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明开化的“先来后到”，世界对日本的认识，要早于日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世界对日本的了解，一定比后者对前者的认识来得深广。事实上，自明治维新以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后者对周边世界的理解，远远超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这个“偏安”于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的狭长岛国的解读。
远的姑且不论，近百年来出自各个主流文明国家的汗牛充栋的所谓“日本学”论著，经过大浪淘沙，到现在有重温价值的还剩几何？而在那些被认为尚可重温的著作中，又有几本能入东洋人的法眼呢？
如此检讨一番，状况颇为绝望。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加上对这个传统的“经典”解读，竟如此之有限，有限得简直可以“打包”随身携带。笔者这样说，绝无贬损东洋文明的伟大传统之意，相反，我对它至今充满敬意。我想强调的，恰恰是我们对这个传统之懵懂混沌到了何等不济、可怜的地步。
在所剩无几的学术“库存”中，有几种却无论如何无法绕过不提，譬如《菊与刀》、《武士道》、《日本论》和《日本人》。四部著作，篇幅不一；作者分属三个国家（日、中、美），身份各异（学者、政治家、军人）；出版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最近的一部距今也有60年。但就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解剖”和东洋社会的理解程度而言，至今鲜有出其右者，正是这种对历史时代的超越性，使其得以立于学术经典之林而无愧色。
“四书”之中，最著名者无疑是《菊与刀》。确切地说，这部付梓于“二战”后期的人类学著作，系受美国军方委托、基于“美国即胜、日本必败”的前提下的、旨在为战后前者对后者的占领和统治而提供的战略政策研究报告。作者美国女性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根据文化类型理论，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的“非常时期”，对被关押在战俘营、集中营里的“敌性国家”战俘、侨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最终的报告之所以用《菊与刀》来命名，并不仅仅因为菊花是日本皇室的纹章，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而是以“菊”与“刀”的组合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暗喻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何以如此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为“耻感文化”，其强制力来自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易施极端暴力而滑向集体犯罪泥淖的根源。作为报告的结论，作者认为：1、日本政府终会投降；2、美国不宜直接统治日本；3、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对付日本。我们不能说一部《菊与刀》决定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全部。但事实上，战争结束后，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决策层，在诸如保留天皇制、实行间接统治等方面，其施政基本上没有逸出这位人类学家所给定的结论框架。也因此，这部书在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尊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不过，应该指出，在日本学界，对《菊与刀》的学术价值，始终有不以为然者。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更多是与著者本人的学术“资历”、背景有关的“质疑”，比如认为既不通晓日文，也未去过日本的著者仅凭对“特定时代”（战时）的“特殊社会集团”（在美日侨、日俘）的社会心理调查得出的结论，难以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云云。
《武士道》为“四书”中之成书最早者，于中日甲午战争后4年、日俄战争前5年的1899年（明治32年）在美国出版。单看出版年代就知道，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一方面，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作者新渡户稻造，为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之一，其肖像至今印在5000日元的纸钞上。
以经过作者的美国太太捉刀的、通俗晓畅的英文写成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激越、抒情的昂扬礼赞。由于新渡户本人幼年时曾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因此，在对西洋人介绍时，与别的外国日本研究者至多充当一个“辩护律师”不同的是，“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颇能进入角色，入木三分。其对东洋文化“深层推销”，令人想到后来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推介。
书甫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极短的时间被翻译成数种文字风靡各国。仅其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间就再版了10次。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曾亲读此书，还特意买来分赠友人。回过头来看，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一代人的时间迅速“崛起”而免于被列强过度打压、妖魔化，不能不说拜《武士道》之所赐大焉。
《日本论》和《日本人》为国人的著作。前者为国民党元老、民国时代政治家戴天仇（季陶），后者为一代军事理论家、抗战名将、国府高等军事顾问蒋百里（其与日籍夫人之女钢琴家蒋英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两著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末，恰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战云密布日益走向亡国灭种边缘的时期。前者与直接受“9?18”国难刺激而成的多卷本巨著《中国与日本六十年》（王芸生著）并称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巅峰之作。
戴、蒋两位，同为民国时代的“知日派”。与军人出身的蒋百里相比，戴天仇对日本的理解沉厚精粹，文字博大雄深。用民初政治家胡汉民的话来说，“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好。……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解剖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在短短不足10万字的篇幅中，纵论岛国从皇权、国体，到信仰、宗教，从武士、财阀，到政党格局、两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诸多论述，即使在77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振聋发聩，不失“时效”。
相形之下，蒋将军的《日本人》似略显单薄（客观上，“四书”之中，此编的篇幅也最小，仅不足两万字）。但以职业军人、战略家的“专业”视角扫描日本战前的政经、军情和外交走势，并联系欧战的历史，指出日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并借德国人之口说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一介“主战派”将领的决绝身姿跃然纸上。
值得指出的是，“四书”所网罗的四部著作，尽管有《日本论》和《日本人》那样典型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以学术报国”、向学术索求救国良方之作，更有像《菊与刀》那样干脆是战略政策研究报告，可无论哪一部，均能客观冷静、就事论事地娓娓道来，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却举重若轻、平实清新，绝无半点时下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类文章中常见的那种装腔作势、令人作呕的“师爷腔”、“策论风”。这一点，是“正论”之外，需格外引发我们思考的地方。
《日本四书》：《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 著、《武士道》（日）新渡户稻造 著、《日本论》戴季陶 著、《日本人》蒋百里 著，线装书局，2006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