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仑和黄河、长江、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见证，亦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昆仑崇拜实质是天崇拜，昆仑崇拜在羌、藏、彝、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文化中一脉相承，又与山崇拜、河崇拜、黄帝崇拜、玉崇拜、龙崇拜密切相关。天崇拜贯穿中华民族形成史。黄帝是昆仑主神，亦是帝王、英雄和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天下观孕育华夏民族，黄帝成了华夏共祖。天崇拜是多民族的共同信仰，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龙与玉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祖，昆仑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符号。

关键词：昆仑 天崇拜 黄帝 中华民族

一、问题的提出

天崇拜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的信仰。傅斯年从“生”“令”“性”“命”开始，系统考证了周人“帝”“天”信仰，认为“帝”“天”信仰犹如基督宗教之“天父”信仰，被诸夏及众多新兴部落信奉，“于是勾践、冒顿皆祖夏禹，而胡、越一家矣”。郭沫若考证了先秦“天道观”之演进，认为周人继承利用了“天”统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独创“道”代替“天”，天道思想经诸子丰富和发展集大成于荀门《易传》。中国自周秦以来即以天下观历史。饶宗颐系统考证后认为中国历史上正统观源自《春秋公羊传》之精神，即“大一统所以正天之位，一天下之心”，“自古帝王，非天下一家不为正统”。天、帝与祖先是周人信仰核心内容。罗新慧对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敬天”与“法祖”现象进行了系统考证，指出宗教与政治或神权与王权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

“天下观”是中国的世界观，天下一家观念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观。赵汀阳称之为“天下体系”，认为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优越性，从而成为未来世界制度的必然形态。天下并非乌托邦，而是一个现实主义理想。赵汀阳还认为天下设想基于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和孔子改善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建构了化敌为友的政治理念。许倬云称之为“华夏经纬”，认为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之中以抽象的“天”作为宇宙全体，天与人相辅相成、互相证明；中国文化以大宇宙来定义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了国、族、亲戚、乡里、朋友等各个层次空间；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级与级之间都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王柯洞穿多民族国家构造的深层历史，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发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古代天下国家时代。以上专家学者都高度重视天帝信仰，探究了天道、天命、天下观，但没有提到昆仑是天崇拜的集中体现这一观点。

另外，顾颉刚对《禹贡》中昆仑和《山海经》中昆仑区进行了系统考证，发现昆仑和蓬莱是中国两大神话系统。唐兰考证出祁连就是昆仑。丁山认为炎帝大岳就是昆仑山。祁连昆仑皆天山，昆仑神话不只是山崇拜。昆仑崇拜的核心是天崇拜。“昆仑”“祁连”“撑犂”“腾格里”等名称，其基本词义都是“天”。昆仑山、祁连山、天山词义均与天有关，而“昆仑”这一名称则逐步向中国西部集中。夏商周三代天或帝崇拜孕育了天命思想，昆仑与天山命名都受到了天命观影响。巫新华等认为巍巍昆仑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不只是“万山之祖”“江河之源”“玉出昆冈”“帝之下都”，汉代已经完成“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天命观思想体系构建。鄂崇荣等提出，昆仑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实体，更是一个深刻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纽带，是兼有“万山之宗”“文化之源”双重意象的特殊符号。

在中国历史上，天崇拜是昆仑神话传说的核心内容，其影响超越了民族、宗教与国家。结合先贤研究成果，本文将系统论证昆仑神话的核心是天崇拜，以及天下观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天或昆仑是中国多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或标志。

