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社交媒体时代民主的迷思: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8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00:40

进入专题: 社交媒体   代议民主   协商民主  

陈文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传播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民主的新变化,也催生了对其政治后果的分析。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对民主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外学者一直广泛讨论的主题,但几乎没有形成共识。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民主资源和工具,带来了均等化和民主化的曙光;其他研究者则相信社交媒体将会撕裂社会,给民主发展带来新的威胁。对国外乐观派和反乌托邦派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分类和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交媒体与政治体系的复杂关系,了解社交媒体时代民主的发展历程、困境及其逻辑。

关 键 词:社交媒体  代议民主  协商民主


民主是当今歧义最多的政治概念之一。尽管对其内涵众说纷纭,但“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多元化和协商被视做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社会需要言论自由、观点的多样性、信息的交流以及积极的公民”①。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YouTube等)是基于互联网的通信平台和应用程序,是新媒体的翘楚。“在过去的十年或十二年里,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迅速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确立了其作为信息共享工具的稳固地位。Facebook和Twitter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两个社交网络服务(SNSs)。据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1日,Facebook拥有18亿活跃用户,Twitter在2017年9月拥有3.17亿活跃用户。”②目前,社交网站与搜索引擎并列成为访问次数最多的网站,人类正进入名副其实的社交媒体时代。

近年来社交媒体与政治的“联姻”,不仅改变了传播形态和舆论范式,也突破了传统民主某种形式的局限,使得技术与政治、公民权利产生了共鸣,为广大民众监督政治、打破话语垄断、影响公共决策、反映利益诉求以及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通道,为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力量,社交媒体加深了数字鸿沟,导致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而且它极易被政治权力和资本逻辑所侵蚀,成为权势集团加强专制统治或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因此,社交媒体在质疑者看来没能让政治更加民主化,甚至认为是“民主的陷阱”和“民主的威胁”。直至当下,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西方民主的理论,诸如代议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传播学理论家认为,“如果不研究传媒领域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民主化。”③因为“民主社会和媒体不只是并行共存,而且有着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④。根据斯拉夫科·斯普利哈尔(Slavko Splichal)的说法,“民主指一种政府形式,确保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平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溯至古希腊思想,至少有四个假设表征了传播领域的民主:(1)公民知情;(2)他们一般对政治感兴趣(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结果);(3)公民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4)所有决定都提交给公众讨论。⑤

近年来,随着代议制民主的衰落,参与选举投票的公众人数减少,公众不仅拉开了与政治之间的距离,而且对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兴趣和信任度普遍下降,“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政治世界是那么的遥远、令人困惑、毫无意义”⑥。而对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创新民主机制运行的方式,规范权力运行,维护民众利益,有助于形成所谓的基于互联网的大众民主。当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传统的民主政府模式遭受批评而日渐衰弱时,社交媒体技术迅速地被各国政治系统所接受。因此,社交媒体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热烈讨论和关注,甚至被寄予“重振民主”和“再造民主”的厚望。

虽然人们认为社交媒体具有促进政治传播民主化的巨大潜力,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技术的实践和尝试本身可以被视为民主机会”⑦,但是,关于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改进民主质量的问题仍然缺乏充分的实证分析和经验证据。因此,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引发了关于它对民主进程的潜在影响的广泛辩论。如有学者指出:“在建立民主的国家,电子民主一直(而且往往夸大了)被视为能治愈民主衰落和振兴现代化民主进程的万能药。”⑧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社交媒体如何强化民主原则来展开。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线交互性的增强将增加透明度,使检索和获得更多信息成为可能;可以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功能,在制度化渠道之外,赋予边缘化群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促进公众意见的形成;为社会运动甚至是新的行动者(“草根”运动)创造了新的机会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倡导协商民主或直接民主,促进了公民协商和直接决策,构建了公民自治的愿景。

