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文明现代赓续语境中讨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义，既有助于我们从中华文明赓续视角深刻把握“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为确保中华文明连续性所作的伟大贡献。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中华民族被卷入由资本主义开辟并主导的世界历史阶段，这是讨论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世界背景和叙事前提。基于此，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需要在应对外部严峻挑战中重塑自身形态以聚内御外；而在批判和激活传统的双重尺度要求下，中华文明现代赓续路径选择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形态向自觉形态的转变、重塑了赓续中华文明的内部文化结构、赋予了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人民价值取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而当人们生产自己生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意味着历史进入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从而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们生产自己生命的方式从传统农耕转向现代工业，宣告了人类历史进入新阶段，并积淀为一种以现代化方式呈现的现代文明形态，且日益成为人类历史现代进程叙事的背景和逻辑。作为一种高度成熟圆满的传统农耕文明，中华文明赓续到人类历史剧烈演进的现代工业阶段，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部严峻挑战但依然能绵延不断，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不能不让人惊奇，并试图探赜其奥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成熟圆满的农耕文明和外部西方列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入侵，构成了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既有初始条件。如何在这一条件下开创中华文明现代赓续之路以确保中华文明连续性，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重大课题。在经历了诸多选择失败之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成功架起了从传统通往现代的桥梁，并在“两个结合”中开辟了中华文明现代赓续新道路，实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追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进程，首先需要把握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胜利在中华文明现代赓续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在中华文明现代赓续语境中，探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胜利的文明义主要在于通过完成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确保中华文明连续性创造了根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主张了中华民族所应具有的独立和尊严。基于当时的国情与世情，其具体实践策略为：一方面在外部势力挑战的环境下，重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结构，实现“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以结束一盘散沙局面；另一方面基于现代工业文明大势，重塑赓续中华文明主体性，确保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以充分发挥中华文明内蕴的巨大御外力量。概观四大文明古国的起落，只有建立和巩固了一方文明的主体性，才能赓续这一方文明。否则，在诸国“间性关系”中，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抹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和巩固了中华文明现代主体性，确保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其中），在感悟和汲取中华文明伟力的基础上，重塑了赓续中华文明的主体、方向和内容，为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搭起了根本骨架。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今天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中，探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体性诉求
主体性是描述主体特征的概念。一般是指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所具有的基于自我意识的自主性、能动性。其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即个体或群体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且在思想、情感和行为等方面主动与外界区分开来的能力，核心是“我”也具有跟他人一样的、不依附于其他任何人的、平等的独立人格，实为一种“间性关系”的主体特征表达，即“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的“为我性”，即为主体性展现。中华文明主体性是指，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处理与他文明体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基于整体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文明转型维度审视，作为中华民族标识的中华文明，其现代转型内含了中华民族自身形态从自在转向自觉的历程，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国近现代史昭示，这种基于共同体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中华民族在处理所面对的外部严峻挑战进程中获得的。因为自在的民族在缺乏外部严峻挑战时（撼动整体），一般不会整体性追问“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本体问题，并以自觉的共同体一致行动，而往往是统治者基于统治需要反思过去的统治方式之得失，从而体现出一种潜在的或者较浅层次的局部集体自我意识。正因如此，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面对和处理外部严峻挑战时获得了自觉形态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基于“他者”（从蛮夷到西夷，在认识“他者”中认识自我、凸显自我）的自我确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在由“夷”到“师”的身份转换中，“我”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巨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中，如何基于自身形态转型凝聚实力以应对外部挑战并开创新局的主体性能力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是赓续中华文明的主体转换，即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由传统王朝国家形态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从文明主体内涵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整体主体是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具体形态、属性和特征”。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内涵并不是固定的，经历了从自在地交往交流交融（也包含了矛盾和冲突）到基于“先锋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自觉地团结一致御外和振兴民族的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体性诉求，实质上就是在外部严峻挑战历史条件下，诉求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国内各族群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中国近现代史昭示，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现实，促逼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及相伴而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兴起，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只有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依托，才能有效处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而“代言”赓续中华文明的晚清王朝及其后继的封建军阀们既不能聚内也不能御外，无力确保中华文明赓续所需的根本社会条件，中华文明连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基于此种历史背景，客观上要求重塑中华民族主体性以回应现实挑战。亦即，自在的中华民族内涵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亟需赋予其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以挽救危局。尽管赓续中华文明的主体从整体上讲是中华民族，其意在表明：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庞大共同体实体的形成过程中，各个族群均为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体化民族，在处理各种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时，需要一个合法有力的代言人，而这个代言人只能是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组织，因为“任何民族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结构组成的，其最高形式就是国家”。