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周表秦里“:由汉武帝到王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3 次 更新时间:2024-11-28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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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经过战国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法家的强权登峰造极。然而秦的统一并不稳定,仅仅十几年以后,很快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秦便灭亡了。其实反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周秦之变中的一次震荡反复,一种对冲。反秦是以诸侯并起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反秦以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回到周制去的趋势。项羽当然表现最明显,他主张重建诸侯、恢复封建制,在取代楚义帝熊心成为诸侯共主后也没有称帝。但是“霸王”这个称呼 明显有“霸道而王”的含义,也不是西周“王道”初衷,实际上只是回到战国。而战国时期兼并趋秦已是大势,项羽要重走一遍,也是改变不了这个趋势的。

项羽出身六国贵族,做事循规蹈矩,鸿门放走刘邦,鸿沟守约罢兵,战争中俘虏刘邦父亲妻儿几乎全家老小,却全部放回,连人质也不留一个。时人多称其有“妇人之仁”。甚至毛泽东也把项羽珍惜名誉作为他失败的首要教训(“不可沽名学霸王”)。作为周秦之变中“暴秦”的取代和继承者,他废弑义帝,诛杀子婴,多次屠城,新安杀降,包括并非史实却流言千古的“火烧阿房宫”之类事件,使他留下残暴之名。后人甚至以刘邦约法三章比项羽的残暴更得人心,作为汉胜楚败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解释。

但是考虑到这些都是胜方对失败对手的评价,后之中立者是不能全盘照搬的。综合来看,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传统中,项羽应该是失败者当中形象最好的一个了。而刘邦则相反,在胜利后己方书写的历史中,尤其在“本朝人写本朝史”对开国皇帝的记载中,他的形象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他不仅少年“亡赖”,德不高望不重,连父亲都看不起他,而且从政不讲信义,不择手段。战败时为了自己快逃,竟然把妻儿推下马车;父亲被项羽俘虏,他竟然说你把我爹煮熟吃了,分我一杯羹吧。胜利后以“欲加之罪”,几乎把功臣杀戮一空;初时重用流氓无赖而令斯文扫地,后来提拔的“汉家儒宗”却是个“所事且十主,皆面谀取亲贵”的佞臣,其得宠只是因为搞了一套恐吓之法令群臣“震恐”,而使刘某感到了做皇帝的快活!谁为官清廉,他就猜疑其收揽人心、别有图谋,以至萧何不得不“假装贪污”来固宠……

我们固然很佩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前汉史官还保留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周史遗风,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但也相信太史公并非蓄意谋逆,在已是专制政治的当时,他不会把刘邦写得比实际更坏,也不会把项羽写得比实际更好——大概率而言他还是要对本朝“掩恶扬善”的,只是真话比后世史臣说得稍多罢了。

显然,无赖刘邦战胜贵族项羽不能解释为道德或正义的胜利,刘邦战胜项羽,本质上是更倾向于秦制的一方战胜了更倾向于周制的一方。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义上讲,秦制就是比周制要强。

刘邦获胜以后,历史的钟摆又经历了重建中央集权的一个过程,到吕后时代基本上扫除了异姓王,只留下势力最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另外留下三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闽越王无诸、南越王赵佗、南海王织。汉景帝时代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把同姓王尾大不掉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虽然还保留有同姓王,但他们已是心有余力不足,没有实力造反了。最后到了汉武帝以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通过推恩令,诸侯王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随着中央集权一步一步深化,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仅汉承秦制,而且还有汉承秦法。现在我们对秦法的很多理解,都是从汉法中倒推出来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秦汉实行反宗法的法律,就是所谓的世家大族不许族居,人为强制打断血缘、拆散世家大族,这个法本来是汉代的法,但是我们推想秦大概已开始实行。因为大家知道,秦也是以反宗法来作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一个条件。

但是在意识形态的表象符号体系上,汉代一直没有恢复《商君书》和《韩非子》所倡导的法家崇高地位。周的温情与商、韩赤裸裸的凶残反差太大,表里如一会大大增加统治风险。汉代人始终是法家那一套为里,作为实际的权力运行规则,但是他们讲的语言开始与行为剥离。一开始他们主要讲所谓的黄老之道,标榜无为,后来无为逐渐被有为取代。一般的说法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无为阶段便结束了。

