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崛起中的海权竞争未必是零和的，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态位竞争，其本质是控制和利用海洋资源。制海权是海权竞争的核心，大国为了汲取更多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科技发展是推动海权国家拓展制海权限度的重要原因，使其积累海权竞争优势。在竞争排斥原理的驱动下，海权国家按照趋同或趋异机制进行制海权竞争。同位海权竞争和错位海权竞争是对应的基本竞争模式，不同模式下的海权竞争策略有属性差异却趋同演化，两种海权竞争模式并不互斥，崛起国和霸权国会基于海权竞争优势条件选择有利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组合。崛起国应采取同位竞争为基础、错位竞争为主导的海权竞争模式，并切实而灵活地优选竞争策略，以主动塑造制海权再平衡和理性汲取海洋资源。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海权竞争；生态位；海权国家；错位竞争；轴带体系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

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权竞争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崛起的全球性大国无不向海图强，而大国远离海岸线则近乎等于放任国家衰落，甚至不得不面对跨海而来的威胁。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海洋相比陆地更便于国家通过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方式提高实力，积累大国崛起的优势。大国围绕控制海上交通线的竞争也使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影响渐趋显著。随着人类认识、控制、开发与利用海洋能力提高，海洋除交通运输功能之外的生物、矿产和潮汐能等资源功能与日俱增，大国以汲取支持国家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海洋资源为目的而展开的海权竞争也更为复杂和激烈。在大国海洋竞争的历史过程中，海权作为大国海洋实践的政治性概念，其要素在增加、内涵在丰富，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却一直是海权的核心内容和内涵，而海军迄今仍是实现制海的主要工具，也是海权最为重要的要素。这主要因为有效控制一定的海洋空间资源往往不仅是实现维护国家安全和拓展海外利益等间接目标的重要保障，也一向是开发和利用更多海洋资源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大航海开启的大国先后越过海岸线探索、开发和利用海洋及促进国家崛起的历史概略而观，也是新老海权国家以海军为主争夺控制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机会与权利的制海权竞争史。

海权竞争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竞争。生态等值种群在群落中占据一定位置，与其他种群在竞争食物和空间等资源的过程中接受环境的塑造和筛选，并实现生态平衡。人类诸多生活行为和社会活动的规律、机制与生态位竞争十分类似，经过演绎的生态位理论也已成为研究个体与群体行为的有益视角。海权国家在大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下为汲取海洋资源而参加的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海权竞争与种群间的生态位竞争在特征和表现方面不同，却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海权竞争有何基本模式?崛起国如何采用适当的海权竞争模式和策略?本文将以适用的生态位竞争视角考察海权竞争的内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大国海权竞争的基本模式与策略，进而重点分析崛起国应采用的海权竞争模式及优选策略。

一、关于海权竞争认知的主要观点

美国海权思想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认为，海权的历史主要是国家间的斗争史和军事史，海权竞争往往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并呼吁国家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要保持一支与航运及其他海洋利益相称的“武装齐备的海军”。马汉的海权思想提出后就一直受到各国精英的追捧，并影响至今。然而，一些著名的大国海权竞争史例并没有以战争告终，如英美长达半个世纪的海权竞争与转移，而海权竞争诱发战争也有更为复杂的机理。丰富的海权竞争史启发了不同的思考和辩论。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海权的维度增多，超越军事竞争叙事的海权观念进入主流话语。对于大国崛起中海权竞争的不同认知则代表了对海权的内容要素、竞争模式和策略选择等的不同看法，并塑造海权竞争的结果。

简化认知历史进而宿命论般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海权竞争必然零和地导致战争的观点长期占上风，并时常引发严重的历史后果。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和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学者指出，德意志帝国政军精英在海军随时会被英国“哥本哈根化”摧毁的焦虑和恐惧下全力建设“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将海军主力对英国“匕首抵喉”式地部署在北海，并制定了对英国发起预防式进攻的战争计划。这全面激化了英德矛盾，掀起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两国主力舰队在北海尖锐对峙。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乔治·贝尔（George W. Baer）指出，美国政军首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互提醒，美国“站在有史以来全球最激烈最活跃的商业竞争的门槛处”,而“大英帝国的每个商业竞争者最后都要与英国一战”且“都以失败告终”,美国需要在造舰上与英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他将这种宿命论归因于浸淫在斗争、排名之类的“零和”海权观念，而相似而趋同的海军作战思想和军力结构意味着优越性可以被定义为海军建造。这种零和竞争的海权论调在几乎每次新老海权国家的竞争中都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大国的主导海权思想。面对中国在太平洋西岸崛起为海洋强国，美国政府和战略界也毫不掩饰地讨论中美制海权之争，甚至鼓吹中美必有一战，并谋划对中国进行海上遏制和威慑。

人们更为细致地审视历史会发现海权转移竞争未必导致战争，海权国家间也会比零和与趋同更复杂地互动。显然与宿命论预言不符，美国与英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和平海权竞争，最终实现了新老海上霸权的和平更替。许多学者不断从特定环境下的美英海权竞争的历史进程、假想敌变换与海军竞赛和海权的竞争策略调整等方面，审视丰富而具体的历史，探究美英一直进行和平竞争并成功避免以战争方式实现海上霸权转移的原因，并将其作为大国和平权力竞争的经典案例。甚至德意志帝国在“哥本哈根综合征”（The Copenhagen Complex）和海权偏执的驱动下与英国的“无畏舰竞赛”在1913年就停止了。其间，英德还多次试图达成海军协议，缓和海军竞赛。这也说明海军军备竞赛恶化了英德关系，而两国走向战争却有着更为直接和复杂的原因。而关于日本从军事崛起到“珍珠港事件”的日美海权竞争史的新研究认为，日本过度扩张、夸大美国威胁和迷信预防性战争的威慑效果使日本军部放弃了风险规避的基本战略理性，不计后果地采取突袭珍珠港的战略冒险。这也进一步说明，海权国家一般秉持趋利避害的基本理性，聚焦海军军备、掌控制海权和海权竞争的主要议题进行激烈竞争，战争更多是“螺旋模式”、抢抓机会窗口和突发事件诱发的非本意的竞争结果，而非是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这表明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零和竞争都只是海权竞争的特殊情形，大国有进行非零和海权博弈的广阔空间。

