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佩里·安德森指出，所谓“国际法”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并常为帝国强权所用。认清这一事实后如何接着思考，以回应世界和中国当下的各种思想与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回顾历史，中国第一批现代思想家如王韬、杨度、严复等在倡导向西方学习时，并未将西方视为文明最优代表，而是充满困惑与矛盾。张君劢、梁启超等则开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关系，思想焦点转向 “是否有可能改变世界的野蛮规则”，鲁迅、孙中山等则提出避免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变成 “兽性爱国者” 的方法。现在看来，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当今世界仍然呈现 “野蛮化” 趋势，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因他人 “野蛮” 而放弃追求 “文明”和全球正义。
关键词：国际法; 欧洲中心主义; 中国现代思想; 丛林法则; 全球正义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文明的标准与国际法”笔谈 栏目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令人信服地指出，目前通行的所谓“国际法”，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而并不具备体现国际正义的能力，反而常常成为各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强权的工具。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认清了这个事实之后，怎么继续往下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显得尖锐。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主要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谋求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的，无论是学习欧美，还是学习苏联，都是学习“西方”。可是，在持续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在不少方面，“西方”其实是相当糟糕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会不会被搞乱，走到另一个极端？比方说，我们会不会觉得，向西方学习是搞错了方向，今后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中国”，我们自己的这一套才是最好的？再比如，我们会不会觉得，什么国际正义、世界和平，统统都是胡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才是世界从古到今的通则，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去争当丛林霸主，即便因此对弱小的邻居们呲出牙齿，大声咆哮，又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我们上述这样的思想反应，会不会从国际事务的领域，扩展到国内事务的领域：既然国际关系上都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那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等级森严，赢家通吃，也就没什么奇怪，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的，就如同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这有什么值得愤怒和批判的？
不要只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反应太小器，它们其实表现了一种在今天仍然相当普遍的思想状况：当我们选定一个社会理想的时候，总是本能地想为它找到一个现实的例证，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例证，我们就很难坚守那个理想。1930年代的苏联，1950—1970年代的中国，1980—2000年代的美国或“西方”，都曾经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看作这样的例证，并因为它们最终都不同程度地被证伪了，而极大地打击了这些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信心。
幸运的是，至少在中国，并不是只有上面列出的这几类反应。如果将中国的现代思想的起始时段，大致确定为19世纪晚期，那就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的第一批现代思想家，在热烈地称赞欧美先进国家，鼓吹中国全面向“西洋”学习的同时，却并不认为，这几个欧美国家所代表的现代“西洋”是体现了当时的人类文明的最优水准，他们更不认为，在这个“西洋”的推动下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洋”国家都应当诚心皈依的。相反，这些思想家多半是带着深深的困惑，在多种矛盾交杂的心态中，展开对现代中国的构想和实践，包括鼓吹向“西洋”全面学习的思想家。
第一个明显表露出这种困惑和矛盾的是王韬（1828—1897）。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开创者，在1880年代，他是最明确地鼓吹应该全面学习“西洋”的中国思想家，但他为自己这鼓吹列出的第一条理由，却直指其时已经为中国的部分精英人士所知晓——甚至赞许——的“万国公法”的野蛮性质：“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均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为其所欲为而已。”中国已经不可逃脱地被卷入了“西洋”主导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势均力敌者之间才有道理可讲，因此，中国必须成为势均力敌者中的一员，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洋”：在王韬的这一论述逻辑中，向“西洋”学习的必要性，是与一种“我们不得不适应野蛮规则”的无奈意识深度交织在一起的。
