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际传播中展开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叙事，融入共同的生态认知、信念和行动等共通性话语是基础要件，但若囿于同质化话语策略，则会落入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仍处在被动“挨骂”的处境。因此，构建异质性话语势在必行，以此进入“求同存异”的深层共情阶段，这涵盖如下三维结构：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评性叙事中，讲清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责任故事和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幻性故事；在社会主义政治特质的优势性叙事中，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态承续性故事和在驾驭资本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故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叙事中，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性、前瞻性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事。
关键词：美丽中国 共情叙事 国际传播 中国话语 中国叙事体系
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并致力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以共情方式展开美丽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将提升环境传播的效果，进而对人类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学界已对共情传播的策略和技巧进行了诸多研究，而笔者的考察和切入点在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探究在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国际传播中构建环境话语、展开叙事表达所应有的样态。
一、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的共通性和异质性话语
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国家频频对中国发出不友好声音，在生态环境议题上也是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泛起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资源枯竭论”，到2024年的“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都是西方国家炮制出的错误言论，而这些错误言论的话外音之一便是指责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相一致的生态认知、生态信念和生态行动，即中国未能拥有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生态认知，未能产生与西方国家一样要改善生态环境的生态信念，未能展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有效生态治理行动，这种隐含差异性的批评构成了西方指责我国、我国“挨骂”的现实境遇。对这种隐含差异性的批评展开反制行动，便是阐明中国具有生态认知、生态信念和生态治理行动，这就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人为构序下，打破藩篱，进行跨文化国际传播所要诉诸的共情传播方式，即“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巧妙地培养和运用共情，力求传播的信息内容获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他者’的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进而引发‘他者’的行动反馈”。
1.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的共通性话语：何以可能
共情是跨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策略和技巧，要达到让“他者”在接收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后产生“同向解读和情感共鸣”并引发“行动反馈”的效果，就要求传播者通过主动代入受众的情感状态，让受众感知自身与传播者的共同性或相似性。而要达成这种共同性或相似性，既可以通过共同或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国籍归属等属性实现，也可以通过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经历等共享叙事实现。显然，在跨文化背景下，只有后者才能实现共情传播，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构建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的要求。那么，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场域，中国是否内含与西方国家共通性的话语进而展开相应的叙事表达？这是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构建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何以可能”的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源于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程度不断加深，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国家首先在其内部产生了环境保护意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发现代化的中国由于在时间起步上的靠后而无法通过共情的方式叙说现代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阵痛”？实则不然。正如马克思在比较《资本论》的受众读者时曾指出的，虽然他以英国作为典型例证，但同样说的也是德国“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德国同英国一样，也将会有相似的经历。其实，虽然起步不一，但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同属于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迄今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起步比西方现代化晚了一两百年，是在西方现代性权力向世界其他疆域扩张过程中逐步启动的。如果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都仅仅是世界现代化这个系统的组成要素，是具有结构意义上和时间意义上的部分，即从结构意义上看，二者都是世界现代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从时间意义上看，二者都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在世界现代化的整体结构和发展历史中，二者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许多共同特征，这成为美丽中国形象展开共情式国际传播的基础。在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要将这些共同特征或者相似性揭示出来，构建共通性话语，并展开叙事表达。
正如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一样，二者在生态认知、生态情感、生态行动上也有共同特征，这构成了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的共通性话语，具体表现为：在是否承认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生态环境难题上，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传播要表达同样的生态认知，即秉持肯定性的生态危机观，共同承认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在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上，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传播要表达同样的生态信念，即秉持积极的环境改善观，共同期待现代社会从环境破坏向环境改善的状态转变；在一般性手段的运用上，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传播要表达同样的生态行动，即秉持现代性的绿色转型观，共同力促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发达科学技术、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浪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性”特征和表现形态实现绿色转型。由此一来，当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时，就可以发现二者蕴含的生态观的共同特征具体表现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二者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均认识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遭遇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对此，现代化的发展需以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来推动现代社会逐渐从环境破坏的状态向环境改善的状态转变，以求摆脱生态危机的困扰。
