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德奎:非主权加密货币与美国金融霸权的数字化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1 次 更新时间:2025-07-15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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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德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后相距大约三年的时间内,对比特币(Bitcoin)等非主权加密货币,表达了“比特币是一种与美元竞争的骗局”和“比特币不会对美元构成威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就任总统的前两天(2025年1月18日),特朗普宣布发行个人迷因币(Memecoin)加密货币,取名为特朗普币($TRUMP)。在特朗普就任的当天,美国第一夫人也发行了个人迷因币,取名梅拉尼娅币($MELANIA),美国总统及夫人以非常规方式向全世界传递美国政府将全面放松对非主权加密货币监管的信息。不仅如此,特朗普在上任三天后签署《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令,要求成立总统的“数字资产市场工作组”,新设“数字资产委员会”,以研究比特币战略储备等立法事项,从而将美国打造成“加密货币的世界之都”。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等非主权加密货币,被许多国家认定为一种数字资产。在支持者眼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是展现美国自由市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于2022年3月9日正式签署的“数字资产行政令”英文文本中,涉及美国价值观的词语表述就有多达12处,其核心目的在于表达“应确保美国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在发展数字资产方面得到尊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通过立法保障和长臂管辖,迫使各国在数字资产技术标准制定、数字资产跨国交易与数字资产监管规则等诸多方面,都必须符合美国倡导和推行的“捍卫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美国政府还通过签署《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行政令,建立数字稳定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将美元权力从货币领域向加密算法领域渗透,试图通过强权在新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中体现“美国优先”和建立领导地位,从而将美国的霸权思维和行径延伸到数字金融领域。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待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宽松态度有所不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在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中的作用,但是为了捍卫货币主权、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采取了严厉的监管措施。自2017年起中国就禁止金融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并关闭了国内加密货币交易所;2021年,中国进一步全面禁止加密货币挖矿和相关交易。与此同时,中国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202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了未来数字金融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规划到2027年底,在中国基本建成与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适应的金融体系,推动数字金融成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与美国通过总统行政令明确禁止政府机构推动或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不同,中国不但积极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开发,而且数字人民币(e-CNY)已经全面走入现实应用场景,与此配套的跨境支付结算网络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和领先优势。

本文基于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金融霸权的论著,以及美国国会官网记录的正式法案(或法案提案)和白宫网站发布的总统行政令等文献资料,对特朗普政府全面转向发展非主权加密货币的缘由和目的进行剖析,解读美国政府将数字稳定币与美元挂钩、建立国家数字资产战略储备并禁止政府机构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战略意图,助力中国突破美国对数字人民币的“战略围剿”和全面提升中国全球数字金融话语权。

一、美国发展非主权加密货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想源自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在于突出市场及市场主体优先的自由竞争,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主张个体的平等和自由,在价值观上推崇个人利益最大化,并奉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哲学的经济路线和政策理念,其理论逻辑支持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主张可以归纳为政府干预最小化、财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等四个维度,而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结构、私钥财产保护、算法共识设计和无国界交易流通等特点,则高度契合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秉承的主要理念。

(一)去中心化特征契合政府干预最小化

首先,非主权加密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的货币发行,从而能够脱离主权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契合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过度垄断和干预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认为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扭曲,所以应当允许个人和机构发行自己的货币。通过私有化货币发行以鼓励市场竞争,以提高货币体系的运行效率和激励金融科技创新,进而利用货币市场中的竞争和“去国家化货币体系”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和高效。例如比特币的固定总量设计(2100万枚),可以避免政府通过增发货币干预经济并引发通货膨胀的经济后果,而通过算法刚性约束货币增长速度(每4年减半),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基于规则的固定货币增长率政策主张相一致,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实现政府干预最小化的理想。

其次,非主权加密货币的中心化结构通过智能合约和去信任化协议(Trustless Protocol),将经济规则编码为不可篡改的加密算法。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信任设计,使货币交易不再依靠传统的政府或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呼应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制度设计约束政府权力的理论主张。例如,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DeFi)平台无须传统金融机构即可自动执行借贷和交易等合约,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对“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信奉,这种去中心化特征的“代码治理”(Code Governance)通过算法技术而非政治制度构建经济规则,可视为哈耶克式自由市场理念的技术实现。

