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还在胎动的时候，毛泽东就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开始筹划解放西藏的谋略“经营西藏，不吃地方”。要重视做达赖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51年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是要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友好。?

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时，让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中央对达赖仁至义尽。?

然而，噶厦上层仍然对中央心怀鬼胎，妄图控制达赖，挟持出国，图谋“西藏独立”。?

1951年，他们带着达赖逃到亚东，再往前一步就到了印度。?

1956年，达赖与班禅双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达赖又被境外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包围，他们企图劝达赖流亡印度。周恩来总理利用访印之机，三次与达赖及其随从长谈，苦口婆心劝其回藏。?

1959年，达赖逃亡之后，中央为他保留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达5年之久，也是希望他迷途知返。中央还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打招呼，劝其放弃分裂主张，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

1978年开始，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开启改革开放先河，他再次向达赖伸出了和解之手。成千上万的流亡藏胞心向祖国，回归定居。达赖及其追随者也开始了与中央的秘密接触与谈判。?

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满怀诚意，仁至义尽。达赖却拿谈判当游戏，讲条件，无诚意，多次丧失和解的机会。?

１、周恩来苦口婆心?

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地方事务的协议签订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被废止，双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两国的友谊。但是，印度那边有些人并不甘心，他们还想玩玩西藏牌。?

1956年，机会来了。?

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达赖、班禅发来邀请书，请达赖、班禅赴印参加这一千年盛事。达赖本人表示愿意前往印度参加这一活动。?

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分析西藏形势，考虑达赖此番出国，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包围下，会有一时不愿返回西藏的可能，反动分子也将会趁机掀起叛乱，西藏将会出现更严峻的形势。?

张经武请示了中央，中央答复同意达赖赴印，认为不让去不好。他前往罗布林卡去见达赖，转达中央意见。?

他说，达赖是否去印的问题，完全由达赖自己决定，中央是完全信任达赖的，是尊重达赖的。我们决定不派任何人陪同，由达赖自由来去。?

张经武还劝告达赖：“赴印是否可乘飞机，不坐汽车，不要经过噶伦堡，噶伦堡那地方情况复杂，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还是不走那里为好。”?

达赖沉默寡言，对乘飞机还是坐汽车问题，没有表态。?

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开会决定，达赖赴印度不坐飞机，而乘坐汽车前往。?

张经武认为，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乘坐汽车，是心怀鬼胎，定有阴谋。于是，又请示了中央。

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张经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本来应该参加的，但因西藏不能分身，没有赴京出席。他正在西藏处理达赖、班禅赴印访问之事，他的电报到达了北京。?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谈到达赖访印问题。?

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乘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11月17中央电示：?

“达赖、班禅和他们的主要官员出国访问时，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中，要尽一切力量作好沿途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对达赖离开西藏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以充分估计，要设想到达赖他们出国以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有应付恶劣情况到来的充分准备。”?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决定派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和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陈竞波分别陪送达赖、班禅到亚东。然后，由印度派车接入印度。同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也从可能发生最坏情况考虑，以防万一，在防御方面作了准备。?

11月20日，达赖一行离开拉萨，到达日喀则。22日，达赖、班禅离开日喀则。25日，达赖、班禅抵达印度新德里。?

达赖这次访印，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派人陪同，他们出国后的行动，是由他自己掌握处理的。

听说达赖喇嘛访印，早年居住在境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立即追随左右，准备包围达赖喇嘛。

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踏上印度国土，居留在噶伦堡的反动分裂头子夏格巴、达赖兄长嘉乐顿珠便包围了达赖。旅居美国的达赖长兄当才活佛也赶到印度，来到达赖身边。?

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此时，印度噶伦堡已成为从国内藏区逃亡出去的叛乱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麋集的活动据点。

分裂主义分子上书达赖喇嘛，要求他长期留在印度，组织流亡政府，领导“西藏独立”活动，并在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中进行分化策反活动，威逼利诱一些人同他们合流，而对爱国进步人士则进行孤立和恫吓。?

他们还从噶伦堡挑选派遣一些叛乱骨干潜回西藏，同西藏内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勾结，阴谋策划在拉萨等地发动叛乱，然后再以“西藏境内已乱，安全无保障”为借口，强行把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官员阻留于印度。?