因此,武帝时代对于汉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用司马迁的话讲,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是比较无为的,对国家的管理比较粗疏,汉初七十年间“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在经济上很宽松。但是我这里插一句,所谓在经济上很宽松,并不能理解为我们今天讲的使老百姓有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其实所谓“宽松”,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而言,在对诸侯的控制上采取“无为化”,是站在诸侯角度所讲的消除紧张的“松弛感”,而不是站在百姓立场所讲的经济竞争的“自由度”。讲得简单一点,当时中央政府甚至连货币都不管,各地诸侯可以自己铸钱,在汉武帝以前,大量的货币都是那些境内有铜矿的诸侯铸出来的,包括半两,包括五铢。这当然就使得一些诸侯,比如吴楚七国之乱时候的吴楚两个诸侯,变得异常富有。为什么吴楚比较强?很重要的一点,它们能够铸钱,有盐铁之利。

以往有一种说法:法家主张国家管制,而儒家主张官不与民争利,持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的确也是这样,在早期儒家思想中,比较强调小共同体本位,并不强调大一统,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秦制大一统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尽管人们可以把儒家解释成反对秦制大一统,但是在西汉初年中央集权相对而言并不强的时候,所谓“无为”之际,时兴的并不是儒家学说,而是黄老学说。

到了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逐渐强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政治方面,通过推恩令把同姓王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武帝时代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国家垄断,更是前所未有,与秦不分伯仲。汉武帝搞了盐铁官营,把当时天下最有利可图的两大行业给垄断起来了,一个是盐,一个是铁。大家知道即使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理论上讲民间可以男耕女织,很多东西可以自己生产。但是有两样东西,无论如何自然经济是不能自给自足的,那就是盐和铁。这两样东西是人们维持最低生活所离不开的。人们可以不穿绫罗绸缎,但是不能不吃盐。只要从事农业,就不能没有铁器。但不是人人家里都可以打出盐井,也不是每个人家里能够开铁矿炼铁。因此盐、铁这两项是必需的生活生产用品,再怎么自给自足也要去购买。

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把盐铁给控制起来。还搞了上林三官五铢,把全国的货币给统一起来,规定诸侯不能铸钱,由中央统一在上林苑设立铸币厂,大量铸五铢钱。

上林三官五铢就是汉武帝之后铸造的五铢,以前的五铢不是中央政府铸造的,而是诸侯铸造的,叫郡国五铢。那种五铢特征鲜明,玩古钱的人一眼就能识别,与中央政府的铸币规格和质量不同。

后来到了王莽时代,铸币的工艺水平可以说是越来越高,然而铸出的币也越来越荒唐,简直是乱来,而且王莽后来垮台与此有一定关系。王莽时代的货币称得上空前绝后,其成色、工艺乃至钱文书法都是第一流的。比如金错刀,此币是铜币,但是上面的字,即“一刀平五千”中的“一刀”两个字,是用黄金锉上去的,所以叫“金错刀”。这个工艺后来失传了,历代伪币制造者都想仿造,却很难仿造出来,因为它的工艺的确很复杂。现在潘家园古货市场上动辄就能拿出来几十枚伪造的金错刀,只能算是形似,工艺差远了。

到了汉以后,货币的铸造量与流通量一下子就跌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一个不怎么用货币的时期,直到唐朝才开始大规模铸开元通宝。中国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使用汉五铢,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也铸新钱,但是钱币质量很不怎么样,也流传不久。所以说汉以前的自由和现在的自由不同。现在哪怕经济再自由,货币还是要统一的。如果货币谁想印就印,自由交易怎么进行呢?诸侯国不用干别的,光铸钱就可以了。其实也用不着国家禁,自己印的货币本来就没有信用,只有国家主权才能建立信用。

汉武帝时期还推行了很多举措,比如“均输平准”。所谓“平准”,就是国家调节物价:国家建立一个储备库,什么东西贵了就抛出来,什么东西便宜了就收进去,用这样的办法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所谓“均输”,就是国家对各地方上交的特产进行统一安排,规定某个地方特产桑麻,比如这个地方可以养蚕,就征收布帛;由国家统一征收、统一分配,类似后世的“统购统销”,建立一套国营的流通体制。

