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共容利益与赋税——《权力与繁荣》释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42 次 更新时间:2007-09-01 14: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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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摘要:《权利与繁荣》的作者奥尔森深入考证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共容利益理论”。奥尔森的结论是:政府之所以愿意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纳税人之所以愿意自觉自愿地纳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有多高,“自觉性”有多强,而是由于他们的自身利益所致。是“共容利益”的存在促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其他的选择。共容利益理论提出了能够给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的“政府之手”所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的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和根除政府的任何形式的掠夺行为。共容利益理论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在思想内涵上也是相互契合的。

  关键词:共容利益;奥尔森条件;财产权;赋税

  

  征收赋税是政府拥有的法定权力,整个社会必须服从这种权力,问题在于,政府在什么条件下会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保护私人产权、合理征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在什么条件下他们会侵犯私人财产、掠夺大部分劳动成果、打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带来危害?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因素”在起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难度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探讨其答案的努力。但是,以往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存在掠夺性动机会行为的问题,这是他们难以回答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做不到,因为他们过于注重对自愿谈判、交易费用等“纯经济问题”的分析,而忽略了对政治权力本身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所蕴涵的的强迫性因素的分析几乎被完全忽略,而中国学者由于长期固守“国家分配论”和“主体论”,更是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距离“核心因素”就更远了。

  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就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难道小偷会关心受害人如何比较围墙的造价与被窃取财物的相对价值吗?难道杀人犯就只杀那些企图自杀的人吗?有什么能够保证政府在没收私人财产后一定会更有效地使用这些财产?又有什么能够保证政府能比纳税人更有效地使用税款?他指出:“我们需要发现那些握有权柄的人要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权力的,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会愿意使用权力去促进生产和社会合作?何时他们会利用利用权力攫取来自生产和贸易中的大部分收益?为什么他们要攫取?”[①]显然,奥尔森的思维并没有受前人成果的束缚,他的目光已经越过政府征税权力的表象,“聚焦”在那个神秘的“核心因素”上了。

  

  一、共容利益:“看不见的左手”

  

  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一生从事研究不辍,著述颇丰,由他创立的“共容利益”理论,近年来在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他的模型和理论阐释集中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与繁荣》(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里。在这本书里,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通过对它的分析,他比其他学者更加深入地论证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当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给所涉及到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②]。拥有共同利益者的利益实现,不仅是力求获得社会产出品的更大份额,而且还需要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与之相对的是拥有“狭隘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鉴于它们只能享有或丧失社会产出增减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故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毫无兴趣,而仅热衷于再分配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福利。”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奥尔森的意思,就是,政府之所以愿意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纳税人之所以愿意自觉自愿地纳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有多高,“自觉性”有多强,而是由于他们的自身利益所致――“共容利益”的存在,促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其他的选择。

  为了说明共容利益的存在,奥尔森建立了一个描述政府行为和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犯罪比喻”模型。他说,通过小偷、黑社会组织、流动匪帮与固定匪帮的比喻所做的演绎分析,“我们将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建构我们的理论”,他认为,也只有这个理论才能合理地解释当权者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有选择地使用权力的问题。奥尔森首先从对小偷的犯罪行为展开分析。小偷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一般不会选择放弃偷盗转行做别的事,比如找工作。因为如果放弃偷窃机会,他就要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所以,不管这个社会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影响小偷倾力进行他的犯罪活动,除非他受到惩罚才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支付成本,而这种惩罚一般总是“迟到的和不全面的”,于是“他总是照偷不误”、“一般会大肆行窃”。如果这个社区由于盗贼横行而使得商业无利可图,或者居民因为这里的犯罪行为过于猖獗而纷纷迁走,那么这个区域的收入就会减少,结果是小偷再没有什么东西好偷,这样他换个地方照样去偷就是了。由于“单个罪犯只承担其犯罪行为给社带来损害的极小一部分”[③],他获得利益也很少,理性地讲,他还意识不到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居民也不会因为所居住的社区存在小偷活动就作出搬家的选择。所以,在本案例上,我们看不到小偷和社区居民之间存在共容利益的迹象。

  与小偷相比,“黑手党家族”可以凭借强制性权力公开地向社区居民征收“保护费”,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将所征收费用的一部分用于社区服务,为他人提供保护,有效控制本社区的犯罪活动(包括针对自己的犯罪活动,也包括由其他团伙从事的犯罪活动),就可以通过由此而形成的商业和安全的居住环境获得更大的利益。一般情况下,“社区的商业和居住环境越好,那么他们向居民收取的保护费收入就越可观”,“拥有对邻街牢靠控制权的犯罪团伙”甚至可以“通过保护费获取社区总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一个黑手党家族控制的社区里,犯罪活动一般就不会太多。但在高收益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承担着社会损失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自身的保护费。而社区居民反正是要面对黑社会集团的掠夺,既然不可避免,人们自然希望自己只是被一个相对固定的黑手党家族所控制,通过向这个其交纳“保护费”获得社区安全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遭受更多流氓集团的骚扰;而黑手党家族在取得“保护费”收入的同时必须为社区提供安全服务,并承担起由此而来的风险和成本,只有这样做,他才能获得更大的和更加长久的利益。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容利益”因此就形成了。如奥尔森所说:“其对社区收入的看法拥有一个相对妥当的共荣利益观,所以,它使用自己强制性的权力来为自己的社区利益考虑”。因此,“牢靠而理性的黑手党头目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收取全额的保护费,因为很简单,这会降低邻街总收入,从而最终影响黑手党家族的收入。”[④]可见,是“共容利益”的存在把黑手党家族与社区居民两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了。

