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策略是霸权国在国际实践中的常用手段，有效的话语策略可以加强霸权护持。本文论及的第三方争端情景与霸权国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体系秩序的主导者，霸权国在争端事件中执行的叙事路线事关霸权护持效益，其不仅关注自身战略利益，还须谨慎斟酌相关行为是否会诱发秩序剧变。当二者冲突对立时，霸权国可选择将叙事重心转向新的冲突事件，预先设置隐性和显性的双轨议题，再通过叙事转向策略推动隐性叙事动机与显性叙事动机的相互转换，使其真实用意在分阶段的叙事加工中逐渐合法化，形成对事件描述的连贯话语。一次叙事转向机制的四个必经阶段是：意愿重塑与初步决策、视点转向与情景切换、情节生成与实践跟进，以及效果检验与进程议定。本文将以美国对该策略的运用验证这一机理，为理解霸权国战略叙事的机制逻辑提供少许启示，同时为特朗普2.0时期美国可能的对华叙事动态有所准备。
关键词：美国；话语策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叙事转向
一、问题的提出
一切国际争端背后都伴有来自不同视域的解读，叙事集群往往成为冲突事件中吸引公众视线、加温国际舆论、刺激国家政策的关键因素。话语既建构我们的感知，又在应用自身的情境中被建构。多数状态下，大国的叙事撰述既体现叙事者对一个事件的态度洞见和价值评判，又赋予事件描述前后一致的主题。本文所讨论的第三方争端情境主要见于区域性政治实体间的矛盾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局部冲突事件，霸权国不作为冲突事件的当事人或直接动用武力干涉事件走向。一般来说，此类争端与霸权国的安危没有直接关系，但关系到霸权利益和国际秩序变迁，故而霸权国在争端事件中执行的叙事路线事关霸权护持效益。为杜绝冲突关系外溢改变现有权力结构，霸权国通常会在审慎权衡多维利益后动态组织叙事架构、指引叙事方向。以美国为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次主导叙事转向，折射出其极力捍卫霸权利益的潜台词。然则，霸权国在何种认知情境下启动该策略，执行流程如何？这些问题尚无明确答案。本文将基于既有研究成果，从叙事演进视角提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用于解释霸权国在面对第三方争端时引导叙事转向的常态策略，再通过美国政府对该策略的运用验证其逻辑，意图为理解霸权国战略叙事的机理提供少许启示。
话语说服依托于有组织的叙述元素和可信的叙事动机。国家亦是通过连续的叙事模板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争论性共识与战略利益，使叙事情境与自我的战略意识相匹配。在话语政治视域下，理性的利益动机和隐蔽的情感因素是驱使霸权国选择叙事路径的两个优先向度，本文将据此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霸权国的利益动机及其引导的叙事研究。一类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霸权利益优先论。其主张从权力导向维度看待国际秩序，意在维持一种“看起来自然及不可改变”的现状，以便于统治国家传播其道德和文化价值。如此一来，霸权国便可从超国家层面变相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套一般主权国家间不具备的公共性秩序。霸权国通过塑造“利益和谐”语境，将国家战略目标泛化为国际社会的集体意识，进而催生对霸权的利益共识。另一类主张利益平衡论，指出尽管国家希望追求权力最大化而非利益平衡，但任何超过一定程度的优势竞逐，都将触发收益递减法则。一方面，霸权国让渡部分权力是为了绑定更多的制度“受益人”，使其自愿结成社会联盟支持霸权战略。另一方面，霸权国还可能因为自身实力和战略阶段的变化，适时调整利益协调方式，并用机制化的政治修辞为其决策背书。
第二，情感因素作用及其引导的叙事研究。国家战略叙事还涉及对事件的道德评价、决策者的心理偏好、舆论氛围等情感维度因素。理性总是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二者的互动往往会产生不同结果。这也造成国家道德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不同评价体系中经常错位。在争论不止的道德观外，决策者也希望尽量使叙事情境与国家政策贴合，利用逻辑上相对独立的原因表明其所信奉政策的正确性，这一现象即“认知相符”的情感取向。与此同时，公众对外交事件的兴趣与关注度通常与事件本身的争论性成正相关，基层意识产生的舆论张力往往在焦点事件中更加强烈。一旦公众对某一事件形成固态认识，产生情绪定式，他们对国家的叙事立场会趋向稳定，越不易改变。
综合观之，相关成果已分别从理性主义范式和后实证主义范式对霸权国战略叙事的两类主要动机进行追踪研判，阐明了战略叙事的底色是为推动权力生产的合法化。然而，大量笔墨在解释叙事机制时只对其结构原理释疑，却未揭示霸权国战略叙事的流变机制，更忽视了霸权国利用叙事手段在维护秩序合法性和国家战略利益之间进行转换与平衡的具体策略流程。作为体系秩序的主导者，霸权国的战略逻辑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还须谨慎斟酌相关行为是否会诱发秩序剧变。事实上，二者在同一空间的叙事语境下经常构成相悖意象。此时，霸权国可通过设置双轨议题来化解这一困境：一方面，设置的显性议题多基于遵循国际公约和规范的立场规划叙事进程，这类议题很大程度上掩藏了霸权国的真实意图，而隐性议题则更强调个体的战略利益，但碍于合法性匮缺不便进行叙事宣传。另一方面，在合适时机下推动二者的相互转换，使其真实用意在分阶段的叙事加工中逐渐合法化，形成对事件描述的连贯话语。由于两类议题多数时候具有混合特征，本文探讨的主题即霸权国运用叙事转向的技术手段，推动两类议题相互转化及互动融合的机理。
二、策略流程解析
霸权国叙事转向策略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柔性变迁，霸权国政府在权衡外交政策时通常面临大量来自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行为规范、共有信念等政策惯性的压力，致其以类似的方式感知和处理问题。从确立一个新叙事视点，转向新叙事情节、重塑新叙事任务，不同阶段都建立在充分的合法性之上。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四个必经阶段：意愿重塑与初步决策、视点转向与情景切换、情节生成与实践跟进，以及效果检验与进程议定。
2.1 意愿重塑与初步决策
