,主张打破父权制。而坚持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学者也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加入了金融化、全球化、生态化等维度的分析。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金融化能够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无法改变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必然无法超越空间和信用的限度从而走向崩溃[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生产和促进消费最终将带来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具有不可逆性,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挽救[4]。由此,资本主义“崩溃论”的视角日益多元化和模糊化。那么,在新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崩溃论”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能否简单冠以“经济决定论”的标签而被抛弃呢?
唯物史观并非“经济决定论”或“宿命论”,而是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在内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5],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哲学指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何以成为生产力桎梏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机理。实际上,《资本论》分别阐释了资本主义在生产、流通和总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桎梏和危机,每一个维度的危机都能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这三个维度危机的叠加使得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本文从《资本论》文本分析入手,旨在厘清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维度的危机和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逻辑,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论证马克思资本主义“崩溃论”政治经济学视角现实阐释力,为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多元视角提供分析的底层逻辑。
一、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生产维度
资本主义走向崩溃首先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庞大的、永久的产业后备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对立成为必然。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物质层面一直延伸至精神层面,这种剥削一旦超出无产阶级可以承受的限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发生。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无休止的剥削,加上产业后备军队伍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斗争能力的不断提升,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
首先,资本的不断积累导致产业后备军的形成,由此带来财富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加重。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有酬劳动增大,无酬劳动减少,当有酬劳动量达到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规模扩大的程度时,资本积累减少,所需的工人减少,工资也就下降。但资本积累会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复合作用,这就使得资本大量积聚,资本的技术构成随之提高,相同量的劳动力能够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资本集中作为资本积累的补充,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进程,使得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从而形成超过资本增殖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而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从属于资本,其能够随时以低价投入到新开发的产业中而不影响原有产业的利润,他们是资本积累的杠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相对过剩人口被简单“游离”出来成为失业人口,就业人口则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竞争威胁而甘愿接受更残酷的剥削。因此,产业后备军带来的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过度劳动,另外一部分无所事事。“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743-744
其次,资本积累加剧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都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资本积累使生产规模扩大,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绝对量都大幅增加,大量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并且同量劳动者能够推动更大量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分工更为细致、合作更为紧密,生产出的商品供整个社会使用,加之科学技术被自觉地运用于生产、土地被有计划地利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和集中导致只有越来越少的大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大资本剥削和挤压小资本,越来越多小资本家被甩向无产阶级的队伍,形成更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财富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无产阶级所承受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剥削程度日益加深、反抗不断增多,起初壮大资产阶级力量的机器反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壮大和联合[7],加之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远远超过资产阶级,以及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使得资本家不可能真正团结,因此只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能被炸毁[6]873-874。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后备军和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趋势。第一,传统产业后备军在空间上向“全球南方”转移,延缓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崩溃的时间。传统产业后备军随着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而转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统制造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这是资本在全球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必然结果。例如,墨西哥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制造业产业链“近岸外包”的目的地,墨西哥制造业吸收美国在墨投资总额的占比高达51%[8],但美国在墨投资的制造业行业工资水平很低,以通用汽车为例,其在墨西哥雇佣工人的成本约为其在美国雇佣工人成本的1/8;越南成为纺织业承接大国,但越南工人月均工资仅280美元,60%为季节合同工,淡季失业率为25%;印度大量承接美、日、韩品牌的电子制造业[9],但工人工资低廉。制造业向“全球南方”转移似乎为“南方国家”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但实质是将“南方国家”工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工人普遍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失业风险高、生活保障低,产业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也时常出现。如2024年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三星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承认新成立的企业工会[10]。第二,技术发展推动形成新型产业后备军。其一,数字平台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工作具有灵活性、流动性强的特点,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者在在职和失业两种状态间反复、快速转化,在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工人只受雇于具有特定目的的一项活动”[11],当活动结束后,工人加入产业后备军队伍。其二,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替代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从短期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替代性不强。但从长期看,当人工智能被普遍运用于各行业生产时,各行业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不断寻找新工作的劳动者将会被归入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同时,有部分劳动者为适应人工智能生产必须接受再培训从而成为停滞性相对过剩人口[12]。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产业后备军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仍然具有阐释力。
二、资本主义“崩溃论”的流通维度
