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正确认识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方面，金融资本是催生产业革命的必备要素，无论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还是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升级重塑，均需要充分的金融资本支撑。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具备资本的一般性，如若不加规制引导，也会诱发一系列风险挑战，造成数字经济畸形发展。面对这种正负双向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为驾驭金融资本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可能性。必须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牢牢把握金融发展方向，引导金融资本更好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金融资本 数字经济 驾驭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金融强国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各国围绕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博弈也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人才和技术的汇集，还需要各类生产要素的共同支持。其中，金融资本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在此轮科技革命中，我国对建设“金融强国”同样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国家兴衰，金融有责”“金融系统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然而从历史上看，金融资本的强扩张性和剥夺性积累机制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已有不少案例和证据可以论证其对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故而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也应考虑到金融资本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为有效规范和引导金融资本，必须充分认识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行为规律，对金融资本之于数字经济的作用作出全面考察。
从已有观点来看，学者们对于金融资本作用的认识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与希法亭、哈维、福斯特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探讨了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虚拟资本、金融资本可以通过参与产业资本循环扩大积累，促进剩余价值创造，并占有产业资本的部分利润。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一方面会通过与产业资本的结合造就规模巨大的私人垄断寡头，另一方面也会在总体经济结构上挤压产业资本发展空间，使经济“脱实向虚”，加剧危机的可能性。第二类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观点。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更惯于使用“金融资产”而非“金融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金融资产是实体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要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金融抑制则会限制创新项目的融资机会，但金融膨胀也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第三类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在吸收西方金融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要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和把控风险的永恒主题，肯定了金融对中国产业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支撑作用。
这些已有研究将对本文的分析产生重要的基础性和启发性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关于金融资本作用的剖析尚未具体深入至数字经济领域。金融资本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的结合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具有各自的特点。这既是因为各产业间的特征区别，也源于金融资本自身在各时代的演进变化。譬如农业经济大多生产周期长、自然依赖性强、分散经营特点明显，降低自然风险和实现普惠金融便成为金融资本最突出的作用；工业经济则多追求规模效益和网络化生产，金融资本可为其提供庞大的固定资本和人力投入，但亦容易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数字经济对科创和产业融合要求更高，且由于大数据、数字货币、区块链、大模型等技术的兴起，金融资本的覆盖范围和运行效率相较以往显著提升，对数字经济各生产流通环节的影响也愈发全面和深刻。因此对金融资本之于数字经济的作用，需进行独立和系统的讨论。特别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其遵循人民逻辑而非资本逻辑，发展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价值增殖和垄断完全不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因此也需要更高质量和健康的金融资本灌溉，而不能放任金融资本与数字经济的自发结合。为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金融资本的作用问题，并为当前我国驾驭金融资本、更好发挥其对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提出相关建议。
一、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
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来看，自金融资本形成以来，其在每个历史阶段作为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实体产业部门发展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18世纪的“蒸汽革命”还是19世纪的“电力革命”，金融革命均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助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令产业变革真正得以实现。而自数字经济出现伊始，金融资本同样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中如影随形，是经济体系转向数字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要素。
1.金融资本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曾指出，“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在每个时代，前沿的科学技术创新几乎都具有“三高一长”的特征，即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充满不确定性的研发和试错成本要求大量且持续的资金投入。随着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历次工业革命对金融资本的要求更是显现出明显的递进性。如果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相对有限的资金形成追加资本，很难满足科技研发的需要。而当前的很多数字技术，本质上更是大量流程性技术或复杂工程技术的综合，也更加需要充分的金融资本的支持。
当然，金融资本不仅能推动数字技术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还可以通过不断地主动发现和选择形成“从1到100”的持续性创新能力。马克思曾指出：“信用使积累资本恰恰不是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是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较早研究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关系的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也曾提到，“当现有范式中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开始减少，渐渐多起来的大量闲置资本就会寻找可以获利的途径，并且愿意在新的方向上冒险”。这种强大的价值发现能力是金融资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可以从一众初创企业中筛选出真正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数字公司。因为金融机构往往都会拥有具备较强专业知识的管理团队和一套成熟的评估体系，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以便及时发现新兴市场的机会。在20世纪的信息技术浪潮中，金融资本便展现出了敏锐的嗅觉。富有经验的投资家亚瑟·洛克在50年代末便感知到了电子行业的可观前景，筹集到了上百万美元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促进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等方面的发明，实现了对电子管的替代和超越。随后仙童半导体的销售副总裁唐·瓦伦丁在60年代末离职创办了红杉资本，凭借强大的识别能力成为当时还是初创企业的苹果、英特尔、思科等公司的重要投资人，又令交换机、路由器、处理器和以太网等技术在美国实现了爆发式发展。
