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汉武帝与西王母信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9 次 更新时间:2022-12-2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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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西汉武帝一朝,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经营西域。张骞受汉武帝之命而进行西域探险的直接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断其右臂,彻底解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但大月氏新迁中亚,环境安乐,已无报胡之心。张骞虽没有达到外交目的,但留心西域风土人情,获得大量西域知识。《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张骞带回来的见闻,其中一则极为醒目: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安息即波斯帕提亚帝国;西海即地中海;条枝指位于地中海之滨(现土耳其东南部)的安条克(An?tioch),当时的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张骞对于域外世界相关知识的热心搜罗,令人称奇,但最令人称奇且讶异的是,西王母传说竟然出现于张骞所获得的消息中。所谓“条枝有弱水、西王母”,实际上是将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置于了新获知的“条枝”国的境内。

西王母传说本为华夏族人中流传的神话,很早就流传于华夏域内。在古代典籍中,《山海经》较早提到西王母,其中之《西山经》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擅啸,蓬发戴胜”。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形象演化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得道妇人,半人半仙的贵妇。西王母会见周穆王之情节最为鲜活: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于瑶池、二人吟唱酬答、情意绵绵:西王母邀请穆天子再来,穆天子则以“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作答。至汉代,西王母成了掌有“不死之药”的神仙。《淮南子·览冥训》有嫦娥奔月故事:“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姮娥即嫦娥。大约成书于后汉时代的《汉武故事》称,七月七日夜,汉武帝接待过乘紫云车而至的西王母,从王母接受桃子,但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而不遂。后世的传说虽属附会,但汉武帝梦求长寿而持西王母信仰,是有事实依据的。

西汉初期的西王母崇拜氛围已经染及皇室,汉武帝尤为严重。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其中云:“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暠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司马相如写《大人赋》的用意是向汉武帝讽谏,婉劝他不要耽于神仙幻想。然而,他对仙境的华美描述竟使汉武帝对西王母的向往更为炽烈。《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扬雄传》:“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西晋张华《博物志》:“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武帝醉心仙道,广为人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浓重的神仙情结,必定对汉朝廷上下官员及整个统治阶层有所影响。张骞西域探险已达此前华夏族人未及的西方之地,他很快明白其亲履的“西域”不存在华夏族人所谓的“西王母之邦”;但更远的“西极”是否存在西王母之邦,则仍需求证;于是向中亚以远的安息国人质询。安息国人自然不会说自己的国土上存在一个子虚乌有的西王母,故以远国条枝“或许有”的模糊之辞来回答汉使。因此,所谓“安息长老传闻”云云,显然不能理解为安息人的主动介绍;毋宁说,有关西王母在“条枝”的消息,是张骞及其副使节揣摩武帝之“圣意”,主动征询的结果。

在汉代社会从宫廷到民间都弥漫着西王母崇拜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皇帝心心念念、醉心于仙道的情况下,西域探险的中原使节想必也将探察“西王母之邦”之真伪作为一个附带的任务与使命,并将有关信息带回中原,向朝廷交代。严肃、博学的太史公不得不在记载中写上一笔,一方面是为历史存真,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迫于当时宫廷内外的浓厚的西王母信仰氛围,不得已而为之。但司马迁毕竟是具有求实精神的史家,对此不会轻易信以为真。“安息长老传闻”一语,显示出太史公如椽之笔的传神,既避免令久怀成仙之念、西王母情结的武帝难堪,同时也借安息长老之口,暗喻武帝信奉神仙之说的无稽。

古代西王母神话包含信仰与地理两种意义。《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所谓“四荒”亦作“四极”,即天地的四端。《山海经》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与西王母信仰纠缠在一起的华夏族人的域外知识,本质上含有华夏世界地理观念,“西王母”代表“天下四极”中的“西极”,即最西端。

在古代华夏族人的天下观念中,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是很早即有的方位认定。在西向方位上,“华夏”之西的“极”“荒”是与“戎”的地理观念相联系的。以现在眼光,最初包含在天下观念中“西戎”,在地理范围上并不遥远。吴晗认为,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500年,中原观念中的“戎”在地理范围上不出陕西以西,这一带又名为西荒,为西王母,其范围在陕甘豫晋。(《西王母与西戎》,《吴晗全集》第一卷,第288-293页)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遂霸西戎,可证“西戎”与秦地(陕西)相邻。由于西极、戎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华夏族人所认知的“西极”“戎”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必然引起“西王母之邦”在地域上的变化。随着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向西方的扩展,对西方新地域了解的增多,“西极”向西更远处移动,作为神仙之境的“西王母之邦”随之也渐次移向更远的未知之地。与华夏族人的“西极”“西荒”观念的不断拓展相辅相成的,是“西王母之邦”地理方位的不断西移。

在早期的历史事件中,周穆王伐犬戎是重要事件之一,对华夏族人的西方想象具有重要影响,故西王母与周穆王被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联系经历了长时期的孕育,最终完成于战国时代或更晚时候。西王母传说一旦与历史中真实的周穆王结合起来,不仅其“西极”方位变得更为突出且明晰,而且也获得一种历史感。《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之祖先造父为穆王驾车周游事,称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将祖先与某种传说联系起来,在古代史书中并不稀见。

张骞中亚凿空,中原王朝打通并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地区为华夏族人所熟悉,不再是华夏族人思想中处于朦胧状态的“西荒”(“未知之地”)。由于这一地区已无神秘性可言,故再难与“西王母之邦”相联系,而只能以所谓“西王母遗迹”的形式存在。《汉书·地理志下》记金城郡临羌(即今青海省湟中县):“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盛池。北侧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晋书·张骏传》称:“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这些都是旧记忆,是从前的中原人以这些地区为“西王母之邦”留下的印记。

张骞凿空之前,西域是中原族人的未知之地。在河西走廊被纳入汉朝统辖之后,中原族人在西王母信仰的驱动下,又在西域这方“西极”之地上开始寻求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想当然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拟定的”联系。受汉武帝本人以及宫廷上下充斥的西王母信仰的影响,张骞到达西域后自然要探寻一下“西王母之邦”的所在,结果发现中亚并不存在所谓的“西王母之邦”,于是又作出推论,臆想“西王母之邦”应在更远处的“条枝”;“条枝”是张骞从安息长老那里了解到的“西极”之地。

然而,中原族人与西部世界的交往仍在扩展,作为“西极”(或“西荒”)符号的“西王母之邦”向西的移动自然不会停止。东汉时期,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往增多,中国人所了解的西方世界的范围更为扩大,于是“西王母之邦”又迁徙到了中原族人新了解的比“条枝”更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以远地区。《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大秦之西的“未知之地”成为“西极”之后,自然又与“西王母之邦”结合起来。

在消息来源上,《后汉书·西域传》强调的“或云”(指中国人接触到的罗马人),与张骞强调的“安息长老传闻”一样,都源于中原族人由固有“天下观”思维方式所作的附会,无论是安息人,还是罗马人,都不会有西王母传说。作为“西极”符号的“西王母之邦”,其不断向西迁移的过程所反映的,是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域外知识范围的扩展。正是中原华夏族人活动范围的变化所造成的对“域外”边界知识的变化,推动了传说中“西王母之邦”在地理方位上的不断向西移动。(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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