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万里文选》编辑轶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9 次 更新时间:2024-08-19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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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多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

10月的一天,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主任王乃庄带我到财务处,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五万块钱,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书包里,回到中南海,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万里正坐在沙发上看大字版《参考消息》。我把一袋现金放在茶几上,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看了一眼,问:“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我说编辑组有编辑费用。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沈秘书提起塑料袋,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是,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

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像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一个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

在谈到万里文选的编辑方法时,李瑞环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通过这次谈话,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

李瑞环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

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不同的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

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

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

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

在编辑组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几个编辑分工负责。为了集中讨论工作中的问题,编辑组经常要集体办公。通常,编辑先从原始文稿中选择并进行编辑,然后交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负责人审核后送交万里本人审阅修改,然后再返回编辑组。

在编辑组成员中,我介入编辑工作较早,在承担具体文稿编辑之余,也负责一些行政联络工作。在编辑万里两本专题文集的后期,为了找到合适的照片放在书中,我在万里办公室用了几乎一天时间,查看了不同时期的几十本照片集。

编辑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专门请编辑组吃饭。万里很高兴,大家喝了茅台。吃饭前,他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在文选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万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几乎在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机会听他的报告。第一次听他的报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农业书记会议。我在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一天晚上被处长安排抄写一个稿子,看上去是个领导讲话草稿,中间有不少改动。几天后,听取万里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才知道抄的就是这个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关注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

现在看来,当年万里文选编辑有明显不足之处,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内容安排上,表现在文字处理上。

在“万里文选”编辑完成后,编辑组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的这个讲话,基础资料有会议开始的话,还有会议结束时的话,也有会议中间大量插话,文章是根据会议进程中不同时间的讲话综合整理而成。负责第一稿的编辑是崔传义,编辑组会议讨论时,多数人意见是收入《万里文选》,但编辑组负责人决定不收入文选,只收入《万里论农村改革发展》。崔传义编辑的第一稿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文字风格,经过编辑组负责人修改加工,风格大变,讲话语气比较平和,语言趋近书面化。实际上,当时万里的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不仅有不少个性化的、情绪化表述,而且中间很多直接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事件。编辑组在讨论这篇文稿时,讨论很热烈。一方面,大家议论万里居然火气如此之大,另一方面,也在讨论如何做出文字处理。在编辑组负责人主导下,对于原文做了较大修改,删去了大量尖锐、激烈的语句,原文中的用词、语气都明显变得温和。

当然,编入文集的这个文稿,应该说体现了万里讲话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实质。但是,如果要依据这些文字来分析当时农村改革中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则远远不够。从改革史研究角度看,为了探究当年改革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应该尽可能展现讲话原本风貌。

万里对农业部的批评相当尖刻,很多话说得相当重。他说:“农业部是左的路线政策的顽固堡垒”。“农业部对一亿五千万人不顾不关心。农民吃不饱,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吃饱了,不见你们高兴。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你们住在楼上评头论脚”。万里这里说的“一亿五千万人”,是指当时中国农村还有一亿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吃不上饭。“你们不和群众一道想法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只是学大寨,大呼隆,只念大寨经,不调研,只搞穷过渡,是习惯性的。现在有人否认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否认取得的实践结果。”“农业部的思想路线不转,什么都谈不上”。“再反对,就是和中央不保持一致,不再是思想问题”。

在张广友书中,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上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前不久,部里有人还在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是‘方向道路’问题,是‘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这些同志思想弯子至今没有转过来。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经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至今没有看到。你们究竟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可以谈谈,看看我们能否统一起来。”(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206页)。在《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书中,相应内容只有一句话:“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经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

从万里论著的编辑过程可见,对改革史研究来说,领导人文选、年谱等资料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文选、年谱本身,也需要展开研究。

(本文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2期,是长文“万里与农村改革”之一节。“当代农政”公众号推送略有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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