全球化时代，体系内的冲突事件皆具联动性，冲突势能不仅作用于冲突方内部，还事关体系秩序的演变。战略叙事不仅需要考虑情节要素在无政府状态下能否被接纳，和赋予国家外交政策逻辑自洽的法理意涵，还要确保行为动机在国内层面被顺利接纳。整合话语意见对霸权国来说既是内外变量博弈妥协的结果，又是观念性的意愿转化为实际叙事决策的前期步骤。
外源变量方面，叙事策略的执行意愿由利益前景、情势反馈、外部环境共同决定。利益前景层面，对外政策的有效性不在于国家获得了多大的利益，而是比较国家所获得的利益是否大于付出的代价。一方面，霸权国虽掌握相对优势的权力资源，但执意追求超过能力范围的目标可能引发深刻的国际危机。另一方面，霸权护持的有效方式依赖于设计国际制度和保持权力地位领先两个维度，强制性的干预政策只作为备选方案。理性的决策分析会明确自我在外部争端中的首要利益，在不损害大国公信力的前提下用低成本的政策方案实现诉求。情势反馈层面，多实践主体的反馈信号对霸权国的叙事意愿产生影响。争端之中，事件的安全等级、盟友态度、冲突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等变量会深度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利弊权衡。倘若外部局势反馈的悲观信号大量堆积，以温和叙事手段介入冲突将更利于规避声誉危机，更不至于诱发体系中主要的权力关系易位。外部环境层面，叙事过程需与国际环境所处的阶段状态、争端事件的发展势头不相背离，并且识别到体系环境中的新生变量不会对叙事决策构成重大威胁。环境变动是国际政治中的常量，体系环境动态塑造国家行为。当外部环境动荡，争端前景不明，舆论分化，战略误判的可能性高企时，霸权国多会选择远离争端中心，防范叙事走向激进化。
内生变量方面，战略认知一致是整合叙事意愿的支配要素，外交政策在投射为有组织的叙事前，往往是多方意见重复博弈的结果。决策理论认为，国家的政策风格、政府结构、政党哲学，以及决策者个性等都是影响决策分析的重要静态因素。加之，因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普遍的权力制衡关系，当认同分化过度，即便彼此对外部威胁有着相似的认知，也会抗拒一致行动。在此背景下，一切叙事人都试图将自我更看重的政策目标升格为主叙事，最终衬托出一个或多个政治寓意。决策者为尽量平衡国内的权力关系，需最大限度权衡多极势力的寓意诉求，综合考虑国家决策的话语效益后制定叙事策略。除此之外，选民对外交政策的满意度进一步决定后者的生命周期。“民意”虽未必能引导国家制定最有利的外交政策，但一些场景下，领导人愿意与基层民众进行政策对话，以赢得更多选票和支持率。
概言之，战略叙事的生成是单元和体系双层重复博弈的结果，而对利益前景的认知改变是引导霸权国叙事结构变革的关键变量，这是出于霸权国“惯以叙事强制推进霸权利益”。在利益动机的牵引下，主导议题叙事的决策者一旦意识到既有议题的演进偏离预期，则不愿再为其支付“沉没成本”，转而寻求新的议题以组织战略叙事。经此传导路径，新的叙事意愿结合多维变量的互动反馈，最终方可推动形成改变叙事的决策。当面对第三方争端时，为了引导外交政策的内外一致、前后一致，加强政策包容度、指向性，霸权国常将战略叙事用作杠杆，隐蔽带动隐性的战略目标显性化，调整因意愿错位所致的战略模糊，使其在连贯的语境下逐渐被多方群体接纳。以此为勉，决策者在充分整合内外意愿后将按照预设目标着手于情节生成，在多议题间建立因果，调动观众威胁感知，使叙事引导过程呈现为自然过渡状态。
2.2 视点转向与情景切换
决策者根据多极力量的博弈结果调整叙事航向后，将首先从两个尺度入手筛选新目标，以强化话题延展性。一是能助益霸权国在体系层次改良负面形象，优化体系声誉。二是在单元层次能扭转舆论，聚焦于政策转向所附加的国内利益。政治话语既能建构危机，也能化解危机，国家可通过利益驱动下的语言进行政治说服，进而为自己的权力服务。
新情节展开前，叙事者首先构思的是新的叙事情景，将目标受众的关注焦点从原有议题中带离。情景切换涉及的相关元素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架构：塑造危机氛围和紧迫感、宣扬价值观外交和使命感、推高舆情响应和参与感。
第一，营造危机氛围和紧迫感。危机产生于“安全化”的过程，通过抛出一个焦点问题，并使之在初始阶段就被放置于外来威胁的讨论范畴中，霸权国可引导叙事受众对自身所处场域产生危机意识。当公众感知到威胁迫近，将主动参与叙事创作并动员更大的行动网络，融为叙事主导的一部分，即便话事人不刻意渲染事件的恶性因果，受不良情绪支配的叙事场域也会自主生成。在此基础上，强化外来危机的紧迫感，提醒目标观众关注事态变化即成为一种“制造焦虑”的手段，辅助国家为铺设新叙事情景埋下伏笔。对于内在目标不相一致的国家，彼此之间难以维系最低阈值的信任，难逃以相互背叛为理性的脆弱平衡。一旦国家决定设置新的叙事情景，用于填充情景的语言元素也会相应夸大危机因果，达到危机渲染的目的。
第二，宣扬价值观外交和使命感。根据广义和狭义的综合定义，价值观外交是根植于民族主义的一类政策信仰，表现为一种长期延续的政策倾向，主要受国家传统意识形态驱动。然而，实用主义坚信“一个被意识形态所困的国家通常无法追求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为充分激活战略叙事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良性作用，务实的叙事决策者不仅需要准确识别出受叙对象感兴趣的情绪信息，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制造观念动机，调动受众在叙事参与中的“主人翁”意识并向其提供正面的情绪反馈。在情景转换过程中，如果决策者能在受众不反感的前提条件下将“使命感”作为元素融入叙事背景，将有利于向叙事受众传递激励性反馈，使其切身感到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第三，推高舆情响应和参与感。在完成前两个步骤后，叙事者将根据舆情动态择机推高舆论响应度以嫁接新的情节。叙事宣传有指定的目标对象，对其进行的话语说服是霸权国制定叙事策略的核心所在，其余观众不在话语策略的统筹之列。针对前者不同的情绪反馈，霸权国在加温舆情的过程中有两种常用的方式策略。一种是大部分目标观众对叙事者发起的新话题兴致盎然，在积极的舆论反馈下愿意配合其进行后续的情节互动，此为“迎合”趋向。叙事者只需以媒体为中介，在官僚系统内部以及国内和国外之间完成话语信息的串联，形成各层次观众对叙事情景的一致认同。内外话语并轨后，霸权国再通过集结叙事联盟表达某些形式的行为是可以接受和规范的，同时以联盟利益为名定义其他形式的行为具有敌意。因此，霸权国对需要依靠的盟友往往选择支持、欢迎或默许等一系列善意性话语文本。另一种是目标观众对新话题态度模糊，舆情反应和缓，一部分观众拒绝将视线从原有情景中迁出，此为“观望”趋向。此时，叙事者需考虑引入新的激励信号激发其参与意愿。根据印象理论，行动一致才会获得社会认同，要想避免成为“异类”，个体需尽量保持与周围行动者一致的外部形象，即便这与其本意不符。对于那些因动机不足而迟疑的行动者，制造主导性意见将是关键一环。主导意见并不一定是多数意见，有影响力的少数派意见可能是实际上有效的意见。一旦叙事者为他们提供更优方案，设法说服关键行动者，其余部分将大概率亦步亦趋移步至新的叙事情景，这时舆论导向将再次朝着有利于叙事者的方向发展。
