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熊雪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1 次 更新时间:2024-03-31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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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熊雪锋  

 

摘要:人类实践和认识中存在主观主义和问题导向两种取向,主观主义根源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矛盾,问题导向则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转型起始于落后农业国而非发达工业国,决定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与理论创造只能以问题为导向。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基本经验是直面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查发现真问题、以中国问题界定中国特色、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把握问题和以解决中国道路问题为根本目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推动落后农业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理论创造,形成了既有别于经典理论、又有别于既有模式的建国论、富国论和强国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仍是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中重大问题的法宝。

 

中国经济理论的演进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实践的理论创造主线,另一条是学术界基于研究范式的理论解释主线。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远远滞后于中国实践,这一评判对第一条主线难以成立,道理在于,作为一个在求索、挫折和开拓中进行制度建构和道路探索的大党,在每一历史阶段和重要转折关头,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是光靠摸索和试错,就能创造一个积贫积弱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奇迹,这是难以想象的。理论创造来源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道路的正确来源于理论创造的方法正确,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实践,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理论创造不仅是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成就的法宝,也是进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理论原始创新的典范。

一、主观主义与问题导向

中国革命的起点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与探索不可能完全依循马恩经典作家的设想和苏俄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殊性寻找自己的道路,在实践探索中以问题为导向形成自己的理论,以及用所创造的理论指导道路选择和政策实践。但是,在指导思想和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是以问题为导向还是以本本为依循的两种取向。由于自身既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理论储备,在探路和寻路中,容易被社会主义先行国的理论和主张所左右,为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所危害。具体表现为,“仅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而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显得有‘理论根据’”。

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多次出现,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大革命时期右倾投降主义导致1927年革命失败,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左”倾的盲动主义因“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的冒险机会主义主张“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的“恶果”和长征过程中的“损失”。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在20世纪50年代承袭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时,对经济现实问题漠视、拿经典论述的镜子照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将基于经济现实的分析与主张作为异端,造成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左倾错误”战胜了问题导向,忽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主观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表现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还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主观主义是同实事求是相对立的一种唯心主义倾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进而造成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相背离,这种背离尽管是受到了人类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更多地还是依赖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凡是“离开实际调查”,“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就会造成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出现主观地看问题的倾向。1941年“九月会议”后,王稼祥从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1956年,毛泽东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指出,“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归结起来,主观主义产生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矛盾,就是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

尽管多次受到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危害,但以问题为导向推进现代化道路探索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道路和方向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带领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达成脱贫致富和全面小康进而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根本在于以问题为导向分析中国的特殊情况、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进而进行独具特色的理论创造。伴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独立传播格局和系统理论研究初步形成,不断被运用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形成了一系列基于不同学说的中国道路选择论辩。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更加系统地传播、学习和研究,其目的仍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解决挽救民族危亡及寻找救国之路的重大问题。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解决了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之后,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具体道路等成为新的时代课题。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基于国内阶级特性和力量对比等国情分析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改革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聚焦中国体制改革中亟需解决的“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两代领导集体应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冲击,深化改革开放,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重大问题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以问题为导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体现。物质世界就是问题世界,人类社会运动是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若干矛盾运动构成的,问题就是这些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问题内部和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问题同物质的运动性一样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想要找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从问题出发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脱离问题导向就不能真正贯彻唯物辩证法。“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直面问题就是正视矛盾的客观存在性,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就是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解决重大问题就是解决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正视矛盾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问题的根本依据在于人类社会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性质、成因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运动。问题是认识的逻辑起点,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问题、客观分析问题,才能形成科学认识,经过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上升为理论。

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不能带来理论创新,毛泽东曾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进一步地,“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原因在于,“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是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研究,只有“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学说才是真正的理论。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从而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由此可见,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关键,“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反过来讲,理论创新的目的恰恰在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基本经验

任何时期的重大问题都是政治经济问题。中共百年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重要特征是探寻和解决每一历史时期面临的来自真实世界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理论指导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又影响政治经济进程。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每一历史时期都具有各自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出现了决定中国走向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基于重大问题探索、解决和回答的思想结晶。

(一)直面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华民族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正是回应时代课题、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历史。20世纪初,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导致的“亡国灭种”危机将这个时代课题的紧迫性凸显出来,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将20世纪一二十年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确定为如何改造中国、依靠谁改造中国以及用何种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民族救亡和“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各界人士走上了通过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取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这一根本问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一切战术与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失序,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决策者认识到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不断出现的新实践以及不断发生的争论要求必须回答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国际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要历史关头,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来讲,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怎样才能形成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进一步探索和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21世纪初,中国经济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3000美元跃迁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最为关键的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思路”继续开拓奋进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直面发展阶段转换出现的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等重大问题,必须在理论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到一个更完善、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二)以问题为导向