二、昆仑天崇拜

历史语言人类学研究表明，昆仑、祁连、撑犂、腾格里与天、帝是不同时代或不同民族对至高无上天神的不同音译，说明天、帝崇拜有共同文化渊源。王菉友《侍行记》云：“考昆仑者当衡以理，勿求诸语。上古地名多用方言，昆仑乃胡人语，译声者无定字。或称昆陵（东方朔《十洲记》）、混沦（郑康成《周礼注》）、祈沦（王嘉《拾遗记》）。要之为胡语‘喀喇’之转音，犹言黑也。”匈奴将高耸入云之山作为天或天神的象征，称之为天山或祁连山。《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祁连”“天山”连称，“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祁连”与“撑犂”为同音异译，意皆为天，祁连天山即天山，是匈奴人心中的神山。匈奴称天为“祁连”或“撑犂”，与突厥、蒙古语之腾格里（tengri）和汉语之天（tien）有语言学上的关联。蒲立本将祁连构拟成gii-lien，认为是月支或吐火罗语天。梅维恒在拉丁语中找到了昆仑对应词Caelum，意为天或天空。林梅村考证出祁连和昆仑是汉语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分别译自吐火罗语A(Klyom)和吐火罗语B(Klyomo)，均有神圣(holy)之意。胡适曾提出过一个大胆假设，认为天与帝同义，乃世界最古老之字，梵文deva、拉丁文deus、希腊文zeus，z与d相通，五字很可能同出一源。傅礼初提出了一神信仰同源假说（a single universal God），认为东亚天崇拜与印欧游牧民特别是早期雅利安人(the early Aryans)活动有关，天子(son of Heaven)或天命(Mandate of Heaven)观念既可以从印度伊朗也可以经草原传入中国。

祁连昆仑皆天山，昆仑正宗在雍州。雍州是《禹贡》九州中唯一上上之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従，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雍州古属羌地，大禹治水地标多见于此：“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史记·封禅书》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昆仑、祁连、天山是不同族群或民族崇拜的神山，均是天崇拜的体现，地点会因时而变。《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楚辞·哀时命》：“愿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庄子·天地》云：“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

汉代以前雍州是氐、羌、匈奴、月氏分布区。《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魏略·西戎传》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匈奴崛起前月氏活跃于河西走廊或丝绸之路，亦称月支或禺知，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开拓了玉石之路或青铜之路。国家博物馆藏新疆沙雅县出土“汉归义羌长”青铜印、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甘肃省博物馆藏“晋归义氐王”金印、“晋归义羌王”金印，还有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织锦“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均表明上古大西北或雍州主要是羌人分布区，亦是匈奴、月氏、氐人活动区。

宗喀等发现“岷”“汶”并非源于汉语地名，它们很可能是古藏缅语mu/rmu或dmu，即“天”的译音用字，证明岷山、汶山即天山。藏缅语族特别是羌语支民族保留了昆仑崇拜或祭天传统。羌人崇拜白石，白石代表天神。“羌人自来敬上天”，自视为“天神后代”。“天神是羌族的主神，羌族每家每户房顶所供之白云石，既是祖先的象征，也是天神的牌位。他们把祖先神与天神合二为一了，究其原因，祖先是从天而降的”。四川阿坝羌族至今仍然保持着祭天传统，祭天会是羌族最隆重祈年活动，每年秋收时以“祭山”或“还愿”名义举行，请神迎神、祭天敬祖、杀牲献牲，还有开坛解秽、行冠礼、跳神、咂酒、跳锅庄等。与羌族密切相关的纳西族保留了《祭天古歌》，祭天是纳西人最大的事。纳西族创世史诗《崇般图》云天神九兄弟开了天，地神七姊妹辟了地，以日月山川石木撑牢天穹。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么些人“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纳西族祭天属大祭，有专门祭天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祭天群，一般是正月初一至十五这段时间内择日举行，为期四五天或七八天不等。

天是匈奴特别是统治者心中的至上神灵。祭天是匈奴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每年集会祭天已形成制度或风俗，不亚于秦汉王朝。《史记·匈奴列传》云：“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述更明确：“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匈奴祭天传统被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继承。突厥天崇拜从突厥碑铭中可略见一斑。《阙特勤碑》云：“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由于上天保佑，由于我本人有福，我做了可汗……寿命是上天决定的，人类之子全都是为死而生。”汉文史书中的记载亦可印证这一点。《周书·突厥传》云：“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突厥还有杀人祭天之俗。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载：“射摩怒，遂手斩呵尔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尔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突厥人亦深信天谴之说。例如，木杆可汗许婚于周，后又翻悔；恰逢大雷风起，破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可汗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契丹出猎祭天，行军祀天，刑人告天，灾疫祷天，或祈默佑，或恳宥赦，虚渺之天，疑若真有有形之行动者也。

