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历史深处的逻辑——读《赋税与国运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0 次 更新时间:2013-06-05 1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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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在曾国祥、李炜光、黄天华等几十位赋税学人历时五年反复修改、屡次推敲润色下完成的《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终于由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推出了,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不落俗套的首发式。

  虽然古今中外不乏从赋税角度观察思考国运兴衰的观点,但就集中这么多学力,通过联合攻关方式,以几千年中国赋税历史史料为梳理考察对象,探索寻绎中国版“赋税与国运兴衰”的相关性规律,并有如此厚重的成果集结而言,这本书当属开山之作,拓荒之作,其功德值得肯定与期待。

  从秦至清,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言:“除了中间断断续续几百年分裂时期以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且,“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虽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是透过历史变迁朦胧的层层面纱,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某些内在的 ,以及重复征税出现的带有周期性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大致有如下共同的特征:每个朝代的前期,大多会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每到王朝的后期,统治者就会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与民争利,折腾得老百姓背井离乡,陷于水生火热之中,进而天下大乱,民变四起,血流成河,从而结束一个旧的王朝,再同质复制又一个无法摆脱同样命运的新王朝。然而,对老百姓而言,不过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感叹的:不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

  问题是,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跳不出这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呢?无疑,本书从赋税轻重的视角,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确实,前朝赋税都较轻,晚朝赋税大多都很重。而且,前朝多能体恤民力,修生养息,浪费腐败较少,后朝往往唯利是图,滥用税权,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是,赋税轻重仅仅是税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健全的税制,还包括其他主要、根本的要素,比如,赋税权力的主导以及监督制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如果一种税制是经过纳税者同意的,赋税的轻重还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吗?!当然,在政体既定的前提下,赋税轻重与国运的兴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赋税越轻,国民的负担越小,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赋税越重,则国民的负担越大,就会阻滞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一结论的逻辑悖论在于,是不是赋税越轻就越好呢?赋税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在理想条件下,交税多少是与其可能获得的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就是说,国民享受较高公共产品(福利),是以付出较多税款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赋税轻重并不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要素,只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已。

  因此,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迷雾,治乱循环的更深原因或在于——几千年不变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体。因为在这样国家里,最高赋税权力是被皇帝一个人独掌,而且基本不受外在条件有效约束地独掌。因此,一切以国家名义征收的赋税,体现的都不过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一姓,及其少数依附者的赋税意志而已。自然,在这样的专制赋税制度下,老百姓不过是会说话、能赚钱的工具而已。即就是所谓的“民本思想”,也不过是为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江山万年长而已,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和老百姓养鸡养鸭是一个道理。而这一赋税的权谋真谛,朱元璋则是从养蜂人的生活经验受到启发的。他毫不遮掩地说道,牧民、收税和养蜂是一个道理,不能一次将蜂蜜掠夺完,否则,来年就不会继续收获足够的蜂蜜。

  事实上,根本说来,专制君主治下的治乱循环,周期折腾,不过是其极端不人道、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不法治恶政之先天性遗传暗疾的周期性发作而已。或者说,透过赋税轻重的“晴雨表”,我们仅仅只能简单地预知和判断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如要确知“治乱周期律”的根本所在,必须借助逻辑的力量,才可能感知抵达历史深处的逻辑湍流:这就是——透过一个税制的优劣,我们可以预知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与位阶。这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根本和关键要素。优良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一定是由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掌握的,恶劣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是由少数公民或一个公民掌握的。而且,这仅是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最高标准。其次,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则在于——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程度。当然,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终极标准在于——这个税制增减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人数的多少。

  坦率地说,在“赋税与国运兴衰”的主旨下,我们还应该探寻不同税种,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格局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探寻“用税”机制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或许,这是本书在倾力于拓荒之责后留下的一点遗憾。因此,如果要继续深化拓展这一重要课题的话,至少应该关注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才是相对比较关键与核心的,能够决定国运兴衰之根本财税因素。

  总而言之,不论怎样,《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作为开山之作,其拓荒性已经填补了赋税史论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得享其在学界、出版界应有的殊荣。而其现实的功德,如果假以时日,也值得期待。特别是对一些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赋税历史基本脉络的读者,这本书则是近年来比较难得的参考著作。

  笔者以为,在赋税历史的深处,一定有着迷人的国运兴衰之逻辑与镜像。如果有缘潜入,定会忘情于其美轮美奂、跌宕起伏的图景。历史自有其自然发展演进的逻辑与规律,而且,正是因为赋税与国运之间的历史性纠结和缠绵,历史才会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身段与气质。在历史的深处,原来本就存在着永远无法忽视的赋税骨感之美,永恒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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