科技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和海权思想的革新，更使大国海权竞争复杂化。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认为，技术迅速发展提高了认识、利用和控制海洋的能力，也迫使人们更加积极地思考海上战略战术，贝尔则具体指出，法西斯德国在“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战略失败后在整个大西洋沿岸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甚至攻击美国近岸，这使马汉提出的舰队决战思想面临危机。不仅如此，潜艇这种首创式地拓展海战空间维度的技术兵器不仅在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推动潜艇部队成为海军强国竞相发展的主力兵种，也与作战飞机和无线电通信一起作为“20世纪前45年海军三大革命武器”推动海权竞争立体化与多要素化，有效削弱了空间距离和维度的阻隔作用，对海军战略战术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苏联海军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y Georgyevich Gorshkov）元帅进一步指出，技术上的发明总是给予武装力量的发展和使用艺术以革命化的影响，并强调核战争条件下的海军更要在战术与战役和军事装备等方面有质的变化；而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埃里克·格雷夫（Eric Grove）则认为，大国间的核对决已不可接受，海军作为“海权代言人”在“从海上进行力量投射”和攫取海洋各种资源方面的作用更值得关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威廉·麦克布赖德（William M. McBride）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海军技术革命对世界海军发展的影响为基础，分析了技术变革推动美国海军由水面舰队部队向多兵种联合作战力量发展的关键作用及持续至今的影响。可见，科技发展削弱了以舰队决战方式争夺制海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也使大国海权竞争有更多选项和策略。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时代进步，而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大国海权竞争也正在被重新认识。众多海权研究者在冷战甫一结束就对海权竞争的历史与现实展开讨论并形成共识，认为随着海洋议题增多，“马汉是不够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胡波认为，今天和未来的海上格局变革趋于复杂而缓慢，海权竞争很可能是“长期的战略相持或战略消耗”而非历史一再上演的“决战决胜”。中美学者都注意到，美国和中国都拒绝选择战争，而是将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舆论攻势、强制外交和民事介入等“灰色地带”手段作为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海权竞争的有效手段。更有学者试图超越以制海权之争为核心的传统海权观，提出体现时代进步、更注重“治海权”的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观，如以深海治理合作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

不同的海权竞争观集中体现为对制海权及其限度的认知差异。事实上，海权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大都认为海洋是人类需要共同认识、利用、保护和开发的“公有地”。然而，海洋提供的交通、渔业和矿产等各种丰富资源对人类社会存续和国家发展不可或缺，无政府状态下的海权国家才出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本国人民福祉的考虑，“采用制海权战略”,努力增强海军实力以控制海洋空间，进而有效利用海洋资源。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米切尔·辛普森三世（B. Mitchell Simpson III）将制海权分为绝对控制、有效控制、争夺控制、敌方绝对控制和敌方有效控制五种类型，传统海权的主张者不自觉地追求垄断和排他性的海权及绝对制海权。不过，制海权一般被界定为出于军事或非军事目的自己利用海洋或阻止敌人利用海洋的权力。从这个界定看，绝对的制海权是不存在的，制海权在目标、限度、时空范围和相对性等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而制海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零和性与非零和性以及以竞争还是战争方式取得制海权等认知分野是不同海权观的典型特征差异，这也是新旧海权观的分野。在人类减少而非增加对海洋的依赖前，制海权仍然是海权竞争的核心和重要内容。而承认制海权的有限性既符合客观事实，也是国家理性参与海权竞争的认识论基础。

综上所述，关于大国海权竞争的认知是与时俱进的，却也是简单模糊和过于乐观的。传统观点抓住了海权竞争的基本要素和主线却过于悲观；对传统海权观的反思及新型海权观的形成体现了科技与时代进步对海权竞争的复杂化影响，却回避了国家为汲取海洋资源而竞争和制海权仍是海权竞争的核心内容的事实。具体到大国海权竞争行为层面，既有研究仅以是否零和、冲突进行简单定性，对海权竞争的具体策略也较为零散和模糊，如未深究军备竞赛的性质差异。不过，这些对海权竞争的传统认知和反思都是紧扣海权竞争的时代主题与海权国家的关切，为在学理上和政策上探讨大国海权竞争互动乃至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提供了新知识，拓展了认知空间和启发进一步思考，也为塑造新的海权竞争结果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在尊重国家为汲取海洋资源进行竞争和承认制海权有限性的基础上提出认识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的新视角。

二、海权竞争的生态位视角

生态位竞争相关理论在社会科学和决策研究中已广为应用，而大国崛起中的海权竞争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态位竞争。大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参加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海权竞争，以获得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海洋资源。海权竞争行为体现了竞争排斥、趋同演化和趋异演化等生态位竞争机制的基本原理。不过，海权竞争作为国际政治现象与生态学现象有本质区别，不宜直接用生态学视角加以审视。因此，本文将首先提出分析海权竞争适用的生态位视角。