对社交媒体民主化潜力的研究通常遵循一种规范性研究方法,涉及网络乐观主义(或网络悲观主义),即假定民主的质量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相当多的研究者采用了技术现实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技术本身不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它对政治结构、过程、行为和规范的影响取决于使用动机、传播内容、使用方式(定量和定性)等政治背景。所以,社交媒体对民主发展及其质量的影响是两面的:它可以丰富和加强民主的价值和进程;但同时它也可以构成民主进程的压力因素,损害民主的质量。因此有研究者坦言,虽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研究成果,但对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特别是它能否促进民主质量产生明显的改善,仍知之甚少,也缺乏一致性的描述。因此,今天在研究社交媒体和民主关系的时候,特别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和汲取更广泛的观点,以便克服研究中的孤立和折衷倾向。⑨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现在,关于新技术的公开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民主的未来都重要。”⑩


二、社交媒体对参与民主的影响


参与民主是结合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人指出,“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对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1)参与民主承续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蕴涵了回归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价值,被视为对精英民主的一种规范性理论回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克服了制度、空间、时间和立法上对沟通的限制,在这样的过程中,它加强了信息交流、实践活动和行动资源,促进了公民动员并推进了参与式民主”(12)。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也指出,在信息立即可以分享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13)

对于社交媒体能否促进公众政治参与,很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可以用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统治”原则变得更加切实。原因如下:第一,社交媒体削弱了信息集权和控制,让政治精英与技术专家的权威土崩瓦解。如贝尔纳·昂若尔拉(Bernard Enjolras)认为,由于社交媒体提供新的开放型信息网络并嵌入到社会组织网络之中,社交媒体可以降低资源上的不平等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14)伯纳德·格罗夫曼(Bernard Grofman)也指出,社交媒体有利于消除沟通障碍,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形式和参与风格。(15)第二,社交媒体创新了政治决策的模式,促进了决策的民主性。一些学者指出,社交媒体改变了“专家政治”和“精英政治”现象,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在公共政策发展和实施的辩论中给众多的现代社会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第三,社交媒体参与使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与高效,及时纠正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偏向”和溢出效应。如妮娜·塔瓦尔·卡农戈(Neena Talwar Kanungo)指出:“新技术的出现将带来治理的透明度,将导致更高的效率,进而带来更大的民主。”(16)

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一些学者认为数字鸿沟影响政治参与的平等性,甚至加剧了现有社会力量的不平衡。数字鸿沟是人们在通信技术使用意识、使用技能、使用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卡伦·莫斯伯格(Karen Mossberger)认为,数字鸿沟事实上包含“生存鸿沟、技能鸿沟、经济机会鸿沟和民主鸿沟”等多维内容。(17)对于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人们接触媒体的环境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加剧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离。很多学者认为新的信息技术将导致技术上处于不利地位个人的形成。安德斯·奥洛夫·拉森(Anders Olof Larsson)就认为,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经常被认为是精英媒体,从而削弱了它的民主潜力。(18)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指出,政治和商业上富有的领导人控制和垄断媒体信息和文化生产会破坏民主交流。(19)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源和地位的不平等,加上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交媒体技术并未瓦解信息的分层结构和垄断,其所带来的参与民主很容易陷入精英主义的现实窠臼。


三、社交媒体对发展协商民主的影响


协商民主是多元民主社会中一种具有合法性、公开性特征的治理形式。自1980年约瑟夫·比塞特(Joseph 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作为一种复兴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对重振民主理想价值的宏图和推动现实民主价值的回归具有积极意义。而在西方学界,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性视角出发,媒体一直被认为具有促进民主的功能,并且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自由民主理论意义上的民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20)

在当今有关媒体与民主的学术争论中,很多学者倾向于协商民主的框架,认为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带来了协商民主的新时代。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交媒体在推动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中,实现了身份平等、言论自由、理性交往、参与广泛等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彰显了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第二,社交媒体实现了平等地获取信息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方式,提供了加强民主协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协商民主的进程。如卡农戈指出,新的数字技术会在虚拟论坛中带给公民更真实、更深刻的协商形式民主,数字媒介的直接表述可以提供争取对话和协商的民主基础。(21)拉尔森也指出,社交媒体“有助于拓宽公共辩论,它构成了一种新的公共交流舞台”(22)。第三,社交媒体将创造一种民主论坛和“对话式民主”,因为它从协商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形成对政治家们的监督,同时防止出现参与的仪式化和形式化。如里夫科西亚·斯皮利奥托普卢(Lefkothea Spiliotopoulou)指出,社交媒体使政府机构的能力广泛提高;增加了公民的参与,在公共政策发展和实施辩论中,给众多现代社会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力减少了腐败现象。(23)