2.3 情节生成与实践跟进
新的叙事情景布设完成后，霸权国将根据战略评估后的核心诉求围绕新话题组织叙事情节。当霸权国视域转向新的争端事件，暗示新事件更有利于情节编排，干预事件发展的难度更低。叙事文本由多个情节单元组成，每个情节单元都会标记出最显著的文本印象，受叙者在接收信息过程中会过滤大量细节，记忆呈现仅留下经思维筛选后印象最深的部分元素。从情节设计的角度来说，叙事者有很大余地对情节单元中夹杂的文本印象进行编导，使观众不断接收叙事者想要他们看到的信息。
叙事的情节框架由四项基本要素构成。一是因果描述。情节意义的有效传述依托于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诠释的是一个事件因何而起、缘何而终。有效的叙事传导遵循因果一致原则，观众可跟随事件逻辑预测可能的结果，并且不对内容产生质疑。建立因果一致的意图在于，这一过程不仅寻求塑造对过去事件的理解，还寻求预设事件未来变化的轨迹。意图引导叙事转向的决策者在描述事件起因时，往往会选择观众更敏感的信息源，调动其追踪情节的兴趣。二是效果预期。情节生成致力于满足霸权国预期的叙事效果，因而在选择素材时会刻意强调和回避一些概念，以推动情节按预期方向进展。三是角色身份。战略叙事通过系统性的语言学手法，用情节将角色与背景串联起来，为角色分配任务和叙事使命。决策者惯以正义的角色身份推动情节，这样的角色设定首先决定了其对立面的行动者扮演“反派”，其余涉事角色按照情节演进的需要，将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己方、中立和对立阵营。四是情节补救。作为叙事者来说，理想的叙事进程是主观描述与客观事件的发展大致趋同，情节演进与事实之间不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若出现扰乱原有情节的“黑天鹅”事件，叙事者为延续叙事连贯，将插入新的情节修补由此产生的逻辑漏洞，尽量维护因果一致原则。
“量身定制”情节后，必要的实践跟进将进一步加强叙事转向机制的功效，达到自我验证的目的。叙事进程中，不仅话语和文字表达可以直接推动情节进展，叙事者行为传递的一系列信号也将成为情节的重要载体。叙事心理学强调，叙事作为一种传递特殊意义的语言组织，是主观意识与物质世界链接的中介，思维、话语与行动三者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与此同时，信号传递是叙事者通过特定行为对他者的自我言明，是主动揭示自我的行为意图以博取对方信任的途径。在目标显性化的过程中，即便叙事意图没有通过大量文字化的方式呈现，但伴随实践产生的叙事效果也将对此进行加强补充。
根据情节转变的需要，实践跟进的途径大致如下：一是在既有情节结构和战略语境下用行动展示霸权国兑现承诺的魄力，增强情节说服力。区别于领导人的誓言，一旦叙事进程政策化，决策者将制定更具体的目标并针对目标设计行动，这意味着国家信念等级的二度提升。二是依据情节描述投入资金、技术、人力等成本，对情节描述进行具象化的框定。随着“宣传”转入实际的物力投入，叙事图景中带有“欺骗性质”的成分会被依次检测和移除，这一自证过程会说服观众更相信叙事内容的真实性。三是劝导联盟采取一致行动。霸权联盟天然具有众多追随者，霸权国可借叙事联盟统一对外言述的话语口径。总的来说，实践跟进与情节生成的相互配合是强化叙事功效，增加情节说服力的必要环节，实践缺位的叙事策略有时很难打破受众的质疑。
2.4 效果检验与进程议定
经以上步骤，一轮叙事转向接近尾声，但决策者尚需检验其成效和战略价值，并据此议定后续进程。第一，衡量新叙事及其演进是否能助益平衡二项层次的利益关系。相较于争端性质，霸权国更加关注争端中的身份冲突，包括来自集体的认同、自我身份塑造等高阶政治需求。在将争端事件纳入自身的元叙事系统时，霸权国并不在意寻找解释争端的法理依据，其更在意的是通过何种叙事加工使剧情印象在目标受众中形成集体认同感。在话语编导中，可否借助相对隐晦和委婉的语言策略配合行动兑现“不便言说”的战略意图是检验叙事效果的重要参数。
第二，通过收集多方受众对新主题的意见反馈补充细节信息。叙事是粘合身份、情感和实践的重要手段，国际政治中的情感有助于维护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使制度顺利运转并为各成员方所遵守。增添多元化的角色关系和更多层次的情节变化，升华剧本中的情感渲染，调整叙事基调为广泛受众群体喜好的样式，能够助推叙事脉络进一步向理想的战略构想靠拢，同时扩大受众范围。由于叙事主导者与受众对同一叙事议题的解读存在一定偏差，受众一方有时为避免被动沦为主导者话语框定的对象，可能向主导者发出质疑，以促成双方之间的话语妥协。而主导者本身也愿意在共情手法辅助下向不同类型受众传述其熟悉和可被预测的情节轨迹，塑造与他们之间的情绪纽带，化解观念隔阂。根据受众的情绪需要适度增减细节内容能够进一步优化情节的感召效果。
第三，根据战略动机议定后续进程。带有较强政治偏见的叙事进程是权力演绎的重要场所，叙事者会根据诉求持续对事件合法性进行语言润色，最大限度地突显集团的政治目标。作为一种调控战略走势的技术手段，叙事转向侧重于合理调适国内向度和国际向度的话语权重。
当叙事进程与国家内外战略动机大致吻合，叙事者将在一定阶段内维持或推高议题热度，不再寻求议题变更。若二者难以匹配或推动情节演进的动机匮乏，叙事者大概率会另寻他路，再次主导议题转向，常见的情形有两类：一是当前议题“遇冷”——话题性趋弱，叙事者可主导冷议题转向热议题，从而调动舆情活跃程度，盘活战略主动性。二是当前议题“遇热”——舆论争议趋强，叙事者为减轻舆论压力而从中抽身，释放战略灵活性。对此，霸权国有效的应对策略可概括为三类。一是议题回摆，即从前述议题中挖掘有重复加工价值的素材，在相同背景、角色关系下，起手新的剧情或叙事支线。二是议题过渡，如果短期内缺乏明确的视点目标，即可设立一个过渡议题缓和当前困境，为下一阶段的叙事转向埋下伏笔。但过渡议题因素材局限，对其进行的话语加工过程一般不具备策略实施的完整属性。三是如果存在符合“意愿重塑”条件的议题，霸权国即可投身新一轮的叙事转向。不过，上述策略的运用场景皆为迁转叙事重心，而非摈弃原有议题。更多时候，为避免突兀的议题转换，尽量保持前后议题衔接自然，叙事重心会间歇性回归前述议题，或在新旧议题间多次摇摆，但并不会改变叙事转向的整体态势。
三、实证考察
