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永光: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欧洲政治极化态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4 次 更新时间:2024-04-29 17:57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政治极化   欧洲   极右翼   激进左翼  

卜永光  

 

内容提要:在2015—2018年和2022年以来的两波民粹主义浪潮影响下,欧洲极右翼政党趁势崛起,并通过在政治光谱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左移”,向主流政党转型;激进左翼政党也一度壮大,但随后遭遇发展瓶颈,而左翼阵营则整体陷入力量分化和内耗之中。随着欧洲主流政党民粹化和民粹政党主流化在政治光谱两侧同时推进,该地区政党政治呈现出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双峰凸起”并以前者更为突出的格局。在这种“失衡的极化”之下,欧洲的政党格局更趋碎片化,国内政治纷争和不稳定性加剧。欧洲政治极化态势在重塑地区政治光谱和政党格局的同时产生复杂的外溢效应,给中欧合作带来新挑战。

关键词:欧洲政党 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 极右翼 激进左翼

 

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严重危机,欧洲的经济困境与社会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浪潮空前高涨,出现了各式各样“杂乱的反抗”,激进政党趁势兴起,演变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政治极化现象。厘清上述政治进程和政治现象,需要考察欧洲国家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倾向的变迁。按照政治光谱从左到右的顺序,西方的政党或政治力量一般可划分为极端左翼、激进左翼、中左翼、中右翼、激进右翼、极右翼等不同类型。从以上政治坐标出发,冷战结束后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代表的中间路线长期主导欧洲政治和欧盟运转。民粹主义代表着民众对欧盟和本国政府政策倾向的不满,因此其所主张的替代方案通常位于政治光谱的两侧,而不再是传统的中间地带,这本身意味着激进和极端政治力量的增长。总体上看,近年来受困于多重危机的欧洲逐步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复杂困境推动欧洲民粹主义崛起与政治极化加剧,而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相互裹挟反过来又加深了欧洲的困境。

“民粹主义浪潮下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长期未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力量相互交织,民粹主义乘势兴起。2015年前后,受叙利亚冲突等周边地区动荡影响,欧洲移民难民问题急剧凸显。与此同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后,欧洲接连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基于族群和宗教的身份政治问题进一步发酵。在多重因素推动下,2015—2018年,欧洲出现了一波强劲的民粹主义浪潮。从力量构成上看,这波民粹主义浪潮既有右翼也有左翼。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主要表现为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等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带来的选举冲击波,左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则在“科尔宾狂热”以及激进左翼政党力量上升等现象中得到集中体现。从特征和发展态势上看,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在这波浪潮中先扬后抑,右翼民粹政党则突破了传统政治力量制约,呈持续上升态势。由此,欧洲的政治极化从左翼和右翼力量相对均衡的“两翼极化”逐步走向“失衡的极化”,突出表现为极右翼势力的强劲上升和左翼政治的持续衰微。

具体而言,2015—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有多方面的表现。2015年10月,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带领的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波兰议会选举,该政党与长期担任匈牙利总理的欧尔班·维克托带领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一样,具有明显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波兰、匈牙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执政党在中东欧形成相互呼应之势。2016年4月,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名列第一,虽然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劣势败北,但此次选举仍然堪称极右翼势力重塑欧洲政治版图的又一例证。2017年4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2018年后改名为“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得票率达到21.7%,仅低于排名第一的马克龙2.2个百分点。同年9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较4年前翻了3倍,达到12.6%。2018年3月,在意大利议会选举中,由力量党、北方联盟和兄弟党组成的极右翼联盟获得37%的选票;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则以31%的支持率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五星运动”随后与极右翼联盟联合组阁,成立了西方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府。

2015—2018年的欧洲民粹主义浪潮虽然以极右翼力量为主,但起初激进左翼也曾显著扩大影响并在一些国家成功执政:2015年1月,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该党主席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成为希腊总理。2015年9月,科尔宾以接近60%的得票率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在英国青年群体中引发“科尔宾狂热”。从意识形态光谱来看,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和路线,具有明显的激进左翼特征。2015年12月,成立仅一年多的西班牙激进左翼政党“我们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得票率便达到20.7%,在众议院赢得69个席位。不过,2015年之后,激进左翼政党在欧洲主要选举中的表现乏善可陈。

