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黄帝战蚩尤”故事，蕴含着神话与历史、精英阶层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其衍生过程也承载着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建构功能。春秋战国之际，“黄帝战蚩尤”开始被明确地书写于文献，叙事者将蚩尤视为炎帝、黄帝共同的敌人，呈现出华夏共同体文化自觉性的提升。其后，“黄帝战蚩尤”不再需要炎帝作为中介和桥梁。经《管子》《山海经》《黄帝四经》以及清华简《五纪》的进一步演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得以定型并走向丰富、灵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书写，展示出“黄帝战蚩尤”由出现、衍生乃至走向高潮的过程，其间折射出经典文献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轨迹，更映照出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和进阶。

关键词：黄帝战蚩尤；民间信仰；经典知识；共同体意识

“黄帝战蚩尤”可谓是广为人知的“中国故事”，也是早期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战蚩尤”因见载于多部中国早期文献，而被学界进行着丰富多样的解读。在纷繁复杂的阐释中，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一种倾向认为“黄帝战蚩尤”是远古时期的历史映照，代表着远古时期华夏集团征战东夷集团或苗蛮诸族的历史事实；另一种观点认为“黄帝战蚩尤”仅仅是先民的神话传说，代表着某一种祭祀仪式的表演或民间习俗。

整体来看，这两种研究倾向都没有停留于“黄帝战蚩尤”故事的表层含义，而是注意深挖其蕴含的象征意义和价值内涵。前贤时彦的研究，有助于笔者进一步思考“黄帝战蚩尤”的多样化书写与动态化衍生过程。客观而言，学界的两种研究倾向所根据的文献记载本身也具有差异性和历时性，特别是清华简《五纪》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战国时期存在着多元的“黄帝战蚩尤”故事，而我们要想准确把握这些故事书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动态化过程，就必须结合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辨析，而不是将这些文献的言说不加区分、平面静态化地加以阐释；同时，单一地使用“神话历史化”或“历史神话化”进行概括性描述，也会将“黄帝战蚩尤”故事所蕴藏的深层内涵加以忽略或遮蔽。为此，笔者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动态而非静态的视角来呈现早期叙事中“黄帝战蚩尤”的衍生过程，进而以神话与历史、精英阶层与民间信仰互动的立场揭示其所蕴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建构功能。

一 黄帝征战对象的确立及原因

从现存文献来看，“黄帝战蚩尤”被清晰地书写于文献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诸如《左传》《国语》等记载春秋史事的文本尽管言说了黄帝征战，但却没有直接呈现“黄帝战蚩尤”。《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所呈现的黄帝征战即证明这一书写特征的存在：前者是出自晋国卜偃占卜之辞“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后者是出自晋国大夫司空季子之口“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这两则是目前所见有关黄帝征战的最早书写，一般认为“黄帝战于阪泉”的交战双方就是黄帝、炎帝。特别是根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有关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记载，卜偃之卜辞“战于阪泉”的双方就是黄帝和炎帝。但《左传》《国语》所言说的黄帝征战又没有直接点明交战的双方，因此又可以根据梁玉绳、杨伯峻等人的观点将阪泉与涿鹿视为一体，卜偃所说的“黄帝战于阪泉”即为黄帝与蚩尤的交战。沿着这一思路，司空季子所说的“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可理解为炎黄二帝联合以征伐蚩尤。而这一阐释，也正与《逸周书·尝麦解》的炎帝、黄帝、蚩尤三人之间的故事相契合：蚩尤逐炎帝以至“争于涿鹿之河”，炎帝“乃说于黄帝”以至黄帝开始征伐蚩尤。相比于《左传》《国语》，《逸周书·尝麦解》所记炎帝先于黄帝统治天下，面对蚩尤的叛乱，炎帝无法平叛，只得邀请黄帝平乱，于是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对于《左传》《国语》与《逸周书》的这一书写，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左传》所说的“阪泉之战”并非涿鹿之战，其中重要的根据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兼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记载。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两战相分”的观点并不能得到先秦文献以及古代地理志的支持，如除了《大戴礼记·五帝德》，《归藏》佚文也言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王家台秦简《归藏》“同人”卦虽然言说黄帝与炎帝交战地点的简文残缺不存，但依文义可判定同于《归藏》佚文。至于古代地理志更是多次确认阪泉与涿鹿为同一地方，如唐代张守节所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又引《晋太康地理志》“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史记》第1册，第6页）。另外，《逸周书·史记》将“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与“徙居至于独鹿”并列，最后又指出“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第965页），其中尽管没有出现炎帝或蚩尤之名，但通过阪泉氏的行为可知，“阪泉”应指《尝麦解》中的蚩尤。