2.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的异质性话语：何以必要
共情传播是基于共同经验传递共同的认知、信念以及为此而展开的共同行动，唤起人类超越国界的共同情感，从而创造一个同心、共在的情感场域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因此，在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的建构当然重要，但是，由此也出现了共情传播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去政治化”现象。国内研究者认为，共情传播可以消解文化和意识形态鸿沟。而国外学者对我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或者理念及其引领下的环境治理，同样存在着将其与西方环境话语等同的认知。在对187份国外有关中国“生态文明”概念的文献分析中发现，其中132份表达出对中国生态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文献，存在着明显的“去政治化”解读倾向。“首先，这些文献共同将生态文明建构为一个与全球资本主义现有秩序相适应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换句话说，这个概念被视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改良性方法，而不是变革性方法。其次，这些文献还坚持认为，这一概念的主要焦点是绿色经济增长，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划时代挑战，也不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关系概念的文明意义上的决裂。例如，帕尔和亨利在分析生态文明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时，高度评价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环境口号的作用，他们指出这一概念‘产生了一种新的具有生态意识、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开辟了一系列低污染的政策选择，同时关闭了高污染的政策选择’。然而，这种评价回避讨论生态文明是否与西方的人与自然关系概念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
实质上，这种“去政治化”现象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传播领域的隐性体现。其内在逻辑在于：首先将西方社会的生态认知、信念与行动范式预设为“普世”标准，继而在此框架下寻找中国的对应要素（如本文前述的中西生态观共识），最终通过比附式论证来消解西方对我国的认知偏差。这种论述策略看似客观中立，实则隐含着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系的价值判断，使中国的生态实践被迫置于他者定义的认知体系中进行自我验证。就传播学的议题设置角度而言，这实际上又让西方媒体占据了优势，我国仍处在被动“挨骂”的境地，仍然存在“围绕我国创新实践设置高明议题，把国际社会的流向和流量引导到我方设置的议题上的能力还不强”的引导力问题。
当前，建构共通性话语与叙事表达固然是美丽中国共情传播的基础要件，然而，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赤字的困局，若仍囿于同质化的话语策略，则难以实现有效传播。事实上，国际传播环境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正迫切要求我们在共通性叙事之外，进一步开掘具有中国特质的异质性话语体系，以多维视角诠释美丽中国的独特实践与价值内涵。西方受众在接收共通性话语而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认同之后，终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具有共通性的西方生态观国际传播效果不佳，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却呈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的确如此，西方生态观蕴含的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在看似具有积极意义、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传播中，却没能取得更积极的成效。《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协议的艰难执行和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攀升，说明以上述共通性话语为内容的西方生态观的叙事表达和国际传播依然存在传播实效的困境。究其根本在于，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以抽象的形式寓于各国的具体性之中。共通性话语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主观选择和客观结果。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指出的，不能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教条式地应用到其他民族中，认为其他一切民族都可以不顾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走同样的道路。马克思以古代罗马平民的命运为例，指出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耕种自己所有的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被剥夺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后，并不像西方国家原始积累过程中发生的那样变成雇佣工人，而是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从中发展起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制。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我们深入观察中西方生态观在生态认知、生态信念和生态行动三方面的共同特征时，又会看到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异。中西方生态观都承认现代化的发展遭遇生态环境难题，因此要正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但自然生态系统在二者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截然不同；都期盼着现代社会向环境改善的状态转变，但二者的战略定力却截然不同；都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等现代性特征实现绿色化转型，但二者在转型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方式等问题上截然不同。
