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文化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海内外华人表达、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更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与中华文明特征的核心标识。梳理龙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认同始终是推动其传承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牢牢把握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密切联系，一方面要立足国内民族工作的现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背景，利用龙文化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际战略定位和“走出去”的现实，利用龙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对接国家战略、顺应时代潮流、服务社会发展、尊重文化传统，才能扎根落地、深入人心，真正达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目标。
关键词：龙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认同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在对外交流中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同时，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及其典型的符号化呈现，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文化资源，成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龙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社会根基牢固。它在保持动态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承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文脉传承的关键载体，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激活其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方面的独特作用，既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内在要求，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选择。
龙是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动物，但是却在中国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关于龙崇拜的起源，吸引了许多学科的关注，形成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以星象说、图腾说和动物说较为著名。当前主流观点认为，龙文化并非单一民族或地域独立发明的产物，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多民族、跨地域的持续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是不同文化要素融汇而成的结晶。这一观点获得了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有力支撑。例如，苏秉琦认为，在距今五千年的时候，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发生交流，在红山文化后期里面就有丰富的龙形象。因此，龙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和融汇的象征。闻一多认为，龙图腾的核心是以大蛇为图腾的部落，逐渐吸收以其他动物为图腾部落的文化元素。因此，龙是不同图腾糅合的文化产物。可以说，龙文化起源所内蕴的“多元一体”与“兼容并蓄”的历史特质，赋予了龙文化以包容性与开放性，并为龙文化最终升华为中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核心文化符号，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坚实的文化底蕴。
秦汉以后，龙的形象逐渐定型，并且逐渐与中国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演进轨迹和历史发展过程。与此同时，龙也进入民间日常生活，在历代统治者的推动下，在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影响下，龙王崇拜在宋代最终定型，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形象。在官方意志与民间创造的持续互动中，龙文化逐渐凝聚为中国古代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核心象征符号，其含义深刻融入神话传说、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节日文化等领域。此外，伴随历史上人口迁徙、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原地区的龙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扩散，并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及地域特征相结合，形成了缤纷多彩、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龙文化。
16世纪以来，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龙一直是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媒介。进入近代，龙的形象逐渐带有负面色彩，经常与腐朽、落后、野蛮等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形象的转变，固然与中西方文化在龙象征意涵上的差异相关，但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东西方权力格局失衡的背景下，强势文化视角对异质文明核心符号的误读和偏见。这种充满标签化乃至污名化的解读，一度促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复兴象征时，考虑以“睡狮”取代传统的龙形象，作为民族国家的崭新符号。
相较于“睡狮”，龙的文化影响力更大，这种深远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其数千年演进中所积累的丰厚历史积淀，更在于龙的符号早已渗透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肌理之中，拥有远比“睡狮”更为广泛的民众认知基础和深厚的情感积淀。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严峻危机，中国一批知识分子还是选择龙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将其确立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图腾。此后，龙便成为中华儿女建构身份认同和表达文化认同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凝聚力的象征、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象征、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象征。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和辐射力的拓展，龙文化也影响到海外华人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发展到现在，龙文化应该是辨识度最高的中华文化符号。
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虽在龙文化的历史源流、文化辐射及文化认同等维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忽视了作为一种活态资源的龙文化，如何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中持续动态演进，并在当代中国公共生活中发挥其文化影响力。基于以上思考，文章侧重于探讨当代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其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学理逻辑和文化实践。
一、龙文化的发展轨迹与中华文化认同
关于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已做出了精彩的论述。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历史分期的视角，对龙文化演进背后深层次文化认同的观照相对不足。因此，区别于单纯的历时性梳理，本文尝试将龙文化的发展轨迹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发展与深化过程进行关联考察，以期更深入地揭示龙文化的功能定位、内涵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作为文化“黏合剂”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大体而言，其发展脉络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自在的文化传统：帝王崇拜与民间信仰的双轨制