（一）适用海权竞争的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理论是研究一个群落中的种群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的生态学理论。19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脊椎动物博物馆馆长约瑟夫·格林尼尔（Joseph Grinnell）教授在研究加州鸫（California Thrasher）的栖息地分布时，将生态位概念界定为种群在赖以生存的生境中存活所必需的生物和非生物条件。这个强调生境的空间和区域因素的定义是将生态学定义的具体化。1927年，牛津大学动物生态学教授查尔斯·埃尔顿（Charles Elton）进一步将生态位界定为有机体（物种）在食物网（群落）中的地位和功能作用，强调物种在营养级（群落环境）中的角色。生态位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此后，各种定义的修订和发展都没有超出以上定义的基本框架。竞争排斥原理是生态位及相关群落生态学理论发展的基石，其直接逻辑后果是具有完全相同生态位的种群不能稳定共存。生态位差异是种群共存的必要条件，生态位竞争是群落动态的驱动因素。种群在为空间和食物的群落生境竞争中确定生态位宽度，即所利用的各种资源的总和。普林斯顿大学社区与人口生态学教授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和哈佛大学数学生态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简要地揭示了群落动态与种群对策的生态位关系：生态位宽度随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增加，随群落生产（资源）能力下降而增加。群落中的种群数量决定于生态位宽度。种群数量随资源丰富而增加，随生态位维度增多而增大。群落中已存种群间生态位差异较大时，新侵种群趋异演化、生态位介于已存种群之间；已存种群间生态位相似时，新侵种群的生态位向竞争优势者趋同演化以成功拓殖。种群的现实生态位则是适应群落生境的结果，也是生态位再平衡的结果。

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与物种种群的生态位竞争类似，经过演绎的生态位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及决策研究。由生物演化论发展而来的社会演化理论是对生态位理论最直接的演绎之一。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认为，社会演化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发生的；相较于自然选择决定的生物演化，社会演化增加了更为强大的观念维度的人工选择，人类会主动适应环境；社会权力是资源竞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和社会演化的关键变量，权力决定社会演化的选择及表现型。类似于生态位竞争对群落动态变化的决定性推动，权力是社会性的生态位。不过，与生境的资源生产能力对物种生态位宽度的决定性影响不同，权力的限度决定社会性生态位宽度，权力竞争则是社会演化的驱动因素，权力差异是社会行为体共存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国际政治研究一向注重借鉴生态学及生态位竞争知识。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共生”研究对生态位竞争理论的借鉴较为典型。这一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创新努力自觉借鉴了生态位竞争中的物种共存理论，借用了生态位竞争的“共生”“寄生”等术语，是对社会演化论的思想拓展。“共生”范式创新下提出的研究纲领也在努力为处理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权力转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积极方案。相较于社会科学的借鉴性研究，生产经营管理和产业政策策略等研究则直接运用生态位理论。例如，建议小农户在“互联网+农业”信息场里进行差异化生态位竞争，以降低知识势差和拓展生态位宽度，进而推进小农户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教授指出，英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位的聚集产业竞争促使英德冲突升级转向军事竞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大国找到了生态位差异化优势进行“错位竞争”，使“产业领域更广阔”，拓展了竞争空间和提供了更丰富的策略选择，进而降低了大国武力征服的意愿。

具体到本研究，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海权竞争既是一种大国权力转移竞争，也是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以拓展制海权限度为主要目标的特殊生态位竞争。与界定物种间空间与营养关系的生态位相似，海权国家间的制海权限度也是由海洋空间和资源功能界定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制海权的资源属性与生态位在群落演变中的资源属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海权国家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一定限度地有效控制海洋才能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制海权是决定国家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情况的关键权力。海权竞争的根本目标既非击败对方，也非共存共生，而是努力确立并拓展制海权限度，汲取更多海洋资源。海权国家拓展制海权限度的竞争也遵从竞争排斥原理，而通过汲取支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海洋资源，海权国家可以积累大国崛起竞争的整体优势。

不过，海权竞争与生态位竞争有一些显著不同。首先，时间属性不同。物种间的生态位竞争及社会演化是长时间尺度竞争，而国家间的海权竞争是短时间尺度竞争。在权力转移及结构变化的压力下，国家无法选择进行海权竞争的时间。时间维度折叠促使国家主要以拓展空间维度取得竞争优势；其次，海权竞争难以演化。海权竞争遵从社会演化规律，但受限于时间尺度较短难以实现演化。海权从古希腊时期就作为一种强调靠海而生的海洋国家身份的国家类型存在，而作为一种向海而生以制海权战略从海洋汲取资源的国家发展方式则始于人类大举向海洋进军、拓展海洋空间的大航海时代。500多年间，人类不断打开认识和利用海洋的新维度，海权也屡经兴替，但是人类既没有减少对海洋的依赖，海权竞争也没有超越生态位竞争的属性，制海权一直更是海权竞争的核心；再次，科学技术对海权竞争有巨大的不确定影响。物种被动接受自然选择，人类则会拓展观念维度，主动适应和改造自然。在海权竞争的观念维度中，科学技术的影响最为显著。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控制和利用海洋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其对海权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甚至可以超过群落生境中的突变对物种演化及群落动态的影响；最后，海权竞争中的国家具有稳定性。相较于生态位竞争中的物种演化或灭绝，国家在海权竞争中的属性和特征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且总体上都是追求拓展制海权限度以汲取更多海洋资源的理性行为体。海权国家会成为海上霸主或者放弃参加海权竞争，一般情况下不会消亡。

（二）大国的海权“生态位”竞争

在大国崛起的海权“生态位”竞争中，海权国家在空间和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由于时间维度折叠和难以演化，海权竞争主要围绕海洋资源、空间和功能展开。首先，基于资源汲取目的的制海权首要体现为有效控制海洋空间。地球表面积约71%为海洋覆盖，海洋空间既是一种可供海上交通等利用的资源，也是渔业、矿产和能源等其他海洋资源乃至海洋经济与海权活动的载体。传统上，大国只有有效控制一定的海洋空间，才有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海洋资源的基础。其次，探索海洋的功能将拓展海洋的空间维度、丰富资源和军事等功能。随着人类认识和开发海洋的能力提高，海洋空间的水下、空中和网络等维度接连被打开，海洋的军事应用功能不断丰富，海洋的资源功能及资源供给能力也在海洋开发中不断提高。再次，随着海洋资源功能丰富，大国控制更大的海洋空间，有机会汲取更多海洋资源。与物种种群的生态位宽度主要由群落的资源供给能力升降调节不同，海洋资源供给能力基本上仅为大国制海权竞争的背景。大国控制更广阔的海洋空间，就拥有了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功能的载体和基础，进而能够开发更多现实和潜在的海洋资源。

