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群: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和“领域”辩证关系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0 次 更新时间:2024-03-05 22:37

进入专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  

韩立群  

内容提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关于国家安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集成并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积淀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其中“总体”和“领域”是两个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概念。总体国家安全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更高水平的安全,富有理论魅力;领域安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具有动态性特点,与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密切相关。从安全与国家安全、发展与安全、总体和领域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将发现总体国家安全与领域安全存在普遍和特殊、宏观和微观、一般和重点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些辩证关系,有利于我们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更好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关 键 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安全  领域安全  系统思维

 

当前,需要更加重视国家安全特别是妥善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已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但对于如何认识国家安全,各方却存在很大观念偏差。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复杂、要素更加多元,这导致关于国家安全的认知分歧进一步扩大,呈现出动荡变革期的典型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争论早已超越学术研讨范畴,理念认知的差异则直接体现为实践差异。同时,如何解释国家安全也是一种话语权,掌握了国家安全的解释权,就等于部分掌握了国际政治纷争中的主动权。因此,坚持丰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增强国家安全理论的科学性、完备性,既是理论探索,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项工作,兼具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显著增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随着国家安全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不断推进,学界在国家安全基本概念上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偏差也逐渐显现或出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总体安全和领域安全等概念的认知。随着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不断发展,有必要把基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和相互关系加以辨析,这也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两个概念的发展脉络与内涵特征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集成并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积淀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是新时代关于国家安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体”和“领域”是其中两个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概念,对国家安全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总体安全”的提出及其主要内涵

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总体”二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时代党的国家安全创新理论关键所在,内涵非常丰富,本文重点总结以下三方面。

1.总体安全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要求以总体安全为目标;也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为实现总体安全提供充足的政治条件。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实现总体安全,就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在国家安全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是持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国家安全工作上的具体体现。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部署高度一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进行说明时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②通过这段说明可以看出,对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形势需要,也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是有力执行党对国家安全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需要。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具备提出总体安全的政治条件和领导优势,并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安全。而那些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是很难做到的。

2.总体安全是高水平的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为实现总体安全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所谓总体安全,指的就是要实现总体、整体上的安全,不能是狭义上的以军事和国土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安全,也不是片面强调某个领域的国家安全,更不能是仅看当下、不顾长远的安全。这集中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的重要论述中,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③构建新安全格局是现阶段落实总体安全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这要求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化解各方面风险,最大限度照顾到民族复兴的长远要求,实际上大幅提高了国家安全的标准,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难度。只有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水平,才能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

3.总体安全富有理论魅力,是新时代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原创性贡献。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围绕“总体”这两个字所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安全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概括出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全貌,精准反映出当前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开展工作的主要思路,其中最精彩的就是对系统观念的坚持、发展与运用。具体包括: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国家安全,要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系统把握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深刻总结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规律,把握好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尤其要避免用孤立的、局限的、静态的眼光看待国家安全。要把握好国家安全的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既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同时又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好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总体安全不是全体安全和绝对安全,也不是“大面上过得去就行”或“允许风险隐患存在”,而是要在确保整个系统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实现全面安全。从战略谋划和工作部署的角度来说,总体还意味着需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需要做好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尤其是针对那些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性、整体性的工作而言。

(二)“领域安全”及其主要特点

领域安全作为一个概念,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将领域安全与国家安全进行普遍联系、系统化阐释并形成理论体系,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后。同时,随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特别是一系列国家安全重大实践的开展,领域安全也得到了丰富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一过程有三个重要节点值得关注,分别是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数个重点领域,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提出大安全格局,以及党的二十大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维护领域安全作出重大部署。

第一个节点,是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次提到领域安全。首先是在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时,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④这里提到了人民安全等多个方面安全,构成了领域安全的基石和主干。以人民安全作为开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贯宗旨。但人民安全等概念内容宏大,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以指导实际工作。随后,会议强调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⑤共提到11个领域的安全,这是首次明确领域安全的重点内容。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论述领域安全问题,曾经作过较为详细论述的领域安全就包括粮食、能源、海外利益、金融、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应急管理、产业链、供应链、生物、意识形态、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等数十个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在专门工作会议上分别提出的,有的纳入了相应工作体系,有的包含在其他工作中,相互之间还存在一定交叉。2021年出版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一书,详细列举了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共20个领域,是截至目前一次性列举领域最多的。⑥

