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学的思考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个现代化时期、小康社会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几个重要时期,突出了不同的内涵。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思考涵盖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主题。政治学研究应该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国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路。近代以来,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的出路作了各种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懈奋斗,不仅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新路,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探索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的被动反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具有“外生型”的特点。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前,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为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早期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各种力量进行着激烈斗争。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引领救亡运动,需要新的组织来引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思考的最重要结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从最初的思考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既有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也有政治现代化。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还要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毛泽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探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提出“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但在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的安排中,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思考也逐渐转化为政治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还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了当代中国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标志着中国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指明了方向,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体系,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54年,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将新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到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要在原来“三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增加“国防现代化”的内容。到了1964年,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应该说,早期的现代化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国防领域,但这“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延伸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政治现代化的一些探索。比如,在政治领域,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体系,使人民当家作主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在国家安全领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为新生的国家政权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现代化探索的新时期。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和国家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工作的重点。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从这里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
从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三种模式,形成了“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由中心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政治思考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经过拨乱反正,逐步恢复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稳步推进。邓小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其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也走上了快车道,全面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不仅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还明确地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的治国理政思路。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绝不能把三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统一”的整体架构形成并得以确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的基本框架得以搭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启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内涵越来越丰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比如,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这些命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思考,更是实践中的做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更加深入。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升了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显著增强了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二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通畅,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保障了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成了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更加坚实。三是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了各方面体制机制,“中国之制”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效能,良法善治有力地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新时代以来,国家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就在不断探索和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中国应该走何种现代化道路、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最终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近百年来西方国家走过的现代化,也有别于苏联东欧阵营尝试过的现代化模式,更不同于西方国家给后发国家开出的转型‘药方’或现代化‘模板’”。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没有照抄照搬任何现成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走出了中国的现代化新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规划,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容。这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的规划,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政治思考。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四个方面。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就历史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探索,历经艰难起步、初步探索、正式开辟与深化拓展四个阶段,并在新时代实现了历史性超越和跨越式发展。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现代化探索的中国化。就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政党引领”和“政党驱动”的鲜明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在实践中体现出科学性、人民性、创新性和有效性等鲜明特征。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与“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国家中心主义”模式有着明显差异,体现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创造了大党与大国治理的新经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开创、推动和领导的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
第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第一,党的领导保证了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调动各方面力量,才使得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第二,党的领导保证了现代化建设中“全国一盘棋”的有效政策执行力。这种强大的政策执行力主要源于党组织严明的纪律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在现代化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三,党的领导保证了各方面政治关系的有效调节。比如在政党关系上,坚持新型政党制度,既保证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充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又保证了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投身现代化建设,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的党争弊端。第四,在中国政治的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是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力量,从而保证了现代化战略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在西方的多党制和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下,政党的逻辑在于“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政党只考虑任期内的事情,难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下大气力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由于党员人数众多、组织规模超大等所面临的在管党治党上区别于规模较小政党的特殊难题”。就具体内容而言,“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六个如何始终”,涵盖了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管党治党等方面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过硬的本领,必须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策略就是要依靠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要把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这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第四,在法治的轨道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也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来说,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是有机统一的,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党内规范体系,增强党内法规体系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具体来说,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键与重点是一致的、统一的,在调整领域和规范功能方面具有互补性,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统一性,共同构成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体两翼”。从党内法规与全面从严治党关系来说,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同时,党内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在制度轨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一整套严明的标准和规范”。就党内法规与党的纪律的关系而言,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纪律建设的重要形式,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党的自我革命性决定了党的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就使得党内法规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在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对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本质”的重要论述,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链条”的民主程序衔接,不仅保证了人民的全过程“在场”,而且保证了民主治理的有效性;通过“全覆盖”的民主客体实践,有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式和作用范围;通过“全方位”的民主主体协同,发挥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民主治理中的合力效应。正是通过这样一套精巧的制度安排和有序的民主实践,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贯彻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保障了民主权利的真实性,这就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增强了民主实践的有效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全过程的民主运行逻辑,不仅推动了国家的良政善治,而且也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虽然实行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现代化。”正因如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同时,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实践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不仅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和条件,而且也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领域。比如,伴随着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赋能基层治理成为可能,基层治理“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实和运行提供了实践场域”。