因此，美丽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如果仅停留在共通性话语和叙事表达的层次，西方受众就会产生“听觉疲倦”，而如果传播者在共通性话语之中加入异于西方的中国元素，让西方受众感受到中西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存在“既同又不同”的精彩故事，那么，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传播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求同存异”的深层共情阶段。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讲中国故事要“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在这里，实际上包含了共通性和异质性两种话语和叙事表达方式的要求。“融通中外”是共通性要求，“国外受众想听的”，可以是共通性话语，但在西方生态环境治理言行不一、治理效果不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情况下，“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的必是我国成功背后的异质性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国家形象要重点展示的内容，实际上也强调了我国对外形象塑造中的异质性特征，这包括“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在这四个形象中，如果从要展示的“绿色形象”看，文明大国形象和东方大国形象的定位，就要求我国展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中国地貌中独特的、“山河秀美”的壮丽景观；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定位，需要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积极态度、中肯承诺、切实进展和引领姿态，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制度优势和积极效用。而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理念，就要加大传播力度，使其成为世界表达中国故事的源头、读懂中国的标识”，其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美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对经济增长质的方面的强调，以及正确义利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中所涉及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理念和实践要求，要对外传播的正是我国在生态认知、信念和行动上对生态文明战略定位和切实行动的异质性话语。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所强调的内容都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绿色面相。
那么，美丽中国形象共情传播中的异质性话语具体包含哪些维度的内容？在生态认知趋同、生态信念相近、生态行动相似的共通性话语下，美丽中国形象的共情传播亟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何以能在共通性话语的基础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传播活动就是一种精神交往，研究传播活动，特别要注意考察其中蕴含的精神生产及与之相联系的物质生产，马克思在批评施托尔希时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异质性话语和叙事表达这一精神交往活动，对上述关键问题的回答指向了这一核心议题：相较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治理，中国具备怎样的制度效能与文化逻辑等独特优势，从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创新性贡献。美丽中国形象的叙事需要联系主流传播系统来阐释生态观及其实践成果，而这势必无法回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即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系命脉，以及二者有机结合的最新成果。由此一来，就构成了美丽中国形象异质性话语和叙事表达的三维结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评性叙事，社会主义政治特质的优势性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叙事。
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评性叙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持续通过“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等污名化叙事，对中国进行系统性的话语攻击。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指责性传播，不仅违背了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伦理，更破坏了全球治理所需的互信基础。从国际传播的亲和性原则和共通性话语建构的角度来看，一国价值观的有效对外传播应当立足于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避免采用带有批评性的叙事方式。然而，面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咄咄逼人罔顾事实的话语霸权，我国需理直气壮地构建异质性话语，采取批评性叙事的反制策略来重构国际舆论场的话语秩序。
1.讲清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责任故事
与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叙事不同，我国的批评性叙事完全基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生态环境议题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责任和不可持续性就是我国对外传播需要叙述的“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对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负有历史责任。全球温室气体大规模排放从西方工业化开始。发达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都采取粗放式发展模式，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尽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设法偿还历史“欠债”。《自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补偿机制，即低排放国家应获得总计192万亿美元的“公平份额被占用”补偿。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应支付补偿金的89%，即17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支付的补偿金为80万亿美元。针对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所谓“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以事实为依据，阐述了我国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后，反问美国，“为什么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要退出巴黎协定？美国什么时候能够承诺实现碳中和？美国人均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是中国的两倍还要多，曾经高达中国的近五倍，累计排放量约是中国的三倍。美国是否应该给受气候变化严重负面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人民一个交代？美国在全球环境基金的巨额欠款，以及欠荒漠化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的应缴会费，什么时候能够还？美国常年将大量的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说法？”这一系列的反问都是我们在国际传播中展开批评性叙事要发出的中国声音。
2.讲清楚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幻性故事
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身具有不可持续性，这根源于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根本矛盾。当前，在国际传播的异质性话语建构中，特别要注意揭示西方国家宣扬资本至上的传播系统在叙事表达上表现出极具弹性的特征，正以“绿色资本主义”的“障眼法”展示自身应对生态危机的有效性。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所言被事实无可争辩地证实后，针对它们的争论渐渐平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得到认可，但资本逻辑导向下的西方传播系统借此首先为生态危机寻找替罪羊——个体浪费式的生活方式，进而呼吁个体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选择那些以环境可持续性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渗透在各类广告中的这种叙事表达看似有利于倒逼企业改变生产方式，但也会引发部分企业借此“漂绿”自身，在消费者面前除了展现可见的价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还展现各类环保标识这种看似“绿色”的第三个因素。然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无法消弭商品拜物教中存在的人与物之间的鸿沟，消费者仍然无法感知到商品真实的一面，特别是被生产者隐匿起来的对自然环境的不友好行为。