2.金融资本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重要支持
实现技术创新并非每个数字企业的最终目的，其若要真正产生经济效益，还需要跨越从科技到产业之间的这道“死亡之谷”。正如马克思所说，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但将一项技术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其不确定性虽然较研发阶段有所减弱，但依然要进行大量的试错，一旦被迫中止就意味着大量沉没成本的浪费。而很多创新企业虽然擅长研发，却缺乏市场营销和公司管理的经验，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陷阱，由于重视技术、忽视市场需求，因而难以打开市场局面。此时，金融资本便可以为诸多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提供重要支持。一方面，“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金融资本可以继续满足初创企业在这一阶段旺盛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还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网络资源和专业能力，帮助企业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等建立稳固的合作网络，同时在商业模式创新、管理经营、市场挖掘以及并购、上市等方面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这便可以有效弥补创始团队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不足，帮助科技公司顺利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重要关卡。
从各国数字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在由科技革命向产业革命演进的过程中，金融资本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在平台经济兴起的过程中，就离不开互联网这一技术的商业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纳斯达克这一专门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市场也已颇具规模，大量的风险投资投向了谷歌、亚马逊等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催生了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全新的商业模式。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也不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出现，90年代拥有了基本的技术基础。但正是微软、英特尔、兴盛资本等对OpenAI等初创公司的多轮融资，才造就了ChatGPT这样极具突破性的产品应用。在这一方面，当年的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在“冷战”期间，苏联的科技水平一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但由于其科技主导思想是战备式的，科研资金完全依赖政府拨付，缺乏市场化运作的金融资本，因而苏联自己把自己科技成果民用转化的道路堵死，甚至出现了技术在进步但劳动生产率却在逐年下降的独特现象。
3.金融资本是造就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的强大助力
数字经济并非只事关科创企业，更需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打造基于新技术的全产业链。但现有产业链是在以往工业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要求一众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产业转型并不容易，企业往往有着一系列顾虑和阻碍。一是高成本与短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需要一系列前期的高投入，还存在转型失败的风险，中小企业尤其难以承担。二是现有经济与管理模式的惯性。很多企业对现有盈利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其管理与考核模式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惯性。三是对技术风险的担忧。传统产业有着庞大的固定资产和知识、专利等无形资产，对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容忍度较低。四是生态协同不足。如若产业链上下游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全产业链生产效率同样很难显著提升，企业便会陷入“单点转型无效”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便需要金融资本在外部给予传统产业强大的动力与助力，帮助企业承担创新成本、分摊转型风险。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金融资本的这种作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便有所体现，当年一台瓦特改良过的蒸汽机成本高达2000英镑左右，是1770年英国男性年收入中位数的100倍。当时崛起的乡村银行体系，对这一技术进驻到纺织、冶铁等传统行业的各大工厂之中起到很大助力作用，也对催生英国工业革命有影响。
当然，金融资本对产业链转型提供的助力不只在于资金支持。首先，金融资本可以持有传统企业的股份并占据董事会席位，还可以对企业资产和营收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从而直接参与企业规划和重大决策过程，避免“管理层短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力。其次，金融资本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源在产业和区域内聚集，满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人才和要素的需要。而人才的聚集又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激发上下游创新活力。再次，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发展整合产业链，借助大企业主导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信号的传导引领产业升级，逐步使技术标准、基础材料、物流体系、市场环境等影响产业基础的元素得到更新，促使传统产业链向新型产业链演进。最后，金融资本会流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降低整体创新成本，或是流向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起到“补链”“延链”的作用。总而言之，只有金融资本催动新技术实现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改造、升级，数字经济的经济效益才会最大化地显现出来。
二、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负向作用
金融资本对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可能带来的负向作用也是需要正视的。金融资本本就具有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的内在趋势，同时还拥有强大的破坏性。一旦在私有制主导的条件下运行，失去控制或引导，自行增殖膨胀的金融资本就很容易“吞噬”数字产业，或是造成一国数字经济的失衡和不健康发展。对于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说明。