“算缗告缗”更是对民间经济的一种管制、控制乃至抑制。什么叫“算缗”?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征收财产税。穷人不会有太多财产,所谓对老百姓征收财产税,主要是针对民间富人,即针对“个体户”“民营企业家”等等的“薅羊毛”行为。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官二代”以及狗腿子有各种优免,是不会征的。汉武帝时代在原来“訾算”(财产税)的基础上扩大了征税范围(有“算商车”“算缗钱”“算马牛羊”等),用民间富裕阶层补财政窟窿。

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不交,谁会主动让国家“放血”呢?怎么办?汉武帝就采纳了杨可的建议:发动大家检举。一旦经过检举,国家发现某人尤其是没有官宦背景的平民富人有那么多财产,而不交财产税,就可以强行没收财产,而且拿出其中一部分奖赏给检举的人以兹鼓励。秦就有这种规定,并且夫妻之间互相检举都有奖励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秦代的奖励检举是不是涉及财产税。但现在根据新出土文献岳麓秦简,可以证明秦代就有财产税即“訾税”,而且征收力度不小。

到了汉武帝,这种秦税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即所谓“杨可告缗”。《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大家互相告密,搞得凡是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都破产了,可见这股告密风刮的有多邪火,波及面有多大。

这个趋势到了汉武帝后期虽有所放缓,但还是波浪式地在不断强化。到了王莽时代发展到极端,开始搞“五均六筦,王田私属”。所谓“五均六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对全国工商业进行国家垄断,在五个大城市设立国家统购统销的部门,然后进行六种管制(盐、铁、酒、采矿铸钱、山林特产和借贷业,全部由朝廷垄断,比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还极端)。“王田私属”则是宣布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不准买卖;奴婢不叫奴婢,叫私属,但这个私属也是由国家管制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发动一场运动,让奴隶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商业国有化齐头并进。

要说搞国有化,认真点搞也罢了,偏偏王莽的特点是一拍脑袋就热,想起一出是一出,治国如同儿戏,折腾老百姓当耍猴。国有化了以后尽瞎胡闹,尤其是他的货币政策真把当时的人民给坑苦了。王莽执政期间搞了四次比较大规模的货币改革,不断地花样翻新,先是改铸大钱,后又改铸小钱,再后来实行品差不等的“宝货”,金、银、铜、龟、贝都作为货币材料,最后又罢大小钱,更行货布,把货币系统搞得异常复杂。他对周制很迷信,搞了一个“周官”,又要恢复秦统一以前各种各样的货币,什么布币、刀币之类的东西,但前提都是中央政府发行,用于敲诈地方、搜刮老百姓,也就是实际上的秦制极端化。

这种表面上“尊周”而实际上厉行秦制的“周表秦里”把汉武帝时期的“儒表法里”给大大地升级了。“周表秦里”其实就是捆住老百姓的手脚。皇上新瓶装旧酒,还喜不自胜、自认为高明,结果搞得货币市场极其混乱,以至后来造成一场人为的通货膨胀。当然,如果现在谁在货币收藏界有这些玩意儿,倒是奇货可居了。

市场、货币政策之外,在土地问题上王莽的“周表秦里”尤其突出。王莽推崇传说中的西周井田制,并把当时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井田制破坏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新莽建国伊始,王莽下诏他的治国纲领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王莽说:当年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国有,国泰民安。到秦就败坏了,不仅横征暴敛,而且废除了井田,土地私有可以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无地立锥。而且私人买卖奴隶,非常不人道!到了汉代,说是减轻田税,但人头税不减,只便宜了富人,他们出租土地,国家只收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他们的地租却拿走收成的一半,简直是强盗!怪不得农民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富人的犬马都比农民吃得好,这怎么得了?所以我要恢复井田制,把天下土地和奴隶都收归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富人多余的土地必须分给穷人,无地农民由国家分配土地。有谁敢攻击土地国有制,严惩不贷!

这不简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乍看起来,如此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简直进步得不得了!过去我们都说历代农民起义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而“封建王朝”则维护地主镇压农民。可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连同小说里的“农民起义”如水浒好汉们,哪个提出过如此鲜明的“革命纲领”?我们过去认为的“农民领袖”们,除了针对朝廷(而非地主)的“不纳粮”“无向辽东浪死”和泛泛的“均贫富”、谋“太平”,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外,哪一个像王莽那样明确地谴责私人地主,控诉土地兼并和地租收取?哪一个提出过如此接近于“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不要说分田地,所有这些“农民领袖”们连减租减息都没有提出过呀!

