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飞:甲午战后“四万万”话语的救亡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91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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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飞  

 

摘要:甲午战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四万万”话语迅速且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救亡群体反思败亡致因与政治理想表达时较为常用的概念。该话语在促进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救亡群体使用“四万万”思考甲午一役乃至整个中外之战的败因、性质以及中国如何御外等问题;其次,救亡群体对“四万万”代表的国民全体进行了思想与身体上的检讨,从而揭露出国民的诸多旧有属性;再次,“四万万”概念还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四万万”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互相决定的关系,“四万万”在国家中的“主人”角色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最后,“四万万”还与这一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被用以形容“种族”“中华民族”等概念。这些关于“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也标志着该话语的意蕴基本定型。总之,甲午战后,在救亡群体的话语表达中,“四万万”与战争、国民、国家、民族等密切相关,成为审视这一时期救亡图存下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应当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甲午战争 中华民族 救亡群体 四万万 国家 民族

 

在近代中国,产生于本土的“四万万”话语其流行程度不亚于由西方传入的新名词、新概念,国人尽属“四万万”,国人也都在使用“四万万”。“四万万”虽是用来描述中国人口总量的数字,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此,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以此适应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时代需要。目前,学界对“四万万”话语的研究,多从人口史方面展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回答“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杨瑞松提出,“四万万”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演变成为一个“国族符号”;颜德如教授认为,孙中山念念不忘“四万万”之说,流露出他重视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这些研究颇有价值和极具启发意义。然而,把“四万万”视作一个概念并揭示其与时代的互动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与系统的探讨。事实上,甲午战后,“四万万”话语成为当时救亡群体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元素与逻辑起点,特别是自觉地把“四万万”话语融入到对中国何以败、国民何以弱、国家何以建设、民族何以兴盛等问题的思考上,展示出该话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从救亡图存背景下思考“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是审视甲午战后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四万万”话语与甲午之败的反思

“四万万”这一数字最初是用来描述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存在量。在清前期缔造的“康乾盛世”中,由于采取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等诸多举措,促使中国人口至鸦片战争前就已历史性地突破了“四万万”。揆诸清代文献,明确记载中国人口首次超过“四万万”的是道光十四年(1834)。根据《清宣宗实录》关于道光十四年(1834)的“会计天下民数”,“通共大小男妇,四万一百万八千五百七十四名口”,该数字也成为“四万万”话语得以形成的最初支撑。当然,仅就“四万万”这三个字来看,其首倡者应是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在对当时清王朝的总人口数量进行描述时指出:“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这标志着“四万万”话语的出现。

“四万万”这个话语在形容人口之时虽非精确,但却是一个可靠之数。因为在清廷以及民国的人口统计调查中,中国从道光朝以后大致保持着“四万万”以上的人口总量,这也是“四万万”能够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时间里被持续使用的原因所在。如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立时对全国人口进行统计,其结果是为“全国实共四万万一千五百万有奇”;在清宣统二年(1910),当时的中国人口也有403022889人。这些实际的人口存在量证明了被国人所广泛使用的“四万万”绝非仅是依靠意志与情感建构起来的话语,而是出自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

“四万万”话语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固然与中国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弱民衰的时代中,“四万万”话语蕴含的“冠绝世界”人口数量规模及优势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资源诉求。王韬在《欧洲各都民数》中专门对中欧的人数进行了对比,他列举伦敦、巴黎、柏林等国际大城市的人口后认为,尽管欧洲人足迹遍布世界,且“各国无不畏之如虎”,但却绝对不是“当为天下冠”。中国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欧洲总和,因此是世界上最为繁盛之国,“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则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王氏尤为注重与强国进行比较,是为展现“四万万”所蕴含的复兴力量,这与他极力倡导的“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理念相吻合,以此激发国人以中国为人口大国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然而,甲午一役,中华泱泱大国惨败于“扶桑三岛”的蕞尔小国,并以割地赔款的悲惨结局告终。这一历史“奇变”深深刺痛了士大夫们的神经,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对于甲午战争的结局无法接受,“均引为奇耻大辱”,从而也促使他们走向觉醒,正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笑,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通,一战而人皆悟矣”,这也为当时乃至此后重要的公开意识。