尽管社交媒体等工具给协商民主带来了极大便利,并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如被喻为“思想市场”或“公共论坛”,但也有许多批评人士指出,公众的数字在线讨论往往破坏了协商民主,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交媒体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分裂,损害了媒体应有的协商性。如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消解了协商过程,使协商民主进一步处于守势(24);克里斯汀·贝拉米(Christine Bellamy)等人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不仅会反映而且还会加剧公共领域的分裂(25)。第二,社交媒体芜杂的信息和极端化的言论将损害共识的形成。如皮埃尔·奥米戴尔(Pierre Omidyar)指出,社交媒体制造了一边倒的观点和信息的泡沫,使偏见的观点永久化,使健康言论的机会减少。(26)对此,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即使在严肃的社交网站上,交流都是围绕日常电台报道的极端内容而进行的极端辩论,很少有真正建设性的观点、积极的讨论或有力的辩驳。同样,扬·范·戴克(Jan Van Dijk)也指出,软件的技术能力不容易导致共识和结论。(27)


四、社交媒体对建构公共领域的影响


众所周知,没有真正的公共领域,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而在哈马贝斯看来,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用于公共协商的空间——这是一种建立于理性争论基础之上的交往场域,而且在这样一个非强制性的“思想市场”里,其偏好是协商、交流思想和研讨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卡梅伦·诺里斯(Cameron Norris)等曾经指出,公共领域的运作有三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通过强大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一个强大的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广泛的信息获取途径。(28)在数字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电子公地”“虚拟空间”和“公共论坛”,为民主实践带来新的技术载体和渠道。

当今,一些西方学者把媒体视为公共领域,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媒体就是公共领域。(29)一些学者强调今天的公共领域已不只是物理空间,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迅速成为民主参与的公共领域和网络工具。社交媒体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互相交流的民主空间,其魅力就在于其所蕴含的公共精神,即平等性、开放性、自主性、批判性。这些使社交媒体在复杂的、异质的社会中俨然成为一个多元话语的平台和“观点的公开市场”,社会各方就一些公共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新型的拟态社会形式和一个共享的道德框架,最大限度地将不同的观点纳入公共辩论,以达成共识。尽管分歧并非总得到解决,但是它毕竟为个人提供了超越其主观性的机会,并在考虑是什么构成公正和民主社会这个问题时,将这些分歧纳入他们的思考之中。因而,齐齐·帕帕卡瑞斯(Zizi Papacharissi)指出,社交媒体最接近于重新创造一个“公共领域”,所有成员都可以加强话语的联系,共同参与到公民社会的构建之中。(30)

对于社交媒体在构建和创新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也有不少质疑者提出了反对的观点。其一,社交媒体并没能有效地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如帕帕查瑞斯指出,社交网络和Web 2.0的存在并不能直接导致互联网用户参与政治并产生有价值的讨论。马吕斯·约翰内森(Marius Johannessen)也直言,在公民发起的电子参与中,社交媒体不能被视为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因为社交媒体不够包容,缺乏目的和规则,参与率不高。(31)其二,社交媒体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话语的片面化和群体分裂的风险。一些人认为,在创造新的交流和思考领域时,网络传播的碎片化会危及共享和融合的公共文化。如埃里克·吉尔伯特(Eric Gilbert)指出,数字通信可能会导致创建众多的“回声室”,造成分裂和孤立的风险。(32)汉斯·约尔格·特伦兹(Hans Jrg Trenz)也指出,社交媒体很难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类型,因为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在社交媒体上投入时间。(33)其三,社交媒体上存在着话语权的不平等。由于精英在经济、政治和媒体机构上的影响力,公共话语往往由权力来塑造。结果是普通公民往往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对此,罗伯特·麦可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强调,那些认为技术能够自动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领域的人是在自欺欺人。(34)