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国际热点事件变迁以及选举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民粹主义在兴起的大趋势中,也出现了阶段性回潮。2018年以后,欧洲民粹主义进入相对平静期,但并未延续太久。2020年起,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带来深远影响,欧洲经济也随之陷入新的严重衰退并长期复苏乏力。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更是深刻改变了欧洲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盟内部分歧进一步凸显,经济低迷、通胀高企和能源危机使欧洲内部混乱与动荡明显加剧。与此同时,金融、能源、贸易、供应链等经济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乃至武器化,让处于困境中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雪上加霜。随着地区及周边局势持续动荡,欧洲不少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再次趋向严重,为民粹主义蓄积了新动能。2022年以来,随着新一轮选举周期的到来,极右翼力量推动下的欧洲民粹主义迎来一波更加强劲的新浪潮。

具体而言,2022年,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多个国家选举中的表现受到广泛关注。2022年4月,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的支持率高达41.4%,与5年前相比,更有力地挑战了马克龙所代表的传统政治派别。2022年9月,在瑞典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20.54%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同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兄弟党以超过26%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该党党首焦尔吉娅·梅洛尼于2022年10月出任总理。兄弟党与法西斯主义具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梅洛尼本人则被一些媒体称为墨索里尼的崇拜者。

进入2023年,极右翼政党加速崛起。2023年4月,芬兰极右翼政党芬兰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20.1%,仅比排在首位的民族联合党低0.7个百分点,芬兰人党随后参与组建了具有鲜明反移民倾向的联合政府。2023年6月,选择党候选人首次在德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2023年11月,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反伊斯兰民粹政党荷兰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维尔德斯主张关闭清真寺和禁止《古兰经》,其鲜明的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立场受到广泛关注。2024年3月,在葡萄牙议会选举中,成立仅5年的极右翼政党“够了”党异军突起,得票率较4年前翻了3倍,达到18.06%,而中左和中右两大传统政党均未能赢得多数选票。2024年是欧洲的“超级选举年”,除欧洲议会选举外,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等多个国家还将迎来大选,极右翼政党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势力。

在2022年以来极右翼力量节节胜利之际,欧洲左翼力量并无突出表现。左翼力量不但难以与极右翼势力抗衡,也难以重现其在2015—2018年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短暂辉煌。经过2015—2018年和2022年以来的两波民粹主义浪潮,从意大利、荷兰等“老欧洲”国家,到匈牙利、波兰等来自中东欧的“新欧洲”国家,从富裕的瑞士到经历多重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欧洲各主要区域都出现了认同民粹主义基本理念且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伴随着极右翼政党的持续崛起,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而极右翼政党则借助民粹主义成为欧洲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欧洲左翼政党的分化和内耗

在极右翼力量崛起的阴影下,欧洲左翼政党走向分化,形成了社会民主党、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三类力量。从三类左翼政党的力量变迁看,作为左翼主流派别的社会民主党走向衰落,极端左翼仍然难以摆脱边缘地位,而激进左翼与民粹主义具有共同的批判性特征,在反体制的目标上较为契合,成为左翼阵营中积极拥抱民粹主义并借此扩大自身影响的主要力量。

首先,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左翼主流政党,在新环境中逐步陷入衰落。从理论和历史变迁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演变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为契机,迎来一波执政高潮。“第三条道路”在壮大左翼力量方面虽然一度成效显著,但其作为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妥协,弱化了左翼政治主张在伸张社会正义、提升民众福利等方面的传统功能,消解了左翼主张的独特价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曾寄希望于温和的左翼建制派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但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弊病的凸显,社会民主党应对乏力。当中左翼主流政治精英被证明无法完成其宣称的改革任务时,中间道路的支持者转向支持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在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兴起背景下,社会民主党支持率普遍下滑,纷纷丧失执政地位甚至长期沦为在野党,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化也不断加剧。

其次,极端左翼政党作为“左翼中的左翼”,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仍较为有限。极端左翼政党追求无差别的平等,这种目标在欧洲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环境中,显得更加遥远和难以企及。极端左翼拒斥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立场,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孤立,在左翼阵营中也较难找到盟友。极端左翼主张虽然与民粹主义一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不会为了赢得选票牺牲政治原则,而民粹主义则把讨好民众本身作为政治原则。因此,在民粹主义浪潮兴起背景下,欧洲极端左翼政党未能借势崛起。

最后,激进左翼吸纳了更多新生力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壮大。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失衡、不平等加剧,并带来日趋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批判的对象。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融合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了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移民难民等时代议题的关注,是一种相对新生的政治力量。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政策主张上比极端左翼政党更具时代性和灵活性,相较于社会民主党则具有更强的批判性,主张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模式进行系统而彻底的变革,还举起反紧缩的旗帜以应对社会福利保障萎缩的威胁,因而在愤怒席卷全球、“愤懑政治”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者。