当时,救亡群体走向觉醒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把目光聚焦在对国民全体的思考上。在民族危机与亡国焦虑下,中国已然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弱势局面,并被贴上了“贫弱”的标签,“二万里之地,而四万万之人,而二十六万种之物,遂成为至贫极窘之中国”。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且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并对“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其中,使用“四万万”话语来思考中国的战败就是一个直观的体现。

就甲午一战中国为何惨败这一问题上,救亡群体一致认为并不能把中国战败仅归因于清廷中央,缺乏“四万万”民众的全体参与才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在救亡群体看来,缺乏“四万万”民众的全体参与并不单限于刚刚结束的中日之战,而是近代以来所有的对外御敌战争失败的共同败因。

救亡群体也运用“四万万”话语对中外之战的性质进行了再定义,也就是把甲午之战乃至整个中外之战界定为“四万万”人的整体失败。这其中固然有情感动员的诉求在内,但也是对中国现实处境的认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一个新特点就是从局部延伸至全国,“福建为日本囊中之物,其余隙地则意、奥、比、葡等得之,以为瓯脱焉,而黄河为俄与英、德疆域之界,长江为英与俄、德疆域之界,西江为英与法疆域之界,直隶湾为俄与英海权之界,胶州湾为英与德海权之界,琼州为英与法海权之界。”此种侵略形势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均无幸免的可能,都会成为帝国主义奴役的对象,“把我们的地方都占了去,我们四万万人,望那里去存身”。康有为在成立保国会时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国人遭受集体侵略的现状,“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清议报》所刊登的《瓜分危言》一文在专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也表达出相似的话语,“我四万万人者早己为釜底之鱼,为俎上之肉,他人得戮之,辱之,践之,蹴之,奴之,仆之”。当然,一个颇有反思价值的社会现象就是,甲午战后中国人在遭受任何屈辱与失败时几乎均不约而同地被称作是“四万万”人的整体失败。

“四万万”与中国之败的重要关联还体现在救亡群体对于中国如何御外的思考上,这实际上回答了战胜外敌的力量依靠问题。在救亡群体看来,“四万万”的国民全体才是中国能够取胜并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有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疆土之广,人口之众,虽欧美强大之国,未之能及焉”。这也在实际上产生了战争参与的“举国”意识。当然,甲午战后,救亡群体在继续强调“四万万”所代表的人口数量优势基础上,同时看中了“四万万”的集体力量,“我国之亡不亡,匪由天也,匪由人也,而实在我辈四万万众之心。四万万众皆曰听其亡,斯竟亡耳;四万万众皆曰不许其亡,斯不亡耳”。也就是说,在何以战胜外敌上,不但需要发挥出“四万万”的人口数量优势,还必须铸造与凝聚“四万万”的集体力量。

总之,在甲午战后,“四万万”成为救亡群体审视甲午之败的一个关键要点,由于缺乏“四万万”的民众参与,中国之败的性质也被认为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中国的取胜之道应当依靠“四万万”的人口数量与整体力量。因此,“四万万”话语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力动员,塑造国民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资源。

二、“四万万”话语与国力资格的检讨

甲午战后,“四万万”话语对于战争胜败乃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要价值已成为救亡群体的共同认知,这也促使他们形成了对于“四万万”国民本身的反思与检讨,即“四万万”的国民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彼时的中国究竟有无国民的思考,“今日之中国,有国民乎?无国民乎?此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也。”当然,“中国无人”这一痛心结论也受到救亡群体的普遍认可。