与此同时，西方传播系统在将公众的目光聚焦于自然资源稀缺性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时，巧妙地将此置于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应对，塑造资本主义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形象。虽然“气候变化怀疑论”在西方媒体上仍余音未尽，但面对确凿无疑的全球变暖事实和国际舆论，资本主义的传播策略是将自然资源稀缺性、环境污染、环境修复解读为经济机会，构建资本增殖和环境保护双赢的话语体系和叙事表达。生态资本化表现为以自然资源商品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核心特征的制度性重构，这一过程被系统性地整合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类似“水往高处有钱的地方流”的大众话语表征。“绿色资本主义”虽然直面了生态危机，却又阻碍了克服生态危机所需的必要生态行动，因为其将生态危机问责于个体的消费行为，将生态危机的解决置于个体消费行为的转变，规避了根本的隐秘之处——生产，从而错置了关键问题，因为“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末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但当其真正转向生产领域后，却又将生产逻辑转换成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显然，在资本无限增殖和环境承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下，“绿色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幻象，而且其国际传播必然影响应对生态危机的进程，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资本逻辑和保护环境产生冲突时，人们将牺牲后者而选择前者；二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区域性特征的生态资本化方案有不顾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情况，试图以一种“普照的光”的姿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从而抹杀或干扰发展中国家已有的有效应对方案。
当然，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责任和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幻性展开批评性叙事表达时，也要同时表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天下情怀。我们并没有由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环境威胁论”等意识形态偏见就走向完全否认、消极应对环境问题的对立面，反而是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在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不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了，而是说要符合发展中国家能力和要求”。
三、社会主义政治特质的优势性叙事
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生态问题上的历史性责任和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幻性基础上，正如恩格斯所言，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性的出路“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这就引出了国际传播中“社会主义”异质性话语和叙事表达的要求。在有些人看来，国际传播不适宜谈及“社会主义”一词，因为这一语词或话语在西方社会似乎是一种“禁忌”，无论是政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这个词充满了敌意。的确如此，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将“社会主义”一词等同于“极权政治”而避而不谈。但时过境迁，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话语在国际传播空间中已经向好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从历史维度看，“社会主义”因素是美国或者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政论家约翰·尼古拉斯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明确提出必须承认美国是个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19世纪的沃尔特·惠特曼、托马斯·潘恩、亚伯拉罕·林肯等人都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就是因采取了社会主义治理方式而获得繁荣发展的城市。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梦”或者“欧洲梦”的破灭，为“社会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中老年群体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认同态度，然而当代西方青年一代面临着阶层固化、发展机遇萎缩等结构性困境。当他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奋斗已难以实现阶层跃迁和生活质量提升时，自然转向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价值重估。这种代际认知差异折射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也为社会主义思想在21世纪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
不仅“社会主义”话语迎来了传播的好环境，而且西方的传统和当代社会主义思潮本身也包含绿色元素。《乌托邦》描述的未来理想社会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社会。在亚马乌罗提城，既有“不受海潮污染”的阿尼德罗河，又有其他“水流舒缓而怡人心目”的小河，住房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园中种有葡萄、各种果树及花花草草，栽培得法，郁郁葱葱”。乌托邦人穿着朴素，“在工作时间穿可以经用七年的粗皮服”。为了保有恻隐之心，乌托邦不准自己的公民从事屠宰业，“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康帕内拉在描述太阳城这个未来社会模板时，其理想的样态包含人们对气候的预知和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熟识，在山顶广场上的神殿装有类似风向标的东西，可以预知某年刮什么风，陆地和海洋发生什么气候变化，而在第三城区的城墙上有对花草树木、各种鱼类的习性特征的说明，第四城区的城墙上有对鸟类、爬虫、昆虫的性质、体积、习性、颜色和生活方式的标明，第五城区的城墙上则有对高级动物马类的解说。可见，康帕内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蕴含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转型等绿色左翼思潮在欧美的泛起，持续影响着西方年轻一代。
这些事实表明，“社会主义”话语已经有了共情传播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特质在引领人类社会走出生态危机上所具有的优势，可以成为美丽中国形象异质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叙事。