然而正是这个王莽,这样的主张一出台,便天下大乱。从绿林、赤眉那样的贫苦农民,到刘秀那样的豪强地主,纷纷揭竿而起。结果是地主和农民这对“阶级敌人”联手推翻了新莽政权,王莽惨死于一个长安商人之手,而被王莽“代表农民”如此血泪控诉的刘家,似乎反而变成民心所向,刘玄、刘盆子和刘秀接连被拥戴为帝。

这是怎么回事?历来的论新莽者,无论是斥责其“篡逆”的正统史家,抨击其“复辟倒退”的郭沫若学派,还是首开称赞王莽、“替他说公平话”先河的胡适 ,都不能解释这么大的反差。

其实在我看来,这没什么难理解的。王莽改制根本不是什么复辟周制,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甚至不是对他所抨击的西汉弊政的任何改变或缓解。他只是变本加厉,把汉武帝以来的秦制强化趋势进一步推向极端,从“儒表法里”发展到“周表秦里”,结果就像秦末一样惹出大祸,如此而已。

王莽除了一大堆名词(以及货币的外形)外,对周制有一丝一毫的模仿吗?当然没有。他没有实行层层分封,而是进一步中央集权。没有实行货币与市场的分散,而是“五均六筦”控制得更紧。就在他上述最出名的“王田私属”诏中,也不是以恢复周制,而是以强化秦制为宣言。

王莽讲的“井田”不是周制,而是极端的秦制。我们前文已经论述,所谓周代的井田制,其实是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小共同体的田制。秦制才是真正的国家土地垄断和管制的极端化,同时利用“鸟笼中的‘私有’”来瓦解小共同体。而王莽的“王田”名义上是恢复井田,实际上更加强化了秦“田律”式的土地管制,甚至连秦时为瓦解小共同体而有所利用的、国家严控下的民间交易都禁止,民更加无所措手足了。这其实并不奇怪,先以国家暴力强推“小私有”来消灭“族庙公产”,然后顺势取消“小私有”而归于“一大二公”,这种事我们难道没见过吗?至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产,古今中外都是凭政治抢夺圈占,而非“民间自由买卖”形成,王莽进一步强化秦制,不是更加恶化了这一灾难吗?

秦汉私有奴婢的买卖,确实是周制小共同体瓦解后才流行起来的弊病。但是秦制最可怕的还是“国有奴隶”的泛滥成灾。秦时广泛使用刑徒、罪隶、“收孥”、“居赀”为苦役,造成多少惨剧,至今仍有骊山等地大片的刑徒墓地和流传千古的孟姜女传说为证,也是直接造成秦末民变的原因。其实笔者曾指出,私有奴隶受虐待的程度受到奴价影响,奴价昂贵时奴隶主是不会随意挥霍自己的“财产”的。但是“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奴隶(尤其是连做奴隶资格都没有的国有俘虏,如殷、秦乃至印加帝国人殉的那些牺牲品)没有这个限制,国有奴隶监工(有时本身就是奴隶)不像私人奴隶主那样爱惜自己的“财产”,古今中外都是大概率现象。古希腊最悲惨的不是私人奴隶,而是斯巴达城邦的黑劳士和雅典“国营”劳里昂银矿里的奴隶,而近世的古拉格更是例证,那里的苦难岂是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可比的?而王莽并不解放奴隶,只是把私人奴隶没收为国家奴隶,这不是加剧了奴隶制、也加剧了秦制的危害吗?把“大观园”变成“古拉格”,结果激变天下,有何难以理解?

总而言之,西汉在汉武帝以前管理比较粗放,到了汉武帝以后就越管越严密,无穷尽地变着法儿出台新政策,越来越变成一种极端化的国家统制经济,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一直发展到王莽时代的五均六筦、王田私属,把汉承秦制发展到了极端。但搞笑的是,这一切却是在“尊儒”“从周”的名义下干的!

