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琉球王国在政治上接受中国的册封，在文化上亦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浸染。儒学在琉球的传播、普及与教育过程中，作为明清时期官方思想与伦理道德典范的朱子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朱子学在琉球的传播，既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精神纽带，又是琉球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颇为遗憾的是，作为东亚朱子学中不可或缺的琉球朱子学，虽具有独特的内涵与面相，但长期以来却少有问津者。通过琉球朱子学文献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厘清琉球朱子学的渊源与流变，可以对琉球朱子学做详细的历史考察与义理分析，揭示其思想内涵和体系建构，呈现朱子学在琉球官方教育与民间教化中，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价值观念的塑造、礼仪习俗的养成等社会互动情况，不仅有助于揭示琉球朱子学的完整面貌与思想价值，而且对于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外传与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具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子学；琉球；东亚儒学；明清

自明初被纳入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后，琉球王国在政治上接受中国的册封，在文化上亦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浸染。当儒学逐渐传播到琉球王国后，即对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这一原本未闻诗书礼乐的“蛮夷”之地，终被誉为“守礼之邦”。儒学在琉球的传播、普及与教育过程中，作为明清时期官方思想与伦理道德典范的朱子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颇为遗憾的是，作为东亚朱子学中不可或缺的琉球朱子学，虽具有独特的内涵与面相，但长期以来却少有问津者。因此，全面系统地开展有关琉球朱子学的研究，的确是一项有待进一步填补的学术空白。

一、琉球朱子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明清时期的中琉交往史事，有大量的文献史料记载。关于琉球王国以及中琉关系的历史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琉册封体制、中琉封贡贸易、中琉文化交流、琉球王国历史、琉球来华使团、琉球来华留学生、“闽人三十六姓”、日本吞并琉球、中琉关系历史文献及遗迹等方面。其中亦有一些论文涉及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及其影响，但多在中华传统文化外传的大范畴内叙述，以琉球儒学为主题的研究论著则颇为少见，而直接以琉球朱子学为题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根据笔者所知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直接涉及琉球朱子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种：

1. 1986年，日本学者系数兼治《琉球接受朱子学之研究》一文提出：“在中国归化人居留区的久米村的明伦堂里，早就使用《小学》《四书》《六经》当教科书。不过朱子学始终没有脱离传教的解释，而且其重点均放在训诂方面，轻视了朱子学原本实际的、经世济民思想的一面。琉球近世朱子学，十八世纪初才由出身于久米村的蔡温作了整体的整理，以后朱子学便成为近世琉球国的政治指导理念，直至明治废藩置县为止，始终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日本、朝鲜的朱子学是变质的理一元论或是气一元论；而琉球朱子学的特色则是理气二元论，是原封不动的全盘吸收。”

2. 1991年，系数兼治又发表了《关于蔡温的学说系统》一文，对蔡温的思想倾向作了评介：“关于蔡温学说的系统，有伊波普猷所指称的阳明学派，以及东恩纳宽所指称的颜元实学派。伊波之说取李鼎元，蔡温‘学朱子而未纯’之见解，恣意地以偏概全加以解释而来。而东恩纳宽之说，则是狭义地将蔡温学说中的实学概念，解释为‘实用之学’，与颜元实学相结合而成。其实二者皆缺乏确实可信的根据。”

3. 1991年，加拿大学者石百睿（Barry D.Steben）《朱子学的传入琉球及其历史意义》一文，立足于朱子学传入琉球的中日两条途径的比较，认为程顺则“自清带回之学说，不止于诗艺、题材，且及历经五百载未衰之‘闽学’，即朱子学。……程子以其诗人之胸怀，无心于政事，其儒学之深度亦为本土学人所怀疑。朱子学之全面理解，及其作为经世济民之实学之贤智运用，则有待蔡温之登场”。

4. 1991年，台湾学者杨仲揆《古琉球学制与孔孟思想》一文专列“朱子学在琉球”一目，根据《冲绳风俗图绘》所载指出：琉球“各学校皆讲读程朱派孔孟之道，久米孔庙与首里孔庙皆然……士林之学风，皆重程朱派之小学。居家日常内外，惟重修齐之道，重伦理，讲俭朴”，并认为“蔡温施政，颇多学朱子服官时经世济民之务，提倡义仓，即其一端”。