在救亡群体看来,中国无人现象的出现是对整个国家、社会问题的映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也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揭示中国无合格公民的现象,在救亡群体的叙事逻辑中形成了“切割剩余法”模式。在当时这种共用的叙事方法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占有二分之一总量的女子群体直接排斥在外,并不加区分地将其冠以非合格公民的称号,主要的原因无非是女子缠足、不识字以及对于男子的依附,等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公报》刊登了《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一文,该文以文学描写的方式对中国的“旧式”女子进行了较为辛辣的讽刺,“中国虽然有四万万多人,到底多一半是废物了。好好的一个女人,把他的两只脚箍绑上,叫他走路也走不动,不用说再干什么事了。许多人还赞美他的脚小,真真好看,说他摇摇摆摆,真赛天仙,可见这等人的心邪僻到极处了。更是不准女人读书认字,一辈子也不明白一点事情”。当然,其用意并不仅是为了抨击女子这一群体本身,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诸多背后原因。

有鉴于此,能够被纳入公民国力资格检讨的实际上只有“二万万”的男子。与女子群体一样,受诸多社会问题的影响,“二万万”男子最终能够被称为合格公民的也可谓是寥寥无几,“男子二万万,其吸洋药者南北多寡相补大率居半,又十分去五仅为一万万人,此一万万人中其议字读书有德慧术智者十人中止二人,又十分去八,仅为二千万人”。在当时的国力资格检讨中,此种剖析模式极为流行,光绪三十年(1904)《东方杂志》所刊登的《地方自治政论》一文中在对“四万万”国民进行分析时也同样地认为道:“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余乞丐、盗贼、僧道、纨袴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逋群之负者又去其十之二三。而其余利群而不害群,于四万万之中,殆不及十分之一耳。”从总体上看,尽管各人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具体数据也有差异,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较为一致,那就是“虽有四万万人口之众,直谓之无人”。该类叙事模式是欲以一种极具强烈反差的对比效果来论证“中国无人”这一众所周知的结论。

对于该问题,救亡群体认为“中国无人”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上的“沉睡”与“体格”上的软弱。在他们看来,导致中国国民沉睡的直接表现就是思想上的麻木性,“合四万万余人,而半为无知觉之”。这也使得国人产生了不抵抗以及甘受侵略的心理。何启、胡礼恒在《新政始基》中描写了甲午战后国人的麻木现状,“甲午败后,中国束手待缚,如鸟在笼,俯首乞怜,如鱼困陆,索重款而不敢辞,割全台而不敢问,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康有为对国民的这种麻木性也有一极为形象的刻画与比喻,“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该类话语在救亡群体的文本书写中触目皆是,而且无一例外,均蕴含着较为刺眼的讽刺与挖苦韵味。

而与这种麻木性相伴随的就是国民私心太重,个人主义极为突出,“四万万人各怀其私,各行其私,各是其私,而中国四万万私人,遂成四万万私风”。“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国人各竞其私,也就导致了公利与国事无人过问与关心。救亡群体对当时存在的“不知国家为何物”“以谈国事为耻”等不良风气较为痛心,“不耻言利,不耻奔竞,不耻渎,不耻愚陋,而惟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而正是在这种私心作祟下,国人拥有了亡国与“我”无关的可怕心理,“亡此国而无损于我也,则束手以任其亡,无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国而有益于我也,则出力以助其亡,无所鷆怍焉,此诚为我者魑魅魍魉之情状也”。

梁启超把无国家责任的国民定义为“旁观者”,并在《呵旁观者文》一文中痛批旁观者群体是“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梁氏把旁观者具体分为六派,即无脑筋之动物的浑沌派;遇雷打尚,按住荷包的为我派;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的呜呼派;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的笑骂派;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的暴弃派;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的待时派。而这些旁观群体共有的本性就在于缺乏对整个国家的责任与担当,“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兦;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兦;全世界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甚至刻意强调责任的他属性。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旁观者的大量存在,才造成了国家无主人的现状,“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欤,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欤,官吏曰,我之及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这恐怕恰恰正是导致中国之弱的一个原因所在。

