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一周年，随着历史发展，已不断地有新因素、新领域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开放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先进数智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和时空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当前，认知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场域。一方面，数智技术对认知操纵的赋能使潜藏在人类认知偏差中的安全风险极易转化为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各国在认知域的竞争和博弈日益激烈，呈现认知武器化的趋势。这些都使认知域安全因素越发凸显，催生了认知域安全概念。因此，理解认知域安全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特别是深入了解认知域安全风险生成的过程、机制、影响与应对，是国家安全研究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

一、 认知域内涵与认知域安全的生成逻辑

作为国家安全的新场域，认知域安全的生成逻辑有其特殊背景条件。下文在厘清认知域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认知心理、技术条件和国际背景三个方面阐述其生成逻辑。

（一） 认知域的基本内涵

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的含义与人们对认知（cognition）的理解密切相关。“认知”概念主要随着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被广泛使用，指涉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主要包括知觉、记忆、思维、语言等过程。(2)“域”通常表示范围和空间。因此，认知域主要是指人们进行认知活动的空间，是包括各种认知活动的过程、机制、内容、互动等的场域。

人的认知域活动曾经长期被视为“黑箱”，随着认知科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认知域相关活动的过程与机制逐渐被科学地揭示，认知域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得到凸显。简单而言，认知域可以被视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中介系统”，人们通过该系统获得有意义的信息。从信息加工论的视角看，认识域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领域，包括信息的获得、转化、贮存、提取等。(3)按照信息论鼻祖克劳德 · 香农（Claude Shannon）的看法，信息之所以需要加工的原因是，信息在未被系统加工前只是无意义的信号或噪声，无法被人理解，必须经过一套系统形式进行选择以降低信息的熵，才能成为有意义的符号并真正传播。(4)认知域的这种地位和作用类似于认知心理学中对“框架”的功能阐释。“框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这种结构首先具有转换作用，是人获得有意义信息的必要中介。同时还具有框选和架构作用，不仅框定了个人的认知半径，还为个人具体感知和理解具体信息构建了某种图式坐标。(5)

总之，认知域可以被视为一个使人获得有意义信息的场域，如果没有认知域的活动，人们难以形成真正有意义的认知。认知域中存在并运行的基本规则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客观世界可能形成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情感、态度、价值等。