再次,非主权加密货币点对点交易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能够规避传统银行和政府的审查,尤其在一些金融监管比较严格或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非主权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去政府化”的替代方案,使得个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实现资本流动和交易,这也与新自由主义最小化政府干预的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通过预先编写的智能合约来自动执行组织规则,这种适用于所有参与者的规则具有高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展示出无须政府介入的交易执行或违规处理特点,与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基于“自发秩序”的市场治理模式相契合。

(二)算法共识机制赋权市场自由化

首先,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政府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垄断权力,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实现效率最大化。非主权加密货币的运作依赖算法共识机制(如工作量证明PoW、权益证明PoS、去中心化交易所DEX、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和交易价格等方面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市场自由化,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而且,基于区块链技术和算法共识机制的去中心化的非主权加密货币交易市场,通过数学算法取代中介机构,利用点对点交易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削弱了传统商业银行在支付清算领域的中心化角色,从而使得金融资源配置不再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束缚,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寻租性垄断的立场高度一致。

其次,新自由主义提倡市场自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非主权加密货币一方面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通过区块链技术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无国界的金融体系鼓励私人参与、竞争和创新。加密货币的多样性和市场竞争性可以促使不同的数字货币在技术、效率和稳定性等方面不断改进,从而提升整体市场的效率和表现,这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主导和自由竞争理念相吻合。

再次,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应由市场力量自由形成。非主权加密货币的价格形成,正是市场参与者自由交易的结果。加密货币的市场价格不受政府机构的直接干预(如汇率或价格管制),主要由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供需情况决定,其波动性能够反映供需关系及市场的真实预期,这与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自主调节、反对价格管制的主张一致。不仅如此,非主权加密货币市场上存在上万种代币竞争,其生存与否由市场选择决定,实践了哈耶克“多货币竞争提升经济效率”的构想。

(三)私钥资产保护机制巩固财产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主张企业私有化并强调个人资产权的保护,非主权加密货币的产权系统与此保持一致,强化个体经济主权并捍卫私有财产权。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兴起和发展,通过区块链技术架构和加密算法机制,在数字世界中重新定义了私人财产权的实现和保护方式。实践中,非主权加密货币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主要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实现,其密钥体系包括公钥地址(相当于账户)和私钥地址(相当于数字签名),私钥的持有者拥有资产的绝对控制权,理论上任何人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剥夺(除非私钥泄露或丢失),这种财产所有权保护方式的核心逻辑在于去中心化控制、密码学确权和不可篡改的记录。

在传统银行体系中,私有资产实际上由金融机构托管,现实中会存在被冻结或没收的风险(如政府制裁并冻结账户)。非主权加密货币资产则由用户直接通过私钥实现完全掌控,并可以离线保存,无须依赖银行托管或支付平台存储,有更好的安全性。并且个体无须依赖政府信用背书或金融机构担保即可实现价值存储与转移。另外,非主权加密货币网络由分散的全球节点维护,政府或金融机构很难介入和干涉个人对财产的绝对拥有权,并且单一政府在通常情况下也无法关闭或审查链上资产,这种产权保护机制完全契合新自由主义的“保护私有财产权为基本人权”的理论主张。

(四)无国界交易支付深化经济金融全球化

首先,新自由主义理论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主张资本、商品与服务的跨国自由流动,非主权加密货币通过去中心化账本技术,可以不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SWIFT)等传统跨境汇款中介系统,而实现资金的无国界即时自由支付。例如比特币、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货币公链,允许用户以更低的费用快速完成跨国转账。数字稳定币泰达币(Tether USD,USDT)和美元稳定币(USD Coin,USDC)交易则可以绕过传统金融体系的监管壁垒,成为便利跨境资本流动的新工具,体现了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诉求,完全契合新自由主义对资本自由化和减少交易摩擦成本的理论主张,也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经济金融全球化高度一致。非主权加密货币交易流通的技术特性,可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从而形成“数字华盛顿共识”(Digital Washington Consensus)。

其次,非主权加密货币作为一种全球化的数字资产,突破了传统投资的地域分割和监管限制,给投资者提供了突破监管和自由选择资产组合的新机会,这与新自由主义提倡全球自由市场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相契合。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包含加密货币的资产组合有着更好的投资回报,并且在相同回报水平下,非主权加密货币的被纳入也能有效降低资产组合的投资风险。