自秦汉确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来，龙的形象开始与中央集权下的帝王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其权威性和神圣性的重要象征符号。历代统治者通过诸如龙袍、龙椅等一系列具象化的物质载体，以及“真龙天子”等神话传说，不断强化龙与皇权的关联，并制定严格的典章制度来规范龙纹的使用范围和形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方就完全垄断了龙文化。相反，龙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广泛渗透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间信仰体系。尤其是伴随着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并逐步本土化，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与中国原有的龙神信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极大地增强了龙文化在民间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使得龙王、龙母、龙女等一系列人格化的龙神形象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官方对龙符号进行系统性建构与权威性阐释，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对龙形象充满活力的创造性想象及多样化文化实践。两者共同构成了龙文化发展的核心主线，它们看似有别，却又紧密交织，在持续的礼俗互动、意义协商与文化调适中走向融合。正是这种自上而下（官方主导）与自下而上（民间创造）双向作用的“双轨”模式，塑造出龙文化既有官方的庄严，又不失民间的活泼的复杂形态，使其能够广泛深入社会各阶层与不同文化领域。在此背景下，龙文化也衍生出涵盖生物、政治、艺术、宗教、习俗等多种类型的丰富内涵，展现出其包容、整合与再生的强大生命力。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社会，龙文化沿着帝王崇拜和民间信仰这两条轨道并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了一种植根于本土的宇宙观、信仰和礼仪传统。这种广泛而日常的文化实践与符号互动，在不经意间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早期生成与持续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自觉的文化实践：抗日救亡与龙图腾的“发明”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传统的“天下观”被打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传入中国。如何在现代国际交往规则下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成为清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外交往中，国旗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此时，清政府利用龙文化，发明了龙旗，作为当时官方的国旗。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落后，无论是外国殖民者，还是爱国学生，都对龙旗的文化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虽然这一早期尝试未能充分达成预期效果，但它无疑标志着龙文化开始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符号体系构建的视野之中，并隐约预示了其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化之时，所可能扮演的关键角色。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如何有效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激发中华儿女深沉的爱国情怀，成为当时中华民族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族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将龙的形象与中华民族紧密联系，并赋予其图腾的象征意义，以此凝聚民族精神，激发国人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与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这一文化实践旨在最大限度地激活龙文化的文化潜能，服务于国家认同、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的自觉文化实践，并最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巨大的成功。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近代抵御列强侵略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在此宏阔的历史转型背景下，龙图腾的被“发明”与广泛传播，便不再是一种孤立或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文化自觉”的关键性历史表征。它不仅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提供了强大感召力以及文化资源和情感支撑，更深刻催化并显著强化了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三）共享的文化符号：改革开放与“龙的传人”观念流行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增强，龙文化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化使命。20世纪80年代，歌曲《龙的传人》在整个华人世界广泛传唱，并在1985年、1988年、2012年和2018年四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金曲，其影响力历久弥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国人思想的解放与民族自豪感的复苏，这首歌曲精准地捕捉并回应了海内外华人在时代变迁中对于文化归属感与身份再确认的集体情感需求，因而迅速跨越不同区域与群体，引发了深广的共鸣。2009年，《龙的传人》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100首爱国歌曲，这无疑是其社会影响力的官方肯定。凭借大众媒介和流行文化的影响，“龙的传人”观念深入人心，扎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
“龙的传人”观念，既与近代以来的龙图腾观念具有历史渊源，又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通过适当弱化信仰色彩，突出其深厚的文化意蕴，成功将龙打造成为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多重属性的共享文化符号。“龙的传人”观念进一步凸显龙文化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并以此来框定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坐标，使之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表达、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性符号。既有研究中，有学者担心“龙的传人”观念更多根植于汉族传统，进而对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普适性持审慎态度。对于这种关切，若能结合以下维度进行深层考量，或能更全面地理解龙文化的整合功能：其一，龙文化本质上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产物，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其二，众多民族都拥有丰富而独特的龙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本身就是中华龙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彰显出龙文化的多元一体特性。其三，龙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它能够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在当代实践中持续丰富其文化内涵。例如，德昂族重新发掘龙阳神话，凸显其中的龙文化因子，喊出了“我们也是龙的传人”口号，通过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在中华民族框架下重构了德昂族的历史传统，而且有力增强了德昂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同样，毛南族的分龙节作为加强中华认同的文化交流载体，通过共享共传中华文化符号，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此，无论是从龙文化自身起源所体现的多元融合特质，还是从其在各民族中延绵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实践，抑或从当代各民族对其文化意义进行的能动性阐释与认同表达来看，均充分证明龙文化早已超越了既有的地域、民族与文化界限，真正成为各民族普遍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龙文化的历史演进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即从一种自发性的文化表征，经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觉性文化建构，逐步发展为广获社会认同的共享性文化符号。此嬗变轨迹清晰表明，龙文化的传承形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强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耦合。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认同构成了龙文化得以持续演变并累积其象征意义的核心驱动机制，深刻引导着龙文化的历史传承、时代发展和创造转化。