从汉武帝到王莽,看起来可以说越来越尊儒,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王莽时代,不仅尊儒而且尊周,什么东西都要遵循周的说法,所有的官名都改成周的名称,很多制度名目都恢复周制的称呼,也就是说把儒家这套“推崇”到了极端。王莽时代,不仅嘴里讲的是儒家,而且声称要讲“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讲到孔孟还不够,还要讲到西周,当时经常讲周公。所以,汉代经学中就有了一个争论:儒家究竟是孔子的儒家还是周公的儒家?原来人们都说,孔子是儒家的教主;到了王莽时代,一批古文经学家却开始说,不对,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传教士而已,真正的教主是周公。于是,儒教到底是孔子最伟大还是周公最伟大,便成了一个今古文之争很重要的话题。

古文经学“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我曾指出它的实质是“尊官不尊士,从君不从道”。孔子“从周”,是想恢复周制;而王莽、刘歆“从周”,却是要推行“周官”。阎步克先生曾把从周制到秦制的变化称为“从爵本位到官本位” ,而《周官》恰如其名,完全没有周制爵本位特征,而是典型的秦制“官本位”之书。

《周官》一书传说得自壁间,藏入内府,此前没人见过。刘歆突然抛出来,说是治国纲领(致太平之书),改称《周礼》,列入官学,要求天下传习之。《周礼》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伪书”姑置不论,但它描绘的不是周制而是一种超级“秦制”却无可怀疑。连认可“周礼”非伪的朱熹也感叹,该书把专制“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并不无嘲讽地说:“禁治虾蟆,已专设一官,岂不酷耶!” 我们且看这个“周官”的法网“缜密”到何等地步。

所谓“周礼六官”是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其中天官冢宰即后之吏部,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即后之户部,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即后之礼部,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即后之兵部,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即后之刑部,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空即后之工部,“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不及以上五官各自之半,一般认为是内容残缺。

且不论冬官的残缺,统共此中央六部有记录者,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数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署皆有不少属员,实际上是376个“司局级单位”。其中有些“大衙门”编制惊人,例如天官冢宰下辖的“渔人”衙门编制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共计342人;“酒人”衙门有“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共计340人。地官司徒下辖“牛人”,编制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共计232人。……余如秋官司寇下辖“司隶”,编制有249人。春官宗伯下辖的“墓大夫”编制236人。而同为春官所属的“大师”,更是个编制650人之多的大衙门:“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还有夏官司马中的“大司马”,编制为“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也是437人的大衙门。

这些已经够惊人的了,而更有些“司局级单位”还面向全国各地撒网,编制了无数的“基层干部”。如地官司徒下辖的“乡老”,掌管农村,“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好家伙,五家就设一干部,简直比改革前的人民公社还多!

城里则有“遂大夫”,掌管“每遂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上士一人。酂长,每酂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邻长,五家则一人”,这也比如今的居委会还多了。

还有管理市场的“胥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贾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则一人。司稽,五肆则一人。胥,二肆则一人。肆长,每肆则一人”。市场管制如此严格,让人叹为观止!其实这不就是王莽当时搞的“五均六筦”吗?

更惊人的是,连“山林川泽”也遍设官吏: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泽虞:每大泽大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泽中薮如中川之衡。小泽小薮如小川之衡。

以上这四个衙门尤其可以凸显《周官》的秦制性质。秦制不仅有严格的《田律》,而且有“山林川泽之禁”,这是史有明载的。司马迁说:“汉兴,……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即汉初一度松弛了秦制对山川的管制。叔孙通以“儒宗”“皆袭秦故”,也暂未恢复。到了言必称周公、行必超秦皇的王莽,才变本加厉,“五均六筦”管到了山岭沟谷、江河湖海、一草一木、鸟兽虫鱼,无所不包。什么叫“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什么叫“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看看《周官》便可领教。

前人说《周礼》设计的中央六部,官员“合计数万人”,看来只少不多。“封建”而非帝制的西周,能有如此规模的官僚机器吗?“不籍千亩”“民不可料”的周制需要如此庞大的中央机关吗?当然不可能。不要说在“八百诸侯”层层分封的“天下”不可能有,就是在周天子直辖领地的“太原”和“王畿千亩”,西周时也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官本位”体制。