当然，在阪泉与涿鹿相互缠绕又难以二分的情况之下，一些学者还倾向于将《尝麦解》之蚩尤解释为炎帝之后，如汉代纬书《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四》“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又云“蚩尤，炎帝之后，恃亲强恣，逐帝自立，篡号炎帝”。现代学者蒙文通进一步认为“蚩尤即炎帝”，他依据《文子》“赤帝为火灾”、《淮南子·兵略训》“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史记·律书》“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以及《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等，认为“是火灾者蚩尤之所为，知蚩尤即炎帝也”。显然，将蚩尤解释为炎帝后裔、甚至直接视为炎帝，虽然能够弥缝黄帝征战对象的不同，但无疑又忽略了《左传》《国语》所记话语的模糊与多义性，同时也无法回应《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蚩尤与炎帝同时、蚩尤为炎帝之臣的描述。

所以，合理而妥善的立场是认可从《左传》《国语》到《尝麦解》书写的变化：黄帝征战的对象由模糊变得明晰和确定，“黄帝战蚩尤”正式被书写于《逸周书·尝麦解》，而黄帝对蚩尤的征伐，其间还需要炎帝的参与和联结。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时人对于炎帝德行的合法化阐释以及黄炎后裔的交融和汇流，即《国语·周语下》太子晋所言相关部族可统括为“黄、炎之后”（《国语集解》，第98页）。如果说春秋时期由于宗法血缘结构的维系，代表着黄帝后裔的姬姓族群与代表着炎帝后裔的姜姓族群，还存在着明确的族姓区分，那么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以黄炎后裔为主体的族群、姓氏进一步融合，由此早已完成“自觉化”的华夏群体意识得以升华，即“黄、炎之后”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得以进阶。此时追认先祖不仅代表着荣耀与褒扬先祖之功，更指向自身价值的确证和合法化身份的获得：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由于“黄炎之后”的合流使得华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于此“黄帝战蚩尤”不但被正式、清晰地书写于文献，而且还呈现出黄帝与炎帝的联合与协作。

二 蚩尤在精英阶层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结合《左传》《国语》《逸周书·尝麦解》《尚书·吕刑》等文献所反映出的信息，可以判断尽管蚩尤的故事可能自古相传，但蚩尤成为黄帝征战对象的明确书写却呈现在春秋战国之交。《大戴礼记·用兵》所记对蚩尤的言说，可以看作是蚩尤进入经典文献的初始状态：

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大戴礼记解诂》，第209—210页） 

对于鲁哀公所提的“蚩尤作兵与”之问，孔子语气坚定地进行了否定：这种态度不但不认可“蚩尤作兵”，也不承认蚩尤具有能与黄帝、炎帝齐平的高贵地位和身份。从两人的对话逻辑来看，鲁哀公之问“蚩尤作兵”应出自于民间传说或普通社会的传言，代表着普通社会对蚩尤的认识和评价，侧重于对蚩尤进行文化创制意义的判断。以《用兵》的直接否定而言，源于普通社会、民间传说的“蚩尤作兵”无疑蕴藏着具有善义的褒扬和赞赏，这也是孔子进行否定的基础和前提。与之相反，孔子直斥蚩尤为“庶人之贪者也”“惛欲而无厌者也”，如同“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通过连用的判断句式，文本作者坚定地给出“蚩尤”的定义是“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一类人的代表。按照先秦著述的方式，此处的“孔子”也许不便遽然视为孔子本人，但可视为儒家学者的代表。相比于其他诸子，儒家学者显然更为强调自古以来的文献传承，也更为推崇前代遗留下来的知识观念，但在这里，儒家学者却直言蚩尤为“庶人”，且惛欲贪婪如同“蜂虿挟螫”一样，这与《逸周书·尝麦解》中作为一方首领而且能够与黄帝、炎帝相较量的蚩尤形象，可谓天壤之别、差距悬殊。虽然很难判断《用兵》书写于《尝麦解》之前，但从儒家坚守古典知识观念的立场来看，蚩尤最初进入经典文献书写所代表的是“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的一类人，因而也并不具备被黄帝征伐的资格和身份。换言之，在经典知识文献中，来源于民间社会富有文化创制意义的“蚩尤作兵”，并没有被接纳，而是被坚守经典知识观念传统的儒家学者定义为贪得无厌的“庶人”，没有资格“作兵”，更没有资格与“圣人”一较高下。

与《逸周书·尝麦解》记述蚩尤与黄帝征战的事迹相比，《用兵》中的蚩尤不但不是黄帝的对手，也不是拥有高位和权力的部族首领：此时的蚩尤只是“庶人之贪者”，很难与炎帝和黄帝的地位相提并论。与《吕刑》所言“蚩尤惟始作乱”相比，《用兵》虽然认为蚩尤是昏聩贪婪之人，但还未明言其犯上作乱、贻害后人。

