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8 次 更新时间:2024-05-04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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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想这不仅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有现代化的共性,希望实现工业化,希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并赶上发达国家。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政治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不是实行西方的共和宪政;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成果上来讲,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帮助中国快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2年,我们连续44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人均GDP的增长率为平均每年8个百分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是2个百分点,我们是其4倍。在这样的强劲经济增长之下,我们从1978年时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2022年人均GDP 1.3万美元左右,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仅一步之遥(2022年,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门槛是人均GDP 1.32万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按照市场利率计算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除了这个总量的成就,与传统的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几大特征。第一,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像一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跟中国比较起来,它们的人口规模小很多。人口规模大,要实现现代化遭遇的困难就很多,如果克服了,取得的效果就显著,比如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在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所涉及人口只有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5.8%。而中国有14亿人,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我相信在2025年完成“十四五”规划之前,我们可以跨过这个门槛,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口有1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约为18%。也就是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还多,从15.8%变成33.8%。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上物质水平确实不断提高,这让它们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它们的人均GDP从约1.3万美元一直增长到8万~9万美元,它们的物质确实在不断地丰富。但是在西方式现代化的影响下,这些发达国家出现了贫富分化。正如前几年非常有影响的、由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所论述的那样,这些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情形不断恶化,富的人非常富,穷的人非常穷。

我们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确实是丰富的,但是人的精神越来越空虚,物质和精神是分裂的,这就会导致个人内心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冲突。

我们要追求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现代化是以环境破坏和污染为代价的。现在大家非常关心全球气候变暖。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积聚在大气中,形成了温室效应,使地球的温度上升,导致的结果就是极端气候不断出现,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这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下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们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靠殖民、掠夺、战争来实现的现代化。以美国为例,自1776年建国以来,在240多年的历史中,它只有16年的时间没有参与战争,其他时间都在打仗。我们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在海外没有殖民地,而且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我们的发展是自己要发展,同时还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是和平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种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怎样才会自发地选择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这就必须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因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结构的相对稀缺性决定的:劳动力多、资本短缺的时候,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相对昂贵;当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候,资本就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信号,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就会在劳动力便宜的时候多用劳动力要素,进入更多使用劳动力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反,在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贵的时候,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就会投入多用廉价资本的产业,那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且多用资本来替代劳动(用机器代替人),这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必须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市场才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的价格信号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种办法才能获得,那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当然,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不断积累,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因此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也要有政府来应对在结构变迁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状况(包括对现行者的补偿,此外还有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这是比较优势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重工业方面我们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因为当时资本比较短缺。由于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当时我们的经济是封闭经济。为什么是封闭经济?因为不得不这样。发展的重工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重工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当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一旦开放,很容易就全垮了。所以只能是封闭经济,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把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市场基本不存在,是政府用计划代替市场来配置资源,那我们是怎样走向现代改革的呢?当时我们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一次性地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市场化、自由化。我们运用的是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原来那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对于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制造业,实行开放的政策。不仅开放,中国政府还积极地因势利导、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以及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政府也集中力量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好处是: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能继续得到保护补贴,所以企业还能活,不像苏联、东欧,它们把保护、补贴取消之后国有企业就全垮了;另一方面,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快速发展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能够稳定快速发展的道理。

改革是以渐进双轨的方式进行的,开放其实也是。当时国家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实行低关税,而且积极招商引资,关税降得非常低。比如说在加入WTO之前,我们很多产业的关税已经降到5%甚至更低,而且政府还积极招商引资,给予其各种优惠。但是,对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在贸易上是有很多限制的,有些根本就不允许进口;有些允许进口,但有数量上的限制或者加高关税。比如汽车,当时是可以进口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进口关税税率是200%。因为汽车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违反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贸易上就实行这样的限制。在投资方面,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积极欢迎,还给予政策优惠;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基本都限制投资。如果允许投资,就是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的方式进行。汽车产业也是可以投资的,但是必须和中国的企业合资。当时,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这个双轨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让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和快速地发展起来。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资本积累得非常迅速,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美元左右,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资本极端短缺到现在资本越来越丰富,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现在除了少数关系国防和军事安全的产业,其他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基本上都符合比较优势,比如钢铁产业、造船业,这些中国的传统重工业在世界上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既然符合比较优势,就不需要保护补贴,就可以把渐进双轨的“老人老办法”——为了保护国有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取消,可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少数关系到国防安全,或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可能被“卡脖子”的技术则采取不同做法。这些产业数量不多,既然不多,就应该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代用扭曲市场或干预市场的方式来进行“暗补”,应该从“暗补”变成“明补”。这也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在还要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从双轨制走向市场单轨的改革,这样我们才会有完善的市场,在完善市场中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

在开放上同样要由双轨制变成单轨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原来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商品的贸易上有很多数量限制,或者是高关税保护。现在既然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数量限制就要取消,关税就要降低,这也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探索自由贸易区,从上海开始设立自由贸易区试点的原因。现在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要推广到全国,我们已经加入了RCEP,和RCEP的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并且我们也在积极申请加入CPTPP,在这个伙伴关系里面,商品是自由贸易的。在资金流动上,除了短期流动的热钱需要管制,对于长期的资金流动,像外国直接投资,也要使投资者享受中国的国民待遇,允许资金自由进出。这也是自由贸易区试点的重要意义。另外,要素流动里面的人才流动应该是来去自由,欢迎外国人到中国工作,发挥其才能贡献于中国,中国也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大的发挥能力的平台。

总的来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发展中国家过去在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普遍不成功,是因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把西方的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上层建筑作为追求目标,但没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所以普遍失败。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也不是很成功,原因是我们要建立的产业违反了我们的要素禀赋的物质基础。

我们现在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的现代化。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就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的发展除了少数涉及国防安全的和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都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方式。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如此,除涉及国防和经济安全的产业政府要直接补贴之外,其他产业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这样的发展带来的必然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这也给其他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挫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道路。当然,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有这个结合。现代经济学也必须马克思主义化,新结构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现代经济学。我相信它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参考。

 

(作者系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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