一时间，西藏内部谣言四起，叛乱分子、分裂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猖狂活动。反对民主改革，分裂祖国统一，进行武装叛乱等，汇合成一股倒行逆施的浊流。?

达赖那时还年轻，在西藏身居高位，在西藏僧俗民众中也有很高权威。但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却掌握在他身边那些反动分子手中。达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常常不敢自己作出决断，显得优柔寡断。因此达赖此次出访印度后，迟迟不愿回国。?

一些上层人士也反映，达赖太年轻、缺乏主见，常常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摇摆不定，常常受到他的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噶伦索康·旺清格列的摆布。这些人都是分裂势力的头子，此次都随同他赴印访问。?

西藏的局势日益严峻。周恩来总理万分着急。?

他通过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经我驻印大使馆，给达赖、班禅两人发去一封电报。再次通知达赖、班禅，中央、毛主席已决定西藏至少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同时揭露噶厦反动分子阴谋在拉萨进行叛乱活动，催促他们早日返回西藏。?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应邀访问印度。1957年1月，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也在印度停留。?

借去印度之便，周总理分别会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达赖喇嘛的主要随行官员，同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团结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

周总理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周恩来与达赖三次长谈。?

针对西藏上层少数人对民主改革的担心，周恩来说：“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时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先将自治区建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状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好过起来。”?

针对流亡噶伦堡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企图阻滞达赖回国的行为，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劝告达赖：?

“现在有人想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喇嘛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把达赖喇嘛放在一个极端因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

针对达赖身边的某人想搞动乱的企图，周恩来提出了警告：?

“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某些想法。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行动，我们一定不能允许其得逞。”?

周恩来不愧为伟大的外交家，他还利用会唔尼赫鲁的机会，希望印度在促进达赖回西藏方面起到好的作用。?

周恩来久经国共谈判的的桌面，是经验丰富的统战大师。?

他对达赖苦口婆心的奉劝，语重心长的谈话，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分裂活动的本质，指明了他们必将彻底失败的前途，使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何去何从。?

在周总理谈话之后，达赖喇嘛指示其主要随行官员认真讨论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

周恩来三劝达赖，给他以很大的教育。?

达赖对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见，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我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思想也曾经发生动摇。自与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特别是中央决定西藏六年不实行改革，以后是否改，可由西藏作主，中央完全信任我们，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说服随行官员，做出妥善的选择。”?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耐心说服，达赖一行终于于1957年1月22日离印返藏。但是达赖一行还是乘坐汽车，在返藏途中又在叛乱分子和外国间谍中心噶伦堡住了近一个月，直到4月1日才返抵拉萨。?

在此之前，班禅额尔德尼和随同达赖赴印的阿沛·阿旺晋美早已于2月底分别回到日喀则和拉萨。?

一场分裂分子阻滞达赖，流亡国外的阴谋暂时宣告破产了。?

２、邓小平开启对话大门?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中国中央政府对他及国外流亡藏胞的处境一直很关注。?

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央对外表示，希望达赖迷途知返，重归祖国，建设西藏。直到1964年，中央还保留着达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但是，直到1978年我国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联系才开始接上。这有二方面的背景。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灵活。?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动灵活务实的政策。他提出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平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平统一祖国主要是要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同时，邓小平也希望与达赖喇嘛谈判，以解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独立主张，回归祖国的问题。?

就达赖喇嘛方面而言，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沉重地打击了流亡集团的分裂主张与活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是分裂主义集团搞破坏活动的主要支持者。1972年以后，曾长期接受中央情报局培训与资助的嘉乐顿珠也感到乞求外国的支持没有什么前途，希望通过谈判回到故土西藏。?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全国开放改革的大潮，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开始了。?

1977年5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会见来访的日本新闻代表团时说，“欢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回到祖国怀抱。”这个代表团把这一消息传到全球，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因为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从“文革”的极左灾难中走出来。?

中国今天对逃亡的达赖喇嘛做出了和解的表示，指出如果他接受共产党中国的统治，将允许他回到自己的家园。新华社援引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先生的话说，如果他愿意回到“祖国怀抱，站在人民一边”，他将受到欢迎。阿沛先生在同正在访问的日本编辑代表团会谈时说，对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将做出“妥善安排”，“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爱国不分先后”。?

5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戴维·博纳维亚5月1日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达赖喇嘛被邀请返回西藏》。?

