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今中西之争”来自于实践给理论提出的命题，其焦点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古今中西的文化资源。这一争论的实质，涉及中国道路的选择。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理解文化的本质、谋划文化建设的路径。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两个结合”在文明赓续和更新中贯通传统与现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会通本来与外来，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最终指向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

【关键词】“两个结合” 古今中西之争 习近平文化思想 破解与超越

习近平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没有文化力量作为精神支撑的现代化，是片面的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征程中，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如何看待和运用自身文化传统、如何看待和应对外部文化，是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语境中，这个问题被称为“古今中西之争”，形成了观点和主张针锋相对的三种文化思潮，即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两个结合”在文明赓续和更新中贯通传统与现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会通本来与外来，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科学路径，破解与超越了“古今中西之争”。

一、历史上“古今中西之争”的争论焦点及其缺陷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是由社会变动引发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至尊地位沦落为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强烈的落差感促使近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在文化层面开启了“古今中西之争”，并成为文化讨论的重要内容。

（一）争论焦点：文化建设的路径问题

在近代中国，如何看待文化的传统与当下的讨论体现为“古今之争”，如何看待文化的内部与外部的讨论体现为“中西之争”，两者的交织形成了“古今中西之争”。争论的焦点实质上是文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即文化建设是回到过去的“复古”，还是立足当下的“开新”；是立足于中华文明内部来汲取资源，还是向西方文明学习以达到进步。在这场论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

1.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在张之洞等代表人物看来，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不需要变也不能变的，需要革新的只是器物层面的技术。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等主张，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以维护晚清统治。应当承认，“中体西用论”会通中西的尝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意义，但其割裂了体与用，试图在不变革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仅在物质层面学习并追赶世界潮流是走不通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论”也宣告失败。

面对“中体西用论”的失败，一些人提出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不够的，要挽救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还需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由此，主张“调和中西文化”的文化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应运而生。

2. 以“调和中西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自由主义

与主张仅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中体西用”论不同，文化自由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既来了，则西方文化之精髓的民主自由即应得随之使其充分进来”，因此更主张文化多元，强调要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其代表人物张东荪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劣，他既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同时又“不主张反对中国的礼教”，文化建设应该“调和中西文化”。文化自由主义主张将崇尚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精神引入中国，应当说，相比较于“中体西用论”，文化自由主义拓展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和范围，但也没有真正找到“调和中西文化”的可行路径，而且引入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注定无法开花结果。

3. 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

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倾向于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保留中国文化的特点，而文化激进主义则偏向于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陈序经宣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既然中国“万事不如人”，那么，今后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走向“澈底西化的途径”。这种激进的文化主张一经提出，就招致多方批评，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最具代表性。《宣言》提出“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由此引发了所谓“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全盘西化论”忽略了中国社会背景，片面地看待自身文化传统，其文化建设的路径也注定是走不通的。

（二）共同缺陷：片面地理解文化

关于古今中西的“争”，实质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古今中西的文化资源。虽然论战各方的文化立场针锋相对，但其共同的缺陷就在于片面地理解文化本质和孤立地看待文化发展，在实践中找不到贯通的办法。一是在“古今”问题上，孤立地看待文化发展，没有搭建起沟通文化的传统、当下与未来的桥梁。在三种理论主张中，文化保守主义重视自身文化传统，尝试“返本”；文化激进主义批判自身文化传统，试图直接通过西方文化跃向未来；文化自由主义则体现出折中的色彩。但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径可能会招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径可能会招致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向，文化自由主义的路径可能会走向相对主义。二是在“中西”问题上，没有找到融通中外文化的可行方式。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返本”、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跃向未来，还是文化自由主义的折中论，都无法做到真正地融通中外文化。

总之，文化保守主义者过分执着于过去，对文化传统不加考察地片面继承，文化激进主义者对文化传统不加区分地全盘批判，主张照搬西方文化，而文化自由主义者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道路，但是三者殊途同归，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溯其根源，以上三种思潮实质上都片面地理解了文化本质，割裂了文化的传统与当下、内部与外部。

二、“两个结合”对古今之辩的超越

从思想的历史性来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批判，在当今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属于“今”的范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诞生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社会，属于“古”的范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两个结合”使中华文明完成了自我生命的赓续与更新，贯通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从而超越了“古今之辩”。

（一）将中华文明视为延续的生命体

当今的“古今之辩”，“辩”的是当下文化建设中面对古今文化资源应该如何取舍和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结合”蕴含着对于文化本质的生命体理解，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体认，从而合理地沟通了文化的传统与当下。

1. 对文化本质的生命体理解

“两个结合”将中华文明视为延续的生命体，这种理解本身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即立足于文化自身的变化与发展去看待文化，而不是孤立、抽象地理解文化，标志着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将文化视为生命体，就意味着文化传统不是死的，文化当下的样貌体现着过去的痕迹，文化也会途经现在而流向未来。从这种视角出发，文化建设就必须遵循文化生命体的规律，就像生命不能回到过去，文化发展同样必须向前；就像生命不能消灭过去，文化发展也必须要注意到过去的印迹。这种对文化的传统与当下的沟通，从根本上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试图回到过去、文化激进主义试图否定过去的主张。

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文化建设应当是守正创新的过程，既要尊重和继承历史传统，又要敢于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进行新的创造。这样的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定位当下，同时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生命体的延续和更新，是中华文明生命体面向现代转型的产物。

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体认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立足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像文化保守主义那样抱残守缺，也不能像文化激进主义那样完全否定，而应该做到“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即区分出传统文化的糟粕和精华，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要素，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核心思想观念、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是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三个视角。