第二个节点,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⑦这为领域安全的理论创新发展和实践工作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是大安全理念,要建立的是大安全格局,超越传统安全观念和格局。大安全理念下的国家安全是广义的国家安全,这是将诸多领域纳入国家安全视野的重要理论支撑。各个领域都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当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并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二是要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统筹,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原则,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每一对统筹都包含诸多领域。三是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要打“总体战”,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形成汇聚党政军民学各战线各方面各层级的强大合力,全社会、全政府、全体系、全领域、全手段应对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挑战。

第三个节点,是党的二十大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报告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部分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实际上搭建起了领域安全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发展的一次重要贡献。报告是这样论述的:“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⑧这三句话聚焦同一个体系,不仅明确了当前维护国家安全最紧要的重点领域、重点方向,还明确了领域安全的工作方法、保障机制。由此,领域安全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特点:

其一,领域安全是一个完整体系,其作用不仅在于突出某一阶段内总体安全的重点领域,还包括一整套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指导领域安全工作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制度层面的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工作层面的协调机制、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系,以及专门针对重点领域建设的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系统。基本理念和方法集中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大安全理念”,方法论上的“科学统筹”,以及实践层面的“总体战”,为将诸多重点领域纳入国家安全视野,并探索如何维护领域安全、处理好总体与领域的关系以及风险防范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制度层面包括的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即需要通过加快立法、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方式为确保领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立法步伐不断加快,制定或修改反间谍法、出口管制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对外关系法等多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法律,正在加快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能源法、原子能法、外国国家豁免法等法律,基本形成了适应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战略安全环境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下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对一系列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作出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是这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⑨工作层面的协调机制对于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防范领域安全风险扩大、局部风险扩散发挥重要作用,是维护领域安全的主干性工作机制。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尽管也带有“体系”二字,有制度建设的色彩,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从工作层面应对当前维护重点领域安全工作所面临的最紧要问题,即风险预警与危机处置。专门的保障体系和专项协调指挥系统,则可以理解为针对某领域安全或者某个关键问题专门建立的工作机制。领域安全的提出,有利于人们明确工作重点,同时也有利于围绕这些具体问题逐步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的工作体系。

其二,领域安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具有动态性、时效性特征,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是主阵地、主战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统筹推进各领域重点国家安全工作。⑩这在科技、生物、粮食、能源、网络、产业链供应链等近年来各方普遍关注的领域表现尤为典型。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提出时,表述中暂不包括科技安全。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我实施“科技战”,妄图用所谓“卡脖子”技术来阻遏我国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科技与军事、文化、社会一同表述,共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11)应该说,是时势造就了科技在现阶段我国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位置,充分体现出重点领域的动态性和时效性。近年来,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愈加复杂,生物战和以非典、埃博拉、新冠等为代表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等传统生物威胁多发,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技术误用谬用、实验室生物泄漏等非传统生物威胁高发,我国面临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我国将生物安全作为现阶段一个重点领域予以关注,加快了相关工作节奏和工作力度。2022年4月15日,《生物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自此我国也有了专门的生物安全法律,将在应对上述威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具有鲜明问题导向的例子来自产业链供应链方面。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助力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专门提出“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央和地方各个层面,经济、金融、贸易、科技、安全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凸显中央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视。

其三,目前所确定的重点安全领域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非传统安全近年来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对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不断扩大,这是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的最直接原因。本文第二部分将专门就领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三)关于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辩证关系的认知困惑

近年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宣传教育不断加强,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到理论工作者,从大中小学生到社会公众,民众的国家安全基本素养和基本意识都普遍地提高了。但在学习和思考过程中,大家不免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其中最集中的困惑就是国家安全和普遍安全的关系,其实质是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重点领域和非重点领域的关系,目前已经提到的重点领域约有20个,如何看待没有被提及的领域?(2)重点领域的相互关系,已列出的重点领域并不完全互斥,比如科技安全似应包括人工智能,经济安全似应包括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3)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生产安全的概念大小关系,许多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主体并不是国家,如何将之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4)发展手段与安全手段的关系,如科技、产业链、供应链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产生国家安全影响,但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靠发展手段,如何理解并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5)重点领域之间的轻重关系,已经列出的重点领域是否存在优先级并如何确定先后关系?(6)总体国家安全与领域安全在程度上的差异,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其是否安全与评判一个领域是否安全,标准是否一致?因为要强调总体国家安全,所以是否因为某一领域出现风险隐患就认为总体不安全?(7)领域安全的跨境问题。