再次,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会降低贸易摩擦和最小化跨国交易成本。非主权加密货币则通过提供快速、无中介的交易和支付方式,在重塑全球贸易规则和交易潜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国际贸易中,自动执行“货到付款”条款的智能合约能够减少信用证开立和人工审核成本,数字支付业已成为加速和简化全球贸易的关键因素,区块链技术则可以稳定全球供应链并确保国际贸易的透明性、安全性和效率。

综上所述,非主权加密货币通过技术手段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成为数字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具象化”实验。然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完全竞争和市场有效等基本假设,在现实经济中都无法满足。与此类似,实践中非主权加密货币市场在机构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下呈现高度中心化特征,主流区块链平台和交易中心也会因资本过度集中,而出现寡头化现象,交易所等中介机构则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设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显著偏差。不仅如此,缺乏监管的去中心化市场在市场失灵时可能导致蓄意欺诈和价格泡沫等系统性风险,如特拉币(Terra)和露娜币(Luna)崩盘事件,表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基于“自发秩序”的市场稳定和高效,难以在去中心化的私人加密货币交易中实现。完全去中心化的系统也难以协调网络安全和协议升级等公共事务,从而极有可能引发“公地悲剧”,违背新自由主义鼓励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初衷。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数字化重构

在数字智能技术全面改变传统经济、金融业态的大背景下,美国通过将美元霸权、监管权力、技术标准和国际制裁嵌入数字金融生态,推动金融权力从货币层面向算法层、数据层的控制升级,意图实现金融霸权突破传统金融体系边界而向数字网络渗透。在具体实施中,首先,美国长期主导金融创新的私营部门在非主权加密货币领域已形成庞大利益网络,并且美国银行业也担心数字美元会直接与银行存款竞争而导致“去中介化”风险;其次,美国公众对政府可能利用数字美元监控私人交易存在强烈的隐私担忧,而且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派之争也导致数字美元发展在美国已高度政治化(如共和党就以“威胁自由”为由强烈反对发展数字美元);再次,通过大力支持比特币等非主权加密货币,也有助于特朗普与助其成功入驻白宫的私人加密货币利益集团完成政商之间的利益勾兑。基于上述因素,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通过支持已有成熟市场基础的非主权加密货币来延续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无疑是政治阻力最小、运行效率最高并最符合逻辑的选择。在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强化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美国优先”战略,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将加密稳定币锚定美元和美国国债,对内放松对非主权加密货币监管,鼓励传统金融体系与数字区块链生态的高度融合;对外强行输出监管规则和技术标准,全面遏制其他国家主权数字货币发展,以期实现美国金融霸权的数字化重构。

(一)利用加密稳定币维护美元世界货币地位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世界货币地位赋予美元大宗商品计价(如石油美元)、全球支付结算、国际储备和资产或财富持有等重要功能或角色,美国可以利用美元霸权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货币霸权收益,例如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获得巨额铸币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可以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而通过利率调整制造美元指数的周期性波动,则可以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定向收割财富。

比特币等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出现,一度被认为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然而,美国政府则通过立法或签署总统行政令以促进加密稳定币发展、转变加密货币监管政策等方式,努力维护数字时代的美元霸权。如表1所示,拜登政府通过的《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明确了非主权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和资产属性分类,稳固了美元在非主权加密货币交易中的计价和支付结算地位,并通过第14067号行政令为数字资产和加密企业提供了合规发展路径。特朗普政府则更进一步,通过签署《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行政令,稳固数字稳定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目前约95%的稳定币(如泰达币和美元稳定币)都以1∶1比例锚定美元,并且发行商需持有美元现金或美国国债作为稳定币的发行储备(或信用担保)。美元数字稳定币的普及抑制了其他国家推动本币国际化和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美元在跨境支付和加密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另外,《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将非主权加密货币中的稳定币定义为用于支付或结算的数字资产,其货币价值固定与美元挂钩。为寻求发行稳定币的机构建立明确的许可程序,并实施相对宽松、量身定制的监管标准。根据《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对于发行超过100亿美元稳定币的发行者,适用美联储对存款机构的监管框架以及货币监察局对非银行发行者的框架,允许对市值低于100亿美元的发行者进行州级监管。《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同样要求发行商需持有美元现金或美国国债作为储备。比如发行泰达币和美元稳定币的加密平台“泰达币”(Tether)和“世可互联网金融”(Circle)等机构,持有的短期美国国债规模巨大,截至2024年9月31日,“泰达币”(Tether)持有845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世可互联网金融”(Circle)持有15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由于泰达币和美元稳定币等数字稳定币占据全球加密货币交易量70%以上,并且相当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用户为规避本币通胀(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而大量持有美元稳定币。这种锚定稳定币与美元和美国国债的设计,会直接扩大美元需求和增强美元流动性,实质上已经形成“数字美元化”。不仅如此,特朗普在出席比特币2024大会上承诺要将比特币列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响应这一承诺的《战略比特币储备法》,则尝试通过建立国家比特币战略储备以强化美元地位,进而利用区块链技术将美元霸权延伸至数字领域,以此来建立和稳固美国的数字金融霸权。