这些现象展示出在《尝麦解》《吕刑》《用兵》三篇文献所记载的“蚩尤作兵”“蚩尤作乱”“黄帝战蚩尤”的三种蚩尤传说中，“蚩尤作兵”出现的时间最早，而且来自于普通社会、民间传说，指向于蚩尤文化创制意义的价值取向。而作为精英知识阶层代表的儒家学者则根据经典知识传统驳斥了“蚩尤作兵”所蕴含的善义，进而将蚩尤定义为“惛欲而无厌者”“庶人之贪者”，于此进一步衍生便出现反叛作乱的蚩尤形象。也许将文化创制意义上的“蚩尤作兵”，理解为持兵作乱的蚩尤，完全是一种误读。但是，当蚩尤一旦被贴上了贪婪、恶人的标签之后，紧接着将会遮蔽“蚩尤作兵”的文化创制意义，进而将蚩尤视为黄帝征伐的对象。

三 “黄帝战蚩尤”与炎帝的中介角色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明确书写“黄帝战蚩尤”故事的内容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大荒北经》《庄子·盗跖》《逸周书·尝麦解》、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清华简《五纪》等。在这些文献中，《史记》撰写于汉代，《庄子·盗跖》《黄帝四经》均成篇于战国晚期，《山海经》部分内容可能来源甚古、传自久远，但书写时代应该晚至战国后期，其中的“黄帝战蚩尤”性质较为复杂，应放置于整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清华简《五纪》记载的“黄帝战蚩尤”，虽然论者在分析时多与《山海经·大荒北经》作对比，但其叙述立场与肢解蚩尤的情节说明它与《黄帝四经》的描述更为接近，因此两者的书写时代应大体相近。

从文献成篇的时间来看，《逸周书·尝麦解》的“黄帝战蚩尤”故事无疑最早，其中“黄帝战蚩尤”的书写可追溯至春秋末战国初或战国中前期。相比于《山海经》的神奇斗法、《黄帝四经》的持久备战以及清华简《五纪》的祭祀占卜，《逸周书·尝麦解》则使用较为质朴而切实的话语风格呈现出“黄帝战蚩尤”的过程，而且又与炎帝的故事相缠绕：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第731—736页）

这一段文字涉及到的人物丰富多样、关系复杂，是众多“黄帝战蚩尤”故事中人物关系争议最大的文本：除了蚩尤、黄帝，此段还有赤帝、少昊、大帝、二后等，对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联，历来都是注家争论的焦点。各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其中的赤帝就是炎帝，因为《左传》记载郯子明言“炎帝氏以火纪”。于此，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关联应为：炎帝统治天下，蚩尤为炎帝之臣，但暴虐叛乱，不但“逐帝”，而且贪婪无厌以至“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面对蚩尤的这一叛乱，炎帝“大慑”，其后只得请黄帝出面平乱；黄帝以“以甲兵释怒”，最终“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在战胜蚩尤之后，《尝麦解》的作者虽没有明说黄帝取代炎帝而统治天下，但从“用大正顺天思序”“用名之曰”“乃命少昊”以及“正五帝之官”可知，黄帝已经在行使天子治理天下的权力，这也是《尝麦解》作者借“王”之口言说黄帝之功使得“天用大成，至今不乱”的前提。

显然，与其他文本书写的“黄帝战蚩尤”相比，《尝麦解》的线索最为繁复，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炎帝的出场。如前所言，这里的炎帝已不同于《左传》《国语》：他不但位居黄帝之先，而且能够“分正二卿”，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因此他也首先受到蚩尤叛乱的冲击，最后不得已请黄帝出面平叛。在黄帝与蚩尤之间，炎帝是两者关联的中介：蚩尤反叛的对象不是黄帝而是炎帝，黄帝并非直接征伐蚩尤而需要炎帝的邀请。炎帝在《尝麦解》中是连接黄帝和蚩尤的中介和桥梁；同时，炎帝的地位进一步被提升，成为在黄帝之前统治天下的帝王，这为后来炎帝、神农合体进而成为“三皇”之一做好了铺垫和前提。随着相关文本的衍生与知识观念的聚合，春秋社会所说的“黄、炎之后”也必然演进为“炎黄之后”。于此，“黄帝战蚩尤”背后的文化共同体力量则更加凸显：黄帝、炎帝由并列同时走向了前后相承、依次相序，并且协同合作、联手共同对抗反叛，这使得“黄炎之后”在文化层面上体悟到更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后世认为的“炎黄结盟”，也找到了最为明晰的文献根据。这就是“黄帝战蚩尤”背后的话语实践力量，特别是当这一远古叙事通过周王之口，借助天子档案加以载录之后，它所获得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更是不可估量的。无疑，通过这一书写，《尝麦解》的作者不但为黄帝、炎帝找到了各自合理而恰当的位置，而且也为二者的后裔提供了协同合作的历史根据和话语基础。同时，处在《尝麦解》叙事逻辑中的蚩尤，不但承担起贪婪暴虐的角色，更使黄帝得以建功立业、平叛四方，并最终拥有天下、成为万民共主；蚩尤贪婪而主动争夺天下的行为，与黄帝被炎帝邀请去征伐进而获得天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在呈现蚩尤暴虐贪婪、黄帝谦让公正的同时，也体现出“黄帝战蚩尤”与“蚩尤惟始作乱”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尝麦解》的作者看来，黄帝的功业传至“当今”，规定了“王”所处时代的天下秩序。文本书写者由此凸显了黄帝的功德，同时也表露出炎帝先于黄帝统治天下的意识，更将蚩尤置于恶人的位置而被黄帝所征伐。这一书写对于炎黄后裔来说是一件完美的叙事：由于炎黄二帝的协作与联合，炎黄后裔也没有必要相互对抗、分裂，而需要像先祖一样走向协同、合作，于此华夏姓氏、族群融合的文化层级得以进一步提炼与进阶。