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正是形式上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果。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加番研究”和“综合审谛”后,认定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三四十年代针对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毛泽东提出要避免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正是基于扎实的农村调查,从农村的实际经济形势、阶级力量对比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分析,得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以及斯大林教条进行反思,毛泽东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要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要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引以为戒”。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大量的体制和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在全国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破除“两个凡是”、苏联范式、主观主义和左倾错误提供理论武器。邓小平指出:“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决策者和主张改革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断打破僵化观念,“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进行挑战”。90年代以来,尽管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但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面对国内国际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江泽民号召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把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尤其要“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新课题,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十八大以来,应对新时代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更不能“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甚而至于“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而是要“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三)通过调查发现真问题

三四十年代为了与教条主义斗争,探究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等根本性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调查不仅使他对佃农状况、城镇商业、土地斗争等有了最切实的了解,进而建立了“农村的基础概念”,而且逐渐形成了关于人民政府管理和政权运转等国家治理的基本观念。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通过调查研究来探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关系。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此后至5月初继续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负责人开了4次座谈会。毛泽东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探索的最重要成果,“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以及理论和方法组四个调查研究小组,围绕研究问题从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进行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则以农村问题为切入点,通过一系列调查,论证了“包产到户”的性质。他们“在调查中,几乎处处遇到以下三个有关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和我们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二是公有化的条件和实现过程以及按劳分配的问题;三是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实现以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深入真实世界的调查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应当建立什么和如何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这个重大问题,江泽民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带队”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保证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央决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坚持从调查研究中寻找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一时期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为了给十七大报告起草做准备,中央确定了包括改革开放成就与经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完善等重大问题的20个重点课题,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对上述重大问题的具体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各课题共召开座谈会1523次、参加座谈人员达20072人次,此次调研为科学发展观论述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作了充分准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从真实世界中寻找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要达到“深、实、细、准、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贯彻到理论创新中,同时调查研究还成为一种制度化经常化的惯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凡是要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建立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治国理政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一系列针对和解决新时代重大问题的独创性思想在这些调研中孕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四)以中国问题界定中国特色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选择和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考虑自己的问题”,“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需要“决定自己的方法”,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国情、特殊性和阶段性做了全面把握,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探寻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针对存在的盲目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倾向,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注重中国国情和特殊性的把握,在苏联经验之上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指出,学习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在农业合作化中,毛泽东提出:“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东欧和西方经济学影响的部分学者也提出过中国应当沿着东欧“激进式”改革路径,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主流的改革理论认识到中国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到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本国国情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根基于各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模板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道路被认为是解决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江泽民严厉批评了一边倒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他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式。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等各方面条件自己选择。我们根据中国的条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以来,胡锦涛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更加突出等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越来越大,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实现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理论创新的关键是“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五)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把握变迁的规律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进而使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革命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主线下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通过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改变上层建筑进而重塑生产关系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仍然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尽管“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毛泽东指出,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发展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生产关系还应当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他认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因而“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应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就是将工作重心从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生产力的发展上来。遗憾的是,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决定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脱离于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将其当作一个法律范畴而非经济范畴来研究,变为纯粹的法律对所有权的规定,由此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一方面破除生产关系决定论,重新审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破除所有制至上论,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纳入经济范畴。90年代以来,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坚持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进行了发展,不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是“要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论断,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且明确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就是“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他提出:“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并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制度改革正是调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为中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成就,但是各项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胡锦涛提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改革开放的首要目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推动生产力的最核心力量是变革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激发各方面生机活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时代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六)以解决中国道路问题为根本目的

中国社会大变局时期,理论的价值在于准确把握矛盾,分析社会性质,指明发展道路。20世纪一二十年代,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失败凸显了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明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是针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最大现实问题而做出的“现实考量与理性抉择”,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非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不可。三四十年代,在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论证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而中国社会性质,即以“土地所有形态”这一核心生产关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优、以“雇佣关系”说明中国农村的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以帝国主义及商品经济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进而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理论成果使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仅明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明确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任务,而且提出了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央向地方分权、引入市场机制并允许少量非公经济存在等体制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洪流带来大量层出不穷的问题,倒逼中国共产党人从问题出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阶段”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摆脱苏联所有制至上的生产关系范式束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新情况,提炼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成果,集中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了谁、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造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建国论、富国论和强国论的理论创造实现落后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奇迹。

(一)建国论: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构理论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建构。前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创造民族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落后国家取得革命成功、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现代国家建构又不同于苏联体制建构的建国论,主要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三大内容。