在更深广的层次上重述了王韬的这一矛盾意识的，是十年之后的严复（1854—1921）。他与王韬一样，也将学习“西洋”视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途径，他甚至比王韬更激进，主张全国的新式学校的大部分课程都应该用“西文”来教。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是为中国的“全盘西化”拟定基本方案的第一人。
但正是这么一个严复，他也有那种“我们不得不适应野蛮规则”的无奈。因此，他每每在鼓吹那些意在适应新世界的“西化”主张的同时，又大声地慨叹那个造就新世界的“天演”的不可理喻：“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显然，他是要用这类“不可知论”式的说法，来化解自己和许多同道共有的那份“如此适应新世界是否正当”的道德焦虑，但也唯其如此，他对于“西洋”的认识的内在张力，是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再下来应该介绍的，是杨度（1875—1931）写于1907年的《金铁主义说》 。这也是一本宣讲作者对中国如何现代化的方案的书，这方案的基本内容，也都是比照着欧美“强国”的经验来展开的。但是，在具体说方案之前，他先概述当时的世界形势，明确地说，所谓现代世界，就是一个在西方“文明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野蛮之世界”，一个通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用“文明”一词来称呼那些主导和造就“野蛮世界”的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他之所以称它们为“文明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上之组织”“教育上之周详”“实业上之发达”，以及“举国之人”的“和亲康乐之风”，都已经达到了可被称为“文明之国”的程度。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杨度当然是憎恶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的，但他并没有被这份憎恶冲昏头脑，以至于看不见西方社会内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高于吾国”，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和仿效。
更重要的是，杨度进一步解释了那些西方国家的内部“文明”与现代世界的整体“野蛮”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正是现代世界的“野蛮”——即各国不得不以国力竞争求胜，决定了这些国家(the states)必须团结自己的人民，以形成强大的国力，而团结人民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趋向于平等的法治，让人民享有民权，因而认同自己所属的国家（country)。也就是说，恰恰是整个现代世界的“野蛮”性质，倒逼这些国家形成了趋向于“文明”的内部形态。
站在今天来看，当然可以说杨度的这个解释是过于简单了，但在当时，它却能将王韬、严复们对于现代“西洋”的两种明显矛盾的感受，相当有效地捏合到一起：觉得那些国家很先进、应该学习，当然对；觉得它们如此欺负我们、太霸道了，也对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又文明又野蛮，而且这两面还互相促进，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不仅如此。杨度这样的解释，更凸显了一个“为什么在野蛮世界里必须文明”的政治理由：越是看清楚只能加入现代世界的野蛮竞争，就越要在社会内部反其道而行之，创造文明的制度和法则，如果中国的内部生活跟在国际上一样，也是按照丛林法则组织起来的，它就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强大国力，在国际竞争中一定会失败，甚至“亡国亡种”。
这无疑是给鼓吹“西化”的变革主张垫下了一块稳固的基石，它现在能够将中国人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几乎全部的屈辱感和愤慨心，都吸收为自己的一部分了。从康有为开始，主张向“西洋”学习的中国思想家都不断地拿越南、朝鲜、印度和土耳其当例子，既渲染“不改革一定亡国”的悲惨，又夸张“改革一定迅速强国”的乐观，这样的叙述策略所依据的，也正是杨度式的现代“西洋”观。
当然，杨度的“金铁主义”并不真正能化解严复的“天演不可知”论所蕴含的焦虑。即便191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一边倒式的中西文化和社会比较论，再度掀起了“全盘西化”的思想风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状况，还是严重冲击了中国的现代思想，推动它正视现代“西洋”的复杂内涵，重新想象中西文化的关系。
这里没有篇幅介绍1918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在这方面的大量讨论，只简单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张君劢（1887—1969），这位倾心于“西洋”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哲学家在1922年初说，既然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和“欧洲文化的危机”，中国人就应该终止那种“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的幼稚状态，“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确定建设“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另一个是梁启超（1873—1929），他依据对“一战”以后世界大势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堪称振聋发聩的判断，“世界工业文明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而随着资本主义造就的全球社会矛盾持续地转移和积聚到中国，“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阶级最后之胜负决之”。
倘说在严复那里，“西化”所引发的道德焦虑，主要还是牵系于“是否应该去适应新世界的野蛮规则”，上述两个例子却表明，在1920年代早期，问题的重心已经明显偏向于“是否有可能改变世界的野蛮规则”了。
正是这个思想焦点的转移，将杨度在阐发“金铁主义”时有意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次凸显了出来：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生存下去，中国不得不用“西化”的方式“发展”出足可抵挡“西洋”“列强”的蛮力和獠牙，那么，随着这一“野蛮化”过程的顺利展开，中国会不会逐渐习惯于恃强凌弱、也去欺压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愿意中国变成那样，我们如何一面被迫“野蛮化”，一面又努力不变成一头新的大野兽呢？