（二） 认知域安全的生成逻辑

一方面，认知域的重要性在信息爆炸时代愈发凸显，海量的信息早已超过大脑的荷载范围，认知过程与结果更加取决于能够进入注意范围和认知范畴的部分信息，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图式；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飞跃式发展深刻地影响认知域活动，使外科手术式的精准认知干预成为可能。这使认知域中的安全因素不断凸显，认知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安全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其生成逻辑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认知域的安全风险潜藏于认知科学所揭示的人类认知偏差之中。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描述了大脑因简化信息加工导致主观认知偏离客观事实的现象。认知科学领域目前已发现的认知偏差多达200多种，(6)这些认知偏差容易被操纵和利用，成为认知域安全的潜在风险来源。具体而言，认知偏差主要有四类。第一类认知偏差主要发生在基础认知层次，表现为感知偏差和记忆偏差。由于注意力有限，大脑会选择性地关注甚至强调某些信息而过滤掉另一些信息，这种信息选择会带来一系列认知偏差。例如，人会以当时集中关注的问题为预期去解读接收到的信息，也称诱发定势（evoked set）。罗伯特 · 杰维斯（Robert Jervis）举过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当守卫珍珠港的美军司令满脑子都想着如何应对日本特务的破坏活动时，其必然将所收到的情报中提及的敌意行为狭义地理解为间谍活动的升级，而忽略了军事打击的可能性。(7)同理，由于记忆力有限，记忆对信息的储存和提取也存在过滤机制，由此产生记忆偏差。第二类认知偏差主要是情感带来的。情感可以影响信息选择和加工。例如，消极的情感体验可能使人更容易注意不幸事件，积极的情感体验可能使人更容易记住美好经历。第三类认知偏差主要发生在高级认知层次，表现为思维偏差。例如，溯因推理（abduction）和归纳推理（induction）是人们最常用的推理方式，但在应用中也会出现偏差—溯因推理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直觉推理，难以避免对原因的滥用性概括；归纳推理主要基于过去，解释未来，但容易使人简单机械地照搬过去经验，从而产生错误认知。(8)第四类认知偏差与整体认知结构和偏好相关。由于人有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的倾向，当接收到的新信息与原有认知无法保持一致时，会倾向忽视或曲解新信息，(9)由此产生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其次，数智技术深刻影响了人类的认知域活动，使人类认知域的潜在安全风险极易转化为现实威胁。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人类认知活动的深刻改造，人机互动日益频繁和深度嵌合，机器、数据、算法等对人类认知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人类的认知域活动更易被侵犯和操纵。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研究就指出，记录着信息和知识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外部因素也应被视为认知域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人类认知的辅助工具。当然，并非所有外部因素都能被容纳进认知域。有学者以依赖性、可信赖性等为标准区分了仅被当作认知辅助工具的外部资源和能够被认知域吸收的外部资源。(10)这种影响随着数智技术的飞跃式发展越来越深入。例如，我们判断自身睡眠和运动状态的标准已经不再完全依赖自己的身体感知，而是依赖各类应用软件、运动手表中呈现的监测数据，关键在于，运动中的步数计算，睡眠中的呼吸频率计算标准都是由算法规定的。因此，关于机器感知是否会在一个奇点（singularity）上，从人类感知的辅助工具翻转为人类感知的主导者，已成为热议话题。(11)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被先进数智技术动摇的安全风险已经显露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关技术优势的行为体，可以使用最新数智技术，利用人固有的认知偏见，通过各种手段直接影响大脑对信息的反应方式，从而干预、侵扰、操纵个体和公众认知。有学者明确表示，认知操纵可能成为新的殖民工具。(12)一方面，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可以直接改变人类大脑的认知结构或认知能力。据报道，2024年1月，美国神经连接公司（Neuralink） 已经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芯片植入手术，8月则完成了第二例植入手术，以实现意念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13)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可以通过高效制造虚假信息、选择性呈现信息、操纵媒介等方式，更加深入地操控认知过程。技术进步使大规模、全领域、长时间、精准化的认知操纵从理论上变得可能，也使认知域安全风险日益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

最后，认知域国家安全战略价值的不断升高使得国家间认知博弈更加激烈，以“认知战”为主要形式的认知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域安全的风险转化为现实威胁。传统的国家间竞争主要体现在领土、领海、领空等物理域上，竞争目标是在上述领域获取优势甚至霸权，即“制陆权”“制海权”和“制空权”。随着科技和历史的发展，竞争领域从有形的物理域不断拓展至虚拟的信息域、网络域，“信息战”与“网络战”成为国家间新的竞争形式，“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在数智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从技术上实现对认知域的深度干预成为可能，认知域也被预言为继陆、海、空、太空、网络后的第六层“人类领域”(14)，“认知战”也被视为国家间最新的博弈形式之一，国家在认知域竞争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制脑权”。与旨在控制信息流的“信息战”和旨在破坏信息硬件及系统的“网络战”相比，“认知战”的重点不再完全以控制、虚构信息为中心，而是侧重借助数智技术精心设计信息呈现，来塑造和影响人长期的、深层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这也使“认知战”区别于旨在影响短期态度的“舆论战”和旨在操纵情绪的“心理战”。(15)尽管“认知战”与上述其他混合战争形式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在手段上更具隐蔽性、精准性和高效性，在目标上更具渗透性、长期性和广泛性，因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认知域安全风险。国家间认知域竞争不再是以控制信息、垄断媒体来进行具体观点宣传和灌输的传统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对算法、算力、数据等能够影响认知的技术和资源的争夺。