从一个文明体赓续意义上讲，也只有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组织才能给予一方文明存在和赓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条件，这是一个文明体在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中彰显其主体性的根基。同时，世界现代化史昭示，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因此，作为民族的标识，文化主体性或者文明主体性，往往是以作为政治载体或依托的国家主体性形式呈现的。亦即，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主体性，实质上是指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载体的国家主体性。而基于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中国生成逻辑，重塑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内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处理诸国“间性关系”，展现“为我”的主体性，就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一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三位一体的文化主体性特征，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体能力要求和根本路径遵循。在人类历史进程还处于传统农耕文明时期，各文明体的交往交流存在于较小范围内，只要外部挑战不足以撼动整个文明体，该文明体就会迅速对其作出有力有效回应，确保自我发展不被打断；即便有野蛮征服，也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因此，农耕文明的自我发展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自然性发展，同时也会在回应一定的外部挑战中，局部调适生产关系尤其是统治方式，并融合各种新要素从而出现某种新气象（如儒释道的结合等）。而当处于一种极为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中时，一个文明体的自我发展就会遭遇不确定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甚至会遭遇被同化或被抹掉的严重危机。在此种情况下，自我发展就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回应挑战中开创新局。在中华文明赓续中，中华文明的自我发展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以自在形态展开的自我发展，即“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发展；一种是面对外部严峻挑战而以自觉形态展开的自我发展，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这即是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君主官僚为核心社会组织、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结构进入近代，面临着不可持续的严峻情势，赓续中华文明遭遇到强烈而深刻的外部挑战。强烈是指外强的坚船利炮威力之大，深刻是指外强坚船利炮背后的工业文明是一种高于农耕文明的文明形态，且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迅猛席卷世界和形塑世界。在此种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如何基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根本路径实现赓续发展，就成为近代以来考验中华民族主体代言人能力的“试金石”。在从“新民”（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到“新社会”再到“新国家”的既要改造人又要改造社会、既要批判传统又要激活传统、既要重塑中华民族内涵又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亟需“构建一个超越族群的新型共同体”回应挑战、开创新局。
经由艰辛探索，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问题纳入阶级斗争和抗日救国的整体范畴中，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时代新内涵，并以“先锋队”身份代言中华民族，从而重塑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为了摆脱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进行民族复兴的各种尝试，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来图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试图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等方案来实现现代化，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基于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络，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与中华民族形态转变、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从而重塑中华民族主体性具有相融相通性，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主体性是在重塑中华民族主体性实践从而激活中华文明中建立起来的，是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并基于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只有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扛起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明复兴中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
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决定了现代工业文明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意味着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不是要彻底抛弃传统农耕文明，而是要基于传统农耕文明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体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哪怕在今天也依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实际上是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逻辑框架下进行路径谋划和方位定向。这个逻辑框架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给定的，体现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关系。同时，现代文明的呈现方式基于不同国情，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西之争并不是要否定这个逻辑框架，而是争论二者的地位、作用及未来走向，只有全盘西化者才会彻底否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逻辑框架。中国近现代史昭示，作为政治经济的观念反映，中华文明现代转型集中体现为中华文化结构的现代转变，即由生长于成熟圆满农耕文明中的儒释道相结合结构，被重塑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构（仍在上述逻辑框架内）。而这一文化结构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最终路径选择和方位定向。
文明以社会结构为载体并通过文化展现。在中华文明长期赓续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小农经济—君主官僚制度—以儒家文化为主（融合释道）的意识形态”有效对接的三位一体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意识形态，认同和整合基于小农经济的社会组织力量来聚内御外。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不能有效组织社会力量回应现代工业文明挑战时，就会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滋生出一种向外诉求新思想文化以改变现状的文化“逆反心理”。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人力图救国的心态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与此同时，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基因又紧紧纠缠着试图冲决网罗的思想和行为，于是就出现了：否定传统成为进步的动力但却又生活在传统之中的“两难”。而这种“两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批判传统和激活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两个面向。至于如何批判和激活（内含了出路指引），既成为一种对待传统的内在尺度要求，又成为一种追求进步的动力载体。因此，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向外诉求促逼内部更新，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逻辑框架下，立足于传统小农经济不断解体的现实，建构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整合新生诸种社会力量，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以达到御外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彼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有较大影响的西方思想，有英美自由主义、法国式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英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强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个体优先于集体）。