类似于不同种群的生态位竞争是在生境的资源供给能力支配下的动态再平衡过程，大国的海权竞争则主要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制海权再平衡过程。新老海权国家对海洋空间与资源的需求及对探索海洋功能的欲求具有同质性，科技发展使制海权竞争更为复杂、更具动态。首先，科技发展增加海权竞争的要素，也拓展制海权竞争的维度。作为对海权竞争影响最显著的观念维度，科技在推动开发海洋功能过程中增加了海权竞争的要素，也接连打开海洋的水下、空中、电磁和网络等现实与虚拟空间维度。其次，科技发展推动以海军为主要工具的制海权竞争。海军一向是最重要的海权要素，也是争夺制海权的主要军事工具。近代以来，海权竞争史几乎等同于大国建设和运用海军力量拒斥、夺取和维持制海权的历史。科技持续推动制海权竞争复杂化。海权国家不但更积极发展适应多维竞争的海军新兵种，也努力发展空军和陆军等军种，生成联合作战力量，以进行多维多元的制海权竞争。再次，制海权经过激烈竞争将再次处于平衡状态。在单极环境下，霸权国的制海权基本上不受实质性挑战。新兴海权国家出现，继而崛起为接近霸权国制海权限度的同等竞争者，与霸权国的海洋资源利益冲突加剧。由于制海权是使用和拒绝敌方同等使用特定海洋空间的能力，双方会以海军为主要军事工具动态进行制海权竞争，以控制资源及资源潜力。无论霸权国或崛起国获得有效制海权、双方制海权均势，还是两败俱伤后由第三方得利，制海权态势都将因大国海权竞争暂时告终而再次处于平衡状态。

作为特殊的生态位竞争，资源属性的制海权竞争遵从趋同和趋异机制实现平衡。一方面，与新侵种群的生态位向生态位相似的竞争优势者趋同演化以成功拓殖相仿，“崛起国学习和模仿守成国的优势所在是惯例”。具体而言，同一时期大国在军备发展和海军战略等制海权竞争方面通常采取趋同的竞争策略，尤其是新兴海权国家积极学习和模仿海上霸主控制海洋空间的行为和政策；另一方面，与新侵物种在群落中的生态位差异较大情况下趋异演化类似，大国也会根据敌我情况扬长避短、趋异地采取非对称策略。比如，大国运用准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发起海上“灰色地带”攻势，以获得争夺制海权的比较优势。不过，趋同和趋异机制并非完全对立。海权国家和物种一样可以具体而有主次地采取适应竞争环境、有利于汲取资源的竞争策略或策略组合。在以汲取资源为目的塑造制海权再平衡态势的过程中，成功的竞争策略会拓展海权国家的制海权限度直至取得海上霸主地位，而失败的竞争策略将减损其制海权限度直至彻底失去制海权暂时退出海权竞争行列。

三、海权生态位竞争的模式及策略

海权竞争与物种生态位竞争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海权国家在竞争排斥原理的驱动下展开以拓展制海权限度为主要内容的海权竞争。趋同和趋异机制决定了海权竞争的同位竞争和错位竞争基本模式。不同模式下的海权竞争策略有属性差异却趋同演化。霸权国和崛起国偏好扬长避短地选取有利的竞争模式及策略。

（一）海权竞争的基本模式

从根本上看，竞争排斥机制驱动下的趋异和趋同海权竞争是制海权限度的同位或错位竞争。新兴海权国家出现不仅表明海上霸主的制海权限度在空间和资源功能上受到“侵蚀”，也促进了制海权限度在空间和资源功能上分化。制海权限度差异是海权国家共存的必要条件，竞争排斥机制是海权动态趋同或趋异竞争的内在动因。在时间维度折叠的情况下，海权国家采取趋同或趋异竞争策略都是为了扩大控制海洋空间，提高控制海洋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探索海洋功能将拓展海洋的空间维度，提高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又将推动海权国家寻求控制更大的海洋空间。这表明，海权竞争本质上是海权国家拓展制海权和资源功能的“生态位宽度”之争，制海权是海权竞争的核心。不过，与陆上领土夺占不同，海洋不可征服，制海权主要是指基于军事或商业等目的控制海上交通线，而有效控制一条海上战略线就需要占据和经营附近其具有地理、力量和资源优势的战略位置。由此，海权国家掌控了连接本土与重要海外利益区的关键海上交通线，以及经营以此交通线为轴、两翼带状分布的海峡、水道、海岸、岬角和岛屿等战略位置，就构建了可供有效控制一定海洋空间的“轴带体系”。在制海权限度的“同位”“错位”不同情况下，海权国家运用军事力量进行的以海洋空间及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是不同的。