当前，西方各国已经纷纷布局本国的认知域竞争战略，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美国牵头北约开启了认知战项目，在美国的主导下，其所表现出的大国博弈指向明显。不仅在认知域战略规划中体现出绝对安全观，夸大俄罗斯和中国在认知技术方面的进步与优势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在认知域战略规划中凸显了进攻性，强调打击对手的认知域作战和竞争能力。(16)这可能使国家间认知竞争走向认知攻击，加剧认知域冲突和对抗，甚至演化成类似冷战中的对抗性阵营，走向认知技术的军备竞赛。(17)这种认知武器化的趋势在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和中美战略竞争中都得到了验证。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各方都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社交机器人等制造并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并通过策略性呈现信息干扰对方高层、军人和公众的认知以获得相对优势。(18)在大国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认知武器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保护本国认知域不受威胁、不发生重大风险也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议题。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所揭示的人类认知弱点以及数智技术对认知域的深入影响是认知域安全风险形成的基本条件，国家间围绕认知域的激烈竞争和博弈则使认知域安全真正成为国家安全重要的新场域。

二、 认知域安全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征

认知域安全既与其他国家安全领域有共同指向，也有其独特特征。下文从国家安全概念出发，归纳认知域安全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认知域安全相对其他国家安全领域的特征。

（一） 认知域安全的基本内涵

要理解认知域安全的基本内涵，首先要全面理解安全概念的内涵。在安全研究中，国家安全概念能否界定以及如何界定颇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安全在不同的时代、国家、领域有不同内涵，只能联系具体情况阐释，一般性的界定要么过于狭窄而受现实挑战，要么过于宽泛而失去分析意义。但仍有很多学者认为，可以对国家安全做出一般界定并达成基本共识。通常而言，一方面，安全表示安全状态，在客观状态上，安全就是不受到威胁和不存在危险，在主观状态上，安全就是免于恐惧和有安全感；(19)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安全法》中还强调安全包含安全能力，即能够持续保持安全状态的能力，包括安全机构及安全措施等。结合前文对认知域的相关分析，下文从三个方面阐述国家安全视野下的认知域安全内涵。

首先，认知域安全指涉一国公众的认知活动、认知能力不受大规模操纵和持续性破坏，在客观上处于安全状态。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是一体两面的，感知、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对应感知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等认知能力，两者的安全状态主要体现在认知结果的稳定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验和知识结构相对稳定。经验和知识是认知结果的基础组成部分，经验和知识结构相对稳定是指公众在既有的经验和知识体系上不受较大干扰，不出现明显的混乱和颠覆，存在相对稳定的基本共识。第二，情感结构的相对稳定。情感是伴随认知过程产生的主观感受的总和，同时也影响后续的认知过程与结构。因此，公众不被引导而出现明显负面的和极端的情绪，是认知域安全的重要内容。第三，价值体系的相对稳定。认知加工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同时价值观也将对后续的认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20)价值体系的相对稳定是认知域安全的应有之义，一国公众在核心价值体系上应有基本认同而不被破坏。第四，教育、科学、新闻传播等与认知域塑造相关的制度不被渗透。(21)人的认知受到既有认知结构的重大影响，而既有认知的获得主要来自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因此如果塑造和传播认知的制度被渗透，将大规模地从基础层次影响一国的认知域安全。

其次，认知域安全包括一国公众在认知领域普遍有保障感和安全感，在主观上处于安全状态。认知域安全中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因为认知域具有一定的私密属性，认知域是否受到攻击实际上没有统一和清晰的判断标准，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人的主观感受影响。例如，人们对敌对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行动更为敏感，更容易产生威胁认知，而对关系友好国家的行为则相对宽容。(22)因此，在主观上有安全感是认知域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最后，认知域安全强调国家保护公众认知域不受威胁的能力。这些能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引领能力。国家对本国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应具有引领力，有公众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等，这是保护公众认知域不易受攻击和操纵的基础和底气。第二，战略能力。国家应在认知域有完整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并能够调动和协调各方力量进行战略实施，特别是通过完善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来提高防范和化解认知域重大风险的能力。第三，预警能力。普通民众能够识别的认知域威胁相对有限，要全面提高一国认知域安全水平，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进行预警体系的建设。第四，修复能力。由于认知域攻击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难以精准识别，因此在认知域攻击真实发生之后的快速应对和修复能力是维护认知域安全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第五，技术能力。上述各种安全能力的建设都需要先进数智技术的支持，特别是在认知博弈中需要反击时，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领先优势，只能是纸上谈兵。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视野下的认知域安全主要指，一国公众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处于不被持续操纵和破坏的客观安全状态，公众在认知领域没有被侵犯和操纵的主观不安全感，且国家具有持续保持这种安全状态的相关能力。