“四万万”国民所拥有的另外一重属性就是“依附性”,该类人群存在着主动寻找庇护的心态,缺乏独立性的人格,“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梁启超将这种“独立性柔脆”痛斥为“奴性”,“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他认为该“痼疾”与“劣根”是中国历史沿袭千年封建帝制王朝的伴生产物,“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居奴隶,固无足怪焉”。当然,具有依附性的国民自然也就不属于中国合格的公民。

与思想上的“沉睡”一样,国民身体素质的羸弱也成为救亡群体进行国力资格检讨时关注的重点。在近代,中国人被外国视为“病夫”是令人痛心的现象,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天华在他的《警世钟》一文中就写道:“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这无疑给予国人以极大的刺激。光绪三十年(1904),曾朴在撰写《孽海花》一书时,就以“东亚病夫”为笔名,暗含着对于国人身体软弱的讽刺以及期待国人能够进行反省的渴望。谭嗣同专门就中西国民的体貌进行了对比与审视,“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怄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他认为中国民众在体貌上与西人有着诸多的差距。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曾言:“以文弱为美称,以赢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这显然是对中国人以弱为美的“古怪”传统历史文化现象所进行的犀利讽刺。

当然,救亡群体对于人体缺陷的揭露,实际上也是在隐喻中国国体的不健康。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对此进行了阐发:“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事实上,仅就二者的逻辑关系来讲也可以成立,毕竟国民体格之弱自然也就决定了整个国家之弱,“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由“病人”到“病国”的因果关系无疑是对国家无人的强烈嘲讽,当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弱民衰的真实遭遇。

三、“四万万”话语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历时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关于“中国”概念的叙事元素多与“大一统”“天下”“疆域”“华夷”等理念密切结合在一起,人口这个概念在整个王朝国家中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然而,甲午战争以后,清廷所代表的“老大帝国”备受诟病,救亡群体逐渐形成了现代国家意识,“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建设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救亡群体关于“新中国”的想象与实践中,“四万万”话语成为一个重要的逻辑叙事起点。

救亡群体刻意宣传有国方有民的理念,诠释“四万万”对于国家建构的重要价值,其目的是让国民真正意识到国家必须要存在的极端重要性。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提出了“国亡而人权亡”的著名论断,表达了国家为先的观念。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国民报》刊登的《原国》一文中,通过总结世界诸多国家的消亡史,直接阐发了无国对于“四万万”民众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再不立国,则今日之惨,犹不为甚。他日者,四万万之民,必将散之于西比利亚,散之于阿非利加,散之于澳大利亚,且所至之地,土人得而窘逐之,白人得而践踏之。而所谓中国者,永无中国人之足迹,而所谓中国人者,地球上永无容身之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公报》所刊发的《论中国之前途》中,同样表达了与之相似的担忧,“我中国四万万神明之裔,将有悉数散迁于西伯利亚,于阿非利加,于澳大利亚,以供彼白种人之窘辱践踏者”。这些带着有意警醒的话语也是要让“四万万”的国民培育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成对于自己国家即中国的自觉认同,该种用意不可谓不明,其用心也不可谓不苦。

根据杨雄威的考察,甲午战后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社会文化现象,那就是具有亡国即为奴内涵的“亡国奴”概念迅速兴起。在救亡群体关于“奴隶”概念的叙事中,往往将其与“国民”概念进行对立使用,而造成二者之间显著差别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有国家的存在。这当然也是在传达一种有国即为民,无国即为奴的理念,“中国不自强,则我四万万同胞将为奴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是对当时国家重要性的准确描述。

关于如何让“四万万”国民形成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救亡群体尤为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时下的“亡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形成区分,从而改变对二者混淆使用的现象。《中国灭亡论》一文就明确提出了两种性质的“亡国”,一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换朝代,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二者之间不能同日而语,后者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危机,“我国国民愚蒙如故,涣散如故,醉生梦死,禽视鸟息,以为中国即亡,亦不过十七朝之寻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岂复往古之例所可同日语!”《豫报》在第一号上就专门刊登了《论中国民无国家思想由于不知国家政府之辨》一文,直接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不知政府与国家之分,而误认政府即国家”的现象,为此,还专门对“国家”与“政府”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辨别与区分,而新国家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拥有“四万万”的国民参与,“国家者,人民共同之国家,而非一人专制所得拥为已有者也,政府不过代表全国之志向,而政府亦国家之一分子也”。

