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远古文明的遗迹埋没于厚厚的土层或深深的水下。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不断发现的出土文物证据，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越来越遥远的历史之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华夏大地上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家，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共同体，经历着漫长的历史演化。

《三国演义》开篇即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人之存在共同体的国家，在历史过程中分分合合，关联着国家状态、实力的盛衰。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历程，一个明显趋势在于 ：正是合而非分，构成国家发展的主导趋势，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势”。读古代中国历史，看其间国家演化过程，可作如下概括 ：商代三千诸侯，西周数百封国，战国七雄，秦汉一统。秦汉以后，几度发生整体或局部分合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始终延续。这是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能够持续发展，由弱到强，并曾多次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为人们所乐道的“盛世”是怎样出现的？为什么当时民生安定、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等“盛世”的历史到底是怎样创造的？当时国运的强势如何长期保持，后来为何由盛转衰？这是人们面对历史时不能不想到的。吸取历史教训，让它作为前车之鉴，提醒后人免蹈覆辙，当然是必要的。历史的人做历史的事。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能动而又成功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这种国家发展大势即国运，无疑是真正的“国之大者”，关系每个国家共同体成员的命运，凡是具有主体意识、家国情怀的人无不深切关注。

回顾历史上的“盛世”，总是表现为国家统一、国际关系和睦稳定、经济蓬勃发展、法制保障有力、治理高效、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等。强国的态势往往在奋发图强几十年后显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封建社会的盛世不是偶然的。国之强弱、盛衰与治乱紧密相关，社会状态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此消彼长，使历史呈现为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乱可能转化为治，治也可能转化为乱 ；弱可能转化为强，强也可能转化为弱。于是，衰可能转化为盛，盛也可能转化为衰。

对于国之治乱、强弱、盛衰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应当以历史唯物论即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而不能以历史唯心论或历史循环论来解释。在乱、弱、衰的态势下，国家和社会主体的自觉、奋斗、抗争，逐步改变着复杂矛盾关系中力量的对比。这种历史态势的变化，并非冥冥中神秘的“天”注定的。正是在客观、整体、综合的历史客体条件下，通过历史主体即人的社会、国家共同体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实现矛盾态势的辩证转化，使原来的乱、弱、衰走向治、强、盛。这个历史是历史的人在历史的条件下以历史的力量创造的。

借鉴历史上的盛衰经历，我们看到，中国经过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状态，近百年来正在走向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的光明状态。中国从乱、弱、衰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步步走向治、强、盛。虽然目前还不十分富裕和强大，但这种强劲发展势头始终如一，日益使我国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是一种“铁的必然性”吗？是无论如何都必定如此的必然性吗？从机械的决定论观点看来，就是如此。实则不然。辩证法意义上的必然性不是铁水浇筑的“如此这般”，而是与无数偶然因素纠结在一起的，是在各种偶然性中实现的必然性。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既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历史确定性或必然性，又带有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许多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由一个国家实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进而走向强盛，是特定历史主体在艰苦奋斗的历程中取得的。一些关键性的客体制约因素与主体应对失误，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导致丧失走向强盛的历史机遇。当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 ：《古风·秦王扫六合》），本想建立一统天下、传之后世的强盛王朝，不料二世而亡。这个历史教训在西汉之初，受到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高度重视。他们在当时明智地采取“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对策，所以才有尔后的文景之治。

总的说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这也不是机械唯物论历史观意义上的“铁的必然性”，而是要在特定现实环境中，立足各民族国家实际状况，探索、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既与当年的苏联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更多不同之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苏联当年走向强盛的成功经验和分崩离析的失败教训，是我们尤其需要总结和记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能够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走向富强就有了基本保障。