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尤其凸显于资本主义流通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探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出发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要素比例失衡,再生产的条件受到破坏,从而无法实现价值和实物的完全补偿,最终只能通过危机来调节矛盾。流通过程中的某次经济危机可能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就此崩溃,但必然发生的一次次危机一方面破坏现有生产力,不断削弱资本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加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度过危机的办法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有三点:第一,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总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即第一部类的劳动者和资本家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与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也即第一部类的产品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等、第二部类的产品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相等;第二,资本家有足够的预付资本,即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储备;第三,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固定资本折旧与第一部类新增作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即公司所提折旧等于新增固定资本。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能够实现。一方面,资本家在起初可以只卖商品而不购买其他商品,只从黄金生产者手中购买黄金作为货币资本;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信用机构的出现为这一条件的实现提供了便利。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简单再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都难以实现。在第一个条件中,当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总和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时,就会出现第一部类商品过剩;反之,就会出现第二部类商品过剩,无论哪种情形都将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在第三个条件中,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固定资本的折旧大于第一部类新增固定资本时,会出现货币过剩、商品不足的情况,固定资本的物质形式无法得到补偿,并使得再生产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失衡,简单再生产活动无法继续进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13];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固定资本的折旧小于第一部类新增固定资本时,将出现第一部类商品过剩而货币不足的情况,由此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实际上,第一部类商品过剩是再生产的必要准备,这种过剩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下是利益,是对再生产所需物质的必要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这种过剩对资本家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危机。
简单再生产只是马克思所作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资本家并非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再生产,因此不会将所有剩余价值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将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有四个:第一,资本家先有实际积累的货币资本;第二,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第三,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第四,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新增可变资本与资本家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和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与新增不变资本的总和相等,即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第二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第一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之和。第三和第四个条件说明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要先从第一部类的积累开始,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因此第一部类的积累决定第二部类的积累并规定第二部类的界限。扩大再生产的第一个条件与简单再生产的第二个条件一样可以实现。第二个条件要求,一方面工业品有所剩余,另一方面人口相对过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两者可以达到。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再生产的第三和第四个条件难以实现。对于第三个条件,当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小于或等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时,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实现。对于第四个条件,当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新增可变资本与资本家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和小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与新增不变资本的总和时,第二部类商品相对过剩;反之,第一部类商品相对过剩。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各部类之间以及部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平衡是偶然情况,比例失衡才是常态,这种比例失衡直接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资本过剩,另一种是商品过剩,这两种过剩使再生产无法以原定规模进行,从而无法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暂时解决过剩问题的办法是经济危机,但这种解决办法只是饮鸩止渴,只能带来更难解决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比例失衡和生产过剩呈现新形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即使过度消费依然难以解决过剩难题,反而带来更加复杂的危机,增加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因素。第一,流通比例失衡体现为平台经济下生产和消费的脱节。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平台经济则为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助力。平台通过放大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造成供需信息不对称,从而加剧生产相对过剩。如商家在平台中制造“爆款”,消费者需求被平台人为放大,商家生产量随之扩大,但实际消费量不足,由此产生产品的积压。第二,生产过剩的形式更加隐蔽和多样。一方面,生产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因此普遍出现生产中人为缩短产品寿命的行为,以此加速消费,但由此造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消费者大量通过信贷方式进行消费,暂时掩盖消费不足的真相,但借债消费犹如寅吃卯粮,实际消费能力普遍不足最终将导致债务危机,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例。
三、资本主义“崩溃论”的总过程维度
资本主义走向崩溃从整体上遵循资本主义总过程中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价值的增殖,利润是价值的价格表现形式,平均利润率反映整个社会各行业资本的平均增殖率,一旦平均利润率下降至0,资本本身就会实现自我否定,这个否定过程由人格化的资本和雇佣劳动者共同推动。
首先,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马克思首先论证,“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14]236,随后进一步论证到,“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14]237。资本增殖的本质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活劳动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大幅增加。即使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不断提高,但受劳动者生存条件的限制和劳动者反抗的影响,剥削程度提高的速度不会快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因此平均利润率总是趋于下降。但是伴随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是利润量的增加,“商品价格下降,而变得便宜的更大量商品的利润量增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是利润率下降,而利润量同时增加这个规律的另一种表现”[14]256。利润量增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资本积累不断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因而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能够不断找到新的劳动力而不破坏已有资本所支配的劳动力人口,因此劳动的绝对量增加,其所创造的利润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平均利润率下降是资本积累、劳动生产力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这些因素同时是资本不断增加以及在此基础上利润量不断增加的原因。因此,利润率下降只是意味着资本的增长率下降,资本仍然在积累,只要利润率大于0,资本积累就在不断进行。而且一些因素(如剥削率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使一些新投资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上升、对外贸易等)会抵消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甚至在一定阶段抬升平均利润率。尽管如此,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仍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