四 蚩尤为黄帝大臣身份的定型

《逸周书·尝麦解》是兼具“蚩尤惟始作乱”与“黄帝战蚩尤”的文本，其中既有“黄帝战蚩尤”的地点和空间，又有蚩尤暴虐贪婪、主动反叛的性格呈现。同时，这一书写反映出炎帝是蚩尤与黄帝建立直接对应关联的中介：其中的蚩尤成为炎帝、黄帝共同对付的敌人，“黄帝战蚩尤”是以蚩尤反叛炎帝、炎帝邀请黄帝平叛为前提的。当然，与炎帝、蚩尤相比，黄帝显然是《尝麦解》作者叙述的主角，作者以及文本中的“王”都是借“黄帝战蚩尤”来言说当今天下秩序的形成源自于黄帝，其中蕴含的潜在观念就是周王室的天下秩序也传承自黄帝，这一观念十分符合《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历史事例。同时，按照《尝麦解》的书写，“黄帝战蚩尤”是处于蚩尤反叛炎帝之后，而且黄帝的征伐行为是在炎帝的要求和授权之下进行的。因此，《尝麦解》叙述“黄帝战蚩尤”是以蚩尤伐炎帝、炎帝“说于黄帝”为基础的。换言之，在《尝麦解》的作者看来，“黄帝战蚩尤”之前，蚩尤先与炎帝具有了十分紧密的关联：蚩尤为炎帝的大臣，随后又反叛炎帝。

与《逸周书·尝麦解》对黄帝、炎帝、蚩尤关系的设置不同，《管子·地数》将蚩尤当作黄帝的臣子来书写，而且没有出现炎帝。这一内容出现于黄帝与伯高的问对：他们在讨论统一天下的方法，伯高建议黄帝封闭矿山，严禁开采，即“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而尽管如此严禁开采矿山，但最终还是被蚩尤钻了空子：

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壹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管子校注》下册，第1355页） 

蚩尤受金而制造“剑铠矛戟”“雍狐之戟芮戈”，进而兼并诸侯，引起天下大乱。《管子》的这一叙事应是在“蚩尤作兵”“蚩尤惟始作乱”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其中的蚩尤生活于黄帝时期，应是黄帝的臣子，因获得矿山之金而“作兵”，进而兼并诸侯。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言说黄帝征伐蚩尤，但从对蚩尤贪婪暴虐的描述来看，蚩尤受到黄帝的征伐是必然之势，也许“天下之君，顿戟壹怒”正暗含着“黄帝战蚩尤”的经过。从黄帝与蚩尤的关系来看，与《逸周书·尝麦解》将蚩尤系于炎帝之下相比，《地数》将蚩尤系于黄帝之下，并认为蚩尤之所以反叛主要是因为获得了制作兵器的矿产。《地数》的这一书写，与《逸周书·尝麦解》的逻辑不同，无论两者存在怎样的关联，《管子·地数》的叙述显得更为简练明洁；黄帝对蚩尤的征战起源于“蚩尤作兵”以至相兼诸侯，而不再需要炎帝的位居其间的搭桥牵线；黄帝与蚩尤直接建立了平叛与对抗的关联。

同时，与《用兵》“蚩尤作兵”相比，《地数》的作者进一步将“蚩尤作兵”加以坐实：他不但提供了“作兵”的材料，而且还有“作兵”的具体地点，如“葛卢之山”“雍狐之山”，而这些又成为后世追踪蚩尤家乡的来源（《管子校注》下册，第1359页）。也许正因为《地数》对“蚩尤作兵”的再次确认，所以其后“蚩尤作兵”被不断地书写，如王家台秦简《归藏》“蚩尤卜铸五兵”、《尸子》“造冶者，蚩尤也”、《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等。