汉代血池祭天遗址发掘表明，祭祀只用牛羊马，不用猪犬鸡，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匈奴祭天金人”。汉代祭天仪轨大体继承了秦文化传统，同时与匈奴祭天交相辉映。突厥、契丹、蒙古继承了祭天传统，清朝将祭天推向了高潮。“圜丘”一词出自《周礼》，本意是古代帝王冬至祭天地方。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就把祭台建成了圆形，叫作“圜丘”。北魏皇家祭天遗址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是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结合的产物，包括壝埒、内辟雍、内外垓和外辟雍等部分，证明祭天是北魏王朝之大事。隋、唐继承了这一传统，隋唐圜丘发现于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现在已经打造成遗址公园。圜丘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为四层圆台，每层圆台都设有十二道陛阶，呈放射状均匀分布，形似日晷。

耶律阿保机916年称帝，922年改年号为天赞，926年又改为天显。《辽史·太祖本纪》云：“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祭山仪，即在木叶山祭天神与地祇礼仪，是契丹大礼。契丹人亦有对天盟誓之俗：“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祭天与敬祖难解难分，金朝亦有类似礼仪。《金史·礼志》中称为拜天：“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元史·祭祀志》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大金国，建元“天命”。《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可见举凡用事、用人、用兵一概不离“天灵”“天兆”“天意”“天理”“天助”“天佑”“天命”。乾隆朝颁布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集中国历代祭天之大成，改扩建了天坛，祭天成为清王朝主要祭祀活动。明清天坛一脉相承，现存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祭天礼仪建筑群。昆仑是天崇拜的体现，祭天贯穿中国历史。

三、天下一家观念孕育华夏民族

昆仑或天帝崇拜塑造了中国天下观，而天下一家观念孕育了华夏民族。《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甲骨文中有帝和上帝：帝就是天帝。后来商王亦称帝：如帝乙、帝辛，上帝才是天帝。周人兴起于戎狄之间，也是夏人故地。他们以夏人后人自居，武王遵循天意伐纣，天命从商转移到周。商代甲骨文中帝是商人至高无上的神灵，祭帝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治精神生活的中心大事。帝与天亦是同义异称，商帝与周天相同。周武王、文王自称“予小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天子或周天子之说开始盛行。《礼记·曲礼》云：“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汉书·匈奴传》：“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党项羌元昊再建大夏，赫连、元昊均有天子之意。天子与帝子有共同渊源。武则天追尊祖宗为“天皇”“天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而天皇源自唐太宗被诸蕃尊称“天可汗”。天可汗即突厥、回鹘“Tengri Qaghan”一词之意译。

帝之下都即京都，昆仑丘即明堂、天堂或天坛。《山海经·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东汉蔡邕《明堂论》：“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

儒、墨、道皆崇拜天，天命观念贯彻中国思想史。《墨子·天志》专门论述“天志”与上帝的关系，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天志”就是天意，合于“天志”者为“是”，不合于“天志”者为“非”：“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墨家认为天下动乱原因在于不明天志。天道高于人道，遵行天意是人的天职，即所谓“莫若法天”，上天是效法对象。《墨子·天志》“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与《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异曲同工。《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天命观继承了殷商和西周时期天崇拜及“天命观”，同时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认为天生德，知天命，不怨天，畏天命，唯天为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尊天知命，有教无类，确认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子夏云:“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董仲舒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天亦是道家核心崇拜对象。《庄子》中就有四篇专论“天地”“天运”“天道”“天下”，论述了天德、天命、天人、天籁、天乐、天和、天行、天刑、天怨、天机等，提到了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而《列子》第一篇即是“天瑞”。