中国政府已公开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让他在愿意回来的时候回来。中国官方通讯社援引了西藏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对访问北京的一个日本左派代表团关于这方面的谈话。?

最近一直有消息说，达赖喇嘛希望返回自己的家园，在默祷中过活，即便再也不允许使佛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他若返回西藏，这将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荣誉，因为这将大大消除全世界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批评。?

这还会消除妨碍中印关系改善的一个令人不安的障碍，过去15年来，中印关系不是处于冷淡状态，便是干脆处于敌对状态。在印度于最近举行选举之后，中国很可能希望使英迪拉·甘地夫人培植起来的印苏关系受到损害而使中印关系得到改善。?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已表示，它愿对少数民族——如藏族、蒙族和维吾尔族——奉行一种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在谈到达赖喇嘛问题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这次谈话，无疑是中央政府向达赖喇嘛主动发出的信号。其实在这个月初(12月3日)，邓小平秘密会见了嘉乐顿珠，提出了关于对话的问题。12月28日不过是将这次会晤披露给国际新闻界罢了。?

此后，达赖喇嘛多次派他的代表秘密回国与中央接触。第一次正式接触在1979年2月28日。

3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这次重要的谈话，为双方的谈判定了一个基调。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变化。?

中国中央政府满怀真诚的希望，欢迎达赖喇嘛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做贡献，为西藏人民的富裕、幸福做些有益的事情。为了满足国内外藏族群众探亲与交往的要求，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了来去自由，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政策。?

自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几乎全部亲属都曾回国参观探亲。但是，达赖喇嘛派遣的参观团在西藏各地参观时，除一般观光外，还专门搜集西藏社会阴暗面加以歪曲夸大，他们还称自己是“事实调查团”，要以他们调查的事实为谈判基础。?

３、胡耀邦发表“五点”政策?

在双方接触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同意并接待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到北京来同中央谈问题。?

1981年7月，达赖喇嘛的代表嘉乐顿珠回国来到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接见，提出了对达赖喇嘛的五点政策：?

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

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善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982年4月，达赖喇嘛第一次正式派出三人代表团回国同中央谈问题。从这时开始，流亡集团围绕所谓的“代表团外交”在国际上进行了广泛宣传。一方面表示将回西藏去定居，一方面又说西藏情况不好，回去的时机不成熟，想扩大他们的影响，赢得舆论的支持。?

1984年10月，达赖再次派出“三人代表团”由印度来北京谈问题。三人代表分别是图登朗杰、彭措扎西、洛卓坚赞。他们到京后，首先转达了达赖喇嘛愿意与中央保持联系，加深了解的愿望。达赖还通过三人代表向中央传递信息，希望在1985年回国参观访问。中共中央领导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杨静仁在同三人代表团谈话时再次重申了胡耀邦过去提出的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

４、达赖游戏谈判?

达赖始终把与中央接触对话、回归祖国作为提高身价，增加国际形象的筹码。?

就象在一场双人游戏中，中央政府满怀诚意，等待迷路的游子，回归祖国怀抱。?

达赖却心怀诡计，在国际场合虚张声势，引人注目，自己从没有走到对话的桌边，总是游离在这场游戏圈外。?

1980年初，他对法新社记者说，“只要藏人满意与幸福，在某些先决条件下，我会直接参加对话，返回西藏。”?

年底他又说，“只要条件允许，我打算一二年内亲自去西藏看看。”?

一二年过去了，达赖还没有回归的意愿。?

三四年过去了，达赖更没有回归的迹象。?

1985年，达赖喇嘛原定要回国看看，却没有回国。可能是他根本没有回来的诚意。因为正当双方进行会谈为他安排回国具体条件与行程时，达赖喇嘛却在印度、日本等国说，“我仍有去西藏的愿望，但当前的形势相当复杂”，“如果此行对西藏600万人不会有什么帮助，他将取消拟定在1985年8月进行的访问”。?

达赖1985年没有回国，还因为受到某些流亡分子的反对。这伙人是极端的分裂分子，他们将独立的希望与象征寄托在达赖身上。他们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回西藏定居，他们就会失去“独立”的希望。?

达赖喇嘛没有履约回国，严重失信于中央政府。此时双方已很了解对方的底细。但达赖喇嘛仍然表示只愿意派“事实调查团”。中央政府已感到对方缺乏诚意。?