1.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性提升数字经济融资成本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企业的成长需要在全周期中拥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注入，但这与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天性是相悖的。马克思早已指出，追求短期更高的利润率是资本的重要导向，并引用《评论家季刊》中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资本的这一观点，“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而相较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这一特点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金融资本的逐利模式与产业资本不同，产业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循环积累获取剩余价值，是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但金融资本的运动“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因此，金融行业中的典型现象便是助推以资产价格上升为主的泡沫经济，吸引买家获得短期投机利润。这让投资者“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一旦获得一定收益或是感知到利空消息就会将资本撤出，投资到其他高利润的场所。金融资本的这一特性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性，尽管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企业市值，但从长远来看对数字企业这类科技公司冲击巨大。数字企业可能因为行业泡沫破裂而陷入财务危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会因为没有良好的盈利预期和市场环境而更加偏好频繁交易或储蓄，令处于成长期的数字企业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甚至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停产或倒闭。
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经典的案例佐证。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在半导体等先进数字领域进入世界领先集团。但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令日元升值后，日本高端出口制造业遭遇打击，大量资本流入金融领域，东证平均股价在1989年12月上涨到38915日元的最高点。随后日本央行为了防止恶性通胀加息，资本又迅速撤出，造成股市暴跌。一众曾经风光的数字企业也开始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拥有世界一半市场的日本半导体行业，到90年代末期便下降到1/5左右，如今更是只剩9%。美国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则更加典型。在20世纪末美国风险资本快速发展的同时，纳斯达克市场也在90年代后半期放宽了上市条件。在互联网这一新概念的拉动下，大量投资涌入。金融机构要么相信市场炒作，要么担心错过狂潮会让他们的业绩落后于同行，令科技股极速上涨。很多企业仅仅是将公司名称做一个互联网化的变更就可以轻松获得融资，但其中大多数在后续的研发创新领域并无太多建树。然而历经股价腾飞，金融资本足够志得意满地撤出，股市泡沫破灭，风投行业也陷入低谷。1987—1998年风投行业的回报率在12.4%—99.3%，21世纪的前十年则只有-4%—4.3%，很多硅谷中的初创企业在这十年中由于找不到可靠投资，夭亡者不胜枚举。
2.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导致数字经济“脱实向虚”
尽管金融资本是数字企业成长的必备要素，但若不加规制，也会侵占或压制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因为金融资本存在脱离生产过程自我循环的机制，高度膨胀便很容易“反噬”实体经济。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而金融资本G-G′的盈利方式令收益“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于是资本会逐渐“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从现实来看，金融资本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出现了这种经济虚拟化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逐步代替了实体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引擎，农业、制造业日益萎缩，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到近年来已经飞涨至75%—80%。即便遭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任总统也先后出台了以《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为代表的再工业化法案，然而收效甚微。美国金融业就业人数仍在增加，美股2013年就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三大指数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社会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必然导致数字经济的“脱实向虚”。当然，这两个“虚”存在着一定区别，第一个“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以金融工具和平台进行的证券、期货等经济活动；第二个“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指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无序扩张的金融资本还是很青睐信息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因为平台产生垄断租金的潜力是可以转化为现实金融收益的，但对制造业的挤压造成的“空心化”现象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成为“镜花水月”。当前的美国，即便其人工智能创新水平持续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但近年来的标志创新成果如ChatGPT、Sora等等，几乎都只是在平台经济和服务行业应用，智能制造领域进展缓慢。除金融公司外，很多数字科技公司在获得利润后，也会将其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非制造业，在金融市场中“以钱生钱”快速获利。从数据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只出现了短暂回落，随后便一路上涨至近年来的50%左右。这种“脱实向虚”的“单腿跳”模式无疑会显著抑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导致新技术革命对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促进作用受限，对行业长期竞争力的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3.金融资本与数字寡头的结合造成市场畸形
金融资本的特性致使其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行为规律，而这很容易招致数字市场中的“马太效应”。因为与中小企业的结合对金融资本来说意味着风险和长回报周期，所以金融资本更加偏好于扎堆到那些已经颇具声望的数字企业中，形成头部垄断。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市场的圈占获得巨额投资回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高金融资产价格。事实上，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列宁就曾论述过金融资本与领先的工业大企业融合的现象。当时法国垄断财团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一切工业部门，德国在1930年的卡特尔数量也已超过2000个。当前也是如此，美国的数字经济看似巨头林立、齐头并进，但金融资本更加青睐的“七巨头”（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英伟达和特斯拉）的利润所得要远超其他中小企业。从2010年到2025年的15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只涨了5倍左右，但这“七巨头”的股票价格却上涨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市值更是攀升了几百倍之多。
金融资本所助推的这种垄断和市场畸形现象无疑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一是创新问题，行业垄断不仅会削弱大企业的创新动力，还会挤占更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第二是资源错配问题，如若金融资本一味追求规模效益，无视市场需求而致使数字公司野蛮生长，最终便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的后果。第三是影响消费者福利，在价格、隐私、体验等方面令数字产品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无法形成生产与消费间的良性循环。第四是形成政治捆绑的严重后果。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罕见，苹果公司前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副总裁辛西娅·霍根、谷歌法律顾问米歇尔·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均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旋转门”现象更加突出。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Meta、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是最大的企业游说支出者，2024年大选中的推特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回看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时所花费的高达440亿美元的交易金，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来自个人或公司财产，而正是来源于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金融财团。