（二） 认知域安全的主要特征

作为新的国家安全场域，认知域安全与其他传统安全领域相比，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第一，安全风险隐蔽化。认知域安全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方面，数智技术的赋能使认知渗透或攻击呈现日常化特点。普通民众随手的点赞、转发、评论所包含的认知态势和所暴露的认知弱点都可能为对手所用，虚假信息潜伏在海量的日常信息中，在深度伪造技术的加持下让人真假难辨。另一方面，认知域攻击没有类似物理域攻击的标准信号，人们难以识别认知域的风险，甚至对已经受到的攻击反应滞后。

第二，安全驱动智能化。如前所述，认知域安全化的关键是数智技术的发展，而对先进数智技术的充分运用也成为认知域博弈的基本特征。利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生物医学等综合学科的前沿知识，结合脑机接口、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当前干预人们认知域活动的手段更加智能、多样，其效果也更加持久、精准。(23)

第三，安全影响全域化。认知体系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族、宗教等几乎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因此，认知域安全与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其影响具有全域性。例如，经济安全就是最容易受到认知战攻击的领域之一。这是因为：良好的预期和信心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认知战攻击的重点就是破坏公众的预期，动摇公众的信心，进而导致公众对本国经济政策不信任，从而隐蔽却有效地造成经济领域的混乱、动荡和下行。近来美国炮制“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经济见顶论”等都是对华经济认知战的典型表现。

三、 认知域安全风险的形成及其影响

当前，利用先进数智技术、旨在操纵公众信息解读方式的“认知战”已经成为认知域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下文结合“认知战”中的主要步骤和典型手段，分析认知域安全风险形成的主要过程、机制和影响。

（一） 认知域安全风险形成的主要过程及机制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认知活动可被视为信息输入、加工、输出、传播、反馈的过程。当前，“认知战”中的认知操纵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深入各个阶段，其表现具体如下。

信息输入阶段：操纵信息来源，控制认知方向

尽管“认知战”的重点在于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解读方式，但对信息本身的操纵仍是其重要手段，并能够在信息输入初期大致框定认知方向。在数智技术的加持下，这种信息操纵在质量、效率、传播广度和精度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信息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操纵数据及数据系统。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人工智能学习的基本资料，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通过数据投毒和数据噪声等方式从数据源上进行信息操纵。(24)例如，在军事领域，通过数据投毒在学习模型中引入恶意、有害、虚假的数据，可能引起自主武器的错误攻击，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第二，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信息。一方面，语音合成、面部篡改、图像伪造等深度伪造技术使虚假信息变得真假难辨。例如，在俄乌冲突中，以人工智能合成的泽连斯基、普京等领导人的声明视频在社交网络频繁出现，这些逼真的虚假视频对民意和战争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使虚假信息的制造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根据有关报道，俄乌冲突爆发仅一周后，就出现了约130万条对相关局势的虚假报道。(25)第三，利用智能算法实现信息的私人定制。智能算法能够通过海量认知数据分析了解目标的认知态势，包括舆论立场、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情感等，甚至能够根据用户习惯变化进行动态掌握，从而精准地设计能够吸引目标人群的信息内容。(26)