5. 1999年，美国学者Gregory Smits《琉球的愿景：早期现代思想政治中的身份和意识形态》一书，主要关注琉球近世思想与政治中的身份及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并考察了琉球重要学者和政治人物为塑造、宣传和实施其治国理念而使用的策略。该书以蔡温为核心，讨论了蔡温的政治思想及其来源，并叙述了蔡温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认为其设想的琉球王国是一个以中国式政治体制和礼仪规范为基础的独立的儒家国家。

6. 2005年，赖正维《琉球古国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一文，关注程顺则在琉球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的情况，从创建明伦堂、刊印《六谕衍义》、引入中国典章制度与礼仪、出版汉诗诗集、编撰《指南广义》等方面，详细论述其对于促进中琉间政治、经济、文化及航海交通等领域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7. 2006年，日本学者上里贤一《琉球对儒学的受容》一文提出：琉球“标示国学教育方针的学则，是直接引用朱子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即‘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与‘接物之要’。……教科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儒学经典，以及中国话的会话、公文写作、诗文创作等等，大抵以朱子学为主。……久米村的儒学，就如同程顺则与蔡温等人之例显示的，是以朱子学为基础，其中蔡温的学问又更偏向实务性。首里的国学教育，同样以朱子学为主”。

8. 2009年，日本学者佐久间正发表了《琉球王国与儒教——以蔡温为中心》一文，认为琉球的儒教一部分是由中国移民传入，另一部分则是从日本鹿儿岛传来的萨南学派的德川早期的朱子学。而最能体现琉球儒教风范的便是蔡温。他不仅自己学习儒教，而且致力于将儒教原则贯彻在王国政治中。佐久间正还注意到，关于蔡温的儒学归属主要有阳明学和朱子学两种说法，并倾向于认同蔡温的儒学与明代心学有关。

9. 2017年，台湾学者陈威瑨《琉球儒者蔡温儒学归属再探》一文，在罗列了学术界有关蔡温儒学归属的“阳明学派说”“朱子学派说”“颜元学派说”“琉球学派说”等多种说法之后，提出了认同日本学者系数兼治的“朱子学派说”，同时指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与朱子学工夫论存在重要差异。

10. 2020年，方旭东《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蔡温“攻气操心”工夫论辩证》对上述陈文进行回应，认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可以窥见东亚儒学的复杂面向”。

11. 2020年，日本学者片冈龙《16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的朱子学变迁诸相》一书，以朝鲜、日本、琉球的重要朱子学者为代表，探讨了作为“文明事象”的朱子学16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在三地的变迁过程，其中亦论及蔡温的心学与实学思想，并试图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12. 2023年，台湾学者刘书钰《朱子〈家礼〉在琉球的传播》一文，考察了朱子《家礼》在琉球的传播情况，认为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后，很可能是曾留学中国太学的琉球学生和福建移民将“朱子家礼”这一儒家仪式带到了琉球。不过，这些仪式大都仅限于与中国有着深厚联系的久米村，并影响了部分首里的学者。

13. 2023年，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从〈四本堂家礼〉看琉球对〈朱子家礼〉的接受史》一文，从“蔡文溥与《四本堂家礼》成书之背景”“《四本堂家礼》的篇目”“《四本堂家礼》与《朱子家礼》的关系”“《四本堂家礼》性质与琉球对家礼的认知”四个方面，对琉球学者蔡文溥在《朱子家礼》基础上所编纂出的琉球王国自己的礼书《四本堂家礼》作了全面研究，并基于琉球对《朱子家礼》接受史的视角，总结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的《朱子家礼》在琉球的本土化；第二，对18世纪以来体系化的礼书的总结；第三，专属一家的礼仪规范是如何超越家庭被赋予普遍化意义的。这三点也是理解《朱子家礼》在琉球独特传播经历的关键。”

14. 2023年．日本学者中村春作《东亚海域交流中的琉球儒学》一文，认为“朱子学，是16至18世纪覆盖东亚范围最广的‘普遍性’思想，它对东亚各地的‘近世’化运动都起到重要作用。……朱子学扎根于近世东亚各国，展示了东亚各民族‘共通’的理念和富有开放性的‘知识’体系”，并提出从“东亚海域交流”的视角来考察琉球朱子学。该文还以程顺则和蔡温二人为代表，从“教谕”“实学”“风水”三个方面，概述琉球儒学的特征。