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集体是个体存在的社会关系基础，且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同时，在英美自由主义实践中，较多关注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更多强调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性，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英美自由主义内含的“权利—义务”二元对立思维，与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和而不同”共生智慧具有鲜明的不契合性（这在严复的相关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民”在西方的个体指向与在中国的集体指向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等）。正因如此，英美自由主义在彼时中国的主要作用是对传统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英美自由主义有一定的正向价值。但是，批判传统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激活传统。同时，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盛行于当时中国的留英美知识分子中，对广大农村影响微弱，从而无法在整体上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英美自由主义不可能成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新思想以引领救亡运动。如杜威在彼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演讲，虽红极一时，但又迅速褪去，而作为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国民党的大陆实践因遭受人民唾弃而最终失败，都是典型例证。
法国式启蒙思想在彼时中国的影响力较之英美自由主义更大。法国启蒙思想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通过普遍理性建构理想社会秩序，即预设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普世真理。这种思维范式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性存在冲突，“经世致用”强调“知行合一”，注重从实践经验中提炼智慧，而非依赖某种预设的抽象理论。在社会革命方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主张通过革命性断裂重建社会，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强调制度革新需兼顾历史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同时，卢梭将“主权在民”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核心，强调执政者“敬天保民”伦理责任的合法性。法国启蒙运动是基于激烈的反宗教斗争，其世俗化主张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分离传统也有本质区别，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始终从属于伦理秩序，若破坏了这种伦理秩序就会破坏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另外，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新兴市民阶级，代表了城市工商业者的诉求，而中国直至20世纪前半叶仍是小农经济主导形成的“差序格局”社会，与启蒙思想预设的原子化个人主义难以兼容。因此，法国式启蒙思想之于彼时中国，也只具有批判传统的积极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主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对其消极作用，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无情批判，是1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但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通、相融、相合的特征，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满足了彼时批判和激活传统的“两难”心理和现实需要（因为另起炉灶缺乏力量根基）。作为工业文明在19世纪的成熟理论表达，唯物史观揭示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世界落后的根源：生产力落后和帝国主义入侵，而帝国主义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剩余价值学说则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告诫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危害，尤其是“一战”使资本主义本性公之于众，使国人得以清醒；再加上“十月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使现实处境与历史过往交织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身感受，“走俄国人的路”的想法很容易被激发出来；而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其基于实践的存在论，不仅契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知行合一思想，如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哲学方法论，既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形态，而且实践的革命性还赋予了阶级斗争以合法性，即改造世界从而创造新历史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确证，极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奋斗精神。这不仅体现在革命时期，建设和改革时期也如此。同时，将革命置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进行阐释，使革命获得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合法性（“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些对于彼时处于拐点上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走向马克思主义，既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使然。
概言之，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性决定了历史的选择性”，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中国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赓续之义
文明赓续并非简单延续，而是通过批判、继承与创新实现的螺旋式升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赓续之义，体现为构筑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确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内含了重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核心内容和方位定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整体性的变革，不仅要建立新政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王朝更替），更要进行社会重构和文化革新，重塑赓续中华文明发展结构，构建“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三位一体格局。
从中华文明近现代赓续维度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华文明连续性遭遇“亡国灭种”严峻外部挑战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要在实践层面回答如何确保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问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实践，推动了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赓续没有被帝国主义入侵所阻断，成功确保了中华文明连续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领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转型为自觉形态。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基于“先锋队”的引领推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阶级性与民族性、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民族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形态走向自觉形态，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最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