黄帝来自昆仑，与戎狄关系密切。《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或西戎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兴于西戎的周人、秦人也就成了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炎帝是氐羌之宗神，黄帝是戎狄宗神。《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四面，至少有四妃;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尧、舜、禹和炎、黄、蚩尤均见于《山海经》，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神话传说的祖先。司马迁将尧舜和炎黄神话传说结合创作《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祖，以尧舜为后代，体现了“华夷共祖”“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天下一家观念孕育了华夏民族。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总结天下兴亡的规律：“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夏、商、周、秦、汉都兴起于大西北，大东南是经济文化基础，二者结合才建立王朝，创造中国文明，孕育中华民族。黄帝不仅是戎、狄传说中共同始祖，亦被公认为五帝之首，开创了中华帝国，被尊为人文始祖帝王典范，且具有超然神性。在征服相代说中黄帝是主要征服者，在五行说中居中制四方；在世代演化说中黄帝是蒙昧到文明转折点，亦是虞、夏、商、周的共祖。

司马迁发现，夏禹与羌胡皆拜天崇龙，因此明确提出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汉元帝时期汉、匈订立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合为一家”实证“华夷一体”“天下一家”，体现了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呼韩邪单于提议和亲：“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遣王昭君和亲。昭君和亲促使汉匈“合为一家”成为现实。南匈奴贵族被赐姓刘，真是亲如一家。因此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坚信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赫连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曰龙昇，国号大夏。匈奴夏都统万城就是天龙崇拜的见证。

唐太宗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厚待颉利可汗等突厥首领，增强了“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开通“参天可汗道”。《旧唐书》载：“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他们向唐太宗上书请求：“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天可汗”“参天可汗道”正是共同天崇拜的体现，亦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元稹《西凉伎》描述了当年胡汉一家欢乐景象：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

契丹统治者亦到处承天意倡导华夷一家。懿德皇后《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云：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

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

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清代亦尊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大义觉迷录》记述了曾静和雍正对华夷关系的反思。以华夏正宗自居的曾静大骂满洲为夷狄，禽兽不如。雍正坦然承认是夷狄，自辩称：“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与孔子编辑的经典具有同等重要价值。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传人自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理想。帝王奉天承运，民众亦崇拜天地君亲师。各族皆崇拜天，天是华夏民族共同核心信仰。天下一家观念孕育了华夏民族。

四、五族共和思想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

从康熙《御制清文鉴》到乾隆《御制五体清文鉴》，标志着清王朝从满洲本位观念到五族共处思想的形成。乾隆年间官修大型语义分类辞书以天为首，包括地、君、谕旨、设官、政、礼、乐、大学、武功、人等共50部，收词18000余个;满文、藏文、蒙古文、回文、汉文并立，意味着五族共处。弘历从小学习满语、汉语，精通满文、汉文，通晓蒙古语蒙古文，作为皇帝晚年还亲自学习藏语、回语，初识藏文、回文。乾隆《御制三体清文鉴》序言体现了天下一家思想：“朕即位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既可以为余暇之消遣，亦复足以联中外之性情。因悟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而恶小人。”《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也是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见证。从“一体”到“五体”，其编纂过程反映了蒙、汉、藏、回部与清政府关系的演进，显示了多元文化在清朝巩固“满蒙联盟”“满汉联合”政策、加强边疆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代，朱元璋将元世祖忽必烈列为第十六位帝王进行祭祀，体现了天下一统汉蒙一家之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有力见证。清代康、雍、乾不断调整祭祀对象，并将景德崇圣殿规格提高到紫禁城乾清宫级，将188位不同民族帝王齐聚一堂，同享崇祀，体现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乾隆时期，帝王庙门前两侧各立下马碑，碑文“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由汉、满、蒙、藏、回、托忒等6种文字刻写，昭示清朝统治疆域广大，增强各民族官民对历代帝王庙的尊崇与敬仰。乾隆、康熙创建承德避暑山庄，到乾隆时代不仅保持了“国语”骑射传统，亦是协调民族关系的政治中心，汉、满、蒙、回、藏五族和谐共处巩固了清王朝。