其实宋儒早就质疑,像《周礼》如此“官多田少”,社会怎么负担得起?后来有人说,诸如族师、闾胥、比长这类基层干部,是自耕自养的,国家不负担。这是越说越像人民公社时代的大小队干部了。其实从宋朝起,秦制的基层管制就日益实现从“乡官(乡吏)”到“职役”的转变,小民不但要为朝廷出粮出力,还要为朝廷无偿当差办事。“职役”的沉重负担,有时甚至不亚于钱粮和力役。皇权不仅下了县、下了乡、下及编户丁口,而且延伸到“任是深山更深处”,皇责却小到不仅百姓饥荒不救济,却反问“何不食肉糜”, 甚至连自己的爪牙都可以不给报酬而抓人当差!但这还都是秦制在后世变本加厉的事,需要一些相关的制度支持。不但西周不可能这样,秦汉时代似乎也还是以乡吏为主的。王莽如果当时就要推行职役,激起民变就更加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而言之,西汉后期国家垄断、中央集权对社会的强控制越走越极端,文化领域的“复周”以及制度层面的秦制强化互相拉扯,终于到王莽时代重复了秦末的那样一场大乱。其实二千多年来这种周而复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所不同的是外包装的语言不停变换。

如果说中国在秦以后有一个儒表法里的状态,由汉武帝到王莽,我们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周表秦里的过程。表面上说的是周礼,实际上搞的是秦制,而且两者都越来越极端。一方面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为强化秦制来造舆论,用的符号却是儒家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实行强控制。

因此,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从字面上看,似乎儒家倒是代表着统制经济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表象的“儒法换位”,因为以往传统经济思想史学者都认为,法家是主张经济管制的,儒家是主张宽松的。一直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学者在讲所谓经济上的儒法斗争。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曾写过两本书,一本叫作《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一本叫《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好在搞批儒弘法运动,大捧秦始皇,大贬孔夫子。同时统制经济也越管越紧,好像统制经济就是法家搞的。可是从西汉这一朝的历史看,好像恰恰相反,为什么会与人们的感觉拧巴着来呢?恰恰在于“儒表法里”的缘故,因为这个“儒”已经不是原来的儒了,也就是索绪尔说的,符号没有变,而“能指”所表达的“所指”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经过叔孙通以“儒宗制礼”而“大抵皆袭秦故”,经过汉景帝处理“辕黄之争”而禁言“受命放杀”,经过董仲舒放弃革命、接受三纲,经过刘向、刘歆用《周官》来改造“周礼”,经过这一切慢慢地偷天换日,后来的儒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独尊”是真的,但是“儒术”和孔孟时代有了很大区别。而且落脚点在“独尊”上。其实任何话语没有了“百家争鸣”,只剩下“独尊”就已经变味了。所以,独尊是里,儒术是表,文化上的“罢黜百家”和经济上的“利出一孔” 成为互相协调的东西。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是经济上“利出一孔”的最好注脚。事实上,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只要“独尊”,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焚书坑儒的秦朝和独尊儒术的西汉(尤其是独尊“周礼”的新莽)虽然口头上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但做法和目的却殊途同归。

新莽的灭亡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东汉及其以后的史家通常讲王莽是一个“篡汉夺权”的野心家,违背了刘氏的正统,天下老百姓只知道刘氏应该当皇帝,他篡夺了刘氏的皇位,因此大家都骂他。从刘氏宗室一直到像绿林、赤眉那样的老百姓都群起造反,把他推翻了。可是天下人果然认定了只有姓刘的人才能当皇帝吗?如果真是这样,汉朝为什么不一直延续到现在呢?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知倒过多少遍手了。赵家、朱家谁不说自己的“家天下”有血统合法性加持,不也照样灰飞烟灭了吗?

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王莽和其他人不一样,王莽虽然是篡汉夺权(用旧史学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王莽和历史上无数乱臣贼子相比,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王莽曾经德高望重,非常得人心,即使到了后来身败名裂,仍有很多文献记载了他先前的“感人事迹”。据说王莽一直律己甚严,生活很俭朴,而且礼贤下士,尊师重道,对儒生不错。尤其是执政公平,几个儿子犯了罪,他也不徇私枉法,而是一律严惩。更有名的是王莽针对当时西汉的社会积弊,批评的方向似乎与董仲舒等所谓大儒一致,但看起来更尖锐、更深刻也更严厉。即便后来身败名裂,这些话却被详加记载,作为“政治正确”言论流传至今,并且被频繁引用。

总之,王莽夺权时应该是深得民心的。其“合法性资源”至少不亚于后来的魏代汉禅、晋代魏禅,乃至同为外戚的隋代周禅,以及禅代后延续最久、最成功的赵宋代周。因此后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诗《放言》,其中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这个王莽当年是很有号召力、很得人心的,曾被寄予厚望,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篡汉夺权的野心家。但曹丕、司马昭、杨坚、赵匡胤同样篡权上位,他们原来的“贤名”还远不如王莽,为什么却成功了呢?

