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日子。再过些时日，我们还会迎来南京大屠杀70周年。所以，对中日两国来说，今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之年。历史之年，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特别是那场在70年前的今天全面拉开战幕，深刻影响了战后历史的发展轨迹、两国国民的历史观及看待对方国家时的情感取向的惨烈的战争？
大体说来，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诉诸同为历史当事者的彼方的情感、道义及法律责任的诉求；二是返诸求己，把投向对方的视线收回，审视自己怎样面对历史，何以扞卫历史的真实。
前者，我们经历了一个怪圈：无视法西斯主义赖以产生的内在肌理和文化风土，一厢情愿而又机械地把彼邦划分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广大人民。这种两分法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支撑。其有效性在于能把复杂的问题简约化。但是，因导致产生战争机器的社会病灶、文化毒刺没有被清算，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反省殊难期待，从而种下了其历史认识不彻底的外因。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当国民以一种觉醒的权利意识重新审视过去被“代表”了的包括战争善后处理在内的历史问题悬案的时候，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权利表达与历史记忆混杂在一起，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于是，受害情结过度发酵，客观上构成对此前所谓两分法的惰性思维的“报应”和反动。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战争暴行开始被集中曝光，民间索赔、保钓等对日民族主义的言动明显增多的原因。
大量的对日民族主义诉求，让东邻深感困惑：作为价值多元的战后民主国家，日本并没有像中国“文革”那样的文化断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大致存量相同的历史认识，在父辈可以与中国相安无事，甚至共同酿造过一个“友好”的蜜月，而到了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却反而出了问题，且问题一再升级呢？一些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问题丧失了思考能力，也丧失了耐心的人，干脆付诸于“你们早干吗去了”的情绪性表达。
公平地看，日人确有对“加害者”的责任认识不足，历史反省深度不够，或把严肃的历史认识问题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权宜色彩过重，动辄摇摆等问题。但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扞卫，一向是诉诸别人有余，返诸求己者寡。
靖国神社一方面是为侵略者招魂的罪恶渊薮，但同时却安放着自1874年台湾出兵以来，日本近现代史上历次对外战争中阵亡者的灵位，甚至包括那些为日本而战的台湾、朝鲜籍佣兵的冤魂，无一遗漏。在每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举行的“战殁者追悼会”上，天皇、皇后、首相及全体阁僚与逾6000民众一起缅怀先人，祈祷和平。除此之外，还有广岛、长崎的原爆纪念活动及部分右翼政治势力的靖国参拜。
与之相比，我们没有类似日本“战殁者追悼会”、韩国“光复节”（8月15日）那样的全国性公祭。除了3500万（抗战伤亡人数）、30万（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数）等过于抽象的概算数字之外，我们拿不出精确到个人的具体伤亡统计，遑论铭记他们的名字。
不仅如此，抗战结束62年，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堪与台湾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相媲美的、涵盖对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评价的权威抗战史。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羞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对于那场战争，我知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