《管子》直接将蚩尤视为黄帝大臣的明确表述见于《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禀者。”（《管子校注》中册，第865页）其中“蚩尤明乎天道”，在后世演绎成“黄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黎翔凤认为“道以理言，文以象言”，两者不同（《管子校注》中册，第865页）。与前述文献“蚩尤作兵”所具有的文化创制意义相比，“蚩尤明乎天道”带有更为鲜明的善德与善义。也许明乎天道的蚩尤与作乱的蚩尤并非为一人，但两者同属于黄帝大臣，在其后的传播与演绎中又必然产生交叉、融合。这一点也展示出“蚩尤明乎天道”来自于精英知识阶层对民间信仰的吸纳和接受，两者对于蚩尤的认知在此形成新的汇合点。然而《管子·五行》的这一书写并未被普遍接受，流传也不广泛。其中的原因，也许正是经典知识体系对“善义”蚩尤的无视或忽略：既然经典文献常常将蚩尤视为罪大恶极之人，那么有关蚩尤的善性则不需要加以过多的传承或阐释。因此，蚩尤为兵主、“战神”的褒义表达一直流传于民间社会，只是在特殊的时期才呈现于文献，如楚国隐士鹖冠子对蚩尤“善战”的简短言辞以及秦始皇东巡、高祖起事时祭祀蚩尤的活动。这些祭祀行为尽管可能通过比较正式的礼仪活动加以举行，但却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偶然性，特别是秦始皇的祭祀行为应出自秦朝方士的主张，方术特征十分明显，而刘邦起事时的祭祀则带有浓烈的民间信仰色彩，这些祭祀活动最终也因为皇权的参与而被书写于正统的历史。

简言之，在“黄帝战蚩尤”的衍生过程中，《逸周书·尝麦解》《管子·地数》共同确证这一故事的历史品格：它们确立了蚩尤生活的时代和身份，进而使他具有了能与黄帝一争高下的身份和实力。与《大戴礼记·用兵》《尚书·吕刑》相比，这显然是一次质的飞跃。从此以后，“黄帝战蚩尤”不但具有了历史的品格，而且成为诸子百家借以宣传自家学派理念的重要素材，进而使得“黄帝战蚩尤”故事走向丰富和灵动。值得说明的是，从“黄帝战蚩尤”出现、定型的过程来看，这并非是单纯的历史神话化或神话历史化所能概括的，其中蕴含着历史与神话的多层级互动：自古相传的蚩尤故事尽管具有文化创制的意义，但进入经典文献的书写则被定义为贪婪暴虐之人，随着“恶人”品格的进一步增强，以至蚩尤成为暴虐反叛的代表，进而被黄帝所征伐；在这一衍生过程中，普通社会传说的蚩尤逐渐具有了明晰的历史品格，这是由社会传说、民间信仰逐渐上升为历史认知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蚩尤不但成为黄帝的大臣而且能够“明天道”，又因作兵反叛而被黄帝征伐，以至“黄帝战蚩尤”得以定型，这是民间传说、历史认知与精英阶层互动的过程。

五“黄帝战蚩尤”的传播与衍生

单就“黄帝战蚩尤”的知名度而言，与《逸周书·尝麦解》《管子·地数》相比，《山海经》对“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演绎更为世人所熟知。这就是广为流传被书写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神话故事：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在一般的印象中，《山海经》的描述是“历史神话化”的标志，或者是“神话历史化”的映照：前者偏向于将“黄帝战蚩尤”理解为远古时期的历史事实，后者偏向于“黄帝战蚩尤”故事原本的传说性。其实，从长期而宏观的衍生过程来看，《山海经》所记的“黄帝战蚩尤”处于整体衍生链条中的一环，单一地来看《山海经》的书写只会一叶障目，而难以把握“黄帝战蚩尤”故事衍生的全局面貌。刘宗迪指出《山海经》的这一描述是为祈禳旱魃服务的，以《山海经》为述图之文而言，原图应该只有旱魃或祈禳旱魃的仪式。从《大荒北经》的上下文语境来看，这段文字重在解释旱魃的来源和解救方法，应是述图者采自流行于当时社会的“黄帝战蚩尤”故事，因此在形成时间上应晚于《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的述图者在这一简短的叙述中呈现出“黄帝战蚩尤”的三个基本过程：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命令应龙攻蚩尤；应龙蓄水攻蚩尤，蚩尤让风伯雨师“纵风雨”；黄帝请旱魃助攻，蚩尤战败被杀。通过这三个过程，《山海经》的叙述者不仅展现了蚩尤的贪婪与狡猾，而且呈现出黄帝战胜蚩尤的艰辛与执着。与《尝麦解》相比，“黄帝战蚩尤”的过程显得更为详细、精彩：已不是“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的简单概括，而是展现出黄帝与蚩尤的连环斗法、转相为胜的具体过程。同时，与《管子·地数》一样，《山海经》已没有炎帝的踪影，“黄帝战蚩尤”早已不是经炎帝授权后的战事，而是源于蚩尤作兵之后的主动进犯，即“蚩尤作兵伐黄帝”。此时，黄帝对蚩尤的降服，已不再凭着亲自上阵的“甲兵释怒”，而是借助于应龙、旱魃的帮助。也因为这些虚构角色的加入，《山海经》对于“黄帝战蚩尤”的书写充满了神奇、魔幻、玄妙、灵动的色彩，而不同于《逸周书·尝麦解》的朴素切实，进而因为故事新奇、精彩而受到普遍的追捧。