五、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历史产物,社会运动采取协会、公共集会、示威活动等特定的形式发生于特定的历史之中,尽管如此,“社会运动一直是民主社会的显著特征”(35)。事实上,社会运动和民主化之间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二者密不可分。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民主化;反之亦然。从历史实践来看,社会运动部分源于民主化斗争,并常随着民主化的程度兴盛或衰颓。此外,社会运动并非必然会拥护或推动民主,运动的形式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利益诉求,而并非出于民主化本身的要求。所以社会运动很容易走向激进,带来混乱无序和暴力。

社交媒体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传播能力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逻辑,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和“政治环境”。“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发生之后,学者们从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机制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第一,一些学者将新的社交形态命名为“网络集体行动”和“连接行动”,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理想场所。(36)第二,一些学者从社会运动组织成本的角度来论述社交媒体所起到的作用。如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认为,社交媒体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增加了相似的个体形成群体的倾向。(37)第三,一些学者从工具性的角度论述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西蒙·林格伦(Simon Lindgren)指出,社交网络有潜力为各种参与活动提供一个平台。(38)克莱·舍基(Clay Shirky)还强调,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政治运动的协调工具。(39)第四,一些学者从建构集体认同、塑造舆论生态等方面来论述社交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如斯特凡尼娅·米兰(Stefania Milan)指出,它们通过提供始终在线的平台来增强集体行动的“交互性和共享性”,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管理者”,改变了实践、话语,甚至是抗议的动力。(40)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在助推社会变革和民主运动发展的同时,也给民主化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如凯文·德卢卡(Kevin DeLuca)认为,“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为激进主义创造了新的环境。”(41)第二,社交媒体促进网络集体行动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生成。如戴维·齐姆布拉(David Zimbra)指出,极端主义运动积极地利用互联网作为一种快速、廉价和匿名的交流手段,克服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信息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42)美利娜·林(Merlyna Lim)则指出,社交媒体多年来一直是埃及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也指出,移动通信技术(移动电话、无线笔记本、黑莓)的日益普及也使“智能暴徒”的出现成为可能。(43)第三,社交媒体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有限。如舍基认为,从长远来看社交媒体很难建立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甚至会走向民主运动的反面。⑩还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只能帮助公众参与集体行动,而不是直接推动民主化,也不能改变公众对民主和其他政治行为的态度。


六、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网络或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或关系而获得的利益和资源,它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民主社会的基石。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其定义为“个人—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可信赖的规范”(45)。他认为网络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宽容和合作的基本条件,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他还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激发公民的行动主义,塑造民主政治的核心。可以说,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影响了人们建立、发展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从新的维度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如网络资本、参与性资本等),对民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社交网络的固有资源。对于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学者给予了或肯定或批判的阐释。肯定的阐释认为:第一,社交媒体的使用加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环境,使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资本)和正式关系(参与资本)变得更有可能。学者们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通过社交媒体建立或维护社会联系、实现互惠和信任的相关价值,以及如何对民主产生好处等方面。第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资源和联系是丰富的,社交媒体具有促进社交和互动的特定功能,是加深信任和共同规范的社会粘合剂,能够扮演桥梁和纽带(“连接”和“粘接”)的角色,降低发展关系的障碍。如哈维尔·萨胡里亚(Javier Sajuria)认为,社交媒体创造了跨越传统地理边界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促进了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交流,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46)第三,社交媒体可以视为加强现有关系的一种手段,加强了社会资本。如凯蒂·皮尔斯(Katy Pearce)认为,社交媒体可以通过维护关系、发展新关系、构建声誉三种机制提高社会资本。(47)

