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特别是汉语和汉字知识对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埃及学的诞生，乃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综合性学科。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在巴黎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表音圣书文字的字母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宣告古埃及文字破译成功。国际学界往往把这一事件作为埃及学诞生的标志，并通常把埃及学的产生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和勤奋。历史地看，商博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事实上，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上的双语对照碑文，没有法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马斯·杨、瑞典学者阿克布拉德等的前期成就，恐怕商博良的成功无从谈起。然而这些前期的人物积累深厚，为何最终独有商博良成功了呢？

早在一个世纪前，即1922年，在纪念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100周年之际，法国埃及学家亨利·索塔就指出：“产生于18世纪的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5年5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召开的“世界四种远古文字的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埃及学者雷奥·德普伊特旧话重提：“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史有待于我们重新书写。若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字在对古埃及文字的早期破译过程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重写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史将是学界的永恒任务。”同时，德普伊特也毫不讳言地坦陈：“重写古埃及文字破译的历史困难重重， ……（因为）具备中文相关知识的埃及学家数量极为稀少。”

汉学在欧洲的创立

欧洲人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主要是从来华传教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1585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会士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版，据考证这是汉语、汉字首次被介绍到欧洲，该书很快被译成欧洲多种语言出版。最先注意到中文的西方哲学家大概是英国的培根。1605年，他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指出：“在中国及地中海东部的一些王国，习惯于使用表示实物的字符。”1614年，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日记手稿带回罗马，于次年译成拉丁文，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在欧洲轰动一时，对欧洲人了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67年，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中国图说》一书出版，对欧洲人了解和认识中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布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一书，首次将中国语言置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韦布指出汉语就是人们一直要寻找的原初语言，中国人远在巴别塔的语言混乱之前就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1668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安文思用葡萄牙文完成了一部研究中国的手稿《中国的十二优点》，后来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带回欧洲，经伯努翻译为法文，取名《中国新史》在巴黎出版，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在欧洲还有一本书虽长期未出版，但其抄本流传甚广。它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撰写于1650年前后的《中国文法》，该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欧洲学者了解和学习汉语语法的唯一参考书。

自中国语言文字介绍至欧洲始，汉字便与古埃及文字联系起来。门多萨指出“中国人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字母，只有用图形书写”；利玛窦说中国人“采用类似古埃及象形文字那样的文字体系”；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明确提出汉字源自古埃及文字，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正如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所指出那样：“17世纪的欧洲人把中国理解成一个亦真亦幻的国度。”虽然欧洲人对于中国方面的知识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是关于汉语的一个错误的老观念却仍然常常出现，那就是以为汉字同古埃及文字一样是图画文字，它们不标记声音，直接通过图画符号表达思想和概念，因此并不与口头语音发生关系。这是欧洲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的一个误会。

18世纪以降，欧洲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不断深入，尤其是古埃及文字与汉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早在1716年，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就意识到中国与埃及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似性。他说：“中国人对本族起源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1738年，英国人威廉·沃伯顿出版了多卷本的《摩西的神圣使命》一书，他指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汉字是对古埃及文字的一种改进，代表着象形文字向字母问题发展的最高层次”。176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尼达姆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亚述国王巴尼拔的陈列室里，发现了一尊伊西斯女神的半身雕像，上面布满了古埃及文字。他把这些文字进行临摹和研究，宣称其中有5个字符与汉字相同。因此，他认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也不是所有学者都坚信古埃及文字与汉字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就反对古埃及文字与汉字存在联系的观点。1764年，他从北京给英国皇家学院撰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中国与埃及这两个民族相隔遥远……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研究汉字对于解读古埃及文字实无功用。”

匪夷所思的是，由于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在外观上的高度相似性，18世纪的欧洲学者竟然引申出中国曾被埃及殖民的论说。1758年，法兰西学院叙利亚语教授德经发表了《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他的观点立即遭到时任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教授德祖特立埃的反对。1759年，德祖特立埃发表了《对德经演讲的质疑》一书，把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论争推向了高潮。1795年，法国学者波尔出版了《埃及与中国的哲学研究》一书，指出“埃及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不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似度更大”。波尔的著作出版之后，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论争也就逐渐平息下来。

18世纪的欧洲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不断深入，还表现在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陆续出版方面。例如，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法国汉学家傅尔蒙的《汉语沉思录》《中国官话》和普鲁士汉学家拜耶的《汉语博览》等。在这些汉语语法书中有一本最值得关注，就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撰写的《汉语札记》。该书代表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马若瑟对中国语言文字十分推崇，在他看来，“汉字组合代表了人类最高尚的成就……学习汉语是最美好的，也是最能给人慰藉的学习”。《汉语札记》对汉语语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堪称传世之作，被誉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字的鼻祖”，马若瑟也被公认为“来华传教士中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