同位海权竞争的逻辑要求大国在制海权限度的同一或相近空间和功能上遵从竞争排斥原理展开针锋相对而趋同的海权竞争。海权国家对海洋的资源与空间的具体需求及对探索海洋功能的欲求具有同质性，并首要和集中体现为以有效控制既有海洋空间为主的制海权之争。首先，有效控制主要海上交通线一直是同位竞争的焦点。在同位海权竞争中，海权国家通常会以有效控制现有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为目的占据和经营有利的战略位置，以构建对自己有利的海洋空间“轴带体系”。其次，趋同地运用和建设海军是同位竞争的特征。海军是最重要的海权要素，制海权竞争的主要军事工具。海权国家在同位竞争中通常会在优胜者的经验和主流的海权学说等相同或相近的海军战略指导下建设和运用海军。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主要海权国家都在以主力舰数目为关键变量而无视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变化的海战科学（Science of Naval Warfare）指导下制定海军战争计划和进行海军建设。此外，在趋同竞争模式下，新老海权国家也会在科技推动下努力建设具有质量优势的联合作战力量，并运于更有效地拓展制海权限度。

错位竞争的逻辑不仅要求海权国家在海洋空间上趋异竞争，也要求它们趋异地汲取海洋资源。海权国家对海洋的资源与空间的具体需求及对探索海洋功能的具体欲求是有差异的，这也是错位海权竞争的必要条件。首先，非零和地有效控制海洋空间。海权国家可以依据具体利益控制不同的海洋空间“轴带”位置，在科技发展支持下打开新的海洋空间维度、获得制海权竞争优势，甚至推动制海权竞争超越控制海洋空间的范畴。其次，以比较竞争优势形成非对称军事力量优势。大国可以利用在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建设和运用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获得非对称的制海权竞争优势。再次，丰富海洋的资源功能及形式。海权国家还可以借助先进科技探索海洋的资源功能及实现形式，提升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缓解特定海洋空间的资源汲取竞争压力。在缓解资源竞争的基础上，海权国家还可以努力推动海洋从功能单一的大国资源性生境转变为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这将为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新型海权观认识和处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和国家间的海洋关系提供了可能。

（二）不同模式的主要策略

同位或错位海权竞争模式都包括多种策略及策略组合。不同模式下的竞争策略在处理海洋空间和功能问题上特征差异明显。这集中体现在海权国家以海军为主要工具的制海权竞争上。大国会竞相扩张军备，建设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这是制海权竞争的关键物质基础。同时，大国还会发挥比较优势，弥补军事力量和手段的不足，并探索制海权乃至海权竞争的新维度。不过，虽然军事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军事力量在物质上是中性的，海权国家围绕控制海洋空间位置的轴带体系及军力投射竞争使军事力量具有方向性，并使之被用于更为有效地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争夺海洋空间和资源。一般而言，大国会在同位或错位竞争模式下有主次地采取类型化的策略，以在拓展制海权限度方面取得暂时优势。（参见下表）

海权国家一般在军备建设和军事力量空间投射方面采取同位竞争的策略。这既是对拓展制海权限度的现实优势者和历史成功者的学习和模仿，也是特定国际环境下主流海军战略学说的要求。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是海权竞争的关键物质基础，海权国家会出于拓展制海权限度的需要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对于海洋和军事力量的功能单一且趋同的认知促使大国针对假想敌进行军备建设。针锋相对的军备扩张会引起“螺旋模式”的军备竞赛。首先，力争军备的数量优势。军备的数量优势既是一种威慑力，也往往是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数量优势以投入的资源优势为基础，海权国家投入巨量资源购买和建造更多与对手同等技术水平的主战装备，并视其数量比为敌我军力对比的重要指标。其次，在数量基本对等的情况下，寻求军备的质量优势。同一或临近空间和维度的军备质量优势可能局部抵消数量优势，甚至成为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质量优势以相对技术优势为基础，大国通常会利用技术代差优势打造极具威慑和毁伤效果的“撒手锏”武器。然而，技术扩散将导致相对技术优势消失，原先的“撒手锏”最终仅具有数量意义。再次，在重叠海洋空间沿相同轴带投射海军力量。海权国家会围绕关键而重叠的海上交通轴线及两翼战略位置带针锋相对地投射海军力量，并以控制共同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为核心，展开激烈的制海权争夺。

在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和制海权限度差异较大时，海权国家可以采取错位竞争策略拓展制海权限度。首先，利用“灰色地带”策略弥补海军力量及手段的不足。海权国家在军事力量不足、功能受限且自身在非海军力量与地理条件等比较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灰色地带”策略弥补海军力量的不足及丰富“工具箱”，获得非对称竞争优势；其次，拓展海权竞争的维度和功能。这主要包括：运用绝对科技优势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潜艇和飞机等武器装备，打开制海权竞争的新空间和新维度，直至超越海洋空间；利用科技创新和时代进步成果中丰富海洋的资源功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努力打破海洋的单一资源属性，使海洋在功能上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再次，沿不同轴带投射军事力量，在海洋空间进行趋异竞争。海洋空间广阔，海权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具体的海洋利益需求和军力状况，差异化界定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及战略位置带，沿各自重要轴带投射军力，避免在重叠海洋空间进行激烈的制海权竞争。即使在关键而敏感的重叠海洋空间，海权国家也可以按照错位竞争的逻辑进行差异化、非对称和非零和的拓展制海权限度竞争。

（三）海权国家的竞争偏好

不同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类型不相互排斥，而同位竞争居于主流地位。趋同或趋异机制驱动的两种基本模式有显著不同，却并非界限分明，具体的策略类型更非彼此排斥。比如，力争质量军备优势的策略有限符合错位竞争的逻辑，而错位拓展海洋空间也终究要面临重叠空间竞争问题。这既符合竞争排斥原理下渐变与突变的对立和统一，也表明不同的模式和策略本质上都是优化拓展制海权限度的路径。崛起国和霸权国都会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地发挥比较优势，选择于己有利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组合。不过，虽然两种海权竞争模式在逻辑上是平等的、在实践中是灵活的，但是，同位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居于主流地位。除了海洋空间的有限性和科技的扩散效应外，这是因为制海权限度差异大时，新兴海权国家在海洋空间和资源功能上对霸权国的挑战都不明显，处于不引人瞩目的错位竞争状态；而新兴海权国家对海洋空间及资源功能的需求接近霸权国时，尤其是成为制海权限度同等竞争的崛起国后，霸权国一般会采取同位竞争模式及策略维护海上霸权，崛起国一旦卷入同位海权竞争则很难逃脱。