综上可见，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琉球朱子学的关注虽呈逐渐上升之势，但研究内容大都属于专题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朱子学东传琉球的个别途径，琉球朱子学主要代表人物程顺则、蔡温的学术归属、政治主张和思想特点，且数量十分有限。而关于明清中琉宗藩体制的历史背景下，朱子学东传琉球的多种渠道、思想流变、地域特征，琉球朱子学思想内部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以及朱子学与琉球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和文明互鉴，琉球朱子学珍稀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均有待进一步的拓荒。这无疑给琉球朱子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继续拓展与深化的学术空间。

二、琉球朱子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明清时期朱子学东传琉球的历史背景与主要途径

明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太祖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琉球国中山王察度率先领诏，随即遣弟泰期等随杨载朝贡方物，中琉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永乐二年（1404），琉球中山王世子武宁派遣使者来朝告父丧，明成祖朱棣遣行人时中赴琉球谕祭故王察度，册封武宁为“琉球国中山王，以承厥世”。此为中国政府册封琉球国中山王之始，正式确立了中琉之间的宗藩关系。此后，直至清同治五年（1866）最后一次册封为止，琉球世子每当先王逝世，都得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使者赴琉册封新王，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

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作为我国官方思想、价值原则与伦理道德典范的朱子学东传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琉球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四条途经。具体如下：

（1）中国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在中琉两国间的交往中，既是外交的使者，又是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每次册封使团在琉球的停留时间，少则四、五个月，多则八、九个月，甚至一年，除了按规定完成各种册封典礼的外交活动之外，还有充裕的时间与琉球社会各届人士交游，遂把朱子学传播到琉球。据现存第一部《使琉球录》记载，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高澄出使琉球，谕祭中山故王尚真、册封中山新王尚清的典礼，“封其生者而又祭其薨者，厚也；所以劝天下忠也。祭先于封者，尊也；所以劝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于四夷，胡越其一家矣”。

（2）琉球王国对华的请封、迎封、谢恩、朝贡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以及祭祀先王与册封新王大典上的所有仪注，都必须符合中华传统的儒家礼仪。因此，明清时期肩负各种使命来华的琉球使团成员，既是中琉之间外交活动的使者，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直接受容者。他们在华居留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至两年。在这期间，朱子礼学等势必成为其学习与遵从的文化典制。

（3）自明洪武年间开始，“闽人三十六姓”陆续大量移居琉球后，聚居于久米村。在中琉宗藩国册封与朝贡关系的历史背景下，“闽人三十六姓”受到琉球王国的优待和重视，“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据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记载：“球板《近思录》屡引《明一统志》、邱琼山《家礼》、梅诞生《字汇》，乃似刻于明季者。盖其三十六姓本系闽人，朝贡往还，止闽动阅三岁。闽又有存留馆，留馆通事之从人多秀才假名入闽以寻师者。或寓闽数年而后归，日与闽人为友，故能知儒先之书，携归另刊，旁附球字以便习。”可见早在明末，“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即有从福州携带朱子《近思录》回到琉球重刊者。此外，带有鲜明朱子文化特色的礼仪规范与民风习俗的久米村闽人文化圈，亦潜移默化地播迁于琉球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尚、手工技术等领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在琉球传播孔孟思想的人，以整体言之，自然首推久米村人”。

（4）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始，至清末的五百多年间，琉球为了学习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派遣了大批来华留学的“官生”与“勤学生”。其中，“官生”入学国子监，“勤学生”主要在福州等地拜师学业。据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记载，学国子监的官生，“每月朔望早起、沐浴、正衣冠，候大人拜庙后，随班拜庙，三跪九叩首；次拜后殿，三跪九叩首；次谒文公祠。……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讲《近思录》”。“盖修身大法，备于《小学》；义理精微，详于《近思录》”。这样的学习显然成效明显，“监生归国，与人言孝、言忠，孰非圣泽之所及者，远且大耶！”而“勤学生”亦皆以“读书习礼”的方式寓闽学习。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程顺则以“勤学生”身份在福州琉球馆，先随刘日霁习风水之学，后拜著名朱子学者陈元辅读书习礼，潜心四书五经，又从儒学大师竺天植受《六谕衍义》。蔡温在福州期间，亦拜师研读朱子之学，尤攻经世之法。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几乎都担任了琉球政府的重职，或担任讲解师、训诂师，讲授《小学》《四书》《近思录》等朱子学经典，为朱子学在琉球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琉球王国对朱子学的“在地性”受容与“跨文明”互鉴