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进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状态，拜登政府迅速发起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战略叙事，当即宣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俄罗斯违反国际法”“俄方必须承担战争后果”。然而，随着冲突陷入僵局，美西方决策集团的分歧日益扩大，美国在争端中隐性与显性叙事动机之间出现显著的话语衔接障碍，未能推动个体利益与秩序合法性并轨。2023年10月，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与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拜登政府以此为锚点推动战略叙事转向。但随着冲突扩散，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之间的战略离心力放大，美国叙事定力再度动摇，议题转向意愿再次映现，遂将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的争端纳入视域。本文将以过程为案例，印证美国在应对第三方争端时叙事转向的策略流程。
3.1 意愿重塑与初步决策阶段
第一，从外部坐标评估冲突走势。在利益前景方面，螺旋攀升的援助开支给美国带来了较大的财政负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3月，拜登政府已动用54次总统拨款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财政援助、武器援助总额已超75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武器库存枯竭，国防部官员公开表示零散的援助计划已无法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要。然而，巨额援助并未转换为战场优势，争端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美国战场信心锐减，控制成本投入与防止战略投资失败成为当务之急。在情势反馈方面，俄乌冲突的演变态势已完全脱离美国预设的情节范畴，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引发体系权力关系易位。一方面，冲突以来俄罗斯已多次向美西方发出核警告，美国与其盟友都十分担忧战争升级的后果。另一方面，近年来欧洲饱受能源与粮食危机所困，而乌克兰与北约之间分歧不断加剧，北约内部意见离散等多股阻力汇聚，进一步考验美国的耐心。在悲观信号累积下，美国固守既有战略引导下的叙事剧情意义有限。在外部环境方面，美国继续“搅局”已不符合国际大势。俄罗斯在2023年夏季逐渐夺回战场优势后，美国以代理人战争遏制俄罗斯的计划受挫，逆势而为反会深受其累，陷入大国间的长期缠斗。加之，美国介入冲突之举饱受争议多时，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俄罗斯而非维护欧洲地缘安全的真实意图败露。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有140多个国家未参与对俄制裁，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美西方“长臂管辖”。
第二，国内多重信号映衬出多方政治势力和选民期待战略转向。美国两党的政治分裂持续消磨拜登政府的战略定力。2024年10月3日，美国众议长麦卡锡被投票罢免后美国援乌计划的难度升级。当时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田纳西州议员玛莎·布莱克本等众多政要对拜登的援助政策群起攻击，特朗普曾在竞选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将不会继续援助乌克兰，另有知名政要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乌克兰和美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另则，美国大选进入关键阶段后，拜登支持率却一度跌破40%，民主党临阵换帅后，又倍加忌惮选举前景因冲突升级蒙尘。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希望促成和谈的比例激增至71%，超过66%的民众认为政府应直接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民众普遍反对拜登政府向乌克兰“输血”是驱动美国重整叙事路线的重要因素。
3.2 视点转向与情景切换阶段
多方证据显示，围绕新视点组织叙事情节有利于强化美国的单元层次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在体系秩序下的责任压力。从优化体系声誉的意义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将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通过污名化他者身份来美化自身叙事的合法性，在西方引起广泛共鸣。由于哈马斯组织不具备与美国对等的国际地位，无法有效抗衡美国主导的身份框定，致其在非对称权力结构下处于叙事和信息的劣势一方，无法对优势一方的叙事道德形成有效监督。此外，相较而言巴以冲突的规模更小，以色列对比哈马斯的战略优势明显，美国通过援助以色列赢得有利局面的把握更大。当话语竞争的对手由强转弱后，美国叙事转向巴以冲突更利于情节演绎和剧情收场。
从扭转单元层次舆论和赢得选民支持的角度而言，美国国内多重信号映衬出多方政治势力和选民一致期待议题重置。第一，美国与以色列在身份政治上具有比乌克兰更紧密的联盟关系，美以同盟的优先等级、安全等级、重要等级要强于美乌关系，支持以色列对于美国两党而言更具向心力。战事之初，不仅两党人士更愿将冲突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哈马斯组织，以色列游说集团也积极穿梭于美国国会、政府、主流媒体之间，在美国政治高度分裂的背景下，这一“共识”实属罕见。2023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冲突后造访以色列时再度强化身份认同：“我到访以色列不仅是以国务卿的身份，还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只要美国存在，就会永远站在以色列一边”。第二，拜登政府希冀“借题发挥”，在选举临近阶段炒作新的叙事素材，一度向以色列战时内阁表露，“不一定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支持以色列稳固美国中东霸权、给盟友和选民注入信心、俘获以色列利益集团的支持等，是此前民主党精心筹备的竞选素材，也是扭转俄乌冲突不利局势的又一通道。