1.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理论。一是落后国家更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发达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胜利,理由是“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相对较落后的国家面对的资本主义统治势力较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有限,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国内具有革命力量的阶级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后更容易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二是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社会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在这一基本社会形态下,“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使中国的“政治权”得以“苟延残喘”,成为“半殖民地”。为此,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苦于资本主义不能顺畅发展的、“前资本主义”过渡性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28年中共六大重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三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阶段。历史经验证明,残存严重封建势力和农村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必须争取农民作为同盟军。中国革命一方面必须依靠代表小生产的农民作为同盟军,另一方面需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首先要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需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后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发展倾向,必须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适时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中国革命的任务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另一方面在保留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最终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忽视“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因此,毛泽东强调,“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并存,在限制性保留旧有经济形态和经济成分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部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和生产力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一是农业国的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党的七大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革命胜利之后的建设目标是稳步地实现中国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党的八大再次提出“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首次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同年的政府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随后,四个现代化概念几经更迭,由“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再到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被确立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二是社会主义体制与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与农业集体化体制,同时提出“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第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第二,农轻重结构合理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第三,协调平衡的区域布局。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进而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第四,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防不可不有”,但是“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第五,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又要增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使企业有“自治权”、让企业“有点‘独立王国’”或“半独立王国”。既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也要处理好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第六,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解决中央和地方矛盾的关键在于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权力、增加地方灵活性,中央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省市要注意“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保障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建立,“推动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二)富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民族复兴的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实践出发,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根植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成体系的富国论,建构了既有别于经典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传统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1.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所有制至上的生产关系范式束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遵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必须尊重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把握和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进行阶段划分论述的基础上,在十三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政策制定和理论创新的立论依据。党的十四大立足于初级阶段国情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论断,党的十六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党的十七大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为“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

2.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有制至上的影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动摇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绝不能是单一的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判断所有制优越性的生产力标准。决策层和理论界通过对“包产到户”“包工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雇工”等的调查研究,承认这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有利于促进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因而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198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强调个体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将“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替换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开明确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非公经济发展制度化。十六大明确“两个毫不动摇”,十七大将其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大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后,明确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基础,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条文,十七大提出“平等保护物权”,2007年《物权法》明确“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十八大强调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创造性地创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产权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非公经济发展不是权宜之计,非公经济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社会主义不相矛盾,而其健康发展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范式教条地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甚至要把主张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从事改革的理论家通过对国外计划和市场关系实践的梳理得出“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由此,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开创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探索和理论创新。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4.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曾经长期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按劳分配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遭受猛烈批判,至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才得以平反。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进一步打破了平均主义,为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分配转变奠定基础。党的十三大强调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为补充,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允许个人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并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作为“分配原则”,十七大将这一分配原则上升为“制度”,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指导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继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注意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创新,调动了各类主体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强国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解决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如何从工业国到现代化强国转变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1.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同时,还做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重申了新时代两步走战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

2.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兼具世界现代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现代化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3.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保证,“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坚持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汇集有限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党的领导是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协调良性格局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就必须实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修正上,也体现在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的解决上,还体现在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只有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应对有效长期存在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才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进而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4.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而且还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基础上,首次加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创新。不仅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明确混合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还提出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思路和路径。第二,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创新。明确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又要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各生产要素报酬由各自市场要素决定,随后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推动要素配置市场化。同时,强调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收入分配体现公平正义,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强化为“决定性作用”,提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6.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发生变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只有构建起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开放体系、城乡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改革、发展和开放的协调统一。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高水平高质量供给体系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增加有效、中高端供给,更好地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7.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即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驱动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型创新驱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第二,新发展理念。基于新常态的基本判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阶段转换中的动力机制、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内外联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明确了破解发展难题的新路径。第三,新发展格局。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贯通的国民经济大循环。

8.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百年以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悬殊、人与人关系物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霸权与战争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且实现了对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为人类探索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为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提供了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四、结语

“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以来,运用问题导向的理论创造解决社会主义建构、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重大性问题产生重大的原创性理论,理论的正确性来源于科学的方法。正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完成体系化的理论创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百年以问题导向进行实践探路和理论创造的经验,是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征途中重大问题的法宝。要实现第二个百年伟大目标,必须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客观事实出发,清醒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思考和解决新征程中各类问题的总依据。(1)必须正视问题。运用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攻克什么问题”,问题是创新的源头,只有直面问题,认真研究、解决问题,而不回避和拖延问题,就能够将问题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在问题解决中推动社会进步。(2)必须以重大问题为导向。重大问题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及时研究重大战略问题,及早部署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必须坚持改革,勇于创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渡过一次次险滩,通过制度创新排除束缚发展的桎梏是重要经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只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践与理论的互动,我们就能在解决新征程的一个个问题中迎来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曙光。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与评价指标研究”(23ZDA015)的阶段性成果。熊雪锋为本文通讯作者。〕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雪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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