二、提出并重视领域安全的深层原因

当前,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已成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主阵地、主战场。领域安全问题热度不断攀升,其根源在于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这一趋势导致国家安全的外延前所未有地扩大,维护总体安全的难度空前上升。要探索总体国家安全与领域安全的辩证关系,必须对“安全化”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主要特点和影响。

(一)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

所谓“安全化”,就是将原本不属于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赋予其国家安全影响和意义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有的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对各国都一样;有些则是人为制造、专门针对别国的,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恶劣行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国际社会经历了一波“安全化”高潮,在联合国、罗马俱乐部、全球治理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国家安全,将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传染病、难民危机、金融安全等问题冠以“非传统安全”的名义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短时间内大幅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外延。这些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有其背后的历史必然——经济增长需求持续高涨,资源逐渐耗竭、环境承受力下降必然会出现相关问题。而人为制造安全议题的痕迹尚不明显,利用这些议题去危害别国的做法也不多见。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国家更加频繁地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文交流、科技创新等非安全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安全化”再度升温并呈现出新的面貌,出现“安全泛化”现象。“安全化”或“安全泛化”成为打造新型国际政治冲突武器的“生产线”,经济金融制裁、新型贸易壁垒、人员和技术交流限制等手段花样不断翻新,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分工协作、相互依赖格局成为部分国家操弄安全竞赛的赛场,这两方面动因共同推动国际政治进入新一轮“安全化”的过程。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大幅扩大出口管制和技术交流限制范围,大量所谓“新兴和基础技术”被列入出口管制范围,数百家中国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被列入所谓受制裁“实体清单”,严重阻碍了中美正常的科技和贸易往来。拜登政府上台后,人们原本期待其会适度减少使用制裁措施,但他上台即萧规曹随,首年就实施1552项制裁且其中继续包括大量经济制裁措施。(12)

本轮“安全化”有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特点。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安全化”更多是理念调整所致,诸如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等问题在当时并未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且即时的直接威胁,恐怖主义威胁也不具普遍性,各国制定实际政策的动力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从潜在风险变成现实威胁,气候变化、传染病的威胁迫在眉睫,各国不得不提升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其次,上一轮“安全化”的出发点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非传统安全,而当前各国重视非传统安全更多是出于直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考虑,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由于视角变化,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更多类型的安全被纳入非传统安全范畴,各国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策略也发生明显转变。再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多数具有系统性、全球性特点,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应对,全球治理也一直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具有共识的路径。但本轮“安全化”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即许多国家将非传统安全因素当作国际安全竞争的工具,而非促进国际合作的纽带。

(二)传统和非传统的“二分法”被逐渐打破,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的分析方式更符合时代要求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没有战争即意味着和平。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国家安全内涵的调整,和平与战争的内涵都在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可能在没有遭遇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因为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遭遇的内外部冲击而导致国家主权、政权和制度遭到重大破坏,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以及人口数量质量下降、可持续发展难以维系等状况,受损程度不亚于遭受战争。同时,战争也不再是和平的唯一破坏因素,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在非军事接触条件下,通过网络战、生物战、资源战、科技战、贸易战等方式对另一主权国家发起攻击,不费一兵一卒即达到战争目的。有研究对比了1977-1981年军事轰炸伊拉克核设施与2006-2010年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两次行动,发现两次行动都达到了破坏核设施的目的,但使用网络病毒耗资更少、更加精准、潜在损失更少,可在不接触、零伤亡条件下实现作战目的。(13)

伴随着非传统安全正在传统化、传统安全正在非传统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大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非传统手段解决传统安全难题,使用传统安全思维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很难细分什么是非传统安全、什么是传统安全。事实上,在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近两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已经逐步扬弃了非传统安全这一表述,转而直接按领域使用经济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等表述,并依照威胁的大小进行排序。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涵也是在聚焦总体的基础上强调系统安全,强调构建大安全、新安全。“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中“统筹”二字意味着要把传统和非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绝非对立起来处理。