一是核心思想观念。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核心思想观念，就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形成的“精髓”。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中华文明发展出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反求诸己的君子人格、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等等。这些核心思想观念构成“何以中国”的关键。

二是中华人文精神。对道德的关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还是沟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正如王阳明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用“仁”贯通“物”与“我”，沟通天地万物，其中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中，“文化”一词内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本义，侧重于人文方面。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人文主义”体现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

三是中华传统美德。罗素说：“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儒家学说强调道德性，其基本面向在于道德人格的养成及其展现。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方面。习近平指出，这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在结合中更新文化生命体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立足文化本质的生命体理解，意味着不割裂文化的传统和当代，不割裂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对中华文明未来的开创，不能离开中华文明固有的根基，需要明晰中华民族走过的路，从中汲取精华；在此基础上，要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自身面向现代的转型，推动中华文化生命体完成自我更新，找到中华民族前方要走的路，开创中华文明的未来。

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农业文明，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时期，客观上与现代社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距离。因此，要真正贯通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正确体认的基础上，还必须坚持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实践观点为例，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着重突出对“实行”的关注。在《尚书》中提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表达了做到“行之”比做到“知之”更为艰难和重要的观点。《论语》开篇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处的“习”主要意为实习，这句话具有着重“行”的意味。但传统儒家视野中的实践偏向道德实践，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环境之中的自我彰显，因而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面向自然界的生产实践这一环节。与通过科学革命建立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的现代西方国家相比，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与道德性的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关联。通过“两个结合”，面向自然的劳动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正好可以弥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观中的缺失，有利于形成面向当代的、内容更加全面的新实践观。

2. 弘扬和发展好中华文明瑰宝

贯通中华文明的过去与现在，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为破解现代性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案。例如，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可以为解决当下全球的生态危机提供借鉴；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可以为资本逻辑下的乱象提供药方；亲身躬行的实践观点可以修正空谈之风；反求诸己的君子理念可以唤醒现代人的道德自觉，等等。

当然，任何一个生命想要生存，就必须坚持向前进步；任何一种文明想要延续，就必须进行自我更新。我们重视古代中华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当今的文化建设，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完成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从而超越“古今之辩”。

三、“两个结合”对中西之争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按其思想产生的地域性上来说属于“西”的范围；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地域性上来看则具有“中”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地域范畴，禀受着不同的思想资源，但彼此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使得两者能够结合。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深层次上被赋予了中华文明的特色，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通过“古今”互释、“中西”互化，“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会通本来与外来，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所形成的新文化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指向对“中西之争”的超越。

（一）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会通中外文化精华

近代思想家们达成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基本认识，此时的“中西之争”实质上争论的是向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历史证明，外来思潮不经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文化相会通，是无法发挥作用的。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以“两个结合”为路径的会通中西文化的正确方式。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外来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外文化精华由此得以会通。

1.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的继承和反思

西方文明常被总结为“两希文明”，即古希腊为西方文明提供了哲学和理性，古希伯来为西方文明提供了宗教和信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者，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犹太教拉比家庭，在其少年时期还曾受到法国启蒙哲学和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影响。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正是在“两希文明”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正式登上理论舞台后，马克思随即开始了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希腊哲学传统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伯来宗教传统的猛烈批判。通过实践哲学革命和宗教批判，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哲学和基督教彻底划清了理论界限。

马克思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局限于哲学革命和宗教批判，还深入到经济范畴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进行了系统解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发难的始作俑者。他对现代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原则作了批判，指出它们来源于现代经济的本性——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考察和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由此，马克思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社会形态。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继承了西方文明之中的合理成分，如启蒙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等，同时又不局限于西方，其内含着对西方哲学和宗教传统以及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实现了自身的理论升华，使理论更具世界历史意义。

2. 在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成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以此融通了中外文化精华。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即“第一个结合”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第一个结合”中实现了革命斗争的光荣胜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中国风格、具有了中国气派。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宽到文化领域，开启了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经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兼备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在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和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

1. 在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所谓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主体在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包括对自身文化自觉的、理性的认知，在民族和国家发展中坚守自身文化属性和立场，在文化意义层面形成坚定的自我意识。具体到当下的文化建设，这就意味着要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之时坚守着“根”脉。“两个结合”绝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要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高度的契合性，就决定了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保留着自身精华。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自的独特特征。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世界历史阶段，文明之间开始有了频繁往来之后，人们最初关注的往往是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这是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差异性不等于对立性。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不盲目拒斥外来文化，体现出了开放的文化胸怀。比如，在历史上，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与中华文明相结合，衍化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六家七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最终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硕果，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证明，结合不仅没有让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丧失，反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2. 在结合中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分属于不同的地域范畴，同时近代历史又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旧中国从积贫积弱中拯救出来，这是否意味着可能产生一种文化自卑心理？答案是否定的，“两个结合”正好破除了文化自卑心理。经过结合，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现代因素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了现代发展，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经过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同时拥有着作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和体现中国情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基于这一点，坚定文化自信有了更为牢固的依托。

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回顾过去，近代百年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走出了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着眼未来，在新的历史征程上，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相结合，我们必将创造出兼具中西文明精华、古今文化精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语

“古今中西之争”产生于近代中国，这场争论涉及文化、经济、科技和社会等领域。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得以摆脱文化自卑心理和“学徒”状态，走上了新的文化建设历程。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更厚实的基础来理解文化的本质和探讨文化建设新路径的新阶段。将文化的本质视为生命体，在此意义上建构起来和不断巩固的文化主体性超越了“古今中西之争”的传统理论视角。“两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发展，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作者孙晓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馆长、教授；刘思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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