据程顺则《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记载，“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始绘圣像，率乡中缙绅祀于其家。望之俨然，令人兴‘仰止’之思。不可谓非圣教之流于海外也”，此为琉球最早的祭祀孔子的活动；“至皇清定鼎，声教诞敷；斯文丕振，较前尤盛。时有紫金大夫金正春于康熙十一年议请立庙，王允其议。乃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庀材，运以斧斤，施以丹雘。至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像于庙中，左右列四配，如中国制。王乃命儒臣行春、秋二丁释奠礼”，此为琉球最早的建立祭祀孔子的至圣庙之记载。至圣庙的建成，大大促进了尊孔思想在琉球的传播，影响深远。而其祭孔的各种典礼，则依据朱子之礼。康熙四十六年（1707）九月，程顺则入京朝贡途经山东曲阜时，参拜了孔府、孔庙与孔林。回国后，程顺则向中山王尚贞奏请启建明伦堂作为讲学之所。建成之后，“两庑蓄经书略备。国王命顺则敬刊《圣谕十六条演义》，于月吉读之，久米之子弟就学其中”。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会议于各乡中随分捐资，公建学堂。而选士之通经、善行者为师，以教子弟。诚一时之盛事、万世之良模也。于是从游者，皆争先恐后，就师肄业。而知言忠信、行笃敬，有彬彬邹鲁之余风焉。……伫见都邑之间，风醇俗美，户诵家弦。臣与臣言忠，子与子言孝，跻中山于一道同风之盛矣”。此外，琉球国王“先后刊有《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集解便蒙详说》《古文真宝》《千家诗》，板藏王府，陈请即得”。其中，“《四书》刻于尚真王，在明正德之时，其来亦久矣”。首里明伦堂与各乡学堂所授弟子之经书，皆以《小学》《四书》《五经》为主。可见到了明末清初，琉球王国对于作为明清官学的朱子理学的教育与受容，已经基本普及。

清嘉庆年间开始，琉球王国也实行了“科试”取士制度。琉球士子所训注的“科试”授业范本，无不以朱子理学为圭臬。例如，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训注《四书体注》；以朱子《周易本义》为标准，训注《易经大全会解》；以朱子《诗集传》为标准，训注《重订诗经衍义合参集注》；以朱门高弟蔡沈《书集传》为标准，训注《书经体注大全合纂》。

（三）琉球著名朱子学者程顺则、蔡温的学术思想及其社会实践

“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程顺则、蔡温是琉球王国最著名的两位朱子学者。琉球学者向廷翼《东汀随笔》称：“前辈宿儒，名彰后世，为人传诵不置者，惟唐荣程公、蔡公二人而已。程公以德性，蔡公以才略。”

被琉球人尊称“名护圣人”的程顺则，尤为注重朱子理学的“理气二元论”与道德教化的民间传扬。为了教化琉球百姓，程顺则捐资刊刻了大量的《六谕衍义》携回琉球，广为传播，对琉球百姓的日常生活与道德养成起到了教育指导作用。他还结合琉球王国的实际情况，规划中山王府官制，依据《朱子家礼》制定祭典与婚丧之礼仪。

琉球朱子学的完全确立，蔡温作出了重大贡献。康熙五十四年（1715），蔡温在华学成回国后，担任琉球中山王世子尚敬的老师，“于圣经贤传百家诸书之内，取先圣之嘉言，前哲之懿行，及切于日用躬行之实者”，辑为《要务汇编》十卷，呈送世子尚敬学习。蔡温著有《澹园集》七卷，刻于乾隆丁卯等年，“总数千万言，皆依傍儒先，引述经史，谆谆教人去客气，存本心。其自《跋》有云：‘若非攻气操心工夫，则圣经贤传日致讲论，实非我有。念后生坠于阱中，因著《澹园集》，皆以攻气操心为本，以为修治者登高之阶’”。由此可见，蔡温之学特重修身践履，其核心在于“攻气操心”工夫论。蔡温认为，学者修身养性以至平治天下，当以攻气操心为本，先克己持敬，再图经世致用。因此，他在强调“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同时，也倡导“实学”为用，发展了朱子学中注重社会实践与人伦教化的层面，从而成就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琉球朱子学，奠定了琉球王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