选定巴以冲突为新的叙事视点后，美国紧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情景迁移。第一，营造危机氛围，激发受众紧迫感。巴以战事爆发后不久，拜登即刻前往以色列为其撑腰，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强调“支持战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重大”，后又挨个点名“没有谴责哈马斯”的国家。时任南卡罗来纳州长妮基·海莉激进表态“攻击以色列等同于攻击美国”，营造美以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意象。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以色列正在经历一场“孤立无援”的战争，美国应该将援助以色列的优先等级置于乌克兰之前。在美国政要的情绪煽动下，部分西方国家纷纷加入其叙事队列，在巴以冲突上“拱火浇油”。部分美国民众受其言论魅惑，对冲突事件失去理智判断，鼓吹美国政府应暴力介入争端。第二，将美式价值观、使命感与冲突立场嵌套推销。在对以色列的援助政策中，美国有意将意识形态因素掺入叙事，以此诱发受众的使命感。拜登声言，“将一如既往地确保犹太人和民主的以色列可以捍卫自身权利”。此后，其更将俄罗斯与哈马斯组织类比，煽惑二者分别代表不同威胁，但共同目标是“消灭民主国家”。不止如此，拜登还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的武器库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美国是世界的灯塔”等虚构的价值观意象，旨在强化各方对其价值观叙事的认可。第三，推高舆论热度，利用媒介与“迎合”型受众进行高频互动，诉诸新的激励信号拉拢“观望”型受众，唤起二者的参与感。对于与美国叙事路径一致的传统盟友，美国在巴以冲突后不久迅速组建叙事阵营，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力挺以色列，对外放话“现在不是以色列敌对势力从中牟利的机会”。美国带头下，西方多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以色列对其表示支持，在公众视野中营造出“正义且团结”的集体形象。对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美国则重点对其使用情绪安抚、舆情隐匿、利益劝导、后果威慑等策略，不断抛出新的叙事筹码让其远离巴以冲突。20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埃及、约旦、卡塔尔、阿联酋领导人进行会谈，多次指责“哈马斯违反国际道义，造成以色列民众大量伤亡”，申明美国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的立场。而对于加沙平民的不幸遭遇，拜登不仅对以色列的报复行为避而不谈，反倒质疑巴勒斯坦公布的平民伤亡人数不实，辩解伤亡是“战争的代价”。时任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还不断强调，美国一直为“两国方案”不懈努力，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离开加沙寻求庇护，但哈马斯拒绝让平民离开。布林肯在多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时曾告诫多国领导人切断和哈马斯组织的日常往来，宣称美国向中东部署航母战斗群是为慑止除巴以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卷入，言下之意则是默许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3.3 情节生成与实践跟进阶段
转入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情节生成阶段后，美国既要防范巴以冲突外溢，又力图帮助以色列取胜，更想借机分散各方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开始在三重诉求下推动情节生成。第一，美国以对以色列的战争支持为轴推导事件的因果序列。美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军事打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和“冲突导火索”，是扰乱地区局势的“火药桶”，据此策动对以色列的战争支持叙事，推导出美国有义务“主持公道”的因应措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共同配合拜登预设的情节推演，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归咎于哈马斯的“挑衅”，不仅突出描述以色列的“受害者”角色，还用诡辩逻辑论证“如果以色列不顾及平民安危，完全可以在反击开始就滥杀无辜”。类似的因果推论通过切断争端事件的连贯历史，择取单一事件作为序列起点，实则是刻意回避巴以冲突的长期矛盾，使叙事受众信服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治立场。据福克斯新闻调查，“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不久，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率跃增至68%，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率则骤降至18%。美国晨间咨询、经济学人等多家智库、媒体的调查数据呈现了相似的结果。第二，美国的效果预期是以色列在加沙“速战速决”，将军事优势快速转化为战场胜利，以此印证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有效性，强化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力，对反美势力形成震慑。而加沙民众命运、巴以政治和解停滞、中东“和解潮”搁置等，皆是美国叙事的外围题材，与其战略预期的关联度低，故而成为美国有意避让的议题。第三，通过角色设定赋予美国和以色列同盟“正义性”，单向界定哈马斯组织和其他支持者为“邪恶势力”。为了刻画和渲染哈马斯的负面形象，美国多名政要先后利用媒介误导公众的角色认知，鼓吹“巴勒斯坦人民值得拥有一个不受哈马斯控制的国度和未来”“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不能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混为一谈”。