信息加工阶段：寻找认知弱点，制造认知偏差

在信息加工阶段，数智技术可以直接干预人类认知过程的几乎所有层次，寻找认知弱点加以利用，最终制造认知偏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监测注意。感知（perception）是认知活动的首个环节，是对外部信息输入的初步认识。在感知过程中注意（attention）发挥着重要的分配作用，只有通过注意筛选分析的信息才能进行觉知。(27)因此，争夺有限的注意力是认知操纵的关键，当前智能算法已经能够通过点赞、评论、转发、观看时长等用户行为来监测用户注意力，社交机器人更是能够通过眼睛注视和头部姿态的动态变化，根据视觉信号和相关模型来监测注意力，并调整内容吸引注意。(28)同时，相关技术还可以被反向运用，用于分散注意力。第二，篡改记忆。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记忆出现了“记忆外包”现象，记忆辅助工具从过去的纸、笔到计算机中的数据存储，也使数智技术拥有了增强、削弱、删除记忆的能力。正如维克托 · 迈尔 — 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提醒的，数字记忆是从数字化的有限信息中重构的人造过去，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拼图，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29)掌握先进技术的行为体将决定其他人记忆的内容和遗忘的条件。第三，阻扰思维。思维（thinking）是认知的高级活动，在感知和记忆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思维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30)由于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甚至依赖生产式人工智能对问题进行解答，使得其中嵌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能够直接影响思考的结果，对独立理性的思维过程有一定阻扰作用。例如，ChatGPT已经被发现存在扭曲事实、虚假陈述、错误归因等问题。第四，操纵情感。最新的人工智能的情感发展和情感互动能力已经超乎想象。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传感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情感算法，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甚至通过深度学习人类情感表达方式以理解“话外之音”。(31)这使监控人们的情绪和情感走向，并进行调节和干预成为可能。有研究表明，ChatGPT大语言模型显著地提高了与美国各类对外政策和行为事件相关的情感基调，通过撬动用户的情绪化反应进行认知引导。(32)

信息输出阶段：利用语义模糊，扭曲认知表达

在信息输出阶段，数智技术可以直接影响认知表达和输出。经过认知加工的信息最终主要通过语言和决策方式输出，其中语言是认知表达和输出的基础。但人类在借助语言表达思维的结果时，本身就存在语义模糊的缺陷，也就是“词不达意”。特别是在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扭曲和错误，甚至可能出现与原意完全相悖的表达。以智能翻译为代表的语言类人工智能技术则可能被利用，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扭曲认知表达。例如，“大翻译运动”就是通过断章取义和利用语言文化差异扭曲认知表达，进而制造认知混乱和极端情绪，通过“胡乱翻译”达到自身目的。(33)中国是受到“大翻译运动”攻击的重点国家之一。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中，中国社交网站上的言论被大量截取、扭曲和传播，炮制了“武汉病毒”“中国人只收留乌克兰美女”的话题，不仅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还企图挑起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仇恨，甚至使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信息传播阶段：垄断传播渠道，诱导公众舆论

在信息传播阶段，具有技术和平台优势的行为体通过垄断传播渠道使得对自身有利的认知得到广泛且精准的传播，从而使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除了垄断传统媒介渠道，在先进数智技术的加持下，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成为新的传播主体，并使信息传播更加广泛、精准和深入。首先，社交机器人被利用于进行广泛的信息散播和议题塑造。社交机器人本质上是一种模仿人类语言和行为的智能算法程序。当前，社交机器人通过“伪装”成人类，参与进社交媒体，高效率且低成本地传播特定信息。有数据显示，社交机器人在俄乌冲突中转发的相关标签推文占到总数的近30%，在转发量较高的推文中，最高的转发量甚至达到36.02%。(34)社交机器人可以通过大量的自动化转发推动热门议题的形成，甚至成为主流舆论的生产者。其次，利用智能算法进行信息精准投送。除了传播的高效和广泛外，智能技术也使信息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准程度。不仅可以在投送前根据认知特征瞄准信息投送对象，根据社交习惯匹配投送渠道，还可以在投送后追踪认知态势的变化以确定投送时机和节奏。

信息反馈阶段：监测认知态势，适时强化干预

在信息反馈阶段，数智技术使动态的认知态势检测成为可能，由此为干预并调整认知方向创造了空间。过去，信息传播主要是单向度的，要了解受众的认知反应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因此难以做到及时调整认知相关的战略战术以应对变化，认知操纵失败的概率较大。但在大数据、智能算法的帮助下，对受众认知动态的实时监测成为可能，通过正向巩固和反向调节两种路径，可以使受众的认知图式向预设的方向发展，对于接受预设认知立场的受众进行正向巩固。例如，通过社交机器人的点赞、评论使受众进一步认可和强化相关认知，甚至自觉成为人际传播中的一员，并促进人际圈群的形成，让持有相似立场的受众在舒适圈中获得满足和认可。而对于与预设认知立场相左的受众，可以通过技术屏蔽、转移话题、分散注意等方式消解反对声音。(35)