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选择,核心在于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来看,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极大地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而言,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用全过程人民民主去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题。目前,在民主发展中也围绕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形成了诸多生活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有助于切实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回应民生期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有效落实,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数字民主的发展赋予全过程人民民主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上海的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北京的“接诉即办”民主改革、杭州的地方人大数字化改革以及深圳的“民生微实事”等创新做法具有一定典型性。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对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全新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具体来说,如何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民主治理的效能,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如何处理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如何通过基层民主真正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等等。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如何更为有效地吸纳、整合、尊重民意进而提升民主治理的效能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国家。事实上,古往今来,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也都始终是围绕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国家建设在这一由中心到全面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全面的治理模式,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多个层次、多个领域,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中的重要性。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新路,这种国家治理的新形态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逐渐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型,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拓展了国家治理的内容,而且丰富了其实践的形式,也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近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改善,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当前,国家治理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不仅标志着国家治理领域的全面拓展,而且通过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更加突出国家治理效能导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动能。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将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以“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
第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本质而言,政府治理现代化乃是政府治理体系适应社会环境变迁,有意识推进系统变革,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效能的过程。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政府职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能的设置、职能的重心以及职能的行使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治理绩效。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的时代命题,《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标尺。从数字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已成为当前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特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第三,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近些年新提出的重要命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进展。就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而“党民同心”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内核,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式。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发挥好党建引领的关键作用,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关系,把民主治理、法治规范、科技赋能等多种机制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离不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序衔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也需要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全面支撑。
第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充满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始终是摆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基层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基层治理面临一系列全新挑战,比如城乡“二元”壁垒问题、权责失衡问题、基层负担过重问题、下情上达问题、自治弱化问题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破解基层治理中所面临的复杂而又现实的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在促进农村脱贫、农民实现小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空心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中西部地区农村严峻的“光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威胁着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给予足够重视。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既要强化党建引领和社区多元共治的功能,也要破解纵向权责关系、关联失灵、技术主导等关键议题。
(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和安全挑战,给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家安全才能推动民族复兴,社会稳定才能实现国强民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也就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论述和部署国家安全工作,突出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就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体系来看,其“蕴含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等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构建出系统严密的国家安全图景”。就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而言,保持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支点与枢纽。同时,也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新安全格局为我国发展提供更加安全的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蓝图,也为应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因此,只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安全与发展两个格局,才能深刻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以及全方位的国家安全战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加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把群众路线融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从层次结构上来看,国家安全体系包括面向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演变,并最终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从制度运行角度来看,国家安全体系要真正运转起来,还需要构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构建科学规范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运行高效的国家安全执行体系。今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尤其是要加强应急管理法治体系建设、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等。
就国家安全能力的要素而言,其主要包括“国家安全战略能力、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国家安全统筹协调能力、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国家安全情报信息能力、国家安全理论创新能力、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及全民国家安全素养”。从国家安全逻辑来看,国家安全是国家能力对国家安全行为生成的作用机制,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增强国家能力并构筑共生型安全逻辑。对国家安全能力的不同认识也会影响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方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风险和挑战,提升重大风险防范能力无疑非常重要。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尤其是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同时,也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比如提升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水平,重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等。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社会治理体系也需要相应地调适,社会治理路径需要进一步革新。党的二十大开创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之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从而实现了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的新转型。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和各种风险的增加,未来社会治理的重心应当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正因如此,在社会治理中要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对于城市治理而言,需要重点预防社会安全风险、公共卫生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风险。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
三、结论与思考
现代化作为世界潮流和全球性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梦寐以求的美好向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照搬,也不是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模仿,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基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独立自主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和创造的文明新形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长期探索中得出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思考的基本结论。一方面,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通过“三统一”的民主机制,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调动了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另一方面,“三统一”的民主治理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国家权力,使国家能够集中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赋予国家在领导和参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动员能力。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又对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保障,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三统一”的民主治理结构,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还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探索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我们党最终能够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的重要法宝。人民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品格,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虚心问计于民,坚持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真正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断激发人民的创造伟力。
在新征程上,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真正变成现实,我们还需要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方法。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迈进。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相一致的,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全面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五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准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发挥好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总的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当中,政治学研究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也为政治学者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当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应当反思西方话语霸权,进行本土化知识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能够与世界政治学进行理论对话的知识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就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知识建构提供了重要契机。政治学者应当深入研究和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创新理论成果,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国际政治方面,则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漆程成,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