晚清时民族矛盾已经缓和，政治变革成了主旋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现代国家与民族观念更加明确。在现代化与五族共处思潮中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中的“中国民族”“四万万同胞”，指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的总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我中华”与“中华民族”连用：“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他还为徐君勉《中国夷狄辨》作序，称该书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一曰中国而夷狄之，二曰夷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夷狄进退微旨。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所传闻世，治尚粗觕，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治万世之义言之，则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国、治一时之义言之，则其不能攘也如此。

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只是政治口号。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入会誓词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这是袭用了朱元璋讨元檄文。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将“中华民族”解为华夏汉族，意在强调排满革命。反对“排满革命”的立宪派杨度《金铁主义说》，则从中国诸族文化共同性出发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出于外交需要，清政府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1911年10月4日）颁布了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巩金瓯》。这首歌由溥侗作曲严复作词：“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过渡并非一帆风顺。天崇拜淡化了民族观念，有利于形成大中华民族意识。1912年大清退位诏书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清帝逊位诏书》遵循“天命”，“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明确提出合五族为中华民国：“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成立，“五族共和”落实，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倡导“五族共和”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24年孙中山阐述新民族主义，称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中华民国时认同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增多，具有了“中国民族”的涵义。对“中华民族”是出于“一元”还是“多元”、是“土著”还是“外来”出现过热烈争论，之后强调各民族“同出一源”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占了上风。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中国国民”，“大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一类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3年，“西盟会议”或“西蒙古王公会议”发布通电：“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共和新立，五族一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从前各省独立，均已取消。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西盟诸蒙古王公已经形成汉、蒙各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五、中华民族认同天与龙

中华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大人类文化共同体，由东西南北人群交流交汇交融结晶而成。从文化和血缘来看，游牧与农耕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作为认同基础。游牧与农耕民族有一些共同的同源文化因素，例如昆仑天崇拜和龙崇拜；有一些文化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产物，如炎黄传说与夷夏观念；而不同文化因素交流亦促进了二者之间文化同一。昆仑或天与龙、黄帝与孔子、长城与黄河、中文华语、玉魂金魄可以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标志或符号。

中国游牧与农耕同源于原始农业文化，并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游牧与农耕民族有很多固有或同源的文化现象也就不足为怪。昆仑或天崇拜和龙崇拜，就是中国游牧与农耕民族罕有贯彻始终的共同文化现象，可以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的认同符号。

伏羲人首蛇身，被公认为龙族祖先。历代帝王大都以真龙天子自居，普通百姓亦望子成龙。不仅农耕民族崇拜龙，游牧民族亦崇拜龙，游牧与农耕民族互动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国龙，因此龙可以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符号。《周礼·夏官·瘦人》云：“马八尺以上为龙。”《史记·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班固《封燕然山铭》：“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许慎注云：“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开元占经》引郗萌曰：“客星舍匈奴星，人面龙身留十余日不去。”“蒙古人认为闪电出自某种类似于龙的动物，而且在他们的地区上，居民亲眼见到它怎样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以尾击地，蜿蜒而动，并从口中喷出火焰”。

董仲舒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讥之。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昆仑崇拜与天崇拜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正是这样的天命思想造就了古代中国南北东西各地区普遍的天下认同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

昆仑主神黄帝是帝王、英雄、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亦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符号。昆仑主神黄帝被尊为五帝之首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中国历史上能与黄帝相提并论又相辅相成的人物，不是炎帝，也不是老聃，而是至圣先师孔子。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代表，中华儿女被概称为黄帝子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无疑是黄帝和孔子。黄帝由神话传说演变成历史人物，孔丘由历史人物不断被传说终成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与文明形成的两重性。

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精神故乡在大西北，《读史二十首》之一云：“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之二云：“两条云岭摩天出,九曲黄河绕地回。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中华民族，认同昆仑。中华民国的国歌云：“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巍巍昆仑，中华民族象征！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段佳沁，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