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皇权专制的赋税之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6 次 更新时间:2006-10-16 00: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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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自秦始皇确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统治原则以后,皇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以后至宋、明、清前期,皇权专制制度逐渐成熟和自我完善,并形成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质的制度文化。它具备一切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只是把它们更加推向极端:完全集中的权力的运作,权威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来自被认为来自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如神的意志、专制君权的嫡传、统治者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其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皇帝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代表的是和政治力量,维护的是皇帝的的私利和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

  皇权专制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与皇权专制国家的赋税征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皇权专制国家的赋税征收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出皇权专制制度的本质与内涵,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一、皇权专制与“扁平化”的赋税征收体制

  

  中国社会在秦以前和秦以后,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秦以前的中国社会乃是社会主导型,其时由天子及其任命的官僚所组成的国家机构简单虚弱,其治权仅限于王畿之内;而处于国家机构之外的贵族社会,却因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实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非常有实力和有组织的状态。整个国家(country)的重心,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国家(state)[①]。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演变,分封制和井田制逐步被废除,贵族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打散;而至秦统一后,这种秩序就被彻底颠倒过来了。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确立,建立起了以君主为首、以官僚为体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形成,中国社会由此转变成为一种头重脚轻的皇帝(国家)主导型社会。“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②]一方面是皇权愈趋强大,压倒一切,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愈趋孱弱,沦为依附地位。

  这种始建于秦的国家政治社会体制,此后两千年间虽有所损益,却始终无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种大变化的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就是秦始皇。秦朝虽短命而亡,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传对后世具有决定性影响,如谭嗣同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秦虽然二世即亡,但秦始皇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他的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历代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③]因为只有像秦一样方能实现君权统治的绝对化,方能实现皇权社会的“长治久安”。于是,皇权专制便被奉为中国此后两千年不变的统治模式。

  皇权神授,皇权无限,皇权完美无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皇权专制文化规定的不可质疑的价值观。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以对君权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与均衡。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皇帝本人就是权力的源泉,政权运用的最后的决定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而且这种权力不允许任何法律及制度可以对其加以束缚和制约。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民众以至士大夫阶层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不再拥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人们统统成为皇帝的彻头彻尾的奴隶。整个国家,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思想文化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人们的精神活动被扼杀、被愚弄,民众长期被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于对帝王权力提出质疑,便会立即遭致杀戮,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皇权专制制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走上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绝路。

  在人类历史上,包括皇权专制在内的一切专制制度,往往确实能够暂时地制造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使社会资源能够迅速、及时、有效地集中于政府手中,由政府集中配置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专制政体也有明显的弊病,其权力不受约束的弱点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副作用,如经济结构失调、政治腐败丛生、社会资源利用的低效和大量浪费、市场缺乏公正性、社会成员贫富两极分化等。或者说,专制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经常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由于君主和官僚权力呈现一元化、绝对化的态势,整个社会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对之实施制约和监督,其结果,必然导致皇权专制国家可以畅行无阻地通过行政、司法、军事机构和各级官吏直接实施对农民的政治统治、赋税徭役征发、法律制裁乃至军事镇压。中国民间一向把农民向政府缴纳赋税称作“完纳皇粮”就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是一种贵族领主制,着重地方分权。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是封建等级的顶点,是领主们的共主。国王与农奴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征收赋税是通过领主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王室责成领主向国王缴纳赋税和贡纳,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④]。这是因为,欧洲封建国家的法律规定农奴隶属于领主,领主对农奴拥有直接的政治统治权、经济剥削权以及司法审判权[⑤]。在中世纪西方农民(农奴)的心目中,真正的对立面是领主和收税官吏,并不十分痛恨国王。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秦以后,中国的中层阶级——政府与小农之间的缓冲地带便被消灭了,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黄仁宇先生曾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⑥]他指出:“中国的传统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⑦]。