1814年11月11日，法国迎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即法兰西学院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席位的设立标志着法国同时也是欧洲的专业汉学的诞生。雷慕沙天资聪颖，刻苦钻研汉语，于1811年出版了《汉文简要》一书，1822年出版了《汉文启蒙》一书。《汉文启蒙》被喻为“现代汉学的出生证”，誉为欧洲“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姚小平曾对欧洲人这三个世纪以来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了解和接触进行过精彩的评论。他说：“17、18世纪，西方人端着西洋镜看汉语，窥见的图景与实情难免有所偏差……直到19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起来，理性认识才逐渐占据上风。”德国埃及学家米勒-沃勒曼也曾对17、18世纪的学者们尝试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破译古埃及文字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追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汉学家”比“埃及学家”做出了更为有意义的贡献。

商博良对汉学知识的了解

商博良比雷慕沙小两岁，二人都是德萨西的学生。虽然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的具体经过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然而通过他在法兰西科学院所做的报告，以及此后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商博良应该从雷慕沙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具体言之，商博良很可能是从“反切”“形声”“部首”等中文概念中获得了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灵感。

我们知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无法从字面上直接读出它的读音，古代也没有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汉语拼音字母，因而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注音方法，最为重要且常见的方法是反切。欧洲人对反切的认识则走了一段弯路，18世纪的普鲁士学者拜耶对汉语的了解实在有限，他将反切的原则解释为“元音+辅音”。1737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傅尔蒙的《汉语沉思录》中也沿袭了这一错误认识，认为“反切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取元音，第二个取辅音”。直到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才对反切进行了正确介绍。他在《汉文简要》中把反切称为Tsie（“切”），并以“可汗”为例进行了准确介绍。反切很可能给商博良带来了灵感，使得他意识到既然汉字是可以表音的，那么古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值得说明的是，古埃及文字具有的图画特点使得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产生了严重的误解。正如古希腊人给埃及文字的命名为hieroglyphica（“神圣的雕刻”，或“神圣的刻写”，或“圣书”）一样，从古希腊罗马统治埃及以降，古埃及文字便被笼罩在这种神秘的光环之中。人们长期以来误以为古埃及文字是一种含有“神的启示”的象征符号，隐藏着古代祭司们的神秘智慧，只有某些掌握宗教奥秘的人才能知晓其中的含义，一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发生改变。

商博良意识到需要摆脱这种对古埃及文字的象征性、隐喻性的解读方法。他通过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国王名字的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人三种不同文字的对比，来识别特定字符的音值，很快就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古埃及文字实际上记录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的象征神秘智慧的符号。后来，商博良又陆续读出了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恺撒等国王的名字，从而发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表音。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了报告，公开了他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识。

遗憾的是，雷慕沙只注意到汉语中使用反切转录外来语这一事实，而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词典编纂中反切方法的广泛使用，从而导致商博良也误以为在古埃及文字体系中表音只限于外来语名字。1824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当他在沿着自己的发现继续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古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当初推测的更为广泛，他认识到“古埃及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的，而是核心的，实际上是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因此，表音的发现是商博良“打开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概念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他把形声字采用汉语中的名字称为hing-ching，亦称“表声字”（figurant le son），指出它们一半表形，一半表音。表形部分确定了种属，限定了字的意义；表音部分则失去了所代表的图像的意义，而是指示声音。此外，雷慕沙还介绍了汉文字典中常用的部首概念，对汉字类型进行了归纳，指出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量占据汉字总数的一大半以上。形声字这一概念也使商博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特性。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如此丰富，造字如此普遍，使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明确。商博良频繁引用雷慕沙的汉文研究成果，并对雷慕沙充满了赞美之辞和仰慕之情，称他是一位博学而多才的伟大学者，“第一个使汉语研究彻底摆脱其前人所笼罩的神秘黑暗，并最终明确了汉字的本质”。商博良一定也从雷慕沙所叙述的西方人对中文的错误认识中，揭开了埃及文字从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开始所笼罩的面纱，即意识到“古埃及文字纯粹是象征性的”是误导性认识，从而最终明确了古埃及文字的本质。

商博良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多次提及中国，涉及汉字相关知识的诸多方面。1822年出版的《就表音圣书文字的字母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中两处提及中国，明确指出埃及文字与汉字属同一种文字类型——表意文字（idéographique）；1824年出版的《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中40余处涉及中国；1836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语法》中4处涉及中国；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50余处涉及中国，如“六书”“三才”等概念。商博良在《古埃及语词典》一书的序言中，就汉字与埃及文字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还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另外，商博良还引用了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对汉语研究的最新成果。由此来看，商博良对中国语言文字应该称得上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由于商博良所掌握的丰富、深入而准确的汉语汉字知识，使得他能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从汉语汉字中获得无穷的灵感，最终揭开了千余年来笼罩在古埃及文字身上的神秘面纱。

结语

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特别是汉语和汉字知识对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埃及学的诞生，乃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只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多思考中国命题、中国问题，一定能够看到欧美学者注意不到的事实，建设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埃及学将大有可为。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