在海权竞争中，霸权国偏好以制海权为核心进行同位竞争，却也不拒绝错位竞争的可能选项。霸权国拥有以制海权为基础的全面海权优势，面对崛起国对其制海权限度的“侵蚀”会使用在军事力量、国际机制和轴带体系等方面的整体优势发起同位竞争。尤其是海上霸主会运用全面科技优势强化军事优势，主要以军备竞赛的方式排挤竞争者，沿相同轴带投射军事力量，以求胜利地实现制海权再平衡。虽然制海权限度竞争有空间和资源功能的双重意涵，但是，霸权国更注重控制海洋空间的制海权竞争从而控制现在和潜在的海洋资源，而非丰富海洋的资源功能。制海权限度的空间和资源竞争越激烈，海权国家间同位海权竞争的态势越显著，却也易导致战争等非本意地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霸权国在军备竞赛和维护制海权的过程中不仅会采取策略性地进行错位竞争取得新优势，也不拒绝通过错位竞争缓和与崛起国海权竞争矛盾的选项。甚至霸权国在制海权竞争缓和的情况下愿意与崛起国在科技助力下合作开发海洋资源，以共同提高海洋资源汲取能力。

崛起国有在同位竞争的基础上采取错位竞争模式及策略的偏好。作为后来者，崛起国会习惯性地模仿和学习霸权国，如按照主流的海军学说进行军事建设、与霸权国进行制海权竞争，也不得不面对与霸权国在海洋空间和资源功能接近乃至重叠而产生的种种竞争压力。它在认识到总体劣势和同位竞争挫败后会转而更偏好运用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地进行错位竞争。崛起国追求非对称军事优势而力避军备竞赛，沿不同轴带投射军事力量力避制海权冲突，并将丰富海洋的资源功能作为缓和制海权限度竞争的新方向。尤其是崛起国在临近或重叠海洋轴带空间发挥错位竞争的引领作用，与霸权国的错位制海权竞争才有可能；重视在科技助力下探索海洋的资源功能和实现形式不仅会从根本上缓和与霸权国的海权矛盾，避免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零和竞争，也为将海洋从资源生境转变为蓝色家园提供新路径。总之，崛起国在同位竞争基础上偏好错位竞争的模式及策略，既是对竞争排斥原理的服从和理性竞争的逻辑要求，也将助其高效地积累海权竞争乃至大国持续崛起优势。

四、崛起国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

基于生态位视角，崛起国在海权竞争中的根本目标为汲取更多海洋资源，而非取代霸权国的地位。既然崛起国拓展制海权限度难以回避与霸权国的海权竞争，就应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与霸权国的军事力量差距，并扬长避短地与之在空间和功能上进行制海权限度竞争。它要结合海洋利益和比较优势采取以错位竞争为主导的竞争模式，主动塑造于己有利的制海权再平衡态势。在具体政策上，崛起国要在科技发展的助力下拓展制海权的空间和维度，积极探索海洋的资源等功能，努力与霸权国在非零和与非冲突的状况下进行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海权竞争，甚至崛起国可以推动海权竞争良性地超越制海权之争。

（一）崛起国的海权竞争模式

相对于以海洋空间控制为核心的惯常做法，崛起国应依据对海洋资源的需求理性地认知和确立制海权限度。以生态位竞争视角审视，海权竞争的本质是控制和利用海洋资源，因而，崛起国应从资源汲取实际角度看待海洋与海权竞争。新老海权国家既非被动地由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决定制海权限度，也无法更不应无限制地寻求占有海洋资源。制海权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是有限的，海权国家通常也只能在有效制海权的基础上汲取海洋资源。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在长时间尺度上是潜力无限的，但是，这种能力在特定海权竞争的短时间尺度上受限于科技水平是相当有限的，因而，大国的海洋资源汲取能力也是有限的。海权国家仅占据海洋空间不仅不能有效汲取资源，也会激起脱离资源属性的海权竞争，进而引发军备竞赛乃至战争。崛起国在激烈的海权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这种保持潜在的海洋资源汲取能力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甚至拖累其大国崛起的整体态势。因此，崛起国应客观评估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情况和接受自身制海权的有限性，有节制地确立制海权限度，进而在科技发展的助力下拓展制海权限度和汲取海洋资源。这是崛起国理性参与海权竞争的重要基础之一。

面对霸权国的全面优势，崛起国要以错位竞争为主地拓展制海权限度，塑造有利的制海权再平衡态势。新兴海权国家崛起就意味着霸权国的制海权限度潜在或现实受到挑战，霸权国作为回应会利用制海权、海上规则与秩序等总体海权优势发起同位竞争。尤其是它将运用力量、资源和轴带体系优势与崛起国进行军备竞赛和沿相同轴带投射军力的竞争。处于劣势的崛起国被迫进行同位海权竞争，往往会在螺旋模式或者诱发战争中战略透支或者被击败，从而被迫接受极为不利的制海权再平衡结果。面对不利态势，崛起国要在同位竞争的基础上努力寻求错位竞争。首先，崛起国要敢于和善于参加必要的同位竞争。汲取资源的同质目标决定了崛起国无法总是回避同位竞争，学习和模仿霸权国也几乎是新兴海权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其次，成为同等竞争者后，崛起国要以错位竞争为主要模式拓展制海权限度。崛起国要在拓展海洋空间、军备发展和军力投射等方面与霸权国错位竞争，避免战略透支和军事失败，进而运用比较优势积累崛起优势。再次，崛起国要努力减少同位竞争的情景，并力求避免两败俱伤。尤其是对控制重叠海洋空间等回旋余地有限的同位竞争，崛起国既应以节制汲取所需的资源为目标寻求控制海洋空间和拓展海洋功能，又要努力与霸权国协调利益、探求非零和模式的合作方法。只有如此，崛起国才能主动塑造于己有利的制海权再平衡态势，甚至使海权竞争超越制海权之争。