从中华民族主体性上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自在阶段，“天朝上国”的主体意识占主导地位，即便有像古代日本这样的朝贡国存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主体性。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主体性形成于“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的“自我—自觉”意识全面觉醒，并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一种激烈的“对抗”关系时，亡国灭种危机才会全面激发“我们是谁”的整体主体性意识，并在“先锋队”引领下，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载体来处理复杂的诸国“间性关系”，从而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尽管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也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华—夷”冲突，但这种冲突始终限定在传统“天下”结构（主要是皇权统治）之内，尚未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整体文明撼动情势，即便在“五胡乱华”时亦如此。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作为这一矛盾中的受害方，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以有效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密钥。而中国近现代史昭示，基于“先锋队”引领，建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整体民族观以凝聚力量御外，就是这个密钥的匙。
当梁启超在1901年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后，紧接着在1902年他就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全新概念，其意就在“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之后，在中国兴起了各种民族主义，如孙中山的民主民族主义、陈独秀的反传统民族主义、梁漱溟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但不管哪种民族主义，其中都内含了基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强烈主体性诉求，即通过民族身份认同凝聚抵制西方列强的历史性情感力量。这一内涵特征内嵌入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之中，体现为：一方面通过团结凝聚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力，另一方面在巩固政权、抵制颜色革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中展现中华民族主体性诉求。而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情感力量诉求要求将关注点从“中国历代王朝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制度和中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转变到突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性从而基于共生关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上来，即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关系问题，如中共二大就通过了“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的决议案内容，并始终将国内族群问题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通过阶级划分降低族群之间的差异性，为构建一个能够快速凝聚力量的新共同体提供支撑。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性，提出了“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的民族平等总纲领，并积极倡导促成了包括彼时中国各政党和中国各民族以及海外侨胞、华人在内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真正渗透到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的心中，最终蔚成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至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这标志着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形态转为自觉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致对外的自觉性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我是谁”的体认（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分析），锻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构建了一个文化革命统一战线，既能“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又能“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同时还为中国文化发展规范了民族形式和新民主主义内容，继承和发展了作为中华文明整体主体的中华民族内涵，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根本主体遵循。
第二，构筑起赓续中华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骨架结构。在中华民族被卷入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后，伴随着中华民族内涵的与时俱进，中华文明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突出了一个具有价值取向和创造性的“新”字（区别以往将“新”主要界定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即“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三位一体，而这个“新”又和“旧”有着密切联系。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同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也要认识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实际上内蕴了对待“传统—现代”的两种思维范式：立足传统审视现代和立足现代审视传统。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立足传统审视现代的思维范式失效，并由此全面开启了转向立足现代审视传统的探索。而当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时，实际上就是立足现代审视传统。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观念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并没有抛弃传统，而是在继承了中华文明赓续基因中“相结合”方法（“在先秦，融合儒道、综汇百家，通过《易传》、《中庸》，会通人文与自然，达到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高潮；从魏晋到隋唐，易、老、庄三玄及佛学彼此交融，会通儒释道，综合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走向，中华文化又赢得旺盛的生命机制，形成恢宏博大的格局；宋元明清，佛学思辨融入儒学体系，分别强调内圣与外王的理学和经世实学应运而兴，相激相荡，中华文化走向精微深邃。”）的前提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其中），综合中外，会通体用，通过倡导宣传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将传统纳入现代之中并激活传统，且在抗日战争时期，集分析、批判、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于一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重塑了中华文化结构（党的十八大后表达为“魂—根”结构，内含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就了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集主体、真理和价值于一体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骨架结构。
第三，赋予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人民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亦即，文化具有阶级属性。而体现这种阶级属性的最直接表达，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同时“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建构的新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彻底反帝反封建意义上，荡涤了几千年来文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价值取向污垢，确立了文化要为大多数民众服务的价值取向，并将民众提升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使新文化成为民众的事业，由人民的需求决定，从而赋予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新的内在价值尺度，即文化必须由人民群众参与、创造并为其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及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遵循，也为今天克服和超越资本逻辑的肆意性提供了内在文化价值准绳。
概言之，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胜利，不仅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更具有基于新方式赓续中华文明的深远意义。在“两个结合”中，“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重塑了赓续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明义，不仅在于它是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更在于它是一次继往开来的文明重生，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被动应对现代性挑战转向主动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新文明形态，为当代中国崛起提供了深层文化支撑。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