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问题”是“二战”后联邦德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核心问题，同德国所处的欧洲中心位置及其潜在的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兼具内外双重属性。就内部发展而言，德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相较于英美法等国较晚，在现代化进程同期比较中产生了作为“迟到者”的忧惧。现代化目标与现实的落差推动德意志民族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与西方传统强国竞争，甚至抢夺“阳光下的地盘”，最终逐渐走上了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直至“二战”战败。就外部影响而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构成了对欧洲其他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潜在威胁。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奉行扩张性军国主义政策，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灾难，成为欧洲国家提防的对象。如何在消除德国对欧洲安全威胁的同时确保其享有发展权，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平等地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基于对战争历史的反思，联邦德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可大体概括为两个基本原则：“谨慎克制”和“联欧自强”。“谨慎克制”指德国有意淡化民族国家观念，摒弃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在对外政策和军事安全领域保持自我约束，进而维护欧洲安全均衡、减轻邻国安全忧虑。“联欧自强”则强调德国通过深度融入欧洲，以欧洲为依托、为欧洲利益服务。通过协调欧洲、跨大西洋乃至泛欧亚区域多方利益和资源，德国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巩固其发展空间和国际地位。

在“德国问题”的框架下，“二战”后联邦德国现代化进路与以下三个问题密切相关：德国的历史责任与纳粹问题、德国统一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其中，德国的历史责任与纳粹问题涉及德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催生了联邦德国“谨慎克制”的对外政策原则。此外，德国统一问题关系到德国现代化的内部发展空间，而欧洲一体化则指向德国现代化的外部空间问题。后两个问题都与“联欧自强”原则息息相关。在处理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德国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在于恢复国家主权、赢得欧洲信任、巩固发展空间并争取在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一、德国的历史责任与纳粹问题

“二战”前，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国家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国家战略的核心在于研究如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在德国领土统一与扩张的进程中，德国战略家不断创新战争理论，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然而，随着“二战”后德国战败以及战后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进程的推进，扩张性的战争路径失去了正当性。尽管如此，“二战”后初期德国社会普遍对“二战”“集体罪责”的观念表现出抵触情绪。在“成王败寇”的心理下，许多德国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纳粹的受害者，或者以对纳粹罪行毫不知情为由开脱。由此，“二战”后德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在于回答以下问题：“二战”后联邦德国如何与纳粹时代彻底决裂？如何清算纳粹的战争罪行？德国应建立何种国家形象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集中反映了德国人如何克服过去、面对未来。

针对德国社会对“集体罪责”的抵制情绪，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所有德国人都应为德国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或至少在道德层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观点逐渐成为“二战”后德国社会的共识，即德国的发展以及“德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正视历史罪责为前提。只有承认过去的错误，德国才能避免再次走上德意志“特殊道路”，从而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反思德国历史罪责的过程中，德国政界与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务实、克制和均衡为核心原则的对外关系处理方式。同时，一股反战、反军事化的和平思潮逐渐兴起，成为德国“二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石。这种思想环境既为德国“二战”后政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支持，也为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和国际社会奠定了道德基础。

通过在“二战”后反思中确立责任意识，联邦德国现代化不仅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复兴，还在历史反思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为欧洲和平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经验与动力。这也凸显出“二战”后联邦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即在历史负担的深刻教训中以“谨慎克制”的态度寻找面向未来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二、德国统一问题

在反思历史责任的同时，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审视其国家利益与主权问题，尤其是“二战”后被战胜国人为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所形成的两德问题。两德问题是“德国问题”的重中之重，德国是否统一不仅关系到欧洲力量的平衡，也是决定德国现代化内部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

在冷战初期，东西德互不承认对方主权、合法性以及对德国的唯一代表权，并由此引发了德国边界划定问题和国际法层面德国代表权问题，成为影响欧洲安全与发展秩序的不确定因素。为孤立东德，西德曾实行“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强调除了对德负责的苏联外，西德政府拒绝同任何与东德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这一政策使西德外交空间受限，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国际地位的孤立。20世纪60年代末，勃兰特政府调整了这一僵化的政策，推行更为灵活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该政策在“国家法”框架下有条件地承认东德，强调两德同属一个民族，并采取“以接近求演变”（Wandeldurch Annäherung）的策略。通过有条件接触促进东德社会政治环境向西德所希望的方向演变，“新东方政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两德间敌视和对立的状态，为双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东德最终并入西德，两德统一成为现实。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标志着两德问题的终结，也对德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统一的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社会开始探讨德国统一后的“正常化”（Normalisierung）问题，并就统一后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展开了激烈讨论。尽管德国社会中有不少人认为解决分裂问题的德国已具备“正常国家”的特征，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以“正常国家”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但更多地以毛尔（Hanns W. Maull）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由于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应继续坚持克制政策，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通过推动文明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实现来发挥“特殊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德国应以“贸易国家”为导向，将经济发展置于核心位置，从而实现和平稳定的现代化。

基于德国统一所形成的经济规模优势，德国不断拓展内部市场和外部经贸空间，实现了冷战后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同时也提高了德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成为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的发展模式，对欧洲整体现代化进程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欧洲一体化问题

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欧洲一体化被认为是处理德欧关系、解决邻国忧虑、推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欧洲一体化使德国能够“携手欧洲并服务于欧洲”，而欧洲也能“接纳德国并框住德国”。从《巴黎条约》到《里斯本条约》、从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到欧盟框架下超国家决策机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将德国深度嵌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德欧经济安全实现高度融合，有效缓解了“德国问题”对欧洲安全与发展的潜在威胁，为德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外部空间。

欧洲一体化的首要前提是德法和解。“二战”后，随着萨尔问题的解决、戴高乐时期德法关系的发展以及《德法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德法逐渐成为欧洲合作的典范与核心，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双发动机”的角色。当然，“二战”后德法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政府在亲美的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间的平衡。当大西洋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时，德法关系往往趋于紧张。德法关系的和谐或裂痕直接影响欧洲一体化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推进。例如，在阿登纳政府下台后，艾哈德总理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导致德国与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使一体化进程一度陷入停滞。尽管如此，德法两国的和解与合作为德国提供了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下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秩序。

通过深度参与欧洲一体化并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协调欧洲利益与资源，德国不仅得以在“二战”后逐步恢复其经济与政治地位，还在消解欧洲内部矛盾的同时，提升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进程表明，欧洲一体化在“框住德国”的同时，为德国实现“联欧自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和制度保障。

四、结语

随着“二战”战争记忆的消退和战后新生代政治力量的崛起，德国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更加现实地考虑大国博弈与权力政治等问题，甚至逐渐将武力的使用重新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行手段。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开启了所谓“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进程，进入了重新审视自身角色与国际定位的历史新阶段。

默克尔时代结束后，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组阁的新政府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克制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在军备规模、军事架构和安全战略等方面，新德国政府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标志着德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重大转型。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安全战略的大幅调整开始赋予“德国问题”新的内涵与外延。

虽然关于主权和领土的旧“德国问题”已随德国统一成为历史，但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德国如何定位其在欧洲的角色并平衡多方关系，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新“德国问题”的焦点。在军事安全领域逐步突破“谨慎克制”原则的背景下，德国如何消解邻国的安全忧虑，从而实现“联欧自强”的战略目标？德国能否成功化解内外挑战，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同时承担起欧洲的建设性领导角色？这是关乎未来德国现代化进程和欧洲和平发展的关键议题。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 2024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