(三)世界主要国家更加重视领域安全的重要性,更频繁地使用非传统安全手段来实现传统安全目标,扩大国家安全政策的应用范围

以美国为例,21世纪以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益重视非传统安全,将非传统安全作为进攻性工具使用的政策设计也更加具体。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了明显的结构调整,将生物安全、传染病、移民问题、跨国犯罪同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并列,直接呈现在安全战略目录中,且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实践中,特朗普时期美国维护经济安全的手段充满进攻性,其中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已经完全超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对中方在美活动的安全审查也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正是大国战略竞争下将非安全领域“安全化”的直接体现。拜登政府进一步丰富非传统安全工具的应用,将传染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虚假新闻”、供应链甚至是基础设施都作为“防范中俄、维护民主”的手段。(14)当前美国安全政策已呈现这样一种特征,即在不断加强军事威慑的背景上,不断将更多领域“安全化”,寄望实现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就达到打压和限制对手的目的,是典型的以非传统安全工具来实现传统安全目标之举。

三、两个概念的辩证关系

在充分了解总体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发展脉络及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就其中的辩证关系作初步分析。

(一)关于安全与国家安全

安全是一个应用非常宽泛的概念,根据主体不同可以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安全,比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等等。严格来说,国家安全是安全的一种,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但国家包括的要素很多,以每一个要素为主体都会产生一种安全,比如主权安全、政权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同时,国家是最基本的安全载体,如果国家安全出现问题,不管一个主体是否是国家概念中的要素,都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陷入动荡,很难确保基本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更难奢望去维护生态安全。因此可以说,国家安全是安全的一种,国家安全又是最广泛、最基本的安全。

但是,如何将维护普遍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起来,同时还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道难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一个统治阶级利益(政治安全)、人民利益(人民安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矛盾三角”,其中统治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对立尤其尖锐,简单改良很难实现“三全其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实现维护普遍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统一。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提出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最终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宗旨和内在要求,人民、政权、国家三者同等重要。同时,如何实现普遍的全球安全(全人类共同安全)和自身安全对国际社会来说也是一道难题,现实中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提出了共同安全的理念,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推力。

(二)关于发展和安全

理解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研究总体和领域安全辩证关系的关键之一。发展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目的是推动国家向更高水平发展,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里的发展是进步的、全面的、综合的。而安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状态,即某一时间节点上的“切面”安全与否。我国国家安全法从实践出发,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能力”维度,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5)

统筹发展和安全,形象一点说就是要确保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切面”都是总体安全且具备保障安全的能力;并且,如果把所有“切面”连接起来按时间序列从后往前看,安全的状态和能力也都实现了向更高水平发展。因此,不仅经济社会要发展,安全也要发展,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就是安全不断向前发展的表现。发展和安全既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关系,也是相互融合、共同运动的关系。在目前已经提到的重点领域中,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都属于典型的发展问题。随着深海、太空探索不断推进,国土安全也成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仍在不断深化改革、优化完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在不断加强,政治和军事领域实际上也具有强烈的发展属性。换言之,所有重点领域都是具有发展属性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保障这些领域的安全,这些领域得到更好发展,也会推动国家更加安全。

再进一步讲,安全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联合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制“人类发展指数”,其中安全感同教育质量、医疗质量、生活质量一并作为考察个人福祉水平的主要标准,充分凸显以安全水平来衡量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被广为接受。(16)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个“安全感”的提升就是我国发展水平提升的直接体现。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构建新安全格局既是顺应发展规律为我国发展开新局,也是为我国发展打破国际围堵、打压、遏制开拓一条更为安全的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目标,都会提升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本身就蕴含大安全的理念。

(三)关于总体和领域

综上所述,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的关系,不是统计上总体和样本或者工程上机器和零件的关系,而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一般和重点的关系。