1.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态承续性故事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需要几代人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努力奋斗。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型、竞争型政党，各政党根据其所代表的部分选民和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以“否定政治”提出差异化政策，治国目标随着政党轮替而频繁发生变动，从而在气候变化等环境治理领域出现“进群”“退群”的闹剧。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生态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对这一故事进行叙事时，要秉持大历史观，讲述好这是一个动态承继性进程，展现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接续奋斗、代代传承的绿色形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环境保护工作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奠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颁布了我国首部环境保护法，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法治化、制度化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道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这一历史进程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过程，彰显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定力，对这一异质性话语进行国际传播，将与西方国家的摇摆不定、短视功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有效促使西方受众理解中国智慧、认同中国价值。
2.讲清楚在驾驭资本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故事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和“永恒课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了“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的重要论述，是美丽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中的异质性话语。这一话语的国际传播在异质性叙事上不仅要表达中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视为辩证统一的关系，突破了西方社会将这对辩证矛盾简化成逻辑矛盾的思维窠臼，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驾驭资本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因为对这一关系的处理，各国实际上都无法回避对资本问题的讨论。当前的资本存在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正如前文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性的分析，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根本矛盾，是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资本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又有积极作用。由此一来，资本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文明面”又有破坏环境的“野蛮面”，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必然涉及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对此，西方社会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去资本化”路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再资本化”路径。前者主张抛弃资本，回到敬畏自然的前现代社会，限制经济增长；后者主张再造资本，将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推动资本增殖。
对比这两种话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也有类似的话语，比如我们也提出了敬畏自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要求，提出了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当然也是我们叙事的内容，但仅是共通性话语层面的叙事，而要进入异质性话语层面的叙事，则需讲清中国既不是“去资本化”也不是“再资本化”，而是在驾驭资本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种驾驭能力具体体现为，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一方面，确保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推动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另一方面，又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用途形成具体多样的经营方式，规范特许经营活动促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推进能源、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经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中国就有效地驾驭了资本，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盘活自然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又发挥政府作用，始终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置于全体社会成员（由国家代表）的掌控之中，合理调控自然资源经营性的收入分配，使其更多向生态保护性劳动、环境受损者流动，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增加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加强在绿色化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推动环境保护。在美丽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展开驾驭资本的异质性话语建构和叙事表达，与西方国家“去资本化”和“再资本化”话语形成鲜明对比，促使西方受众理解中国智慧、认同中国价值。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叙事
国际社会对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给予了明确指认。有学者认为，就古代中国没有受到现代西方机械宇宙观和西方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沾染而言，就中国文化主张用有机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而言，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深度生态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生态传统。当然，被中国人创造性改造后的佛教也蕴含着深厚的生态传统。中国文化一直讲敬畏自然，讲“道法自然”，中国文化在根底上是一种生态文化。有学者认为，《易经》中包含丰富的有关生态伦理的主题和例子，孟子的“仁民爱物”即热爱人民和万物，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主要代表人物都有一些关于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性的认可表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已经有了共情传播的基础，同样可以成为美丽中国形象异质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叙事。
1.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性故事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基于对人、自然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形成了各异的自然观。现代以前，西方社会的传统自然观经历了从有机自然观向机械自然观的转变。有机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以理性的方式，根据“心灵”展开运动，从而形成自身的规则和秩序。虽然这种自然观强调了自然界的有机整体性，但其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也未深刻阐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只是将自然界类比为个体存在物。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将自然简化成一台台精密却冷酷的“机器”，由外在的统治者根据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并组装在一起，其运动也由外在的统治者施与。而我国的文化传统极具生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易经》《老子》《孟子》《荀子》《齐民要术》等都有相应的思想观念，“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我国古代不仅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升华为哲学思想，更将其具象化为独特的生态文化实践体系，上升为诸如虞衡制度这样的国家管理制度，体现在农业、医学、建筑、水利等传统科学技术之中，展现在田园诗和山水花鸟画等艺术表达之中。如此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内容，是国际传播中需展示的异质性话语。