(二)通过“合规化”监管框架把控规则制定权

在目前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中,美国通过操控国际金融组织、掌控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并同时进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以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其金融霸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WB)和其他专业性金融技术委员会等关键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美国可以通过加权投票权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便制定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贷款条件,而对受援国则开出接受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等严苛条件,以便美国资本实施渗透;而且,美国还将国际规则从开放多边转向排他性“俱乐部”,设置高准入门槛以选择性接纳盟友和排斥竞争对手。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收购或资助媒体、智库和学术机构操控全球舆论,宣传兜售“金融自由化”“市场至上”等美式价值观,以维护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美元霸权。

美国利用其塑造国际货币体系和市场博弈规则的结构型货币权力,在数字时代继续维护和巩固金融霸权,为此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制定加密货币(数字资产)的“合规化”监管框架及政策,努力对外输出强调“美国优先”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如表2所示,美国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将非主权加密货币纳入证券监管框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负责对加密货币进行定义和分类,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则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监管和审查,比如全球知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就被美国监管机构以相关罪名起诉。美国财政部也通过其下属机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制裁并迫使全球交易平台接受KYC/AML规则,并且通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推广其监管标准,要求盟友同步实施加密资产反洗钱规则。比如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The 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 Bill)的制定就受到美国影响,限制非合规稳定币的流通,间接扩大了美国金融制裁的覆盖范围。这种由美国定义的“合规化”监管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制实施,实质上是传统金融霸权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延伸和渗透。

在实践中,美国通过批准比特币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比特币+以太坊”混合交易所交易基金等投资产品,并制定相应的交易规则,将比特币等非主权加密货币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一方面消解其威胁美元霸权的可能和潜力,另一方面提供明确规则以吸引加密货币企业和美元资本回流美国,转化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补充工具。另外,相较拜登政府对非主权加密货币及数字资产相对较严的监管态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国会众参两院组建跨党派委员会,以《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和《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为基础,计划在2025年底前推动加密货币市场结构立法,同时缩减加密货币执法小组,成立“总统加密货币特别工作组”,以制定符合“美国优先”政策的联邦监管框架。通过强制其他国家的加密企业遵守美国主导的监管规则,要求全球数字货币标准必须符合美国利益,以期将美国建成“全球加密货币创新和投资中心”,强化美国在加密货币市场上的全球主导地位,维护美元体系的权威性并建立数字金融霸权。

(三)通过技术标准制定和算力垄断控制金融基础设施

美国金融霸权还体现为对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全面掌控,目前美国控制着全球支付结算系统、证券交易所、信用评级体系和金融信息服务等主要金融基础设施,并主导了全球金融技术标准的制定。美国主导构建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HIPS)为核心的全球银行业基础设施,能够影响全球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和金融产品投资,在支付清算系统、信用评级和金融交易平台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主导权,使其在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美国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和金融基础设施控制权,在全球范围内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进行长臂管辖和实施金融制裁,借此巩固其金融霸权地位。