关于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认为社交媒体会取代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往通过紧密关系培养的社会资本可能会下降。如帕特南认为,计算机媒介使得网络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原因在于:其一,面对面的交流比在线交流更有效;其二,在线互动只是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间进行,这将产生“网络分割”;其三,数字鸿沟阻碍了公众之间的互动;其四,互联网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娱乐形式而非促进交流。(48)第二,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导致了精英主义的强化、信息的碎片化等,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增殖。如查尔斯·斯坦菲尔德(Charles Steinfield)指出,并非所有社交网站的使用都是积极的,人们可以说别人的坏话,可以跟踪不知情的用户;公司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利用SNSs数据推销产品和服务;等等。(49)第三,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将解构传统的人际关系,阻隔个人情感的表达,结果导致严重的社会孤立或网络隐私主义。(50)有学者还指出社交媒体上一些异化的信息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加大了社会隔离。如奥米戴尔指出,不同平台因自身政策和特点不同,可能为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和性骚扰提供便利。(51)


七、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民主之间复杂政治关系的争论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在国外学者中,社交媒体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常常被简化成“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技术愤世嫉俗者”之间的辩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网络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交媒体在获取信息和思想交流方面可以增强政治参与、公民社会和民主,开启公众直接民主的新时代,“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化浪潮”(52)。相比之下,“技术反乌托邦主义者”(网络悲观主义者)对社交媒体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并不是民主的福音和天然的恩主,其带来的只是民主的幻像和潜在的风险,权力束缚、经济制约、技术掣肘、精英操控等都对民主构成了损害。

社交媒体是否会促进或阻碍民主是一个实证和概念性的问题,学者们的争论实际上触及了民主的本源性问题。事实上,“信息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发展,并没有让民主陷入困境”(53),相反,它为民众参与民主进程和程序提供了新的机会。正如埃里克·尤斯拉纳(Eric M.Uslaner)所宣称的那样,社交媒体“既不是魔鬼的工具,也不是新的耶路撒冷”(54)。社交媒体对民主的挑战是机会还是风险,除了取决于政治行为者本身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技术与权力在现有民主制度中如何被占有和使用,取决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于民主的发展,“社交媒体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决定性”(55)。因为技术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将在塑造互联网与民主化之间的特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种“把媒体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的媒体乐观主义者,易陷入“媒体中心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泥淖。

事实上,媒介民主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标志和一个既定且不可动摇的现实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民主的未来是电子民主”(56)。也正如亚历克斯·弗朗斯(Alex France)所宣称的那样,作为一种广泛的交流系统,社交媒体在民主的未来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57)在国外,各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秉持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他们看到了数字和社交媒体创造更好民主的能力。因此,“随着社会日益数字化,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行各种电子参与计划以促进公众民主利益”(58)。“电子民主”“远程民主”“虚拟民主”或“数字民主”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深化民主的重要手段和未来的民主发展形式。当前,在全球化、信息化叠加的背景下,我们应顺应时代潮流,依据中国语境和国情,释放新兴传媒技术的潜能和正向功能,纠正其价值偏向,使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Sarita Yardi and Danah Boyd,"Dynamic Debates: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in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Vol.30,No.5,2010,pp.316-327.

②Kaoru Endo et al.(eds.),Re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Socially Mediated Age,Singapore:Springer Verlag,Singapore Pte Ltd.,2017,pp.73-74.

③David J.Park,"Media,Democracy,and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Vol.26,No.3,2002,pp.237-260.

④Danielle Raeijmaekers,"Media,Pluralism and Democracy:What's in a Name?",in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7,No.7,2015,pp.1042-1059.

⑤Slavko Splichal and J.Wasko(eds.),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Norwood,NJ:Ablex,1993,p.4.

⑥[美]瓦克《民主精英理论的批判》,载于《美国政治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⑦Brain D.Loader,"Networking Democracy?",i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4,No.6,2011,pp.757-769.

⑧Marianne Kneuer,"E-democracy:A New Challenge for Measuring Democracy",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7,No.5,2016,pp.666-678.

⑨Marianne Kneuer,"E-democracy:A New Challenge for Measuring Democracy",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7,No.5,2016,pp.666-678.

