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达:作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9 次 更新时间:2024-01-1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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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  

 

【内容提要】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之中,20世纪上半叶快速发展,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一度沉寂直至70年代再度抬头。21世纪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空前活跃,尤其是其政治代表印人党对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的掌控力空前提升,并出台和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印度教右翼政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不只限于印度内政,已经延伸到外交领域,对印度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塑造力持续增强,其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在印度联邦和地方多轮选举中表现抢眼,虽然也有失利,但在联邦执政地位稳固,在地方执政邦数占优,而强调世俗主义的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却连选连输,迄今未走出低谷。笔者认为,上述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印度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突出特点: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取代世俗主义,成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重大变化势必影响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进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将梳理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和演变脉络,分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成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表现,并探索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于印度外交产生何种影响。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

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于印度谋求从英国殖民统治寻求独立的过程之中,在诞生阶段具有以朴素印度教宗教感情凝聚民众力量、共同推动民族独立的积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走向排他甚至极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一度沉寂,受到世俗主义政府和政党的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刺激下,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趋于活跃。

(一)诞生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从19世纪7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到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大约经历了80年时间。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很多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将印度教作为一个武器,利用印度教在广大教徒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发动民众投入到民族独立斗争之中。例如,国大党激进派领袖、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提拉克认为,印度若要实现自治,就必须唤起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利用印度教发动群众投入到民族独立斗争之中。为此,提拉克重新解释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强调书中克里希那大神为真理和正义而积极行动、忘我斗争的思想。鉴于《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经典,家喻户晓,提拉克此举大幅调动了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为了神的名义而积极斗争。

提拉克等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将印度教信仰与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相结合,动员民众投身民族独立的斗争。但要指出,提拉克用印度教发动印度教徒的同时客观上疏远了南亚次大陆另一个主要群体——穆斯林,加深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隔阂。例如,提拉克在1893年发动了庆祝象头神节的活动,1895年发起了纪念印度教民族英雄西瓦吉的活动。鉴于象头神是印度教的神灵,而西瓦吉是印度教徒反对穆斯林入侵者的英雄人物,因此上述活动引起了穆斯林的不理解,甚至恐惧。尽管提拉克在主观上没有疏远穆斯林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打击了其与印度教徒合作的积极性,并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民族独立过程中分道扬镳埋下了种子。

(二)发展阶段(20世纪初至1947年印巴分治)。上文所提及提拉克等民族主义领袖利用印度教发动群众的做法加深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此前,在英国殖民者摧毁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莫卧儿王朝之后,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就已经一落千丈。如,英国殖民当局奉行不信任穆斯林政策,其在招聘政府雇员时曾规定,“只录用印度教徒,不录用穆斯林”,导致“穆斯林担任的各种工作逐渐落入其他族群特别是印度教徒之手。” 在此形势下,穆斯林受挫感深重,急于寻找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信仰自由的出路。1906年,印度次大陆正式成立了代表穆斯林利益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其宗旨就是在次大陆以武力建立穆斯林国家,以保护穆斯林利益为最高目标。尽管“穆斯林联盟”一度试图与印度国大党合作,共同实现印度自治,并参加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最终因为两大宗教的固有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两大族群的历史恩怨、政治经济权力分配矛盾而走向摩擦甚至对立。

在此情况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加速发展。1915年,第一个现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大斋会”宣布成立。其宗旨是:在印度建立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印度教大联盟,推广印地语,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并推动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新回归印度教。1923年,“印度教大斋会”领袖V.D.萨瓦卡出版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该书影响巨大,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萨瓦卡表示,“印度教特性”一词并非“印度教”的同义词,所要重点呈现的并非宗教,而是“民族方面的内容”。萨瓦卡还提出了“印度教国家”“印度教民族”等概念。就“印度教民族”而言,萨瓦卡认为印度教徒内部尽管也有区别,但与穆斯林等非印度教民族相比较,印度教徒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并以此基础建立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印度教民族”。萨瓦卡将基督教徒、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信仰者视为“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另一类人”。“他们的圣地不在印度,他们的神话、英雄都不源于印度,而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 萨瓦卡这种“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划分可谓“印度教特性”思想的核心,即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宗教、种族、历史和文化差异巨大的不同族群。学界普遍认为,萨瓦卡在《印度教特性》中较为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以“复兴印度教传统、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为宗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很显然,“印度教大斋会”“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成立进一步刺激了穆斯林教派主义的抬头,导致双方矛盾更加激烈,引发教派斗争。从时间脉络上分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提出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尖锐对立的思想比“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提出的“两个民族”理论早了若干年。