美国试图通过主导加密货币的底层技术标准制定并对外输出规则,控制数字金融产业链,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技术标准竞争提升至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高度,并自2020年开始由美国国务院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列出关键和新兴技术名单、战略目标与主要行动。美国政府会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全球形势变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NSTC)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牵头组建“关键和新兴技术快速行动小组”(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Rapid Action Group)委员会,并联合18个政府部门的专家,对名单进行不定期更新。在2024年底更新后的技术名录中,明确要求在先进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领域主导标准制定。其中,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名单中的第9大类“数据隐私、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技术”的细项中,囊括了分布式账本、数字资产、数字支付、数字身份和生物识别等与数字金融相关的几乎所有关键技术。美国一方面主导技术标准制定和扶持本土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实体清单”(Entity List,EL)和“外国直接产品”(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FDP)规则限制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从而将去中心化技术重新中心化为美国控制的资源,让区块链、数字支付和网络安全等技术能够继续服务于美国的金融霸权。

美国还通过控制关键的计算资源和数据处理能力,以保持其在数字金融交易、风险评估和市场分析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如上图所示,美国目前拥有全球领先的计算能力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这使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美国对内提升算力投资,对外则通过出口限制来打压竞争者,以确保美国国家算力的垄断地位。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立“智算中心基础设施特别工作组”,通过整合政府资源推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以提升其全球算力竞争能力。2024年12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向美国国会建议开启“人工智能曼哈顿计划”以国防优先权强化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大幅度提升美国国内的算力投资。在意识到这种潜在影响之后,美国通过立法或监管干预,将传统的金融支付结算系统与加密市场连接,通过监管控制美元稳定币发行方(如Circle和Tether)及合规交易平台(如Biance和Coinbase),并允许传统金融机构开展加密货币投资和结算业务〔如支付巨头维萨(Visa)贝宝(PayPal)也推出了自有稳定币并提供稳定币结算业务〕,从而重构以美元为核心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进而维持对全球资金流动的支配权和监控权,确保美元在数字支付生态中的核心地位。比如美国新出现的科技-金融复合体(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苹果支付+云计算),使得美元体系与硅谷科技创新相结合,便于美国掌控全球资金流和数据流。

(四)通过“算法美元”和数字化制裁遏制竞争对手

近年来,美国的金融霸权被频繁地当作地缘政治武器(比如切断俄罗斯银行接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以实施金融制裁),在全球范围内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美国借由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美式价值观,滥用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全球金融基础设施控制权以实施长臂管辖和国际制裁,实现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胁迫和金融霸凌。如表3所示,美国通过制定《国家紧急状态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等多部国内立法,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截至2024年,美国已对古巴、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或金融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由此可以看出,长臂管辖与对外制裁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表征。

为提升金融霸权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韧性,美国通过吸收区块链技术和纳入加密货币而实现制裁工具的自我强化和数字化,对外金融制裁从传统的美元支付结算使用制裁向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和区块链智能合约制裁延伸。2022年以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在更新其特别指定国民(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SDN)名单时,不断增加受制裁的个人和公司的加密货币钱包地址。美国金融霸权也逐渐从“石油美元”向“算法美元”升级。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明确将稳定币视为“扩大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工具”,通过将美元与加密稳定币绑定,可以通过链上追踪体系对制裁对象的资金流向进行监控和冻结,相比传统金融制裁,使用区块链自动冻结受制裁地址更加高效且难以规避。与此同时,美国为打压竞争对手,开始实施“算法美元”管控。截至2024年,美国拥有全球近40%的比特币算力,通过控制算力,美国可以影响区块链网络的交易验证过程,甚至潜在干扰特定地址的交易确认,从而限制被制裁方使用加密货币网络。此外,美国通过芯片出口限制间接控制加密算法框架的全球应用,并通过多次升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竭尽所能地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发展。2024年5月2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加强海外关键出口限制国家框架法案》,禁止向中国输出包括高性能计算服务器、专用人工智能芯片组、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开发工具包等一系列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和关键技术。