第四，尽管美国极力维护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正面形象，但一些“黑天鹅”事件却不断对其叙事合法性提出挑战，美国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情节补救工作。例如，冲突爆发后不久，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的供水、供电，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空袭，致使当地一所医院被毁，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出于对以色列的袒护，拜登政府对此的辩解是“民主国家有自己的行事准则”“相信以色列会遵守战争规则”“以色列会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经过上述步骤，美国围绕巴以冲突的情节建构大致完成，转而寻求在实践关系中二次强化叙事意涵。其一，美国多次在外交场合展示霸权手腕，不仅出手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还动用一票否决权反对巴勒斯坦的“入联”申请。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白宫颁布《美国打击反犹太主义战略》等政策法规，无不在向外传递美国力挺以色列的叙事寓意。其二，加码实体战略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的投入。截至2023年12月，美国陆续派出244架C-17军用货机和20艘军用货船向以色列运送超过1万吨军事物资。美国和以色列国防部达成协议，同意向以色列出口更多精确制导导弹、地堡炸弹、自杀式无人机、F35和F15战机、阿帕奇直升机等杀伤性武器。美国还向东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海域派遣“福特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和17艘战舰，向以色列派驻大量军事顾问和情报人员，为其提供卫星情报支持。可以说，美国除了直接加入，几乎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切精良装备。其三，引导叙事联盟采取一致行动，对叙事话题进行三重强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时任国防部武装部队国务大臣詹姆斯·希佩紧急访问美国，重申英美之间共同的安全利益，英国追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的3次停火议案中投出反对票。时任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英国会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另有多位英国政要表态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集体惩罚措施”。德国也追随美国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政治和物力支持。尽管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形势日益严峻，德国依然与美国一道主张以色列享有“自卫权”，并在国内加大对巴勒斯坦援助的审查，以反犹宣传为由取缔、禁止多个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组织及其活动。
3.4 效果检验与进程议定阶段
完成上述节点后，美国此轮叙事转向步入效果检验与进程议定阶段。第一，检验转向效果是否能够有效平衡二项层次的利益关系。在预期兑现方面，引入新剧情后，美国既能够继续以维护体系秩序的姿态同时介入两场冲突，又可以灵活分配对不同区域的资源投入度、政策倾斜度、外交重视度等，甚至可以在两场冲突中设置议题竞争策略，吸引盟友及选民参与叙事交流。在启动以巴以冲突为主线的叙事后，美国逐渐在俄乌冲突中进行适度战略回收，弱化存在感，聚焦于将个体利益居首的隐性叙事合法化，其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拜登政府借力议题转向窗口淡化其在俄乌冲突中的主角身份，将欧洲多国盟友推向叙事热区，稀释自身的战略压力。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发表评论称，“拜登政府在宣传俄乌冲突的紧迫性时就像面对一场十万火急的火灾，然而却在拖延数日后的周末前夕才开始紧张的危机动员工作”。巴以冲突以来，拜登政府多次强调西方联盟应作为整体支援乌克兰的意象信号，冲淡受众对“美国主导的代理人战争”的固态认知。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刻画集团的整体性：“在这场冲突前普京认为北约会解体，但如今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强大”。美国还屡屡在北约内部“长臂管辖”，向其他成员国施压，敦促其主动分担援助乌克兰的域外弹性责任。在美国的主角分散策略下，欧盟、北约在俄乌冲突中的戏份大增，先后主导对俄罗斯发动了十余轮制裁。而美国则悄然将增援以色列视为战略重点，导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抱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分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二是美国两党及其内部派系依循叙事转向节奏“借题发挥”，分别开辟多重渠道伸张各自的政治主张。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时多次示意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直言“乌克兰可以让出一些倾向于加入俄罗斯的俄语区以保住国家”。共和党参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等政要也先后发表俄乌冲突“不关乎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乌克兰应做出“重大让步以结束冲突”等言论。两党基于各自利益视域下的叙事分化彰显出美国战略思想的多轨化，也折射出集团利益优先、体系层面叙事话语隐匿的趋势。三是语言基调由“强硬对冲”过渡为“软硬兼施”，尤其注重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柔化对事件的描摹。拜登先是否定了向乌克兰直接派遣军队作战的提议，后又主动提议美俄防长通话，美国前国防部长奥斯丁则强调在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双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众多证据显示出美国既想从冲突中牟利，又怕过度卷入争端的功利心态。