(三)从低潮到再度活跃阶段(1947年印巴分治至20世纪90年代)。1947年印度独立伊始,开国总理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压制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类教派主义思潮。在尼赫鲁执政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整体上整体保持了和平共处状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的兴起,加之印巴两国长期敌对,以及印度国内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逐渐激化了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矛盾,并在80年代引爆两者之间的激烈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国大党自建国以来超强政治地位逐步丧失,引发印度国内对于国大党治理模式和政治理念的质疑,进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真空。作为“印度的多数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尤其是借助“重建罗摩庙运动”迅速做大做强。印度教右翼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了“重建罗摩庙运动”,要求在北方邦阿逾陀推翻原有的巴布里清真寺,在原址建设罗摩神庙。1988年,“世界印度教大会”组织大规模教徒集会,并与穆斯林群体发生了激烈冲突。1992年12月,“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人党再次组织超过1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印度全境引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

(一)印人党借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迅速实现政治崛起,从政坛的小角色变为一家独大。印人党是最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联盟——“同盟家族” 的主要政治力量。1980年,印人党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印人党秉持民族主义、非教派主义和甘地式社会主义。1984年,印人党首次参加议会人民院选举,仅获得2个席位,这导致了印人党高层反思,迅速抛弃非教派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转而迎合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思潮,主张复兴印度教。同时,印人党迅速密切了与“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的合作,参加反穆斯林活动,争取占据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支持。例如,印人党积极支持“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的“重建罗摩庙运动”,并在此后一系列相关活动中迅速壮大政治声望。在1991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异军突起,赢得120个席位。在1996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斩获161席,首次成为人民院第一大党。1998年,印人党获得182席,赢得人民院选举,但因为盟党撤销支持而导致其领导的联合政府13个月后倒台。在1999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再次赢得182席,瓦杰帕伊组阁并顺利完成5年任期,成为印度独立以来首个完成任期的非国大党政府。 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赢得282席,获得简单多数优势(共545席),这也终结了印度独立以来只有国大党赢得过半议席的历史。在2019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不仅成功连任,且议席再创新高,达到创纪录的303席。印度历史最悠久政党、主要反对党国大党仅仅获得52席。印度左翼政党政治版图更是持续缩水,印度共产党仅获2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仅获3席。除了全国选举之外,印人党2014年以来在地方邦选举中同样攻城略地,其势力范围已经从传统上的西部和北部所谓“印地语高地区”向南部、东部甚至东北部拓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民院选举结果不难得出结论:在初创阶段,印人党采取类似国大党的政治立场——民族主义、非教派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院所占席位微不足道。随后,印人党领导层迅速转向教派主义,尤其是打出印度教民族主义这杆大旗之后,其在印度教徒中的声望、支持度呈指数级攀升,仅用了短短10年时间就成为人民院第一大党。可以说,通过迎合在印度社会持续抬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印人党迅速崛起为印度主要政党。印度政坛格局已经从先前的国大党“一超”与印人党、地方政党、左翼政党“多强并立”,演变成为今天印人党强势压制国大党、地方政党的局面。

(二)印人党政府出台一系列激进政策,宣传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呈现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印人党依靠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势头迅速崛起为印度主流政党,在掌权之后又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以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孜孜以求的三大目标: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在阿逾陀清真寺原址上修建罗摩神庙;制定统一的公民法典。

首先,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根据印度宪法370条规定,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即“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可以成立单独议会,并且自行管理邦内事务;印度联邦宪法并不完全适用当地,当地可以自行制定宪法;在国防、外交和通讯三大领域,不完全受中央立法立构的管辖;印度其他地区的居民不得在当地购买土地和房产。鉴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为印度少有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级行政单位,其类似“国中之国”的地位让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不断推动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但长期未能如愿。2019年,印人党将此事纳入其竞选纲领,在成功连任后立即推动。2019年8月,印人党把持的议会通过了废除宪法370条款的动议,印度政府随即颁布总统令,正式废除宪法370条款,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宪法地位,将印度宪法所有条目均适用于该地区。同时,印度议会还通过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重组法案2019》,宣布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直辖区”以及“拉达克联邦直辖区”两个行政单位,并且允许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之外的居民在当地购买不动产。印度总理莫迪在废除宪法370条款后公开表示“印人党执政70天就解决了印度建国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阿逾陀巴布里清真寺原址建设罗摩庙。“摧毁清真寺,新建罗摩庙”事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极为敏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大族群围绕该问题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1992年,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要求在原址上修建罗摩庙。为了避免引发进一步宗教冲突,印度当局曾经长期关闭此地,禁止进入。印人党上台后加紧推动“重建罗摩庙运动”。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将原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度政府成立的信托基金,在原址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并另外拨地5公顷修建一座清真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此拍手称快。印人党表示,“裁决利于印度的和平与团结”。 “国民志愿团”领袖莫汗?巴格瓦特表示,最高法院做出了正确的裁决。然而,印度穆斯林群体和不少政党组织却对此严重不满。