为防止其他国家推出竞争性数字货币削弱美元地位,美国开始狙击主权数字货币,同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他国家建立独立的加密(数字)货币清算体系。特朗普政府通过总统行政令《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明确向央行数字货币发难,禁止各(联邦政府)机构在美国境内或境外采取任何行动建立、发行和推广央行数字货币,这一禁令实质上将其他国家的主权数字货币全部隔离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之外,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将“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个人隐私和美国的主权”。而且,这种限制不仅覆盖美国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还会通过其盟友体系扩大影响范围,比如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威胁制裁支持数字人民币的所有交易所,以限制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如前所述,美国金融霸权本质上是“货币霸权”“规则霸权”和“技术霸权”的高度结合,其根基在于美元体系、国际组织控制权、话语权垄断及军事支撑。美国试图基于非主权加密货币发展重构其数字金融霸权,但长期对其他国家实施单方面的政治恐吓、经济制裁和金融霸凌,正在逐渐透支并耗尽美国的国家信用,这反过来会严重侵蚀美国数字金融霸权的构建基础。不仅如此,随着全球经济多极化和新兴国家崛起,这一霸权体系也正面临着系统性挑战,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或将呈现“多元竞争”与“区域合作”并存的特征,中国主导的新兴力量全面参与全球数字金融规则制定,将是打破美国单极霸权的关键因素。

三、美国打压遏制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多维度考察

为强行推进数字金融领域内的“美国优先”战略,继续维护并巩固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对被其视为最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美国政府采取媒体抹黑、立法限制和联合盟友抵制等各种手段以进行全面打压和遏制。

(一)抹黑数字人民币国际形象

其一,美国政府通过操控媒体和资助“网络水军”对数字人民币进行恶意指控,利用各种舆论平台散布中国政府会通过数字人民币交易来监控和追踪用户交易数据的谣言,捏造并渲染中国政府会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隐私侵犯和间谍活动,以抹黑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使用数字人民币会泄露个人金融隐私”的公众恐慌。例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一方面承认数字人民币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却渲染中国政府对数字人民币使用者及其交易信息“缺乏隐私保护”,并臆测中国政府会借助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而扩大监控能力。

其二,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各类智库或研究机构炮制虚假信息并发布报告,对数字人民币进行指责,并给数字人民币打上“数字威权主义”的标签,声称数字人民币的交易应用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打压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理论和证据支撑。比如美国地平线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 Partners LLC)在其2023年发布的《中国数字货币的全球扩张风险》报告中,称数字人民币可能被中国用于规避国际制裁并渗透他国金融系统。美国国会于2024年通过《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拨款16.25亿美元用于专门资助西方反华智库(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配合美国政府发布包括数字人民币等内容的涉华负面报告。

其三,美国政客炒作数字人民币“监视外国公民”和“威胁国家安全”,将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威胁”相关联,塑造中国“技术威权”的负面形象。例如,2021年美国三名共和党参议员称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可能携带网络病毒”或成为“间谍活动的载体”,以防范“数据安全风险”为由,致信美国奥委会并要求禁止美国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于2025年3月25日正式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中,强调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应用,将对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和数字金融主导地位构成重大风险或“直接威胁”。

(二)通过行政立法和域外执法遏制数字人民币发展

其一,美国通过数字货币相关法案或总统行政令立法禁止主权数字货币,甚至直接提出限制数字人民币使用的法案,以实现打压遏制数字人民币发展的目的。例如2022年5月美国有议员提出《保护美国人免受威权数字货币侵害法案》,以“威胁美国金融安全”为由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封杀支持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应用程序,并禁止美国公民和机构使用数字人民币。2022年,美国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和马沙·布莱克本提出了《拒绝丝绸之路法案》,要求美国监管机构制定数字人民币使用的安全指南, 同时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披露其数字人民币储备持有和结算使用情况。2025年1月,经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总统行政令,明确禁止任何机构在美国境内外发行或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包括数字人民币)。另外,美国众议院议员汤姆·埃默于2025年3月新提出的《反对央行数字货币监视法案》,称央行数字货币本质上是“奥威尔式监控工具”,据此要求政府禁止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上述总统行政令或法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但通过全面否定央行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并禁止其发行使用,无疑会给美国遏制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操作空间,帮助其全面阻碍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试点和国际化进程。

其二,美国将国内金融监管法规的管辖范围和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向域外延伸,以违反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规定等理由,对美国以外的数字人民币使用者和支付结算服务提供商启动监管调查,并以没有遵守美国金融监管法规为借口对当事人或机构进行起诉或实施制裁。美国还通过泛化并滥用数据合规、国家安全和投资者保护等概念或者规定,不断强化针对数字货币进行域外执法和“长臂管辖”的正当性,以方便对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实施污名化指控和打压遏制。为防止数字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应用对美元支付结算地位的削弱,美国以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规避金融制裁”“渗透他国金融系统”和“实施国际金融胁迫”等莫须有罪名,不断推动对数字货币“长臂管辖”的实践扩张。