在救亡群体的文本叙事中始终不厌其烦地阐明“四万万”国民与国家的密切关联,其用意是以身份认定的方式来唤醒当时的国民全体,让“四万万”国民主动承担起对于整个国家的责任。这在事实上又表达出“四万万”国民对于国家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让“四万万”的国民都充分认识到自己是整个国家的主人,“国为四万万人之公产,非政府一人一家一族之私产。外国瓜分土地,非止攘夺其一人一家一族之私产,实尽攘夺四万万人之公产也”,促使国人形成皆视国为己家的认知。光绪三十年(1904),《京话日报》在《告我国人》中就对此有着直接的呼唤:“盼望四万万人一齐醒悟,把国事当作家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显然是在有意传递一种观念,那就是在新的国家设想中,“四万万”中的任何人都将无法置身事外。

也正是由于“四万万”国民参与国家命运,才使得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国家者,积民而成也,无民则不能成国”。麦孟华呼吁“四万万”国民要整体性地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来,“今中国内忧鱼烂,外惧瓜分,此固天下兴亡之时,我四万万人皆当身任其事,固无一人能免其责”。《中国白话报》上的《论中国沿海的形势》一文开篇就谈到建设属于“四万万”的国家所具备的重要价值,“中国就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家,里头有多少山、多少水,东西有好长,南北有好宽,四邻是什么地方,古来怎样,现在怎样,我们当主人的,怎好不知道呢?列位啊!现在要再不想法子,自己出来管理管理,等到外国人来,如狼似虎的一块一块分了去”。甲午战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话语受到广泛认可,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倡导“四万万”的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到新的国家建设中来。

总之,在救亡群体关于国家与“四万万”国民的关系叙事中,将二者界定为互相决定的关系,以此表达了要实现“四万万”为主体的“新中国”建设目标。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演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也确实离不开“四万万”的角色扮演。当然,也正是得益于“四万万”的参与,才使传统的王朝观与天下观走向崩溃,古老的中国也逐渐迈入现代化的轨道。

四、“四万万”话语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促进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救亡群体在继续“以敌为师”的探索道路上,也“领略”到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将其视作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救命“武器”。有鉴于此,在中国建构起民族主义以实现救亡图存,成为救亡群体的共同追求,“我国民若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中乎!”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一个核心要义就在于促使国民走向团结。在甲午战后,出现的“种族”“中华民族”等概念均是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展现。而在这些概念的表达与叙事中,也无不被融入了“四万万”话语。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就是,在革命派的斗争中,出现了“四万万汉族”的话语,成为其反清的特殊表达。

在救亡群体力图整合“四万万”为一族的实践中,其中最为直接的表达就是在追溯同种同源上下功夫,以使全体国民增进“合群”意识,使“四万万”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体。《大公报》在警戒“四万万”国人时所刊登的《戒骄傲》一文就形象地阐述了“四万万种族”的内涵及真正要义所指:“咱们中国人虽是各有各姓,各有各族,究竟是跟同胞的弟兄一样,所以中国如今讲学问的,称中国人为四万万同胞。因为咱们中国人虽然不是生于一母,实是生于一国,就如同是一母所生似的,原当和和气气的,彼此相爱,把众人合成了一个大群。”“四万万”同属一种族,这一理念在诸多文本叙事中成为共同的话语表达。