第二，依据多方对新议题的反馈补充细节，导入新的情节变化和角色关系增加叙事共情力，运用多维素材完成对多受众之间的情感串联。“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中东新闻报道准确性委员会等新闻审查机构监测下，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出现对以色列不利的报道。然而，随着战事时移势易，美国主导传播的“正义剧本”与战事进展之间的呼应关系愈发突兀，主要经历了两个转折点：一则，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危机使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在中东成为众矢之的，映射出美国实践跟进效果不佳，暴露其无力控制冲突升级的窘境。此后，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右翼势力坚持走强硬路线，美伊关系剑拔弩张，进一步给美国制造了更大的安全危机。美国虽在战略迟疑中继续对以色列施加援助，但也导致拜登政府的叙事逻辑难以自洽。二则，因一再纵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及阻挠巴勒斯坦“入联”深陷舆论漩涡。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官员爆料，一些高级别政要不希望媒体上出现有关巴以冲突“降级、停火、结束暴力、恢复平静”的报道。美国多所高校学生因涉嫌“反犹”被捕。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扬言政府应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学生抗议活动，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诉称要将所有抗议者关进监狱。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内已有多个部门向布林肯递交备忘录和联合意见书，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可能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提出严重关切，一些高级别官员在备忘录中暗示，以色列关于使用美制武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保证“不可信或不可靠”。多名高级别官员因不满政府处理加沙问题的方式而辞职。随着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扩散，时任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致信拜登，控诉美国正在成为“以色列暴行的帮凶”，并表示美国如果继续向极右翼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供愈百亿美元的支持无疑是非常伪善的行为。围绕巴以冲突社会撕裂、党争延宕的局面在美国蔓延，其叙事演进中的追随受众加剧流失。为遏制此势头，拜登政府及时调整叙事基调和情节变化，逐渐从“全面挺以”向“有条件挺以”转变，以安抚国内外的不满情绪。一是援助上对以色列发出“断供”警告。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进攻加沙拉法之举，拜登和布林肯多次言明此举将导致以色列面临进一步的国际孤立，拜登还警告将暂停对以色列的武器援助。包括查克·舒默在内的多位民主党议员向拜登发起声援，赞赏其对以色列武器供应设限之举，以维护美国在处理争端一事上的正面形象。二是外交上积极搭建多边斡旋渠道，提出过渡性停火提案，通过埃及、卡塔尔与哈马斯进行接触，为停火谈判创造条件。一边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要求其按照美国提议的三个阶段执行停火协议，一边呼吁以色列民众不要错过机会。三是宣传上淡化冲突，有意规避有关强化身份对立的表态，采用审慎的外交辞令。不再提及支持以色列“彻底铲除”哈马斯，转而强调拜登的停火提案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美国不接受以色列长期占领加沙的行为”，美国对哈马斯的外交态度也由敌对转向接触。
第三，根据现状，将叙事视点引向更符合美国战略动机的场域。尽管美国的策略运作基本奏效，预设目标大体兑现，但因巴以冲突外溢，以及以色列也在运用相应的叙事手段绑定美国，使其深陷中东，导致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叙事演进之间的裂痕加深。为冷却在中东的叙事热度和争议，美国随即转向设立过渡性议题的路径。
2024年3月以来，巴以冲突余温未退，美国又搅动南海局势再度升温，企图再次借力第三方争端改写主叙事剧情。菲律宾频繁散布不实言论，在仁爱礁、铁线礁附近制造事端的一系列事件背后，美国始终如影随形。2024年3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率高级别投资代表团访菲，向菲律宾许诺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订单。4月，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尔德兹发起挑衅，若台海战争爆发美国或可使用菲律宾基地。随后，美国借军事演习之名向菲律宾部署中程弹道导弹。5月，日、美、菲三边峰会发布《领导人联合愿景申明》，论及三方“严重关切”中国在南海及钓鱼岛的相关行为，日美将持续帮助菲律宾加强海防能力建设。6月，布林肯访问菲律宾期间，向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重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会坚定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将动员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成员向中国施压。9月，拜登在“四边机制峰会”的闭门会议发言意外泄露，其不忘散播中国在南海的“威胁”语论，再次坐实美国幕后黑手的身份。