由于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带有明显的琉球“在地性”特色，又大力倡导朱子理学的实践为用，而被嘉庆五年（1800）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批评为“语根经籍，有道学气，间出入二氏之学，盖学朱子而未纯者”。实际上，蔡温所强调的“攻气”与“操心”，以《醒梦要论》中的《一心灵应图》《以心制气图》《心气争斗图》《以气制心图》诸目来看，其“攻气”之说，当是基于“内外”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强调以心制气，旨在接物应事皆能合乎道德法则，而非单纯的内省之法，与佛老二氏的修养之法并非一致。因此，李鼎元的所谓“学朱子而未纯者”，当是对蔡温学术思想取向的一种误解。

（四）以《朱子家礼》为圭臬的琉球礼仪文化与民间习俗

《朱子家礼》何时传入琉球，史无明载。而明代丘濬对《朱子家礼》的注本《家礼仪节》，则早在明代中期就已经传入琉球。作为清朝时期第一批来华入国子监读书的琉球留学生蔡文溥，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学成归国后，除了为琉球世子讲授《四书》《诗经》外，基于丘濬的《家礼仪节》编纂了《四本堂家礼》，成为琉球王国的第一部礼书。《四本堂家礼》又名《蔡家家宪》《四本堂规模账》。《朱子家礼》分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五大部分，《四本堂家礼》则仿其体例，分为“通礼”“冠礼”“昏礼”“葬礼”“丧礼”“祭礼”“杂录”七目，以《朱子家礼》为圭臬，把中国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礼仪、祠堂中的位置安排，以及?冠、婚、丧、祭等人生重大仪式和规矩，以程式化的礼书形式确立于琉球。蔡文溥《四本堂家礼序》称：“国有国之规，家虽有家规，其规无指南，以至于临事之时难以贯彻。依照我家往昔所行礼式，于礼无益之事废止之，可行之事增之。此节设为规模帐，子孙万代可以相守之。”其将家礼比之于国礼，显示出其编纂之意已越出一家一姓的范围，而希望赋予其普遍化的意义。《四本堂家礼》所载礼规，虽然立足于琉球的社会习俗，对《朱子家礼》进行了“在地性”的适宜改造，但从中仍可以清楚解读出琉球王府礼注中的《朱子家礼》制式、琉球士大夫日用常礼中的《朱子家礼》元素，以及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所遵循的庶民礼俗。

（五）琉球朱子学与东亚各国朱子学的比较研究

朱子学的研究，可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是中国本土的儒学体系中的朱子学；二是海外文化圈中的朱子学，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东亚朱子学。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东亚朱子学是近世东亚文明共有的社会思想形态，琉球朱子学是东亚朱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观目前的东亚朱子学研究，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越南朱子学都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唯独琉球朱子学的研究，至今依然少有问津者。因此可以说，如果不研究蔡温等人的学术思想，东亚朱子哲学的研究同样也是不完整的。我们应该立足比较研究的视野，通过多重文本之间的诠释与对话，分析探讨琉球朱子学与日本朱子学的交流，及其与韩国朱子学、越南朱子学的异同等，势必会揭示出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多元面相和交融互鉴，从而赋予其正确的理论定位与受容定性。

（六）琉球朱子学文献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由于琉球朱子学文献尚未形成系统，多为零星散见，因此必须致力于收集与整理程顺则的《雪堂燕游草》《雪堂纪荣诗》《雪堂杂组》， 蔡温的《要务汇编》《图治要传》《蓑翁片言》《片言续录》《一言录》《御教条》《醒梦要论》《俗习要论》，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与《四本堂诗文集》，久米村郑氏《嘉德堂规模帐》，佚名的《酬世锦囊正家礼大成》，琉球王府刊刻的琉球士人训注的“科试”授业范本《四书体注》《易经大全会解》《书经体注大全合纂》《重订诗经衍义合参集注》《监本春秋》，以及琉球民间文书与家谱中散见的朱子学史料等，才能奠定琉球朱子学研究的基本与核心的文献史料依据。