（二） 认知域安全风险的影响

激烈的认知战将对认知域安全乃至其他国家安全领域造成严重威胁，连带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认知战可以通过破坏个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通过误导军事和政治精英，使其做出错误的军事判断和政治决策，从而直接危害一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安全。例如，在军事领域，认知战主要通过操纵军事指挥官和士兵的认知，使其决策失误和意志瓦解，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直接威胁一国军事安全。

其次，认知战可以通过操纵目标国的群体认知和社会舆论，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策的信心，以民意绑架政府决策，并在社会内部制造对立与分裂，煽动极端情绪和行动，进而造成混乱和动荡。例如，在经济领域，近年来西方政府、智库、媒体和公司共同发力，声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畅销是低价倾销过剩产能的结果，并抓住中国经济深度调整期间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夸大扭曲事实，得出中国经济将要见顶的观点。上述负面认知的制造和传播，旨在消解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破坏公众对经济政策的信任，进而影响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36)再如，美西方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进行认知攻势，使俄罗斯民众陷入恐慌和厌战情绪，对战争支持度降低。俄国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冲突爆发初期，俄罗斯人对其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的支持率一度高达80%，随后逐渐下降到68%。如果持续缺少民众支持，一国的军事战略和行动会遭遇被动。(37)

最后，认知战还可以通过诱导第三方国家政府及公众的认知，抹黑目标国的国际形象，降低其他国家对目标国的好感度，塑造对目标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例如，近年来美西方对华认知战升级，在涉疆、涉藏等老议题和新冠疫情等新议题上不断炮制新概念和新观点，制造虚假信息，颠倒是非黑白，导致外国民众对华产生诸多误解以及好感度下降。根据盖洛普公司2022年3月公布的调查数据，49%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敌人。(38)根据日本内阁府2023年2月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2022年日本对华好感者仅占受访者比例的17.8%，比上一年度下降2.8个百分点。(39)在政府层面，则是加深了对中国的疑虑和威胁认知，对华认知的负面趋向使对华不友好政策频频出台并获得民意支持。例如，欧盟在缺乏客观公正调查的情况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收高额的反补贴税，并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四、 维护认知域安全的主要困境与基本路径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美西方对华认知战有不断升级之势，借助技术和平台优势，设置议程、炮制概念，制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企图在中国国内制造认知混乱，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形象。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提高对认知域安全的认识和警惕，探索维护认知域安全的路径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一） 维护认知域安全的主要困境

维护认知域安全的主要目标包括在客观上保障公众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不被大规模操纵和破坏，在主观上保障公众在认知领域的安全感不被剥夺。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不小的挑战和困难。

在维护认知域客观安全方面的困境体现为主动防御困难。首先，主动防御可能引起认知域的“安全困境”，各国增强本国认知防御的战略和措施都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防御强化，从而陷入更不安全的困境。其次，认知域的主动防御难以形成有效威慑。由于认知行动并非即时的致命性打击，因此认知域中的威慑行动相对少见。同时，通过展示认知域防御技术的否定性威慑也由于防御技术难以覆盖所有群体而难以奏效。(40)最后，认知域攻击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也增加了主动防御的困难。认知域安全是一种综合性安全，涉及几乎所有安全领域的主观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网络等各领域都可能遭受攻击，而且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在认知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任何人和群体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难以提前进行防御。

维护认知域主观安全方面的困境体现为普遍不安倾向。在认知域获得普遍安全感是维护认知安全的目标之一，但人们在该领域的不安全感反而是更为普遍的现象。(41)首先，认知域攻击具有识别的模糊性和滞后性，因此容易使安全主体由于难以判别威胁和伤害，而产生广泛的不安全感。其次，认知域攻击的广泛性，容易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心态。借助数智技术和社交媒体，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认知战中的攻击目标。最后，认知域攻击非常依赖技术的发展，而技术发展具有一定的未知性甚至不可控性，人们不知道未来是否会出现不为人知的新的控脑手段，因此放大了心理上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二） 维护认知域安全的基本路径