大选临近之际，美国短暂搁置了一些叙事议程，但诸多端倪可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已有松动，希望在新的议程中减轻负担。不过，炒作南海议题终究是一项过渡方案，原因大体如下。其一，从意愿来看，南海问题不具备整合内外叙事意愿的条件。南海争端完全由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美国通过制造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的身份对立，预警美国将在南海地区可能推行的政策和行为，目的无非是驱动美国、中国、南海其他声索国以及其他域外国家四种角色之间的冲突。不过，中国无意扩大争端落入美国布设的叙事陷阱，在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下，无论美菲如何炒作危机，只要没有越过挑衅的红线，南海局势都不会无限升级。美国虽然可以在体系和单元层面反复进行危机动员，但当争端没有实质升级时，说服盟友进行进一步战略追随缺乏动力，更难调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其话语策略很难奏效，也就无法利用争端持续演进情节。其二，从国际环境而言，美国间接参与两场冲突以来的战略承压较大。加之，美国两党权力交接之际，起手新一轮全面的叙事转向可能引发体系波动和出现新的干涉变量。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战略叙事也将大幅调整，这类不确定因素会干扰美国全球战略的稳定，两党的政治精英亦会有所顾忌。其三，尽管美国对巴以冲突的政治叙事屡遇波折，但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不容有失的战略支点，美国一方面希望消解国内外高涨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仍希望叙事美化美以同盟的身份。冲突延宕期间，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情节偶有回摆，比如在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后，拜登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美国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美化其为“正义裁决”。其四，亲以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有着巨大的舆论影响力，美国大部分决策过程都与其相关。在巴以冲突没有实质降级前，美国欲将叙事矛头调往他处的阻力较大。综上，中菲南海争端的“小盘面”属性不足以拉动美国战略叙事的大规模转向，但具备暂时消温、接替巴以冲突成为美国叙事炒作的一部分特质。
四、结论与启示
显性议题与隐性议题是霸权国基于不同战略动机的两个叙事维度，二者间的动态衔接与相互转换机制有效地维持了霸权国战略的灵活性。对于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霸权国而言，霸权护持的重要根基之一是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增强民众信心和凝聚力，在国际上提升大国声誉。从国际体系压力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来看，安全叙事是国际体系的信号与国家对外战略之间的链接，体系利益与单元利益的耦合协调有助于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叙事的向导。一切国际争端的背后都蕴含着多主体的利益诉求，争端事件在造成体系秩序进入活跃状态的同时，也为霸权国调整霸权护持策略开启机遇窗口。议题转换机制亦即隐性叙事动机显性化的过程。通过替换议题，霸权国逐步将利益攸关的战略意图放大，分阶段套用国际规范并赋予其“恰切的”解释范式，以达到战略诉求与叙事演进同频共振的效果。
美国在认知维度格外看重霸权的存在意义，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再到南海争端，拜登政府的战略举动与叙事轨迹交相呼应，为其战略变向创造了一定的灵活性。然而，美国的叙事转向策略也伴随诸多余疾。一是遭遇潜在的信任赤字。叙事转向策略固然能提升战略主动性，但频繁的议题切换难免会扰乱受众对主题的追随意愿，进而造成叙事者的螺旋失信。二是前后话语的一致性易出现逻辑漏洞，话语策略可能对霸权护持起反作用。叙事是脆弱而灵活的，叙事内容可以被修整，局部改写，甚至重新释义。当美国启动一项叙事议程时，必然动用大量话语性资源作为推力，这类工具化的叙事素材会留有大量痕迹。然而，一旦切换议题，其重塑的叙事内容相较之前将会呈现显著差异。前述议题的推力越强，接续议题改写与重置的阻力越高、争议越大，二者相互牵制，稍有不慎将导致叙事体系崩裂。从本文案例分析来看，美国推动的每个环节都伴有相对独立的叙事内容，纵观事态发展可察觉到其中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三是推动美国叙事体系进一步走向极化。2024年民主党败选后，拜登政府的叙事议程被迫搁置，特朗普则乘胜追击表示，在拜登领导下美国从未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此接近。可见，两党叙事体系严重撕裂，鼎足而立的体系争锋正在加剧美国对外战略的混乱与迷途。
尽管如此，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的情境下，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将叙事竞争的靶心对准中国，为此中国需密切关注和应对美国在第三方争端中的叙事动态。一是警惕其将相关涉华争端作为安全化的题材，通过渲染争端向多方受众传递紧张情绪，择机将矛头调转向中国。二是不因美国的言辞挑衅与其走向话语对立，应认识到，中国强化叙事能力建设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激化大国竞争，更不为使用叙事手段对抗美国。三是即使双方存在叙事上的分歧，也应积极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坚持“不惹事、不挑事也不怕事”的主张，不因第三方因素影响走向大国间“叙事脱钩”或更严重的恶性竞争，如此方能及时减少双方的误解及误判，引导大国竞争关系处于良性生态。
陈飞羽，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大国关系、美国中东政策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