就在杨度发表《金铁主义说》 的第二年，正在日本求学、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的鲁迅（1881—1936），给出了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虎狼突来”，中国自然是要奋起反抗，将虎狼“斥去之”的，但是，这有个限度，就是仅止于“驱之适旧乡，而不自反于兽性”，异化为“兽性爱国者”。可如何避免这个异化？他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自我省察的意识，恢复善良平和的初心：“反诸己也，兽性者之敌也。”
1924年，国民党领袖孙中山（1866—1925）在关于“民族主义”的系列演讲中，不但重申16年前鲁迅那样的见解，说中国民族主义的任务，绝非以“强大”的国力去夺取丛林世界的“老大”的位置，还更进一步说，只有帮助和联合世界上的其他弱小民族，一起来消灭现代世界的野蛮规则，创造一个真正文明的“大同”世界，中国民族主义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天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也给出了一个类似“反诸己”的办法：就是要牢记“今日身受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他深信，只要中国人不忘记这个痛苦，即便以后中国强大了，不会再受列强的压迫了，中国也不会“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蹈他们的覆辙”。
到这一步，前述那个“为什么在野蛮世界里必须文明”的政治理由中的“文明”的全部涵义，也就完整地显示出来了。中国现代思想所追求的“文明”，并非只有中国内部的社会形态这一个层面，它还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全球的层面，只是在社会内部终结丛林法则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杨度所理解的，单个国家内部的文明形态，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性丛林法则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只有在全球层面基本达成了“大同”的局面，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文明”的阶段。显然，这里说的“文明”主要是一个形容词，是对一种状态的概括，它大致可以等同于“广义的社会主义”。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和革命领袖，都对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变成“兽性爱国者”的可能，抱有不同程度的警惕，他们因此提出的对策，也绝非只如鲁迅和孙中山这样，偏重于民族的精神内省。从章太炎（1869—1936）一面竭力替中国构建现代国家（state），一面又大声揭露这种国家的社会毒性，到章士钊（1881—1973）批判现代“工业国”的扩张本性，倡导以“农”的精神立国，再到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多种企图从乡村奠定国家现代化基础的社会运动，都展现了相当开阔的精神和实践的视野，打开了深入讨论的层次。但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从上述极为粗略的介绍中，应该可以看出，至少在其早期阶段，中国的现代思想是富于洞察力，并不狭隘和小器的。比如，它不是因为将“西方”看成一个完美的典范才大声鼓吹向“西方”学习的，恰恰相反，几乎从一开始，它就知道“西方”有深刻的弊病，但因为心中怀抱一个远远高于西式现代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憎恶弱肉强食的现实，那就无论发现“西方”在国际事务上多么“野蛮”，都不影响它肯定“西方”的“文明”之处，并以此为参照，正视中国自身的各种“野蛮”，全力用各种方法来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而这些方法之中，就包括了坚决地向“西方”学习。
当然，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所表达的这些理想并没有实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现实与这些理想是越来越远了。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大规模的战争居然可以在不止一个地方持续进行，以至于同时的那些规模较小的战争，都进不了媒体“热搜”的范围，在南苏丹持续多年的内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战争，就是最近的两个突出的例子。越来越多的政府增加军事预算，军火工业开足马力还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非“军迷”对兵器津津乐道，民众之间的互相隔膜和嫌弃——甚至敌视——大面积蔓延，强势者理直气壮地鼓吹“大局”，弱势者神情茫然地被迫“竞争”…… 社会内外的再次“野蛮化”，似乎真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一大趋势了。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今天这样令人沮丧的现实，再次凸显了一个在早期的中国现代思想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也不只是中国人——尤为重要的精神和行动的方向：决不能因为“他们”的“野蛮”而泯灭了“我们”追求“文明”的志向。恰恰相反，越是看多了“他们”的“野蛮”是如何被揭露出来的，我们就越要在对自己做同样的工作：在严酷现实的步步紧逼下，除了更坚决地拒绝丛林法则，我们其实并无选择，只有世界各地的“野蛮”都被揭发出来了，大家都明白了，“只求此刻的自利自保”的挣扎，其实是通向死路的，人类社会才可能经由艰苦的努力，逐渐摆脱野蛮和愚昧，不断接近社会正义和世界大同的目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赏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演讲，并且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努力去实践上述那个精神和行动的方向，安德森教授在演讲结束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来创造实现真正的全球正义的空间，就能很好地展开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