与《逸周书·尝麦解》相比，《山海经》的叙述则简明、有趣、神奇，所以《山海经》的传播效果优于《逸周书·尝麦解》。与《管子·地数》相比，其中“蚩尤作兵”是两者共同的内容，而蚩尤能役使风伯、雨师，似乎又暗含着《管子·五行》所说的“蚩尤明乎天道”，以此具有了掌控风雨的法力。同时，由于没有出现炎帝，《山海经》在书写“黄帝战蚩尤”时使用“蚩尤作兵伐黄帝”开端，显示出文本书写者是以蚩尤为黄帝大臣为认知前提的。综合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山海经》有关“黄帝战蚩尤”的书写，存在着《管子》记述的前提和基础：尽管不能遽然判定《山海经·大荒北经》的“黄帝战蚩尤”故事形成于《管子·地数》《五行》之后，但可以确定的是《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记载的故事一定不是最早的，它只是“黄帝战蚩尤”故事衍生链条的一环，而且是比较亮丽、神奇而引人注目的一环。

与《山海经》的书写时代相近，但又明显不同的是清华简《五纪》、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对“黄帝战蚩尤”的书写。当然，与《山海经》双方多次连环斗法相比，《五纪》《黄帝四经》强调的是黄帝“擒”蚩尤（黄帝杀蚩尤）的前奏以及战后对蚩尤的惩罚。与《管子·地数》黄帝与伯高的对话相似，《黄帝四经》对“黄帝战蚩尤”的书写也采用黄帝与大臣以及大臣之间的对话展开。与之不同，清华简《五纪》与《山海经·大荒北经》一样则采用“上帝视角”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对于“黄帝战蚩尤”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结果，《黄帝四经·十六经·正乱》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力黑问□□□□□□□□□□□，骄［溢］阴谋，阴谋□□□□□□□□□□高阳，［为］之若何？太山之稽曰：子勿患也。……丰而［为］［杀］，［加］而为既，予之为害，致而为费，缓而为［哀］。忧恫而窘之，收而为之咎；累而高之，踣而弗救也。将令之死而不得悔。子勿患也。

这是在黄帝“擒”蚩尤之前力黑与太山之稽的对话，从力黑之言可以看出蚩尤无比贪婪和狡诈，而这些正是高阳难以对付的。对此，太山之稽告诉他要等待时机“收而为之咎”，即“累而高之，踣而弗救也”。其后，力黑又说高阳与蚩尤交战60次而没有获胜，对此太山之稽回答说还要等待时机，待其恶贯满盈时“吾将遂是其逆而戮其身”，并且要“以其民作而自戏也，吾或使之自靡也”（《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第253页）。果不其然，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战机真的来临了：

战盈哉，太山之稽曰：可矣。于是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之。（《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第258页）

这段文字对黄帝“擒”蚩尤的过程描述得极为简短，仅用四句，随后便是详述黄帝对蚩尤的种种惩罚，包括剥皮以为箭靶、断发以为旗旌、充胃以为蹴鞠、腐其骨肉以为菹醢。黄帝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惩罚蚩尤，可能正是因为蚩尤的倒行逆施已达至极点，恶贯满盈以致死后也必须遭受残酷的刑罚以示惩戒。与此相比，清华简《五纪》描述战后黄帝“乃飨蚩尤之身”，并将蚩尤肢体制成各种日常用具。也许《黄帝四经》《五纪》的作者这样描述重在突出蚩尤的罪无可赦，以展现黄帝的正义与决心。然而，这些惩罚也过于残酷，细究起来又必然影响世人对黄帝之德的评判。与《黄帝四经》相比，清华简《五纪》将黄帝与蚩尤的关系描述为父子，且战后黄帝对蚩尤的严厉惩罚如同《黄帝四经》，显然因为加入了父子人伦的血亲关系，清华简《五纪》的描述更加让人难以接受。

其实，伴随着“黄帝战蚩尤”的流传，道家学者已经指出黄帝德行的亏欠，如《庄子·盗跖》借盗跖之口曰：“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以此来衡量《黄帝四经》《五纪》对蚩尤的惩罚，显然更能反映出黄帝的德行有失，而两者相较，《黄帝四经》对黄帝、蚩尤君臣关系的设置更具有逻辑自洽：君主对反叛者的严厉惩罚，意味着公正的裁决。从墨家巨子腹䵍杀子奉法的事例（《吕氏春秋·去私》）来看，清华简《五纪》所描述的黄帝对其子蚩尤的严酷惩罚也具有合理性：反叛者刑，这一铁律同样适用于黄帝的至亲，于此黄帝“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执法如山”“法无偏私”的形象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黄帝四经》最后的决战时，只出现了黄帝，没有力黑，也没有高阳。通过前述力黑与太山之稽的对话，明显可以看出与蚩尤直接对垒的是高阳，而在这里只谈到“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与此相比，清华简《五纪》倒是书写了黄帝亲自披挂上阵，并在高畏、畏溥、四荒的辅助下“大溃蚩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第126页）。