所以,所谓谦恭的虚伪,所谓臣民正统观念不接受篡位,都不能解释王莽的失败。实际上如前所述,后来起兵反王莽的所谓刘氏宗室,都不是西汉时真正有地位的刘姓贵族。刘盆子、刘秀,乃至刘秀的哥哥,以及更始帝虽然都姓刘,其实“盆子贫贱光武富,终究布衣素封徒”,不过是财产多少不等的平民而已。社会对他们这些没有贵族身份的“刘十代”“刘八代”原本能有多少尊重?东西汉和东西晋等等不一样。东西晋、南北宋都可以说是前一个王朝偏安的结果,晋元帝、宋高宗就是前一个皇帝的儿子,包括南明和北元也一样。但东汉和西汉基本上是两个王朝,前朝声望对刘秀能够拱倒王莽,其实没什么太大作用。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王莽是书生治国的失败之例。说他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一切根据儒家教条行事,不切实际,所以失败。其实,“王莽谦恭未篡时”就说明他老奸巨猾,如果真是书呆子,他怎可能在“元、成、哀、平”时期黑暗的宫廷政治中一路崛起,积累如此声望?当然,成为“至尊”后就进入“信息茧房”,容易做出不切实际的蠢事,这也只能说与专制有关,与是否“书生”无关。正如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没人说他是书生治国一样。

至于说到王莽尊奉“原教旨”,其实王莽看重的古文经学“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对其他儒家经典并不特别提倡。王莽真正推崇的不就是《周官》吗?这本来历不明的书就算文句不尽作伪,本来也几无影响,并没有经典地位。正是在王莽得势时,刘歆等人希意承旨拿出定本,改“官”为“礼”,奉为圣典,尊入学宫,天下传习。所以与其说是“原教旨”造就了王莽政治,不如说王莽造就了“原教旨”(虽然未必伪造全文)。《周官》本来就是王莽为强化秦制而推出的,说他为其“教条”所误,乃倒果为因,不足为训。

其实,王莽后来闹到众叛亲离,原因没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他执政以后采取的众多倒行逆施的政策造成的。王莽推行的那些政策,老实说和秦统一以后做的事情很类似,都是一通极端法家化的操作。他自恃甚高,不听劝也无人敢劝,最后自己走火入魔到“上了房顶下不来”的地步,把社会上各阶层都折腾得受不了。当然,王莽时代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历代大乱中经常有的——气候异常,出现大灾荒。这也是激起民变的一个原因。但是不能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大家都觉得他很伟大,但就是不允许他篡,一旦他篡上台,大家就觉得他血统不正,群起造反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由于王莽那套极端的法家化的管制政策,导致新莽成为和暴秦一样很短暂的统一时代。

新莽虽然短暂,但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对东汉还是有很多影响的,就像秦很短暂却对西汉影响很大一样。中国历史上几个比较短暂的王朝:秦、新莽、隋、元,虽然很短暂,但在历史上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谈到“汉魏之变”时还会提到这一点。

总之,西汉前期,经过秦末焚书以后长达近一百年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儒、法、道三家关系比较复杂的演进,到了汉武帝时代基本上实现了所谓的“儒表法里”,或者说以法家思想改造后的儒家作为这个王朝的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在儒家框架下法家的专制主义和道家的犬儒主义的一种结合,即在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法和道于是成为以后中国人谈论问题时的两种角度。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有为”之儒变成“法儒”,而“无为”之儒变成“道儒”。以后很多争论都可以纳入“法儒”和“道儒”争论的轨道里。虽然援引早期儒家道统的成分并不是没有,但已经被淹没在这种二元张力的结构之下。

本文节选自《秦汉史讲义》一书第三章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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