二、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文化符号的存续与发展，本质上取决于其在持续变迁的政治语境、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中进行自我调适与意义再生产的能力。龙文化作为积淀了丰厚历史意涵与集体情感的符号复合体，以及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密切联系，使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必然面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诉求。对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其自身演变的特点，亦为深刻理解中华文化认同的形塑过程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一）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政治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宗教和顺，也关系到建设文化强国、赓续中华文脉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壮举。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时代发展的宏观高度，深入理解和把握龙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
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已被海内外中华儿女普遍认可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明标识性符号之一。龙文化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文化纽带。基于这种特殊地位，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根本意义不仅在于对龙文化本身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更在于其承载着为民族文化复兴提供精神支撑的时代使命。为了确保此项工作的方向正确，必须以文化自觉为指引，真正做到守正创新，确保新时代的龙文化既能呈现传统魅力，又能焕发时代活力。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则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已成为当前社会共识，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在于依托那些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龙文化恰恰是这样一种符号系统，它既能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又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围绕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这一主线，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为龙文化的现代诠释提供明确的价值依归和实践指南，确保其发展方向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期待。通过系统性地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能够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因此，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把握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密切联系，形成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高质量推动新时代龙文化传承发展，这是时代赋予龙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使命。
（二）现实定位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讨龙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联，必须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这是由文化认同规律所决定的，正如巴斯所强调的，族群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是建立在族群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沿着族群边界生成，同时又保持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必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在全球互动互联的时代，人口、信息、资本和文化高速流动，中华文化认同必然是建立在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从国内层面来看，应立足于国内民族工作的现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背景，利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虽然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龙文化具有地方性特征。比如，苗族龙文化具有较强的地方性，与当地图腾信仰、仪式活动和社会关系均有密切联系，充分彰显出苗族同胞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从本质上看，苗族龙文化与中华龙文化具有同源关系，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龙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我们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应着重凸显龙文化的共同性、推动龙文化的共享性、提升龙文化的共融性、加强龙文化的共生性，进一步增强龙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国际层面来看，要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定位和“走出去”的社会现实，利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大量的中国企业、资金、人员走向其他地区和国家，在此过程中，文化交流十分关键。以往的经验证明，龙文化是海外华人社区表达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文化符号，也是外国人认知和理解中国的“窗口”。比如，笔者在波士顿调查期间发现，唐人街的牌坊、立柱、海报等物质载体均出现龙文化符号，每年中国农历新年都会举行舞龙表演，这些龙文化符号不仅增强了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而且深受美国人的喜爱和欢迎，并且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以往，很多人担心中西方龙文化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在海外传播龙文化，容易导致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的出现。虽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龙在西方人眼中是邪恶和贪婪的象征。但是，现在很多西方人开始将龙看作一种中立生物，甚至在年轻一代中，龙文化颇受追捧。比如，近些年热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出现了大量龙文化符号，颇受西方观众的好评。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我们应更加主动而有效地输出具有当代活力的中华龙文化，着力推动中西龙文化的深度对话与理解，为龙文化注入更多符合时代精神的内涵，使其能够生动展现新时代中国的新气象、新面貌。通过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华龙文化故事，使龙文化真正成为联结中西方文化、促进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发挥龙文化的时代性、发展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进一步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发挥龙文化的对内凝聚性和对外交流性特性，从内部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文化基础，从外部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边界。只有建立在内外互动、彼此交流的基础上，龙文化才能在时代发展中找准定位，才能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目标。
（三）实践路径
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使其有效服务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一个涉及多层面、系统性的任务。这项工作既需要立足龙文化自身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内涵，也要积极回应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具体来说，包含以下方面：