不过，崛起国以错位竞争为主的海权竞争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持续发挥科技比较优势。科技是人类认识、控制和利用海洋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它既推动海权要素比较优势转化为制海权优势，也将拓展海洋的资源功能。因而，科技优势是崛起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也是其在同位或错位海权竞争中获得非对称优势的关键依恃和杠杆。因此，崛起国要积极保持并最大化局部和暂时的绝对和相对科技优势。首先，积累科技比较优势。科技优势引领海权竞争，而霸权国总体上处于科技领先地位。崛起国要避免以同位竞争思维全面赶超霸权国，而是应保持和扩大对海权竞争起关键作用的局部科技优势，积极取得开拓性新科技成果，扩大绝对科技优势，并克服科技扩散效应，保持相对科技优势。其次，以科技优势助力其他比较优势最大化转化为制海权优势。崛起国要积极以科技优势催化力量、位置和资源等优势转变为非对称竞争优势，错位拓展制海权竞争的空间和维度。例如，在不同环境下，苏联和中国不但要针对美国打造具有非对称优势的海军力量，而且要发展拒斥、夺取和维持制海权的多维多元联合作战力量，为错位海权竞争提供军事支持。再次，以先进科技丰富制海权限度的资源内涵，使海权竞争超越制海权之争。一方面，相对于霸权国过度看重制海权，崛起国可以将重心放在以领先科技为工具深度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提高对海洋空间的资源利用效率，在资源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另一方面，崛起国也可以以共同提高海洋资源汲取能力为目标，主动寻求与霸权国在汲取海洋资源方面进行务实合作。汲取海洋资源矛盾的缓解将促进海权竞争超越制海权之争的内核。

（二）崛起国的优选竞争策略

在明确以错位竞争为主的模式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崛起国要优选不同模式下的海权竞争策略，并切实而灵活地进行策略组合。尤其是崛起国要以拓展制海权限度为主要目标，以弥补军事力量和轴带体系的差距为重点，寻求非对称、非零和与非冲突地与霸权国进行海权竞争，并积极主动避免两败俱伤的结果。类型化的海权竞争策略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崛起国要以适度汲取海洋资源的需要为导向克服策略选择难题。

崛起国要在质量军备竞赛的基础上，以错位竞争策略弥补与霸权国的军事力量差距，并获得非对称的军事优势。在追赶霸权国的过程中，崛起需要学习和模仿霸权国，也难免与之发生军备竞赛。在必要的军备竞赛中，崛起国要力避同等技术水平的数量军备竞赛，而要依托相对科技优势进行同一或相近空间和功能的质量军备竞赛，打造“撒手锏”，谋求非对称军事优势，而非陷入螺旋式的数量军备竞赛，出现劳民伤财乃至诱发战争的结果。例如，中国通过发展陆基反舰导弹和陆基中程导弹，获得可靠的反介入作战能力，美军也承认“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威胁”。崛起国成为霸权国的同等竞争者后，应主要采用错位竞争的策略补充军事力量及扩大非对称军事优势。首先，运用“灰色地带”力量弥补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及手段的不足。崛起国应发挥地理和海洋经济等比较优势，补充性地使用海上民兵和商船队等民事力量介入军事竞争，获得非对称军事优势；其次，以绝对科技优势引领军事革命，拓展制海权竞争的空间和维度，甚至使海权竞争在军事上超越制海权竞争的范畴。崛起国以具有开拓性和引领性的科技优势引领技术和思想上的军事革命，在制海权竞争的新空间和新维度建立军事优势，甚至使军事竞争的目标超越海洋。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和使用潜艇力量将海战拓展到水下，而并取得针对英国的非对称优势；苏联的“核突击理论”使其核海军的突击目标直接是美国本土而非美军舰队。在21世纪，海上军事竞争更为多维多元，崛起国在运用“灰色地带”和革命性军事科技拓展海权维度等错位竞争策略方面也有更多选择。

海洋空间的轴带竞争是拓展制海权限度的主要内容，崛起国要以差异化投射军力的策略在海洋重叠和非重叠空间建立有效的制海权，并尊重霸权国的有效制海权。军事力量在海洋空间轴带体系投射是为了更有效控制基于大国现实需求差异化的空间和资源，也有助于趋异地避免两败俱伤的结果。首先，崛起国要积极寻求在非重叠海洋空间的制海权。崛起国控制海洋空间的目的是汲取海洋资源，而非以取代为目的挑战具有制海权优势的霸权国。作为后来者，崛起国与霸权国的重要海外利益区域有所不同。崛起国应依据连接本土与重要海外利益区域的海上交通线界定差异化的轴带体系，并据此投射军力以建立以保护自己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和战略位置带为目标的有效制海权。其次，崛起国要力避在重叠海洋空间进行零和制海权竞争。海权国家难以回避在海洋空间的重叠部分进行竞争，崛起国却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和利益差异与霸权国进行错位竞争。崛起国寻求本土周边的有效而有限的制海权。崛起国可以依托具有相对优势的海军力量，有效控制攸关国土安全的周边有限海洋空间。不过，崛起国基于安全需求追求有效制海权的行为要避免挑战霸权国的本土安全，不然二者将会陷入激烈的同位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追求绝对安全，公海舰队挑战了英国的本土安全，英德海权矛盾才难以调和。崛起国在本土周边之外的海洋空间尊重霸权国的有效制海权，并主动管控海权竞争风险。制海权主要体现为特定时期使用和拒绝对方使用特定海洋空间，霸权国在海权竞争烈度较低的情况也不愿冒险拒绝崛起国使用重叠的海洋空间，如共同的海上交通线。崛起国尊重霸权国的制海权，力求进行海洋空间错位竞争，并主动控制海上冲突等风险，这有助于降低海权竞争烈度，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