在走向富强的道路上，中国更要研究美国这个在20世纪曾与苏联、中国联合战胜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在后来的美苏争霸中因苏联解体不战而胜的西方大国。继英国之后，美国成为持续强盛时间最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华约解散之后，不仅不约束自己，反而极力东扩，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十多年前，美国策动乌克兰“颜色革命”，进而试图将其并入北约，突破了俄罗斯国家安全保障底线，导致了持续数年的俄乌战争。乌克兰靠美国武器对抗俄罗斯，所得到的并非“免费的午餐”。在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学”支配下，俄乌战争最终将导致乌克兰何种结局，迟早会水落石出。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种全球性霸权主义势力。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奉行区域性霸权主义，致使中东地区硝烟滚滚、战火不断，和平遥遥无期。美国的所作所为固然是国家强势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如此就能永远强盛。恰恰相反，按照历史辩证法，盛极易衰，强者自恃其强、胡作非为，正是其致命的弱点。美国也有过失败，并且不止一次。最明显的就是在朝鲜、越南和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与撤出。这些都是区域性国家，即使在那里失败了，也是区域性即局部性失利。美国可以承认那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以为撤出就是结束，似乎无损其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

唯物辩证法包括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肯定否定规律。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国家之间关系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充满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国家实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质变，由旧质转变到新质。这是对原有质态的否定。社会发展中的肯定状态内在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因素的积累和作用，最终会导致历史运动中的否定之否定。考察国家盛衰演变，应当在历史辩证法的视野中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借助历史运动辩证法规律认识历史的必然性。黑格尔曾说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对此列宁在笔记中写道 ：“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变，以及肯定和否定的关系，实质都是对立统一关系。

所以，世界上包括历史中最根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这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进一步说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 。与“现象、整体、总体” 相比，规律是部分，因而“现象比规律丰富”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规律呢？因为“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 。唯物而又辩证的认识的核心，在于掌握世界包括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即规律性。列宁指出，“黑格尔雄辩地说明，一味赞美自然现象的丰富多彩和更迭交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进一步去更确切地识别自然界的内部谐和及规律性” ，这更“接近于唯物主义” 。面对人类历史同样如此。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历史活动的感性直观上，不能满足于历史现象的丰富性，而应上升到历史理性的高度。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只有自觉能动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即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

依据历史辩证法的规律观察当今天下大势，美国的困境和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辩证法是历史过程中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肯定否定的辩证法，通过矛盾的斗争和转化，积量变而达质变，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昔日强盛的美国因其狂妄自大、胡作非为而日渐衰落、风光不再。美国自身产业和经济增长乏力，困难重重，难以支撑政府和军队过于庞大的经费开支，不得不靠对内削减效率低下部门人员经费、对外提高关税“剪羊毛”来维持生计，避免政府严重负债导致“关门”危机。情急之下，甚至对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以及邻国加拿大都要增收高额关税，引起对方强烈反制，搞得“朋友圈”中不得安宁。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公然声称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一个州，要花钱购买格陵兰领土，要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事情很可能真如基辛格所言 ：做美国的敌人固然危险，但成为美国的朋友则是致命的。美国的表现如此不堪，不仅仅是由于特朗普个人的品质，那只是现象。问题的本质在于，今日的美国早已不是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是在走向强盛，而是面临着衰落的困境。

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即阿多诺所说的“否定辩证法”。任何事物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是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强大过，百年前转为至穷至弱。一个多世纪之前，孙中山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目标。在一百多年岁月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艰难曲折的革命和建设，正在经历由穷到富、由弱到强的转变。中国必然走向富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必然走向富强？怎样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中国走向富强后应该怎样做？这也是人们所说的如何面对“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同以往历史中的大国走向富强一样，当代中国也在走向富强，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过程。实现这一历史创造过程的主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拥有怎样的共同主体观念和主体奋斗精神，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从而造成怎样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反过来又制约和影响着这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富强之路。当代中国走向富强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一个根本原因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走向富强后，仍然要遵循依据中国和世界现实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这种富强之路不应追求独富独强，而应促进共富共强。因此，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6年，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讲话中回应说 ：“ 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为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未来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功在天下。历史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复兴的贡献，而且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