1986年7月，中央政府拒绝所谓的第五批“参观团”回国调查。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希望同达赖本人对话。当然，直接谈判前的准备是需要的。但通过五、六年的接触，达赖仍然不出面直接会谈，尤其是他自己失约，使中央政府感到对方没有缓和与对话的诚意。此外，“参观团”严重失约，出境后肆意歪曲事实，丑化祖国形象。?

对此，流亡集团的反应强烈。?

从1987年开始，分裂分子加紧了策划国内的骚乱及西藏问题国际化活动。?

达赖喇嘛挂帅亲征，出访欧美国家。1987年9月，在美国国会，他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对抗胡耀邦提出的“五条方针”。?

与此同时，分裂分子在国内策划了自1959年来的第一次骚乱(1987年9～10月)。1988年6月，达赖出访欧洲议会，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议”。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妥协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两次建议，都提出来要求与中央政府就“西藏的未来”举行谈判。对此中央政府指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某些提法同“五点和平计划”相比有一些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这是中国政府不能答应的。同时中央政府重申了关于谈判的立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针对达赖喇嘛要求谈判的愿望，中央政府公开表明了态度：?

其一，随时欢迎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中央谈判，但是对以“噶厦政府”名义派出的代表团或参观团不予接待，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从不承认流亡国外的“噶厦政府”；?

其二，“斯特拉斯堡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因此不能作为同中央谈判的基础；?

其三，中央希望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谈话的地点可以在北京、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驻外使领馆，如果这些地方达赖喇嘛感到不方便，可以由他选择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外国人参加都可以。?

1988年9月23日，中国驻印度使馆将上述谈判立场传递给达赖喇嘛方面。10月25日，“流亡政府”的一名“副部长”出面回答说，表示愿意1989年初在日内瓦举行第一轮谈判，“流亡政府”将派出六人代表团。其中的一位外国人范普拉赫不是代表而是法律顾问。这位“副部长”将这一信息公之于众后才正式通知中国驻印使馆。使馆参赞周兴兴接待了他，并问达赖喇嘛是否参加谈判。回答是否定的。?

达赖喇嘛方面上述宣传式作法，以及达赖再次不愿出来直接谈判，使中央政府对他们的谈判诚意更加产生了怀疑。?

1989年初，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重申了中央政府的谈判三前提：“独立”不能谈，谈判代表只能代表达赖喇嘛，外国人不能插手。?

1989年初，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历代达赖、班禅的历史关系，中国佛教协会特邀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悼念活动。?

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先生亲自将一封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次纯属宗教事务的邀请，给达赖悼念班禅，回国参观，提供了一次机会，也为他与中央的直接接触铺上方便之路。但是，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他失去的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这同时表明，在达赖喇嘛看来，政治利害大于教友的情谊。?

1989年3月，拉萨再次发生了分裂分子策动的骚乱。这是流亡集团直接派人组织的。他们一方面主张“非暴力”，另一方面暗中制造暴力事端。严重地毒化了谈判气氛。?

六四风波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达赖喇嘛加入了西方孤立和谴责中国的浪潮，谈判的大门被关死了。”达赖喇嘛说：现在中央领导不稳定，不急于进行谈判。?

1989年底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身价顿时倍增。在对话问题上他的调门更高了。

他多次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一年内不同他对话，他将放弃斯特拉斯堡建议，“将被迫采取新立场”。?

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达赖认为中国也会剧变，“5至10年内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呼吁美欧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向中国施压。?

然而，中国没有步苏东后尘。1992年和1993年，达赖又回到谈判桌边。他先后派两批私人代表与中央进行会谈。可是，达赖先后派出的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两批“私人代表”违背其事前承诺，向外界透露有关接触情况并歪曲会谈内容，从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不满。也正是在1993年8月，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央政府的接触，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1995年5月，他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事项中，不顾历史定制，擅指灵童，妄图否定中央的权威。达赖把自己完全置于对抗中央的位置上。?

综观十多年的对话，虽然中国中央政府主动发出信号，要求对话而且真心诚意接待了达赖方面的多次代表团，双方已完全了解了对方的条件与要求，但是达赖为何没有走入谈判桌上，甚至也不愿回西藏看看呢?对话为何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呢?症结在哪里呢??

５、症结何在??