2.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前瞻性故事
西方现代社会提出“公地悲剧”思想和“科斯定理”，意在强调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国法家典籍中就记载：“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商君书·定分》）这段话体现了法家“定分止争”的治理思想，以“逐兔”寓言揭示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基础作用：当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归属模糊（“名分未定”）时，便会引发社会争端（“百人逐之”）；而当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归属清晰（“名分已定”）时，便会产生良序社会（“贪盗不取”）。西方深生态学主张将伦理道德关怀延展至自然界，将大自然视为“地球母亲”，同样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仁”的对象不仅指向人，而且指向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物”，正所谓“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对天地万物都要有爱心，“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而“地球母亲”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中华典籍中，张载就直言：“乾称父，坤称母”（《张子正蒙·乾称篇上》），乾象征“上天”，就相当于父亲，坤象征“大地”，就相当于慈母。因此，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据此，冯沪祥对张载的《西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内容不多，但大气磅礴，结构雄伟，而且意境深厚，非常具启发性。尤其对今天的环境伦理学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也非常深刻的一篇《地球保护学》，甚至可以说，在任何西方一位思想家中，均还找不到如此精辟的‘地球环境伦理学’”。从时间维度上看，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前瞻性。不仅如此，更具独特性的还有那些彰显未来大势的思想，例如，与西方“天下为私”的基因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确立的是“天下为公”的至高愿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理想社会蓝图集中展现出中华先贤的公共精神。这种精神在自然领域亦有生动体现，《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疏】议曰：山泽陂湖，物产所植，所有利润，与众共之。其有占固者，杖六十。已施功取者，不追。”这条法律的意思是，贫苦百姓为求生计入山狩猎、下河捕鱼时，若有豪强地主宣称这一片山河都被其圈占了，阻止这些百姓打猎捕鱼，那么，这个地主已犯“占固山野陂湖之利”，按唐律要被杖责60下。这段《唐律疏议》的条文及疏议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自然资源公共属性的制度保障。
3.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故事
国际学界高度赞赏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东方智慧。在国际传播中，讲述当代中国所创造的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不仅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故事。“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讲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故事时，需要突出如下理论和实践维度，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生态文明实践。在理论维度上，要突出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赋予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的内容，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的内容，特别是对那些共通性问题给出异质性答案的内容，例如，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关系问题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显然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不违农时”“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实践维度上，要突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发展相适应，体现全球示范意义的生态文明实践内容。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例，这一传承2500余年、被誉为世界传统循环生态农业典范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在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中实现了创新发展。“塘中养鱼、基上种桑、桑叶饲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绿色循环生态模式，堪称中国农耕社会最为高级的农业形态。但在桑基鱼塘系统传统的生产模式下，鱼、桑、蚕产量相对有限。如何满足现代消费需求？浙江湖州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合力，一方面，保留传统养鱼养蚕方式，另一方面，引入先进技术设备，与传统技艺技能相结合，既保证产品质量，又提升产量，节约劳动力。这一实践充分证明在现代技术赋能下，鱼桑文化等传统生态知识在传承过程中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总之，当我们在共通性话语和异质性话语的辩证统一中去构建美丽中国形象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并展开共情式国际传播时，就不再是西方环境话语体系的附庸，而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既立足中国大地，又观照人类共同命运；既传承“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又回应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挑战，进而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主张和实践进展，推动形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全球环境传播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
[2]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研究：评估与展望》，《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3]张云飞：《气候资本主义的实质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4]赵月枝、吕新雨主编：《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5]陈学明：《中国取得生态文明建设伟大成就的原因及其意义》，《城市与环境研究》2023年第3期。
[6]孙关龙：《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生态文化》，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年。
[7]李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8]〔英〕R.G.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蔡华杰（1982-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福州 350117）。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