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是一门妥协艺术
在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看来，外交谈判应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如果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获，应该满足了，不要指望百分之百的胜利。他说中国外交一大毛病是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外交思路是，现实主义是参加一切谈判的出发点。对于那些无法整体解决的问题，他主张采取分割的方法，求取部分先解决，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之所以要将有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是因为当前时机尚未成熟。
在顾维钧身后，是一个没有多少筹码的弱国。所以他强调技战术的运用，要求谈判方案必须有灵活性，以便为谈判留下余地。对于永久性文件的起草，他同样力求措辞有灵活性，以后如果情况改变了，可以作不同解释。
当下的中国，在全球迅速崛起已经是公认的强国。外交是一门妥协艺术，这话是否对中国仍然适用，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咄咄逼人，没有任何妥协，不给对方留有余地，不设身处地从对方考虑问题，难以取得预期成果。
二、外交战略
中国传统外交向来主张“以夷制夷”。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远交美国来制约日本，是当时外交上可行的选择。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基于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认识，中国外交官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呼吁确立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正是执行这一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战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当下世界，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与美国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核心。既然领导人说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搞坏这一关系？问题是，搞坏这一关系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吗？
当下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什么严峻？外交战略是否有改进和检讨之处，无疑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
三、公理一定战胜强权
在一个短的时期，强权或许可以战胜公理，但长时间分析，还是公理能够战胜强权。
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公理具有长久的力量，在与强权的抗争中会逐步得到彰显，并最终战胜强权。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不断地为历史所证明。例如当下的俄乌冲突，俄罗斯作为侵略者，虽然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但由于明目张胆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不得人心，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谴责。再加上乌克兰人民顽强抵抗，俄罗斯战略上的失败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公理一定可以战胜强权。
四、外交是一门很专业的工作
懂得一门外语当然能够从事外交，但那只是最基本的必需。对担任一定职位的外交人员，重要的是要了解国际大势，遵循国际规则（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熟悉国际事务，包括驻在国事物，这样才能在外交舞台上游刃有余。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国联、联合国筹建等外交舞台上，娴熟使用国际法，有礼有节，具有强大逻辑力量。这也是顾维钧能够在众多的外交大家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中国代表在开罗与英美讨论《开罗宣言》时发现，第四段中明定：战后“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而英国代表将此句改为“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在审阅时发现后，立即向英方提出交涉，说：“如此修改，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王宠惠所持之议，符合国际公法之原则，最终迫使英国做出妥协，仍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当下海峡两岸谈及统一，其国际法基础还得追溯罗会议。其中，不应忘记法学家王宠惠的贡献。
随着中国与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和广泛，对专业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从事国际贸易，奥林匹克运动等，重要的是熟悉外贸规则，熟悉奥运事务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为中国服务。
北洋外交四杰，几乎都是某一领域的大家。王宠惠在国际法等领域有精深的造诣，王正廷是顾拜旦推荐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个中国委员， 被人称为中国奥林匹克之父，而顾维钧和施肇基都熟悉国际法，正是对国际法的自如运用，才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拥有话语权。
由此想到重起炉灶。一定是最好的选项吗？南京政府推翻了北洋政府，民国外交四杰，都源自北洋。既然北洋政府的外交人才可以为南京政府服务并做出重要贡献。有理由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绝大多数同样可以为新中国外交事业服务。
重起炉灶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短期很难培养出对国际局势有深刻理解的外交家，国际战略家，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严重束缚了中国自身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影响。
五、文明用语
外交既然是一门很专业的工作，外交场合文明用语十分重要。外交语言的理性平和，大方得体，通过内在的逻辑力量，达到外交目的，这是一种文明。外交语言充满火药味，或许在一定情况下也需要。当然需要慎用。多数场合，外交语言更重在内在逻辑力量。诸如把他国国务卿骂作人类公敌的说法，与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礼仪不契合，与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协调。
顾维钧发言值得借鉴。顾氏发言，包括著名的巴黎和会与日本代表辩论时发言，不是用强硬的气势和语言压倒对方，不是声嘶力竭的斥责，而是利用语言本身的逻辑和国际法的力量。这是他作为一个出色外交官非常鲜明的风格。
六、外交需要应对民族主义的挑战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外交”成为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大游行对中国的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巴黎和会之所以对中国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没有实现任何参会目的，显然与“国民外交”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关。国民外交固然能最大程度地加强民族凝聚力，震慑外国，但它也常常有非理性、易被控制，一旦发动，便难以遏制。这种力量会裹挟清醒、理性的声音向前流溢，很多时候反而不利于在正确的时间、用最佳的方法争取国家利益。
当下情形是，强烈民族主义因素，诸如对日本，对美国，同样有可能给大国外交带来麻烦。道理很简单，外交既然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需要理性，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考，不能够被情绪控制，不能够意气用事，沟通、谈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不成功，难道就是汉奸，卖国贼？
七、弱国可以有外交
经常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这种说法需要分析。
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外交家的卓越努力，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由于外交战略成功，提升了国家地位。说明弱国可以有外交。
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文明和进步，在一个文明占主导的世界里，弱国不仅可以有外交，也同样可展示自己国家形象，捍卫国家利益。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真正能够称为列强的不多。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可以看作是弱国，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有展示自身形象机会，有较为充分的话语权。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还有市场，已经不是人类文明的主流。
由此也想到外交无小事这个说法。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在多数情景下是错误的。
对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家来说，说外交无小事，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对内对外不一样，里外不一致，一些小事，能够泄露惊天的秘密。看看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经常需要掩饰，本身外交事务就很少，重要外交活动，几乎都需要大国总理亲自出面。此时，外交十分神秘，外交自然无小事。
对一个开放的大国来说，外交工作和很多国内事务一样，早已经告别神秘感。无论政要访问，贸易谈判，友好交流，都是有无数小事汇聚而成。
但丝毫不否认，重大外交活动，重大外交事件，重要贸易谈判，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没有一个细节是小事。如同处理重要的国内事物，也是同样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