在十多年的接触中，双方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主要障碍在“西藏地位”问题。谈判不能进行下去的原因在于达赖喇嘛方面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在历次的接触中，达赖的代表均随着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决“西藏地位”问题的主张。

邓小平早就说：“根本的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李鹏总理也说：“除了西藏独立不可谈，其他一切都可谈。”?

但是，达赖说：“西藏历史上是独立的”，西藏的历史地位特殊。从在华盛顿的五点建议到欧洲议会提出的七点主张，他都没有离开这一点。?

双方前提；根本分歧。?

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藏区，历史上分为康、藏、安多三个地区，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在清朝前期，各派势力间为争夺管辖权发生过多次的内部流血冲突。1728年，清廷藏务改革时，将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将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现在的川滇二省藏区仍沿清朝旧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藏区形成了五省分布形势。除西藏自治区外，川、滇、青海、甘肃四省还有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山大河的阻隔，这些藏区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也未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

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未曾管辖过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藏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拥护。?

1984年10月，达赖喇嘛三人代表访问北京，却提出建立大藏区的主张。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回答了达赖方面的主张。还指出，西藏历史上不统一，现在各地方条件也不一样，强行统一，不一定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于“一国两制”：80年代初，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解决台湾问题，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建议。其核心就是让台湾享有高度自治，在此前提下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用以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1982年，达赖喇嘛的三人代表回国时提出“要求按对待台湾的办法对待西藏”。

他们认为，西藏历史上就拥有特殊的地位，现在更应该拥有特殊的待遇，西藏应该享有自决权。因为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表示，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享有自决权，可以分离出中国，建立独立的国家。所以中共中央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决权。?

此后达赖方面多次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从1987年的“五点和平计划”到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达赖正式阐述了其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立场。这一建议中的某些提法似乎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颇有相象之处。比如，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达赖提出：“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体投票选举出执行首脑、立法议会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

90年代起“流亡政府”的新攻势中，达赖对于用“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的兴趣似乎有增无减，而且每每谈及这一问题时，其调门也比以前提高不少。1993年5月，达赖在作为“宗教人士”拜会英国政府要员时，公开断然表示：“西藏和中国可以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基础上共处”。同年8月，达赖接受台湾记者采访，又一次声明：“‘一国两制’也可以实施于西藏。”?

1997年2月，在访问台湾前夕，达赖发表声明，强调自己在过去多年中始终坚持与中央政府达成妥协，即主张在“一国两制”下，西藏实施“自治”，但是中央政府“至今并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他同时认为，邓小平的逝世“给双方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并表示，如果中央有“积极的回应”，他“随时愿意”与中央会谈。?

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在诸种场合对于其解决“西藏问题”的“一国两制”主张的阐释有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单纯的第一印象，即：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与达赖的“一国两制”似乎相似；邓小平将“一国两制”运用于解决台、港、澳问题与达赖反复强调的对待“西藏问题”也要采取“一国两制”的主张，似乎不无“异曲同工”之妙。按照这一印象的逻辑走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自然会是：用达赖的“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何乐而不为呢?造成这一印象大概正是达赖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宣扬其“一国两制”主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然而，综观其近40多年的国际分裂活动，尤其是其近十余年来在各种场合宣传其解决西藏问题的“一国两制”主张的活动，人们不难发现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个包藏祸心的、完全错误的主张。因为台港澳问题与西藏问题原本风马牛不相及。?

首先，西藏问题与港台澳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代表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早在1951年西藏就和平解放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台湾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一国两制”是中央解决港台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并不适用于西藏。民族自决权是国际法上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准则，也不适用于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历史选择。1965年西藏成立了自治区，享有广泛的民族区域自治权。而台湾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是中央专门用于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这个方针不适用于西藏。?

第二，达赖的所谓“一国两制”隐藏着分裂阴谋。?

其一，众所周知，西藏地方从公元十三世纪成为中国元朝的一个行政区以来，历代的中国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流亡国外近40年来，达赖不仅始终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而且利用各种机会，不惜歪曲西藏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其关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访台前夕，达赖为迎合台湾当局中“隐性台独”势力的口味，与其相互勾结，达到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虽然也改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很显然，这里的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台湾当局所一味标榜的“中华民国”，而非在国际上唯一能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达赖的所谓“一国两制”中实无“一个中国”可言。?