其次,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资本过剩危机,并引发信用危机。当平均利润率趋近于0时,利润增量趋近于0,当平均利润率下降到0或者0以下时,就会出现生产的绝对过剩,“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14]280。当资本过剩时,资本家不像进行利润分配时那样按资本比例获得平均利润,而是尽可能避免承担危机,因此有一部分资本将会被闲置或被毁灭,另一些资本遭受相对的损失,但是依然可以获得利润,通过这种方式资本过剩危机可以获得暂时的缓和。同时,由于资本过剩,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无法发挥,支付债务的链条随即中断,信用制度也会随之崩溃,信用危机产生进而使再生产的规模实际减小,但是资本过剩以及信用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直接灭亡。一部分资本限制和毁灭使得部分工人失业,就业工人的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可变资本降低,并且危机使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不变资本的价值量降低,利润率随之增加,危机暂时得以解除。但危机将会周期性发生,不断破坏和限制现有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会导致消费不足,生产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出现矛盾,引发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因此,在平均利润率尚未下降到0时,生产过剩的危机仍然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生产,但社会消费力却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4]273。资本和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追求的是剩余价值的不断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不足使得剩余价值无法顺利实现,资本家只好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破坏现有生产力以实现剩余价值。
平均利润率下降并趋向于0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14]288,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能顺利实现、绝对需要尚未完全满足,但只要平均利润率下降到0或者0以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当剩余价值无法实现从而出现生产过剩时,即使平均利润率尚未下降到0或0以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会发生,不断冲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能在平均利润率下降到0或者0以下之前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得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得以延缓,但这些新变化只是延长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崩溃的时间,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命运。例如,科学技术被普遍运用于生产领域,甚至部分行业或者企业生产接近无人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明显;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得到缓解,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没有明显界限,同时第三产业的商品价值更多取决于非物质劳动,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受到质疑;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被消解,资产阶级通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推动变革的能动作用难以发挥。然而,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本质层面论证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因此仍然可以基于马克思的论证思路,对这些新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例如,实现大规模机器化甚至无人化生产的行业或企业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其他更多行业或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率更高,这是利润平均化的结果,但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定量时,平均利润率随之下降,当活劳动和剩余价值趋近于0时,平均利润率趋近于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面临破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由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本性,只能通过扩大商品市场的方式延长资本主义挣扎的时间。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未停止,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和提高工作强度、形成更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提高资本技术构成使人从属于机器,此外引导过度消费和娱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能暂时被消解,但这些真实的剥削与人们的真实感受与认识不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欺骗掩盖,阶级意识的恢复与阶级斗争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四、结论
资本主义的“崩溃”在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的不同维度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资本和资本家追求增殖的本性是形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不同维度在这同一前提下展开与相互联系,共同揭示资本主义危机乃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依赖人格化的资本去实现,“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6]683。每一个资本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都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规模以对抗竞争风险,通过使用先进、有效率的技术方法来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利润。随着竞争的激烈和新技术的普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也随之下降,而由资本家推动的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取代之前不会停止。
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一方面,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既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又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力量;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平均利润率下降,伴随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是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下,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以及部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失衡也导致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危机。同时,“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14]288,资本主义不仅相比于封建社会极大发展了生产力,而且为新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时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资本增殖的本性引起的资本和商品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导火索,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方式。因此,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但经济危机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周期性、重复性的经济危机必定一步步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同时,资本增殖的本性使资产阶级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方式。
资本主义“崩溃论”的政治经济学审视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其不以任何时代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且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特点。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崩溃”外化为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危机。总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而会由于矛盾积累出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危机,这些危机最终会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能力从而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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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