⑩Mohd Azizuddin Mohd Sani,"The Social Media Election in Malaysia: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in Kajian Malaysia,Vol.32,No.2,2014,pp.123-147.

(11)[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3页。

(12)Panayiota Tsatsou,"A 'Two-Level Social Capit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Civic Activism:Lessons From the Role of Facebook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in Social Media & Society,Vol.2,No.4,2016,pp.1-16.

(13)[美]约翰·奈斯比特等《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14)Bernard Enjolras and Kari Steen-Johnsen,"Social Media and Mobilization to Offline Demonstrations:Transcending Participatory Divides?",in New Media & Society,Vol.15,No.6,2012,pp.890-908.

(15)Bernard Grofman,Alexander H.Trechsel and Mark Franklin(eds.),The Internet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Voters,Candidates,Parties,and Social Movements,Lond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p.60.

(16)Neena Talwar Kanungo,"India's Digital Poll Battle: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16th Lok Sabha Elections",in Studies in Indian Politics,Vol.3,No.2,2015,pp.212-228.

(17)Karen Mossberger and Caroline J.Tolbert and Mary Stansburg,Virtual Inequality: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3,p.2.

(18)Anders Olof Larsson and  Ihlen,"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Party Leader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3 Norwegian Elections",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0,No.6,2015,pp.666-681.

(19)David J.Park,"Media,Democracy,and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Vol.26,No.3,2002,pp.237-260.

(20)Max Grmping,"'Echo Chambers':Partisan Facebook Groups during the 2014 Thai Election",in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Vol.24,No.1,2014,pp.39-59.

(21)Neena Talwar Kanungo,"India's Digital Poll Battle: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16th Lok Sabha Elections",in Studies in Indian Politics,Vol.3,No.2,2015,pp.212-228.

(22)Anders Olof Larsson and Hallvard Moe,"Studying Political Micro-blogging:Twitter Users in the 2010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in New Media & Society,Vol.14,No.5,2011,pp.729-747.

(23)Lefkothea Spiliotopoulou,"Framework for Advanced Social Media Exploitation in Government for Crowdsourcing",in Transforming Government:People,Process and Policy,Vol.8,No.4,2014,pp.545-568.

(24)Antje Gimmler,"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Internet",i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Vol.27,No.4,2001,pp.21-39.

(25)S.Coleman,J.Taylor and W.Van de Donk(eds.),Parliamen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69.

(26)Pierre Omidyar,"Six Ways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Direct Threat To Democracy",i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35,No.1,2018,pp.42-45.

(27)J.Van Dijk(ed.),The Network Society: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London:Sage,1999,p.91.

(28)Max ,"'Echo Chambers':Partisan Facebook Groups during the 2014 Thai Election",in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Vol.24,No.1,2014,pp.39-59.

(29)Mark Postor,"Cyberdemocracy: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in D.Porter,(eds.),Internet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7,pp.201-218.

(30)James M.Cook,"Gender,Party,and Presentation of Family in the Social Media Profiles of 10 State Legislatures",in Social Media & Society,Vol.2,No.2,2016,pp.1-11.

(31)Marius Rohde Johannessen,"Social Media as Public Sphere: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in Transforming Government:People,Process & Policy,Vol.10,No.2,2016,pp.212-238.

(32)Anastasia Denisova,"Democracy,Protest and Public Sphere in Russia after the 2011-2012 Anti-government Protests:Digital Media at Stake",in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9,No.7,2017,pp.976-994.

(33)H.Trenz and K.Eder,"The Democratizing Dynamics of a European Public Sphere",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7,No.1,2004,pp.5-25.

(34)[美]罗伯特·W.麦可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35)Brian D.Loader,"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Media",in Sociology Compass,Vol.2,No.6,2010,pp.1920-1933.

(36)Sebastian Valenzuela,"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The Roles of Information,Opinion Expression,and Activism",i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7,No.7,2013,pp.920-942.

(37)Robert Brym,"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5,No.2,2014,pp.26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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