所谓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指国家安全问题普遍存在于每个领域之中,但总体安全不是各个领域安全问题的汇总。风险一旦超出某个领域,就不再是单一风险,而是会产生质的变化,成为对各个领域乃至总体国家安全都有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同时,各领域的安全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办法,要用适用于特定领域的特定办法去治理。如有的领域注重加强风险约束,有的领域则要注重给予足够发展空间;要注重发挥特定领域的作用,既要确保本领域安全问题不外溢,又要为维护总体安全提供手段和条件,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以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为例,近几年来,5G、区块链、云计算、数字货币、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概念频出,应用前景广泛,在全球掀起一波又一波科技和投资热潮,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对丰富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条件也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些领域普遍存在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且表现各异,如果对关键问题治理不善导致风险外溢,就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难以想象的破坏。特别是2023年初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颠覆式发展,给市场带来巨大投资前景。由于ChatGPT所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自主分析和创造功能而能够创建全新内容,将带来包括科技伦理在内的诸多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极易外溢到国家安全的其他领域,从一个领域的特殊安全问题发展成为对整个国家安全乃至人类未来都造成巨大风险的普遍性安全问题。如何用好、管好人工智能,既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更多条件,同时又防止风险外溢,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所谓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是指两个层次在观察的对象、解决的问题、治理的目标、运行的规律上存在很大差异。宏观视角关注国家安全的整体特性,即在宏观层面上的模式和规律;微观视角则关注国家安全中具体领域、要素、结构等的特性,即国家安全的细节特征和变化。从微观到宏观,不仅是尺度、层次上的变化,更是质上的根本变化。领域安全发挥的是功能性作用,总体国家安全则关注国家安全的整体运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17)这里的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指的是总体安全,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则指的是主要领域。从实践上看,就如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一样,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也会对领域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包括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和理念的演进、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国家安全法律的实施等。一国国家安全受到侵害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微观上的小问题开始,逐渐扩散以至于产生系统性影响;二是直接从系统层面出现崩塌式变化,也就是“瓦解”和“土崩”的区别。现阶段,大国竞争很难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竞争,一般都是从微观层面逐步渗透、破坏,因此要特别注重防范微观层面的安全风险。此外,因为宏观和微观着眼于不同的层次,客观上也存在脱节现象,甚至出现矛盾和冲突。宏观方面的政策如果缺乏调研,未必能准确指导微观层面;微观主体在落实政策中也存在自身利益考虑,未必完全遵照执行。这是在处理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关系时要着力避免的。

所谓一般和重点的关系,也就是要突出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8)国家安全领域众多,也存在着重点和一般的关系,抓住了其中的重点方面,国家安全才有可能实现“总体”上的安全。关于这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首次提出时便作了明确规定,在之后的发展演变中又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了非常科学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五个方面就是总体安全中的主要矛盾,也被称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五大要素”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适用于大多数时期和环境,因而具有稳定性。除此之外的十几个领域也是当前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矛盾,但因为这些领域有时效性、阶段性因素,在重要性上次于“五大要素”。其他很多领域也存在安全问题,现阶段并未列入重点领域的原因在于现阶段重要性尚不突出,或者可在现有领域中找到这些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工作主要目标任务作出战略安排。2035年总体目标体系宏大,包括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创新、新发展格局、国家治理、强国目标、人和社会发展、美丽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军队等方面,最终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这些目标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放在一起看,会发现所覆盖的领域高度契合。同时,这些分领域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之间也存在领域与总体的辩证关系,把这个辩证关系同总体国家安全与领域安全的辩证关系放到一起看,同样高度契合,也存在普遍与特殊、宏观和微观、一般和重点的辩证关系。这说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高度统一,不仅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上,也统一在基本理念、基本逻辑、基本方法上,最终统一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由此,理顺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注释:

①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00—201页。

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1/01/c_1129089160.htm。

④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0—201页。

⑤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0—201页。

⑥《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

⑦《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2日。

⑧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1/01/c_1129089160.htm。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2021年咨询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l/2021/1118/c1024-32286174.html。

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8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11/07/c_1125202003.htm。

(12)Sanctions by the Numbers:2021 Year in Review,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sanctions-by-the-numbers-2021-year-in-review.

(13)安天研究报告:《震网事件的九年再复盘与思考》,https://www.antiy.cn/research/notice&report/research_report/20190930.html。

(1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October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v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15)《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01/c_1115787801.htm。

(16)"Human Development Index," UNDP,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indicies/HDI.

(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5651269.htm.

(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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