崛起国还要在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以提高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并推动海权竞争良性超越制海权之争。除了军事上拓展制海权竞争的维度，崛起国还应非零和地运用科技等比较优势拓展开发海洋的维度和资源功能。首先，崛起国可以深度开发海洋资源及潜力。除了扩大制海权外，崛起国可以借助科技等手段深度开发有效控制的海洋空间内的矿产和能源等资源，提高有限海洋空间的资源供给能力及自身资源汲取能力。相较于冒着霸权国过度反应的风险拓展制海权限度，这可以避免激化传统的制海权之争。其次，崛起国可以推动与霸权国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在科技发展推动下，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一直在提高，但是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越来越超出一国的能力范围。崛起国推动与霸权国共同开发和利用海洋源资，这既可以提供海洋资源供给能力，降低海权竞争烈度，也有利于提高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能力。再次，在理顺海洋空间和资源关系竞争的基础上，崛起国倡导超越制海权之争的新型海权观。海洋一直被视为“公有地”，而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海权竞争却一再上演，这是因为控制海洋空间与汲取海洋资源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没有被理顺。大国正视对海洋资源的依赖，以生态位竞争视角看待空间和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问题有助于理顺关于海洋空间和资源的竞争关系，真正视海洋为休戚与共的“生境”，即人类的蓝色家园。在此基础上，崛起国要积极倡导以合作开发海洋资源、共同保护海洋环境为主要内容、超越制海权之争的新型海权观，而尊重彼此空间、合作共享资源与协力治理与保护环境为主涵的共同体式的新型海权观念的发展也将推动海权竞争摆脱军事斗争的历史。

五、结语

海权竞争是以拓展制海权限度为主要目标的特殊生态位竞争。与物种的生态位竞争类似，大国为汲取海洋资源而展开竞争，而制海权限度与生态位的资源属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海洋空间是资源的主要载体，拓展制海权限度是以有效控制更大海洋空间为基础、丰富海洋资源等功能的竞争。海权竞争是科技推动下制海权再平衡的过程，海权国家在竞争排斥原理的驱动下进行以制海权为核心的趋同或趋异竞争。相应地，同位竞争和错位竞争是海权竞争的基本模式。同位竞争主要是以海洋空间和军事实力为特征的竞争，错位竞争则侧重于在拓展海洋空间和资源等功能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提供更多可能。在同位竞争模式下，海权国家以力争数量与质量的军备优势和沿相同轴带投射军力为主要策略类型；在错位竞争下，它们主要采用“灰色地带”手段、拓展海洋维度与功能和沿不同轴带投射军力的策略类型。由于学习和模仿优胜者和科技扩散效应，海权竞争的模式及策略会趋同演化。不同的海权竞争模式并不相互排斥，霸权国与崛起国会基于自身海权优势条件灵活采取于己有利的竞争模式及策略。

作为大国竞争中的新兴海权国家，崛起国应采取同位竞争为基础、错位竞争为主导的海权竞争模式及策略。海权竞争的本质是资源竞争，崛起国的最终目的是汲取海洋资源而非取代霸权国的海上地位。在海权“生态位”竞争中，崛起国应依据对海洋资源的需求理性认知和确立有限的制海权限度，克服趋同演化和竞争偏好，以错位竞争为主主动塑造制海权再平衡及拓展制海权限度。错位竞争成功的关键则在于持续发挥科技比较优势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崛起国要处理好弥补军备差距、海洋空间轴带竞争和拓展海洋维度和功能等关键问题。崛起国要在依托相对科技优势力争军备质量优势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地带”手段和绝对科技优势弥补或者局部扭转与霸权国的军事差距。崛起国要尊重霸权国的有效制海权，以沿不同轴带投射军力的方式优先在海洋非重叠空间拓展制海权限度，处理好与霸权国在重叠海洋空间竞争关系，并主动进行军事冲突风险管控。同时，崛起国还应在功能上拓展制海权限度，提高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并推动海权竞争良性地超越制海权之争，避免导致零和、冲突乃至两败俱伤的结果。

随着科技加速发展，错位竞争将是新老海权国家共同的理性选择。科技是人类认识、控制和利用海洋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海权竞争的观念要素和维度中，科技的影响最为显著，也是推动大国拓展制海权限度的主要外因。当前，科技持续加速发展，科技成就持续打开海洋的空间和维度，也丰富了海洋的资源及其他功能。这既使得制海权竞争更为多元多维、更复杂，乃至超出海洋空间，也提高了海洋资源供给能力，为海权国家间的海洋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此情况下，海权同位竞争愈加困难，成本愈加高企，收益更不可预期，代价也让更难以承受；而错位海权竞争的空间和余地在扩大，大国在海权竞争中的绝对资源收益在增加。相比之下，错位竞争是更为理性的选项，将是崛起国和霸权国共同的优选模式及策略。随着错位竞争取代同位竞争成为主导性海权观念，基于管控制海权竞争风险和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合作需求会增多。在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共同努力下，良性超越制海权之争的共同体式的新型海权观将成为主流海洋观念和文化，海权竞争去霸权化，海洋也将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保护与开发的蓝色家园。更广泛地汲取海洋资源由竞争向合作的转变，也将示范性地为大国崛起提供以错位竞争为主的新经验和新路径，从而良性塑造大国互动的模式及国际政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