一是顺应时代潮流。龙文化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与时代同行。梳理中国龙文化发展史可知，龙文化并非固化或静态的文化符号，反而具备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应该保持开放的胸襟和兼容并蓄的态度，充分吸纳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优秀龙文化资源，进一步充实龙文化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内涵，推动龙文化与时俱进，使龙文化焕发时代活力。例如，当代艺术家陈粉丸以传统剪纸工艺为基础，创作出了大型现代装置艺术作品《不息》，其标志性的粉色巨龙装置尤为引人瞩目，彰显出龙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有机融合。这件作品将细腻的剪纸技艺与宏大的现代艺术相结合，赋予了龙图腾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现代美感。陈粉丸还推动该作品与宇舶表、尊尼获加等国际品牌的跨界合作，使龙文化以新颖的艺术形态融入现代商业文化与流行文化。这种实践成功不仅为龙文化注入了时尚与青春的元素，而且有效拓展了龙文化在现代社会和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二是对接国家战略。纵观历史发展进程，龙文化始终与中国政治权力紧密联系，成为历代政权合法性建构和社会文化治理的重要资源。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都高度重视龙文化在国家政治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可以说，龙文化有着对接国家战略的辉煌历史。结合现阶段我国国家战略方针，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在如下方面发力：第一，对接国家民族政策。龙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文化力量。以端午节龙舟竞渡为例，这一活动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界限，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并吸引全民参与。各民族群众通过共同参与这一节日活动，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和重要途径。第二，对接国家宗教政策。在中国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中，龙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带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在很多宗教活动场所，龙的形象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造像乃至宗教仪轨之中，并被赋予契合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内涵阐释与现实表达，成为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关键文化资源。第三，对接国家文化政策。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龙灯展示和舞龙表演常作为中国文化年（节）、欢乐春节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核心元素，以视觉冲击力和文化感染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助力塑造国家形象。
三是服务社会发展。龙文化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河北赵县的龙牌会，直到现在，都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盛事，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有重要影响。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本质属性是通过丰富文化资源的供给，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充分发挥其文化属性，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加强龙文化产品供给，丰富老百姓的休闲娱乐生活，提升老百姓文化消费质量。近年来，在国产动画电影和奇幻题材影视作品中，龙的形象被赋予丰富情感与视觉表现，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不仅收获高票房，还带动衍生品消费，满足了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文化需求，提升了本土文化产品的消费意愿。第二，加强龙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龙文化IP，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湖南汨罗市为例，当地依托“中国龙舟名城”品牌，举办国际龙舟节，整合屈原文化与龙舟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形成“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模式。这一文化IP提升了城市品牌，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第三，加强龙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衔接，将龙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明保障。龙舟竞渡蕴含的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精神被提炼为“龙舟精神”，通过媒体报道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的龙舟活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助力培育积极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四是尊重文化传统。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创新是龙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但同时我们必须充分尊重龙文化的历史传统，坚守龙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此过程中，我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化，刻意迎合西方龙文化标准，来对中华龙文化进行任意“剪裁”；反对放大龙文化中的迷信色彩，遏制迷信思想和行为的滋长；反对过度消费龙文化，致使龙文化成为娱乐的附属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掘龙文化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当代意义，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加强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龙文化。广西宾阳炮龙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炮龙节坚守传统文化根脉，传承传统扎制技艺、“开光点睛”仪式和炸龙巡游等核心习俗，以敬畏之心守护祖辈流传的龙文化。这种对传统的坚持，使炮龙节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文化韧性和精神内核。同时，通过现代化活动策划、多样的文化展示和全媒体平台传播，炮龙节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宾阳乃至广西的文化名片。炮龙节的成功经验表明，尊重传统是龙文化创新的前提，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龙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与时俱进；只有对接国家战略，才能行之有效；只有服务社会发展，才能扎根落地；只有尊重文化传统，才能深入人心，真正实现其在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战略目标。
三.结语
龙文化历经千百年积淀，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博大的精神意蕴，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独特气质。可以说，一部龙文化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缩影”。纵观龙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中清晰呈现出一条文化主线——中华文化认同。从自在的文化传统，到自觉的文化实践，再到共享的文化符号，龙文化在中华文化认同的表达、构建与增强过程中，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遗产，龙文化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壮大的历程中，始终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需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深入发掘龙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时代价值及世界意义，让这一连接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符号更好地服务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并在文明互鉴中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当然，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其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深远影响，是一项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对此仅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应更加自觉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秉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深化对龙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元素的价值阐释及传播路径研究。此外，应鼓励跨学科协作，深入探究龙文化在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更高水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为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及实践方案。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