三、琉球朱子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

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创新与突破。当前，学术界总结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证学的研究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以及“脉络性的转换”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方法、诠释学的方法、比较哲学的方法、话语分析的方法等。琉球朱子学的研究，至今尚属于一个有待拓荒的新课题，能否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研究方法的再创新。当然，上列学术界所总结的海外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无疑是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所谓的再创新，只是基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再立足于特定的研究对象，综合考量琉球朱子学的历史进程、总体架构、学术特点、文化语境、社会实践与文献来源等实际情况而寻求的具体研究方法。

概而言之，即将琉球朱子学的研究，置于明清中琉宗藩关系与东亚朱子学交流互鉴的双重研究视野，采用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琉球朱子学文献史料的网罗钩稽、爬梳抉剔、整理分类、悉心考辨，并辅以田野考察，从史学建构的维度，系统叙述明清朱子学东被琉球的历史背景、主要途径、传播过程及琉球王国的受容情况；从哲学分析的层面，对重要的琉球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作逻辑的、思辨的哲学探究，着力发掘琉球朱子学对中国朱子学的独特发挥；从学术思想的层面，立足于琉球朱子学的本土化形态，逐一阐发程顺则的“理气二元”论与道德教化，蔡温的“攻气操心”论与经世实学；以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考察蔡文溥礼仪教化的社会实践及其影响；通过互为他者的比较研究方法，分析琉球朱子学与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越南朱子学的共性及个性，从而全面系统地探究琉球朱子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揭示朱子学在琉球官方教育与民间教化中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价值观念的塑造与礼仪习俗的养成，精准理解和把握琉球朱子学在多元形塑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面相与地域特征，进而呈现中琉之间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活泼生机，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外传与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

（二）学术价值

东亚儒学是近年来中华儒学外传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朱子学的传播与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且东亚各国对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其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以及本土文化背景而形成的有机融合与交流互鉴，因而更是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仍集中于韩国与日本。实际上，自明初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之后，作为藩属国的琉球出于对文明先进的宗主国的敬仰心理，产生自觉的文化受容感，其意识形态、学术思想与民间习俗亦不断与宗主国发生共鸣。朱子学在琉球的广泛传播，既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精神纽带，又是琉球社会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置冲绳县后，废除了琉球首里的国学、久米村孔庙与明伦堂，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冲绳成为美日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美军的大规模空袭使冲绳那霸几乎被夷为平地，相关的文献资料因战火而焚毁殆尽，残存的琉球朱子学文献可谓欲绝如缕。这也就导致了琉球对朱子学的受容与改造，琉球朱子学的“他文化”形态，以及残存的琉球朱子学珍稀文献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成为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个冷门。有鉴于此，通过对琉球朱子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度的历史考察与义理分析，不仅有助于厘清琉球朱子学的渊源与流变，揭示琉球朱子学的思想特点和体系建构，同时也为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传播、流变和影响提供了又一个坚实可据的历史实证，无疑具有拓荒性的学术价值。

（三）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纵观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因交流与互鉴而丰富多彩的文明发展史。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互鉴共进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稽古以鉴今，彰往以知来。从明清时期朱子学向琉球传播，以及琉球王国的“在地性”受容与“跨文明”互鉴来看，中琉两国人民都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琉球朱子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华文化外传与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而且对当今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加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我国历来有着睦邻友好的文化传统，重视天下体系的建构。朱子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包含着丰富的和谐、和平、和睦的思想内容与价值观念。在目前日本右翼分子不断试图消除琉球社会历史发展中中华文化影响的背景下，积极阐发朱子学在琉球政治、文化及民间社会的深刻影响，对于提升冲绳民众的亲华感与文化认同感，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途径与具体方式虽然各异，但其核心义理则基本保持一致，而琉球朱子学作为东亚朱子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在“在地性”受容与“跨文明”互鉴的过程中，琉球朱子学者在坚守朱子学基本义理的基础上，又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与社会现状，表现出他们独特的理解、阐释与应用。再者，历史上的朱子学形态，既有经典注疏、义理阐发等学术思想内涵，又有关于经世济民与治国理政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原则，更有将理学的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层面。因此，当我们研究琉球朱子学时，必须综合考察其蕴涵的“普遍性”与“在地性”因素，并且全面、系统地探索上述朱子学的三种形态，才能精准把握琉球朱子学的思想内涵、体系建构与复杂面相。

方遥，1986年生，厦门大学哲学博士，曾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朱子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元明清理学、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