但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是一个过于庞大繁杂的阵营,在反体制、反对不平等以及追求后现代权利目标的旗帜下,这一阵营容纳了众多不同的诉求主张和具体派别,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政治合力。激进左翼政党多以反紧缩为重要主张,但受制于国家财政状况以及来自欧盟的压力,这类在竞选中具有吸引力的主张往往难以付诸实践。齐普拉斯2015年在希腊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及其在2019年的败选,就是这种现实政治逻辑演变的结果。2020年1月,“我们能”党虽然历史性地进入西班牙联合政府之中,但其在2015年之后大选中的得票率已出现持续下滑。就欧洲整体情况看,难以成为建设性力量是制约激进左翼政党继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从深层看,欧洲左翼力量衰落并非因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不复存在,相反,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能够彰显左翼价值,为左翼政党发展创造机遇。欧洲左翼政党未能抓住这种历史机遇实现复兴,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弊端积重难返,左翼政党欲践行其促进社会公平与增进民生福祉的政策主张面临更大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由左翼力量本身分化和内耗所致。

欧洲左翼不同政党和派别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趋势明显不同于欧洲右翼。在欧洲右翼阵营,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并主动向政治光谱左侧调适,中右翼政党与极右翼政党最初虽然存在明显对立,但随着民粹主义兴起实现了双向靠近,激进右翼则更多作为中右翼和极右翼融合后在政治光谱上的过渡形态,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派别。相比之下,欧洲左翼力量相互掣肘的问题非常突出: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党内传统派别不愿接纳党内新兴的激进力量并对其进行阻击,不少社会民主党在分化和困境中失去了方向;在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内部,众多党派各树旗帜,力量分散,难以凝聚共识;从左翼阵营整体看,社会民主党、激进左翼、极端左翼三大力量之间的壁垒难以打破,不能形成政治合力。

欧洲政治光谱变迁再审视

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为实现执政和扩大政治影响这一共同目标,欧洲不少衰落中的主流政党采取民粹化策略以阻止颓势。具体来说,一是模仿民粹政党的话语风格进行政治动员。近年来,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主流政党的领导人,已经在政治演说和辩论中较多借用民粹主义话术与修辞,马克龙等政治精英甚至被称为“反民粹的民粹者”。二是在政策倾向上主动迎合民粹主义政治偏好。比如,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众多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均向民粹政党作出妥协,不同程度地支持限制移民和收紧移民福利的政策。三是通过联合组阁等方式与民粹政党开展合作。当前,欧洲极右翼政党受到主流政党联合抵制的情况仍有发生,但抵制力度已经明显下降。随着极右翼政党得票率不断攀升,开始有更多主流政党倾向于邀请其加入政府,以化解自身在选举中遭遇的威胁。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极右翼民粹政党也在积极采取去极端化策略,以摆脱边缘地位。其中,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采取的与法西斯主义切割的举措具有较强代表性。为摆脱负面形象,勒庞自2011年接任国民阵线主席后即积极推动该党转型,不断强化政党纪律和组织架构,严禁党内出现煽动性和种族歧视性言论,为此甚至不惜在2015年将自己的父亲开除出党,并于2018年将具有战斗意涵的“国民阵线”更名为凸显团结的“国民联盟”。梅洛尼则极力为自己打造“女人、母亲、意大利人、基督徒”的政治形象,以此弱化兄弟党在公众中的极端政党形象。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议会演讲中,梅洛尼公开表示要与极端主义划清界限。

客观而言,通过去极端化策略走向主流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从政治光谱上看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左移”。那么,为何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等在不少方面已经实现转型的民粹政党,仍然被冠以“极右翼”之名?一方面,源自这些政党的政策变化更多是出于竞选需要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其反移民、反建制、反欧盟的核心理念并未改变,在极右翼同这些相关概念缺乏明确分界的情况下,这些政党仍被归入极右翼范畴有其客观理由。但另一方面,结合当前欧洲政党政治现实,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中,由于受到传统概念和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人们对政党在政治光谱中位置或意识形态属性的判断,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标签化”现象。由于历史原因,在涉及欧洲极右翼政党定性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就实际情况看,“极右翼”的标签并不能总是准确反映相关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尤其无法反映其位置变化。从“去标签化”的视角审视,当前走向主流的右翼民粹政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被归入激进右翼而不是极右翼阵营。此外,传统极右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左移”并不意味着极右翼力量在欧洲的衰落,其在政治光谱上留下的空间往往会被新兴政党填补。比如,在勒庞领导法国国民联盟采取去极端化政策的同时,更加极端的埃里克·泽穆尔及其带领的“再征服”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匈牙利尤比克党向中间路线转型后,坚持极右翼立场的退党党员组建了“我们的祖国”党,并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赢得5.88%的选票和6个议席。