4.金融资本跨境收割威胁数字产业根基
认识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应只涉及本土金融机构，还要特别考虑国际金融垄断公司、海外游资等国际资本的影响。在一国新兴产业刚刚发展，尚处于资本稀缺阶段时，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成为重要的补充，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贷款等方式促进产业成长。但跨境资本流动同样存在隐患，若放松管制很容易造成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因为存在过剩金融资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囊括了本土市场后，便会自然地将触手扩展到国际范围。如列宁强调的那样，过剩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金融资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而“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一旦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欠发达国家的本土企业很难抵御金融力量的渗透和控制，若出现最终被收割或兼并的后果，就相当于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却为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做了嫁衣。
曾湮没在国际金融资本攻势中的国家数字企业不在少数。曾引领过信息技术革命、如今却辉煌不再的西欧地区，事实上在21世纪初，诺基亚、爱立信等老牌科技企业还有着不俗的国际影响力，也诞生过NICE、DeepMind等极具活力的小公司。但由于未能妥善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资本，很多企业都消失在后来的收购浪潮之中，西欧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全面掉队。当然，很多后发国家的数字企业还喜欢选择欧美证券交易所作为上市地点，因为那里对公司上市的要求较低，资本流动性较高，但这样就更方便了外资股东把控股权。此外，即便对于一些金融管控和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而言，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也会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
三、驾驭金融资本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式与路径
金融资本既有一般性，也会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拥有自身的特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所说的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普照的光”，故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无序扩张、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其在党的领导下运行，并接受政府和公有制经济的引导，这就为驾驭金融资本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推动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抑制其负向作用，关键就在于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
1.坚持“党管金融”原则，牢牢把握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长期以来，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和适度的金融管控政策，维持了对外部金融资本的有限依赖，才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遭遇过的“脱实向虚”、债务危机等陷阱，为高新企业的成长保留了良壤。当前新技术革命高速发展，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全球金融博弈复杂严峻，只有继续牢牢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真正达到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的目的。金融资本毕竟具有一般资本的特性，对一些从事难度较大、风险较高的数字技术研发的初创公司存在“没兴趣、不耐心”的情况，更喜欢通过垄断利润和金融空转盈利。这也导致近年来我国存在明显的资金与产业错配的情况，尽管社会资本总额巨大，很多数字公司却仍然难以得到长期稳定的资金流，股票、基金等市场也是长期处于低位波动。为了使金融资本切实流入对国家发展高度关键的数字经济领域，就必须通过党的领导在外部注入强大的政治势能，增强金融机构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约束、改造并引导金融资本的总体发展方向。
为此，首先，要充分发挥好中央金融工委、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金融企业党建组织等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在金融行业中具有显著规模、影响力和市场地位的企业，要确保和突出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关键角色，通过健全党委议事和监督规则等方式强化各大机构对数字经济这一战略性新兴领域的长期服务意识，塑造企业价值观与发展共识，逐步摆脱西方金融“逐利优先”的逻辑。其次，要锻造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要求其既政治过硬，又要精通金融业务，熟悉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最后，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让法治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有力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必须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落地落实，让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吃下“定心丸”。要依法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重点领域的风险监管，防范资本市场异常波动和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对从事投机砸盘、唱空做空我国数字科技板块的不良机构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
2.协同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营造金融服务数字经济良好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对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两者的统筹、协调发力提供了可能，有效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让资本流向最具潜力和价值的领域和企业；有为政府则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对金融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政府如果越位，将成为影响市场信心的重要因素，必须把不该管、不能管的事项交给金融市场；但政府也需要为金融市场“铺好路、搭好桥”，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激活市场活力。譬如杭州之所以可以孕育出“杭州六小龙”，与地方政府组建领投、市场跟投的杭州资本有着密切关系。截至2025年2月，杭州科创基金、创新基金两大基金批复总规模已超185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约1350亿元，服务支持上市公司120家，有力支撑了当地数字公司的快速成长。但从全国金融市场来看，“大而不强”的特点仍然显著，很多金融资源尚未得到最充分和合理的运用，服务实体经济和科创企业的能力仍需增强。为此，必须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为目标，让金融市场更加有效，让各级政府更有作为，营造出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的良好生态。
