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论《史记》之“不绝” ——兼谈对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因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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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持久发展,曾多经历严重内在弊病和强势外来攻夺导致的挫折、摧伤、打压和冲击,如西汉人史论所言因强势外族侵夺的威胁,“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但仍然长期连续而不中断。借助《史记》及其他上古文献有关“不绝”的多种文化特征的表述,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连续“不绝”,可从宗亲关系、祠祀礼俗、文化威权、道德精神、艺术传统等方面发现其历史因素。

宗亲关系:“相承不绝”

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宗族亲情延续长久。《史记》卷20载:“有土君国以来,为王侯,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所谓“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就形容这种现象。虽上层社会宗法关系更为牢固,但“相承不绝”的宗亲关系并不仅限于“王侯”阶层。《史记》卷36载:“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史记》卷40载:“不绝其社稷”,《史记》卷126载:“后十世不绝”,虽说的都是“有土君国”者,但维护这种关系的“不绝”确是社会诸多层面的共同理念。如《汉书》卷4可见这样的说法:“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所谓“世世不绝”的“子孙继嗣”的共同追求,可以“天下”概言之。

《汉书》卷28下记载:“(周)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所谓“子孙不绝”,是能力超常与功业卓越的历史回报。《三国志》卷7又可见这样的说法:“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这似乎也是“天下”“四海”共通的社会理念。

敬祠礼俗:“祭祀不绝”

祠祀,是敬祭天地山川神灵之外,基于对家族历史乃至总体历史深情尊重、纪念和维护的社会礼俗。《史记》卷5可见所谓“不绝其祀”,说秦相国吕不韦灭东周之后维持其“祀”的传统。《史记》卷6也记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这是政治争斗中胜利一方权力者的宽怀表现。

《史记》卷7言义帝之死,裴骃《集解》:“文颖曰:‘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这是民间社会政治同情的一种寄托。《汉书》卷89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续汉书·郡国志一》“河南”条刘昭注补:“《皇览》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灵王冢,民祠之不绝。’”也都说民间自发的祭祀。

《三国志》卷28载:“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

《邓艾传》载晋武帝诏所谓“祭祀不绝”,或说“祠祀不绝”,并非限定于有关家族的具体的先祖纪念,而是体现社会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倾向的一种文化意志。王莽曾经宣布:“以新都侯东弟为大禖,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颜师古曰:“言国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众庶之家所尚者,各令传祀勿绝,普天之下同其法。”所谓“传祀勿绝,普天之下同其法”,说明这种文化规范具有社会共性,相关理念的文化意义对于民族文明维护的作用不应忽视。

文化传承:“传学不绝”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以文献著述、学术创造、思想升华为标志的文化,长期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体现出文化人以及他们所实现的文化创获、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受到社会共同的尊崇。

《史记》卷47写道:“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司马贞《索隐》:“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所谓“孔子衣冠琴车书”“夫子平生衣冠琴书”,是孔子文化事业的象征。其收藏,可以看作最早的博物馆和纪念堂。

东汉时,有人回顾秦汉之际的文化史,称“汉遭秦余,礼坏乐崩”。然而《汉书》卷30又指出:“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道出了儒学经典在遭遇“秦燔书”大厄之后依然得以长久持续传承的社会文化史迹象。世家多关注“孝武世”的行政强力干预,其实民间的文化传承力量,是不可以轻视的。《后汉书》卷32的说法,是“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东汉儒学更得以广泛普及。《后汉书》卷76下所谓“子孙传学不绝”等,指明了这种文化传承强劲的韧性。所谓“传者不绝”“传而不绝”“相传不绝”“传学不绝”,都强调了长久的继承关系。

《三国志》卷11:“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三国志》卷51:“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这里所说的“教授之声”和“诵”读之“声”之“不绝”,不可直接理解为文化传承的“不绝”,可看作“传学不绝”这种文化史现象生动具体的社会表现。

道德精神:“仁义”“不绝”

贾谊《过秦论》分析周秦兴衰时指出:周“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相反“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周政得以持续长久,在于“道”的理解和把握。司马迁赞同贾谊的史论:“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政治权威的历史作用长期“不绝”,在于“得其道”。这里所谓“道”,指合理的文化原则、文化理念。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接近后世所言道德的涵义。汉代瓦当文字“仁义自成”,“道德顺序”,体现出在儒学成为意识形态正统之后,“道德”作为高上的精神力量,也显著影响着文化格局和行政秩序。

《史记》卷67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所谓“仁”“义”,成就了史称“不绝世”的政治文化的持续稳定。《史记》卷79《范雎蔡泽列传》记述:“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谓“天下承而不绝”,《史记》卷126以齐国“太公”之政为典范:“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其长久“不绝”,在于“仁义”的“躬行”。对于“周道”之成功的赞颂,也是与“先王之德”相联系的。《汉书》卷56:“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周道”的“粲然”光辉,超越所谓“七百岁而不绝”以及“千余岁不绝”的政治威仪,形成的政治文化影响“后世称诵,至今不绝”。

艺术传统:“弦歌”“不绝”

有一种人文力量的作用,也影响了中国文明持续前行的历史。前引《史记》卷47说到孔子文物“衣冠琴车书”,司马贞《索隐》所谓“衣冠琴书”得到珍爱与继承,其中“琴”竟然在“书”之前。

“乐”体现的文化传统,在《史记》中是得到肯定的。汲黯所谓“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万民”,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卷24。此外,所谓“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都强调了“乐”作用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意义。《汉书》卷22写道:“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则直接而明朗地指出了“乐”与文明传统“不绝”的关系。

《三国志》卷30载:“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都说“乐”之“声”“音”“歌”的“不绝”。前者“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与文化威权之“传学不绝”,道德精神之“仁义”“不绝”有内在关联。可以说,“乐”的这种“不绝”,是中国文明连续绵延的文化表现之一。

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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