这些文本现象至少说明《黄帝四经》《五纪》对“黄帝战蚩尤”的书写并非直承于《山海经》：它们涉及的人物不同，描述的次序有别，人物呈现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与《尝麦解》相比，《黄帝四经》的人物多了力黑、太山之稽，清华简《五纪》多了高畏、畏溥、四荒等，而都没有炎帝、少昊。相较之下，《黄帝四经》《五纪》带有明显的虚构性，如力黑、太山之稽、高畏、畏溥等具有浓厚的虚拟、依托色彩。同时，蚩尤在《黄帝四经》中虽然是罪大恶极之人，但却没有直接出场，他的残暴行为只是通过力黑之口加以描述，而与黄帝的征战也只是被擒杀，随后就是被动接受各种惩罚措施。这种叙述立场的单一性与《尝麦解》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十分相似；而清华简《五纪》则描述了蚩尤作五兵、纠结军队造反的过程，但并未见与黄帝之间展开斗法。结合这些文本特征可以看出，《黄帝四经》《五纪》书写的“黄帝战蚩尤”是在诸如《逸周书·尝麦解》《管子·地数》等知识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的结果，它们虽然没有《山海经》书写的精彩灵动，但惩罚的措施也颇让世人警醒深思。同时，清华简《五纪》“海雾大盲”的情节虽不是出于蚩尤的主动布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第124页），但如此生动形象的描述足以被后世的文献进一步演绎成“蚩尤作大雾”而黄帝制作指南车。于此，“黄帝战蚩尤”故事更加丰富、精彩，黄帝与蚩尤各显神通，相互斗法，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神奇，这是在战国传说基础上再一次神话般的演绎。历史与神话的互动，又一次呈现于世人面前。

与《黄帝四经·十六经·正乱》书写风格相似，《黄帝四经·十六经·五正》也记述了黄帝擒蚩尤的过程，只不过其中的人物已没有力黑、高阳，战争策略的指导者也不是太山之稽，而是阉冉。与《正乱》将黄帝安排在大臣的对话之外不同，《五正》的对话双方就是黄帝与阉冉：两人首先讨论治国之法，阉冉认为关键在于“后中实而外正”，进而“以求内刑”；听了阉冉的建议，黄帝“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而三年之后：

阉冉乃上起黄帝曰：“可矣。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何不可矣？”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奋其戎兵，身提鼓枹，以遇蚩尤，因而擒之。帝著之盟，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

针对祸乱国家的“逆兵”蚩尤，虽然阉冉提出的建议不同于太山之稽的“等待时机”，但经过黄帝三年以自求，阉冉却主动督促黄帝下山决战，这种“无为”以至“有为”的过程，代表着黄老道家的价值观念。其中“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也与《正乱》所云“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同义（《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第260—261页）。同一书籍的不同组成部分，对黄帝“擒”蚩尤过程的描述既有不同又有相同，这一现象说明“黄帝战蚩尤”的准备与前奏可以虚拟和演绎，而最终结果都是黄帝“擒”蚩尤，而且达成的共识也都是“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这与清华简《五纪》“凡其身为天畏忌，凡其志为天下喜”的书写功能相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第128页）。

《五纪》《黄帝四经》对蚩尤受惩罚的描述以及对于世人的告诫，影响深远，也许正因为其具有警示意义，所以它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已经超过《山海经》，成为战国秦汉人看待蚩尤受惩戒的基本视角，如《鱼鼎匕铭》“参蚩尤命”的告诫应来源于《黄帝四经》“其刑视之蚩尤”。从鱼鼎匕为日常实用器物来看，诸如《黄帝四经》“其刑视之蚩尤”、《五纪》“凡其身为天忌”的告诫已经波及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至此，“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已成为诸子百家不断重塑的公共题材，借以表达自家学派的价值观念。同时，诸子百家对“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演绎虽然展示出各自的价值观念，但其中又有十分统一的认知，即无论“黄帝战蚩尤”故事如何书写，黄帝都是正义的化身，最终也必然取胜；而反叛者蚩尤不但战败，最终还要接受严酷的惩罚。诸子百家这一共同的叙事立场和视角蕴含着黄帝大一统观念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在黄帝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下，作为反叛者的蚩尤无论多么强大、狡猾都必然走向失败；同时，作为和平、统一局面的破坏者，代表着正义的黄帝也必然对蚩尤作出惩罚，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清华简《五纪》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黄帝对蚩尤的种种惩处，本身就展现出诸子百家对黄帝的褒扬和对蚩尤的憎恶，而这种好恶情感的背后，无疑正是对大一统局面的认同和企盼。

诸子百家尽管价值观念有别，但他们共同对黄帝正义行为的褒扬、对蚩尤反叛行为的鞭挞，展现出华夏地区的文化认同早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讲述的“黄帝战蚩尤”故事不便全部被视为真实的历史本身，但是其中蕴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是华夏地区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换言之，诸子百家对“黄帝战蚩尤”故事的丰富演绎，展示出华夏一家、华夏一体已成为各家学派共同认可的观念表达：它带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超俗的生动想象和明确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一深层的文化情感并非一家一派的独特见解，而是诸子百家集体化的抒发，是一种集体情感的体现。