如前所述，由于主动防御困难和普遍不安倾向，维护认知域安全应以在公众中增强认知免疫和培育认知韧性为重点目标，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建立认知域安全防护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构建认知免疫系统与机制。认知免疫学认为大脑像身体一样有免疫系统，可以抵御不良思想的侵害，特别是在高度互联的社会中，公民需要具有深层免疫力——对错误信息、分裂性意识形态和道德上令人困惑的观点的强大抵抗力。(42)将上述认知免疫学理论实际运用到维护国家认知域安全，提升公众认知免疫力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加强认知免疫教育，即有意识、有规划地将认知免疫的理论和方法融入学校教育和日常教育中。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的战略文化受到儒家、道教等的深刻影响，具有灵活性和预见性，因此比西方战略文化更能适应“认知战”。(43)其二，开发认知免疫应用工具。可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和认知免疫学理论相结合，以开发用于认知训练、信息过滤等的认知免疫应用工具。其三，促进认知免疫学的跨学科研究。认知操纵涉及众多学科知识，只有将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传播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成果综合运用到认知免疫体系的建立中，才能为更深入地理解认知防御机制、增强认知免疫力打好学理和技术基础。

其次，构建识别认知域威胁和风险的基本预警体系。除了增强公众认知免疫来进行心理防御，还应该构建基本的预警体系来进行信息防御。尽管认知域的主动防御比较困难，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基本的预警体系。实际上，当前已经有部分西方国家着手构建这类体系。北约创新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科研机构都提出了类似建议，并投入实践。这类系统以先进数智技术为基础，通过将主要社交媒体、网站、传统媒体的相关数据在算法模型上实现可视化，对异常情况进行早期检测、识别和预警。

再次，积极培育和增强公众的认知韧性。增强公众认知免疫和构建基本的预警体系主要旨在认知攻击发生前降低其发生率和破坏性，而认知韧性则主要针对在受到认知攻击后的恢复能力。认知韧性就是从认知混乱、情绪极化、价值颠覆等状态中恢复常态的能力。认知韧性培育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认知韧性培育的重点是元认知能力的形成。所谓元认知能力是人对自身认知方式的认识与调节能力。(44)这种能力使人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主动避免认知偏差，走出认知茧房，定期自我反思。第二，认知韧性的培育要找准公众易受攻击的薄弱环节，并通过教育、科技等手段加强对这些认知薄弱点的防护。例如，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攻击尽管花样百出，但实际上主要围绕“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来炮制新说法，刻意制造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叙事。因此，中国应针对上述易被攻击的认知薄弱点加强防护，综合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在学校教育、公众教育甚至日常生活中进行反操纵和反渗透。第三，认知韧性可以通过模拟实战训练得到强化。模拟训练能够给公众身临其境之感，巩固平时教育的效果。

最后，加强认知域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为落实相关战略和政策提供充足动力。第一，前述的诸多增强认知免疫和韧性的举措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保障实施。国家应将认知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整体战略，进行相应顶层战略设计，并协调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各部门之间的行动配合和资源整合。第二，大型互联网企业、人工智能企业、传播企业、智库等社会组织在维护认知域安全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战略的落地离不开这些社会力量的配合、公私资源的整合。第三，维护认知域安全还离不开相关的国际合作。一方面，先进数智技术发展离不开对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大国间在认知竞争战略方面应保持战略对话、管控冲突，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五、 结语

认知域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有基础性地位，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认知弱点的存在使认知域始终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技术突破使认知域面临的安全风险从潜在成为现实，并且在大国认知域竞争与博弈中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西方针对中国的认知战有升级趋势，不仅对我国公众的认知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安全面临重大风险。我们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以增强认知免疫和培育认知韧性为重点，维护认知域安全，也维护总体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