从用好“政府之手”方面来看，一是要在制度方面避免盲目投资的风险，坚决遏制自我循环、无序扩张等自发的不良倾向，同时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善于利用新技术手段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二是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在战略规划中持续突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地位，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投资实行税额抵免，设置专项资金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数字经济各类项目建设。三是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公共产品，降低各方投融资成本，同时积极搭建产融对接平台，通过定期举办数字经济投融资峰会等模式促进科技界与金融界的良性互动。从用好“市场之手”方面来看，一是要以资本市场为重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我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的问题，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注册制改革走深走实，加快构建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二是推动数据、科技等新型要素市场化发展，进一步优化知识、专利、数据等资产和科技成果价值评估标准，打通初创数字企业缺乏足额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的融资堵点，有效推动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三是有序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拉动更多国际资本向本土数字经济领域聚集。
3.在金融领域深入贯彻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加快培育灌溉数字经济的耐心资本与风险资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西方国家之所以无法限制金融资本的负向作用，一个重要根源便在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始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使资本成为难以驾驭的社会权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为发挥多种所有制下金融资本的各自所长提供了条件。在金融领域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引领性是不可动摇的，国有资本一方面作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特殊资本，承担着“三个集中”的重要使命，愿意对短期利润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拥有独特的财务支持，有能力规模进驻战略支柱性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帮助初创企业解决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等核心资源匮乏的问题，逐步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向数字经济这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重点行业流动，以摆脱“唯利润率”的倾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而金融领域中的非公企业则具有显著的灵活性，可以迅速发现和适应市场变化，勇于、乐于率先进入新兴行业和重点领域，带动一批中小企业和高素质劳动力成长。因此，实现公有制引领下两者的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对于金融服务数字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就数字经济当前的迫切需求来看，我国金融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的重点任务在于形成充分的耐心资本与风险资本，这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重点强调的一项核心内容。这里的耐心资本是指那些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秉持长期主义的社会责任投资资本，风险资本则指的是那些勇于承受一定投资风险，且善于寻找成长机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字技术研发的复杂性、商业模式拓展的不确定还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均对“长钱”入市和创投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从资本的特性来看，自发形成这样长时间的“耐心”和“勇气”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多种所有制下各类金融资本的锐意改革与协调配合。国有金融企业要带头优化评价体系，探索长周期的考核评价机制，降低传统的基于年度的考核权重。这样可以逐步形成“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激励更多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国有投资公司入市，持有数字化领域的优质资产可以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以稳定的收益预期强化各类社会资本的向心力。各民营金融机构则要着力建立更加完善的容错机制，明确“可接受错误”的边界，避免将正常的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容亏率，让投资公司放下“想投不敢投”的思想包袱。同时积极培养具有更高专业素养的金融人才，形成更加强大的市场洞察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发现更多具备未来发展潜力的优质数字公司。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本文以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最为关键的数字经济为切入点，考察了金融资本对新兴产业和国家发展的正负影响。分析表明，金融资本是一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数字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以及科技革命向产业革命扩散的整个历程，均需要金融资本提供的强大助力。但金融资本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加规制引导，很难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助作用，还可能侵占其成长空间，甚至产生极强的破坏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理论探索来看，对金融资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后，传统观念的束缚被破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得到正视。而在当前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应当更加切实和深入地考察金融资本的新变化与其带来的重要影响。因此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动摇，充分吸取历史上各国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所提供的教训。另一方面，要深入认识现代金融行业的运行规律，同时充分看到所有制问题在金融资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形成驾驭并合理利用金融资本的科学方案，实现金融资本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崛起的同频共振，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求是》2025年第5期。
[2]任初轩编：《金融强国之路：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
[3]〔法〕塞德里克·迪朗：《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
[4]〔美〕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5]李帮喜、刘充、陈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体—虚拟”关系——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拓展》，《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6]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7]刘晓欣、田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8]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刘皓琰（1992-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