结 语

“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在早期社会的衍生和传播，是借助于“蚩尤惟始作乱”“蚩尤作兵”等蚩尤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出现的。最早的“黄帝战蚩尤”还需要由炎帝的牵线搭桥，以至蚩尤成为炎帝、黄帝共同征伐的对象。这样的“黄帝战蚩尤”不但富有正义而且又不被炎黄后裔所误解，进而得以凝聚人心、融会共识。于此，“黄帝战蚩尤”故事广播于战国社会。当然，蚩尤之所以能够被炎帝、黄帝联合征伐，首先需要完成“天下之至恶”性质的转变。诸如《大戴礼记·用兵》《尚书·吕刑》等精英阶层的书写，在吸收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展现出蚩尤为恶人的性质——“昏聩贪婪之人”“蚩尤惟始作乱”。由此，蚩尤在民间信仰与精英阶层的认知之间形成了时而并行、时而交错的两条线索：一方面“蚩尤作兵”作为文化创制意义的褒扬流传于普通社会、民间传说，另一方面“蚩尤作兵”以至反叛危害社会秩序的阐释，被精英阶层书写于经典文献，并逐渐成为黄帝征伐的对象。相对于后一条线索的泱泱大河，前一条脉络如同涓涓细流、潜行于广阔的民间社会，它时而与精英阶层的认知相交错、互动，以至形成诸如“蚩尤明天道”的话语，时而单独呈现、形成刘邦起义祭祀兵主蚩尤以至立祠长安的行为。

与民间信仰中富有文化创制意义的蚩尤形象相比，被精英阶层书写于文献的蚩尤进行着更为丰富多彩的演绎，当“蚩尤惟始作乱”被书写于经典文献之时，蚩尤已被贴上反叛者的标签。而在《逸周书·尝麦解》的书写中，蚩尤为炎帝大臣，他攻伐炎帝，以至被黄帝所执；其后，蚩尤又转化为黄帝的大臣，而炎帝则在“黄帝战蚩尤”故事中不再出场。因为没有炎帝的参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显得简明扼要，而且正义合理，于此也受到社会的欢迎，进而衍生出《山海经》《五纪》《黄帝四经》所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山海经》叙述的重点在于黄帝与蚩尤的连环斗法，过程充满惊险而神奇，已走向神话；与此相比，《黄帝四经》则侧重于展现黄帝的策略和时机，以强调黄帝“擒”蚩尤的前后经过，所以文本重点描述黄帝战前的准备以及战后对蚩尤的惩罚。《山海经》和《黄帝四经》的描述一为新奇一为严厉，共同验证当时社会对“黄帝战蚩尤”故事的多样演绎和阐释方式。与此相比，清华简《五纪》对“黄帝战蚩尤”的描述更接近于《黄帝四经》，而黄帝与蚩尤父子关系的设置，使得肢解蚩尤的惩罚措施更加严厉而无情，甚至存在道德伦理的悖论。这一道德伦理的冲突，也许正蕴含着清华简《五纪》的文本性质与学派归属。但无论如何，由《山海经》《黄帝四经》、清华简《五纪》的书写可以看出，“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由定型走向高潮，后世文献均是在这些书写基础上进一步的延伸。

从《左传》《国语》《大戴礼记·用兵》，经《吕刑》《逸周书·尝麦解》《管子·地数》，至《山海经》《黄帝四经》《五纪》，再到《鱼鼎匕铭》，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黄帝战蚩尤”的早期书写由出现、形成到多样衍生的动态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蕴含着自古相传的历史认知与神话故事之间的多维互动，更折射出民间信仰与精英知识阶层的交错和互动。事实证明，在蚩尤转化为恶人成为“黄帝战蚩尤”的反叛主角，以至被诸子百家加以演绎之后，“蚩尤作兵”“蚩尤明天道”的善性形象，仍以暗流的形式传承于民间。这一现象反证“蚩尤作兵”在最初具有文化创制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民间信仰的韧性与执着：尽管精英阶层、经典文献都在言说蚩尤之恶，但民间社会却仍在传承“蚩尤作兵”乃至蚩尤为战神的观念。这些现象说明，经典文献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必将是一场持久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同时，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信仰，黄帝作为天下共主的认知已被普遍接受和认同：如果说“蚩尤明天道”的善义表达来自于民间信仰，那么这一信仰将“蚩尤明天道”隶属于黄帝的统治之下，显然也意味着民间信仰对黄帝大一统局面的接受和认同。所以，以诸子百家所代表的精英知识阶层和广阔的民间社会相比，他们的知识积累、表达方式可能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是却共同认为黄帝是一统天下的代表，蚩尤也必然服务于黄帝的一统之下。于此，在民间信仰中，黄帝与蚩尤之间也许并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截然对立，但是民间社会的基本立场与诸子百家的书写视野相一致，共同传颂和赞扬着黄帝统一天下的作为和功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华夏大地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得以进一步凝聚和提升。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