综合来看,主流政党民粹化和民粹政党主流化,是欧洲政治格局中同时发生的一种双向运动。这种双向运动在政治光谱的左侧和右侧同时展开,推动欧洲政治走向激进化。虽然有些政党在意识形态倾向上较为模糊,也存在同一个政党的政策主张横跨或游移于政治光谱两侧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欧洲政治光谱左右两侧的双向运动都较为清晰,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在政治光谱左侧,传统中左翼政党的部分力量向激进左翼方向演变与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兴起发展同时进行;在政治光谱右侧,传统中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部分力量,从不同方向向激进右翼区间聚集。这一进程推动了原有政党的意识形态变迁,壮大了激进右翼的力量。

由此,在2015—2018年和2022年以来两波民粹主义浪潮驱动下,欧洲政治光谱和政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一种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出三方面突出特征。一是政治光谱两端激进力量的非对称兴起。受极右翼政党崛起及其转型等因素驱动,欧洲右翼特别是激进右翼力量显著上升;激进左翼力量有所壮大但难以突破发展瓶颈,左翼阵营的分化和失衡加剧,难以作为一个整体与右翼阵营抗衡。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力量的同时上升塑造了欧洲极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左翼、右翼力量的非对称发展,则让这种极化的政治格局走向失衡。欧洲政党政治由此形成一种不均衡的两翼格局: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双峰突起”,而以激进右翼更为突出。这也构成欧洲“失衡的极化”的主要内容。二是中间政治力量的衰落。极右翼和激进右翼不断吞噬中右翼力量,激进左翼则蚕食了部分中左翼阵营,传统的中左翼和中右翼主流政党虽然仍是重要政治力量,但其对欧洲政治的主导能力明显下降。三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随着传统大党衰落与新兴激进政党的发展,不少欧洲国家政党林立,缺乏能够掌控政局的优势政党,主流政党和非主流政党的界限趋向模糊,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更具不确定性。

欧洲政治极化的影响

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正在重塑欧洲的政治生态。一方面,当代民粹主义具有反全球化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都销蚀了传统的国家疆界,削弱了国家的权力,欧洲民粹主义还将矛头指向欧盟,右翼民粹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让欧盟所代表的地区共同事业面临倒退的风险。

在极化和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之下,欧洲各层级政府疲弱不堪、更迭频仍。其一,在极化的多党制格局中,由于意识形态分化和选票分散,政党组阁谈判变得更加困难。例如,西班牙在2015年12月大选之后即陷入长达300多天的组阁僵局,荷兰在2021年3月大选后耗时271天才完成组阁。其二,在成功组阁后,政府在多重政治力量绞合之下,也更容易因为政党联盟瓦解、政治领导人遭遇信任危机等原因倒台。比如,在2013—2022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经历了7任总理。原本政局相对稳定的英国在“脱欧”公投后也出现了较为频繁的政府更迭,2016—2022年之间先后由5任首相执政,且现任首相苏纳克之前的4任首相全部任期未满便提前倒台,其中的特拉斯政府仅执政49天;相比之下,1979—2010年的30余年间,英国只经历了4任首相。极化政治格局之下,政府更迭往往意味着施政纲领的转向,这必然导致欧盟和欧洲国家内外政策的钟摆幅度增大。其三,随着“无多数议会”成为欧洲的政治常态,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纷争加剧,欧盟和欧洲国家推动政策议程变得更加艰难。长期战略规划难以形成和贯彻的问题非常突出,欧洲战略自主在各种力量掣肘之下也难以有效推进。

民粹主义具有寻找敌人的内在偏好,其支持者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衰败感到恐惧,认为必须有人对此负责。在民粹主义者构建的政治意象中,精英是“位居第二位的他者”,而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入侵”则是罪魁祸首,其中极右翼派别更是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消解自身民族、解构自己人民的元凶。在对外政策领域,民粹主义具有反跨国流动、反国际制度、封闭排外的特征,是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民粹主义浪潮兴起背景下的欧洲政治极化态势必然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复杂的溢出效应,其对中欧合作可能带来的挑战值得高度关注。

面对欧洲政治极化态势的演进,发展中欧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与激进乃至极端政党组建的政府打交道。中国需要跟进审视欧洲政治新态势,在“知彼”的基础上,切实回答好如何同欧洲各类政治力量打交道的问题。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4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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