  民国初年发生在天津谦德庄的故事可以为奥尔森的比喻做很好的注脚,[⑤]它反衬出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李珍团伙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向其交纳“保护费”,求的是一份“清净”。反正要面对土匪恶霸的勒索,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也就是恶霸。而土匪们在收取费用的同时也要为他所霸占的地盘内提供“安全保障”,并就此形成双方“默认”的、固定的“规矩”。毫无疑问,这些“规矩”是建立在强权、蛮横、暴力基础上的,居住在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另一方面,李珍等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风险:必须随时防范外来觊觎者的入侵,如果有比他更有力量或者说更敢“玩儿命”的流氓集团来抢夺这块“宝地”,他必须也只能出头“了事儿”,甚至可能为此而搭上身家性命[⑥]。他还必须压制地盘内的新老住户服从规则按时交纳保险费,碰上曹八这样的“刺儿头”,就得拼出性命去“灭火”,否则他在这里将威风扫地,难以立足。此外,他跟“官面儿上”也得混得上来,用收来的一部分钱 “打点”好衙门上下,弄得好,枪支弹药也搞得出来;搞得不好,稍有闪失,“宝地”仍然不保。

  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黑社会组织也会调整自己与区域内居民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税率”,维护商家利益,创造更多的获取利润的机会和条件。在谦德庄,小偷不敢随意行窃,土匪不敢来此抢劫,社会治安较好,却也是平民需要的社会秩序。就这样,谦德庄的“好人”与“恶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需要、互相依存的利益关系,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共容利益”。谦德庄这个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的小地方,却在政府之外出现了一个“二政府”,由流氓、黑社会集团掌管着一方的税收和治安,这并不是当时偶然的社会现象,他们提供的是与政府所说的“社会秩序”有所不同的“地盘秩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湘西有土匪和关东马贼,广东有“大天二”,中原一带有“土围子”,上海有青帮,四川有“袍哥”,等等。放眼望去,整个中国被大大小小的地盘所分割,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官吏,或豪门大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道门教会,或民团,或土匪,或黑帮,或混混儿。他们“占山”为王,为自己的利益强取豪夺。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成为当时主导性的社会形态。

  奥尔森大概不知道天津发生过的故事,他把视点放在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上,但所阐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中国很多地方是由各路军阀控制着的,“这些军阀带着自己的武装占山为王,为自己的利益强取豪夺”。奥尔森最感兴趣的是冯玉祥。冯动用军队镇压当地的盗贼,击败了当时颇有声望的流寇“白狼”,这行为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人们似乎希望他能一直就这么作为军阀在这里统治下去。白狼是民国初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势力遍及河南、陕西、甘肃的“流寇”,而冯玉祥则是统治西北的军阀,盘踞一方的“坐寇”,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军阀并不寻求正当性”。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流寇只是偶尔来抢劫,得手就离开,而坐寇却反复掠夺同一群人,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坐寇的统治、盘剥,而反感流寇的骚扰?奥尔森的解释是,在贫穷和持续性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下,组织暴力机器进行掠夺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流寇四起、土匪丛生。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消耗在防盗和安全保护方面,同时大量缩减以致完全停止投资和生产,因为投资已变得毫无用处,反而会给自己招来风险。“在混乱的情况下,产出会很少,因而就无可盘剥了。”[⑦]在这些区域内,社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流寇能抢到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少。任何流寇都不希望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于是都抱着不抢白不抢的心态,这种疯狂的掠夺行为最终能够把一个本来相当富裕的地方抢穷,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上演。

  奥尔森注意到了其中的奥秘:军阀的“豪夺”与流寇的偶然抢劫行为有不同之处,他们依靠的是“持久的保护费而不是偶尔的劫掠。”在混乱的和毫无限制的“哄抢”过程中,终会有聪明的暴力集团会发现,只有垄断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局面,“哪怕很少的劫掠物都足以使其占领一块地盘”,于是群雄争霸的战争在流寇之间频繁展开。在权力场上角逐的流寇在直觉上明白这世间存在一个“公地悲剧”的道理,都希望打败对手、成为独霸一方的坐寇。经过惨烈的竞争和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必然的),能够组织压倒性暴力机器的集团最终胜出,“将其他匪帮赶出这块地盘”,全面垄断掠夺征收赋税的权力,这样,他就成了“固定的匪帮了”。这时候,他必须“能够控制那块地盘的犯罪活动”,向其领地提供和平与秩序,为向他缴纳保护费的“纳税人”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一种公共物品,它能使个人财产有一定的保障,使人民愿意为积累财富而积极从事生产活动。流寇转变为坐寇的好处,“并不主要是他因此就可以垄断其他匪帮先前在这块地盘上攫取的收益,而在于使其可以控制这块地盘上的共容利益”。这和我们分析的谦德庄案例是一个道理。

  首先,他会力图减少其攫取的份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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