  在皇权专制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中,农民阶级农民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从来就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听天由命”。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或者有某种法律可以起到保护小农利益的作用(如西方社会约翰王时代的大宪章)。这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严重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对小农经济的一种极大的杀伤。由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行政权力不经过任何缓冲地带直达普通农户,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税便也不必以基层行政单位(庄园、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征收。这是理解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的关键。这与欧洲封建社会的赋税征收也是完全不同的。正如瑞特弗戈(Karl A. Wittfogel)所说,东方专制政府“持续不断地向全部平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黄仁宇先生对此解释说:“这也就是说大部分税收都是直接税,既不象封建制度一样由诸侯附庸进贡的方式支持皇室,也不象现代政府一样以公司所得税、间接税、累进税作收入的大宗。向中央政府直接供应人力物力的负担的乃是全部平民。这种特点,也是中国历史上顶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现在看来,这种措施是最近几百年来最能妨碍中国进步的一大主因。”[⑧]

  在中国,赋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在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各级官吏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征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维护皇权专制制度。所以,皇权专制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是毫无限制和毫无限度的,如北宋时期“中书官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缺乏普遍的中层机构”[⑨],形成一种扁平式的、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压力的、“完成政治任务”式的征收,造成赋税征收极强的随意性。《宋史·食货志》称:宋代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明代税制规定,纳税人须将所缴税粮运送至指定地点、指定仓库,目的地有的远至千里之外,“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⑩]。《天下郡国利病书》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号滋多”[11],也是这种随意性的反映。

  从技术上说,这种“政府直接面对农户”的税收模式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如黄仁宇先生所说:“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卖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地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没有进展”[12]。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膨胀,土地相对减少,大量土地更通过大土地所有者疯狂的兼并活动急遽地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加上专制国家的机构和官吏的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从而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也越来越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并使其越来越激化。最终农民无法再承受任何税费负担,最后一棵稻草终于把骆驼(尽管可能已是瘦极了的骆驼)压趴,社会由此走上“官逼民反”的绝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几乎每个皇权专制朝代(秦以后)都发生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起因上得到验证。

  中国的历史上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就其整体性质而言,没有一次不是“民”反抗“官”的斗争,用谭嗣同的话说,是人民“苦于君官,铤而走险”,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话说是“官逼民反”。人民革命的锋芒,都是对着皇权专制政府的。教科书上所谓“农民反抗地主”的结论,不过是学舌者的以讹传讹,始作俑者的想当然而已。在中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场象样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却比比皆是,这正是在“国”与“家”之间缺少一个缓冲地带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分散经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成分。自然经济与皇权专制相结合,这样的体制下,总是有这样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如果农民有一块稳定的土地可做生活资料的来源,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失去了小块耕地,不得不去为人作佃,交纳高额地租,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佃户也做不成,那他会逃荒要饭,半饥半饱只要能维持生存,他也不会造反。但如果一切机会都没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他也就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来革命,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这样,连最分散和最难以团结一致的农民阶级都组成起义大军与政府作对,这样的政府还能生存下去吗?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地爆发全国性的反抗苛捐杂税、要求均平赋税负担的农民起义(只要皇权专制社会存在,这种农民的反抗斗争就不会终止),一次次地改朝换代,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而且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始终没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怪圈。

  显然,人们以往习惯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皇权社会的性质是不恰当的,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13]马克思曾指出,封建社会是一种政治性的等级社会,中国的中间阶级被消灭了,所以不是这样的社会。直至19世纪末西风东渐之前,中国也从来没有作为地租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概念,中国人观察自己的社会分层,也从未将“地主”与“农民”作为基本范畴,而是区分为“官”与“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也)。中国也从没有爆发过一场像样的农民发抗地主阶级的战争。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秦以后的制度演变都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质,用“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解释不了中国皇权专制下的基本社会分野,国家政治资源及物质财富的分配的决定性力量从来都是皇权,而不是其他。[14]在对社会实施统治方面,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较之西方的封建制度更为严密、更为强化,也更为残酷。这从以上我们对中国社会赋税征收过程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观察出来。

  

  二、无限政府与无限递增的赋税征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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