为突出“四万万”的同种同源,救亡群体也有意识地使用了比“四万万种族”更为清晰的“四万万黄种”一词。该词汇直接表达了国人皆属黄种人的诉求,尤其是在关于“四万万黄种”的话语表达中往往将其置于西方各国所代表的“白种”对立面。《国民报》在《中国灭亡论》一文中就把帝国主义对“四万万”的侵略视作“四万万黄种人”的失败,“二千万里山河已为白种殖民之地,四万万黄种已为欧人注籍之奴”。《湖北学生界》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也把动员国民的整体战争上升到为黄种人而战的高度,“率四万万同种之民,一举而战胜于政治界,再举而战胜于经济界,使我国民自由独立之国旗,高扬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以压倒白人种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梁启超专门从“种族优劣”的角度论证了“四万万”的黄种人完全能够与“白种人”相匹敌,“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甲午战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四万万”动辄以“种族”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时代演变特征。

“四万万”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价值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华民族”概念上,特别在界定“中华民族”指代多元民族的内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概念是现代民族意识生成,民族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的结果。学界已经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甲午战后提出,且同时被赋予指代“汉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双重内涵。梁氏曾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该种理念表达易造成忽视国内其他民族的误会,因此,又积极倡导“大民族主义”,即“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此种理念之下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成为整合各民族后的另一个新概念,这样的“中华民族”从内涵上来看也成为包含各民族的词汇表达。而在“中华民族”兴起的过程中,“四万万”在明确其内涵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或者说,该话语成为“中华民族”内涵得以明确时的必备元素,因此,就出现了梁启超那一著名的“号称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时代之问。这样的“中华民族”概念显然成为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使用“四万万”叙述“中华民族”的现象虽不多见,但在“中华民族”观的最初形成与发展史上却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史学现象,特别是对于固定“中华民族”的内涵颇有价值。当然,“四万万中华民族”概念的广泛使用则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彼时的全体成员能够以政治上的“国民”平等身份出现在民主共和国家中,“四万万”同胞也都成为“中华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二者方实现了更为密切的结合。

甲午战后,“四万万”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另一“特殊”表现就是革命派关于“四万万汉族”概念的表达与实践。在清廷对日惨败以后,一些救亡群体因为对于清廷的绝望而迅速走上了反清的道路。而在革命派极具种族革命色彩的话语表达中,对于“四万万”的使用程度也更为频繁与猛烈。特别是把“四万万”与推翻清廷这一政治目标相结合时,就出现了将“四万万”界定为汉族的现象,其意图较为明显,那就是把清廷为代表的满族排斥在“四万万”外,以满足反清的革命需求。章太炎在其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直接声称:“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同样指出:“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该类话语在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人士的叙事表达中较为普遍。当然,革命派有意把“四万万”进行如此的使用,其历史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将“五族共和”确定为民族主义的新表达,实现了对“四万万汉族”的代替,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甲午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救亡群体表达出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并致力于实现民族主义的建构。在此过程中,“四万万”也不可避免地被运用其中,无论是四万万种族、四万万黄种、四万万中华民族,还是四万万汉族,都成为“四万万”话语用来建构民族主义,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实践。

五、结语

甲午战后,“四万万”这个话语的广泛使用成为较为显眼的时代现象。“四万万”作为一个形容中国人口数字的经典话语,被深刻融入到整个国家与社会中,成为救亡群体进行救亡图存与唤醒国人时不可或缺的话语。从“四万万”来思考中国甲午之败的原因、性质以及怎样不败,是促进国民强化抵御外敌意识的重要体现。救亡群体关于“四万万”国力资格的检讨,以及所得出的中国无人结论,是对中国何以弱的追问,表达出对于改造旧国民的渴望。而就近代国家建构这一主要时代任务来看,也完全离不开“四万万”的参与,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这其中既有国家于国人的重要性,又突出了国人于国家的重要角色扮演。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甲午战后国人进行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救亡群体也自觉把“四万万”与“种族”“中华民族”等概念并行使用,成为“四万万”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重要体现。应当承认的是,尽管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迁,但甲午战后救亡群体对于“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实际上基本确定了该话语所具有的内涵,并对此后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甲午战后,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本文以“四万万”话语为中心,为解读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今天建构文化自信以及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诸多历史启示意义。

 

原载:《人文杂志》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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