(三)联合盟友共同抵制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一方面,美国通过联合盟友制定与数字货币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以实现对数字人民币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应用(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的打压和围堵。并且,美国拉拢盟友不断渲染中国数字人民币会带来“技术威胁”,声称数字人民币的发展旨在削弱美元主导地位和颠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成为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并呼吁盟友要警惕中国数字人民币发展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带来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美国联合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以加强数字货币技术标准和交易监管规则制定,意图通过制定技术规则和设置监管壁垒来限制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和全球推广。美国还联合盟友专门针对数字人民币提出监管和执法等多方面的限制性措施,要求其他国家、国际金融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对原有监管规定和制裁措施的可能漏洞进行填补,甚至迫使美国金融服务机构与数字人民币乃至中国金融市场“脱钩”,以阻碍数字人民币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的国际化推广。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鼓动盟友、甚至对他国进行政治胁迫和外交施压的方式,以联合抵制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合作和应用场景。美国曾试图利用七国集团(G7)、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多边平台,推动将数字人民币纳入“需警惕的跨境支付工具”范畴,限制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同时通过“清洁网络”等倡议排除中国技术和鼓动盟友制定限制性政策。例如,法国在2023年宣布将与中国在数字人民币项目上展开合作,探索跨境支付和金融技术创新。然而美国为遏制数字人民币在欧洲的推广,防止其削弱美元在欧洲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外交手段向法国政府施压,以“存在技术风险”为由,要求法国退出与中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以阻挠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应用场景扩展。

数字金融话语权涉及一国在全球数字金融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和影响力,面对美国对数字人民币的“战略围剿”和单方面发起的“数字金融冷战”,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技术自立+舆论引导+多边合作+有效反制”的立体化应对策略体系,以提升数字金融话语权、维护国家货币金融主权和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稳定。中国正在发展的主权数字货币e-CNY及其跨境支付结算网络,将成为提升国家全球金融话语权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效途径。为此,中国需要持续提升具有实体经济支撑和强大国家信用担保的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化水平,加速拓展数字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定价、交易支付和价值贮藏应用场景,全面掌控数字货币在发行、流通、定价和支付结算等不同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制定,并联合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构建基于多边合作的数字货币全球治理机制,创新“数字金融文明”发展范式,在未来的大国金融竞争和博弈中取得先机。

结 语

非主权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结构、私钥财产保护、算法共识设计和无国界交易流通等特点,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主张的政府干预最小化、财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全球化高度契合。通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技术手段,非主权加密货币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成为数字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具象化”实验。

美国在金融领域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将加密稳定币锚定美元和美国国债,对内放松非主权加密货币监管,鼓励传统金融体系与数字区块链生态的高度融合;对外积极输出监管规则和技术标准,全面遏制其他国家主权数字货币发展,通过立法将美元霸权、监管权力、技术标准和国际制裁嵌入加密货币区块链生态,以期实现美国金融霸权的数字化重构。

美国的金融霸权本质上是技术、规则与货币权力的复合体,即通过算力垄断确保技术代差,利用标准制定锁定产业链控制权,依赖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美元体系的全球渗透,随着美元稳定币合规化与去中心化金融的深度融合,美元霸权或将在数字时代以更隐蔽且顽固的形式延续;然而,这种霸权正面临中国主导的新兴力量的竞争压力和系统性挑战。

中美在数字金融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实力的比拼,更是治理理念与发展范式的较量。一方面,美国对华的极限施压和算力垄断企图正受到中国算法创新的冲击〔如深度求索(DeepSeek)以低算力实现高性能人工智能大模型〕,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也面临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的挑战〔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另一方面,中国以数字人民币为平台,在技术标准推广、监管规则输出、合作模式创新及发展范式构建等四个层面,不断提出解决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并且正在逐步构建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监管协调为纽带、多边治理为保障、普惠发展为目标的新型“数字金融文明”发展范式。在此过程中,中国将数字货币竞争提升到“数字文明形态之争”的维度,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东方制度智慧。

贾德奎,常州大学吴敬琏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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