其二，关于“两制”，达赖在各种场合所作的解释就更加含混。他一会儿称将来的西藏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一会儿又说自己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还为西藏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国”所应当实行的包括“多党议会制”、“三权分立制”在内的“充分民主的政体”勾划了蓝图。表面上看，只要求中央答应比照解决台港澳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给予西藏“更大的优惠”，在达赖的眼中似乎无论实行怎样的制度都是行得通的。事实上，“两制”在达赖的“一国两制”主张中也不过是个陪衬，关键在于要使“一国两制”能够混淆视听，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成为与中央谈判的砝码。?

其三，作为一个精明的政客，达赖关于西藏前途的所谓“一国两制”主张，在大多数场合也只是点到为止，仅谈些现象性问题。而关于这一主张的更加系统的论述则是长期担任“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的荷 兰法学家范普拉赫来完成的。早在1987年，范普拉赫在其《西藏的地位》一书中就设计了一个使西藏最终成为“独立国家”的“三步曲”。这三步是：第一步：“一国两制”。即“在中国国家结构或中国对西藏的正式要求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至少使西藏人得到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自治”，亦即“外交与防务一般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自治的实体有权缔结文化与经济事务的国际协定”。范氏甚至还认为他设计的这种“自治”符合中国82年《宪法》中第31条有关“特别行政区”的条款。第二步：“中藏联盟”。按照范氏的观点，“对西藏来说，一个更令人满意而同时又能照顾到中国的基本利益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自由的联盟关系”。这一“自由的联盟”颇有些类似前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第三步：“西藏独立”。即“使西藏重新成为一个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一与达赖的“一国两制”主张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三步曲”无疑正是对达赖的“一国两制”背后的祸心所作出的最好的注解。?

第三，达赖鼓吹“一国两制”蛊惑人心，企图推诿谈判责任，妄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从80年代初中央正式恢复与达赖的接触起，随着国际局势和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演变，达赖时断时续地提出要与中央就“西藏的前途和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但他又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不但如此，在谈判过程中，达赖还宣扬种种主张，时而“全民公决”，时而“一国两制”，甚至公开企求外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央施加压力，企图使原本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在得到了西方和其它反共、反华势力的大力支持后，达赖则更加投桃报李，对于他们的政治需要亦步亦趋，把自己绑在了反共、反华的战车之上。?

历史具有相似之处，但永远不会重复。应该说50年代中央政府本着宽容的精神，在西藏执行“十七条协议”，与80年代提出的解决台、港、澳问题的“一国两制”有某种相似之处。然而，是达赖集团一伙人自己抛弃了自己，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 路，而且越走越远。1959年之后，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走上了民族区域自治之路。这是西藏的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之路，是利藏利国之路，也是西藏人民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历史将证明，达赖喇嘛作为违背历史潮流的“西藏独立”思想的鼓吹者和分裂祖国活动的策划者，为达其目的不惜与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甘当反共、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其主张是荒谬的，作用将是有限而可悲的。?

由于达赖方面在对话的前提问题上(即不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没有什么变化，几轮的对话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方面基于对西藏局势和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改变了策略，自1987年起加强了舆论宣传攻势，频频出访，并以“人权卫士”的形象出现于各种国际讲坛，攻击中国政府，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争取某些国际势力对“藏独”的同情与支持。从“五点和平建议”到“斯特拉斯保建议”，都没有离开“西藏地位”问题。它们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要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实现独立的幻想。?

更有意味的是，在“国际西藏年”里，达赖还提出了把中国变成“亚细亚合众国”、“亚洲民主共同体”等分裂祖国的主张，建议肢解中国，使西藏、蒙古、新疆、满洲和他所谓的“中国”共同组成一个松散联邦或邦联。?

总而言之，达赖一直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也没有停止在国内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所以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缺乏共同的基础和适宜的气氛。目前对话无法取得实质进展的原因在于达赖喇嘛方面。?

尽管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原则与基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化。?

1991年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1996年9月18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访问瑞士时，接受了瑞士《每日导报》记者的采访，再次表述了类似的立场。?

记者问道，对于达赖剌嘛提出的谈判要求，中央政府持什么态度??

李瑞环回答：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决定。对于达赖本人，我们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仁至义尽。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但是中央政府的种种努力，没有得到达赖方面的响应。他们至今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立场，仍然不断地为双方的接触谈判设置障碍。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方面并没有与中央联系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