第三,出台公开歧视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印度国内围绕《公民身份法》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8月,印度制宪议会就曾收到有关以宗教信仰确定公民身份的提案,要求“授予非其他国籍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然而,制宪会议否决了这一提案,时任总理尼赫鲁表示:“不允许针对印度教徒、穆斯林或者任何特定族群制定特殊规则。”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50年印度宪法坚持了世俗主义原则,拒绝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给予差别待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印度当局整体遵循了世俗主义和非歧视原则,直至印人党上台。2014年,印人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将“为全球范围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提供家园”。2015年,印人党政府宣布向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受压迫宗教少数族裔”发放签证。2016年,印人党在印度议会正式动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并在议会人民院顺利通过,但因印度东北部多个邦爆发反对该修正案的抗议示威,法案在议会联邦院未能通过。2019年,印人党在竞选宣言中重申将修改《公民身份法》,为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宗教少数群体提供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快捷途径。2019年12月,印度议会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随后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3个穆斯林国家抵达印度、“受到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不享受这一待遇。

(三)印度整体社会氛围趋于保守,世俗主义根基遭到严重冲击。在印人党、“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宣传和煽动下,不仅印度政府采取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印度社会也整体“向右转”。例如,以暴力阻止宰牛,保护印度教神牛。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动物,而穆斯林却普遍食用牛肉,并有不少穆斯林从事屠宰等牛肉相关行业。两大族群在如何对待牛的问题上显然存在明显区别,但该区别历史上却只存在于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领域,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现如今,各类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打着保护神牛的旗号打压穆斯林,加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体的分裂和对抗。再如,暴力压制反对言论。2021年,印度国大党高层、前外交部长库尔希德出版了《约吉?阿迪亚纳特的日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该书批评约吉?阿迪亚纳特等人以及印人党错误理解和传播了印度教,并将“印度教特性”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提并论。该书出版后,印人党等对该书猛烈批评。一伙暴徒甚至手持印人党旗帜,闯入库尔希德位于北阿肯德邦的住所,并且肆意开火,试图杀死库尔希德。同时,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也表示,“印度教信仰与印度教特性完全不同”,指责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曲解印度教教义,并在印度社会传播仇恨。印人党则迅速回击,指责拉胡尔?甘地的言论表明其“始终反对印度教信仰,反对印度教徒”,这一明显“扣帽子”的做法显示了印人党自身对于不同言论的不包容态度。

在此形势下,印度国内世俗主义力量非常担忧印度社会的整体“向右转”。例如,退休历史学家阿迪蒂亚?穆克吉表示:“开国总理尼赫鲁说,若印度出现法西斯主义,大概率将以‘印度教徒的多数主义’形式表现出来。尼赫鲁的预言正变为现实”。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印度民族独立过程之中,其理论体系和经典著作主要聚焦印度内部事务。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关“凝聚所有的印度教徒共同服务印度母亲和祖国”等经典叙事也延伸到对外关系领域。自2014年印人党再度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凸显。

(一)显著增强了印度外交的进攻性与冒险性。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复兴,印度教婆罗门等级制度等核心内容的影响力增强,持续影响印度政府对于当今国际体系的认识,及其外交战略和相关政策。具体说来,印度教将普罗大众分为四大种姓以及贱民阶层,认为所有民众都应该严格按照其出身而行事。其中,处于四大种姓金字塔顶的婆罗门是天然的统治者。这一等级世界观投射在国际关系领域就形成了所谓“印度天命论”,即认为印度在国际上是“第一等大国”,这一地位是印度与生俱来,而非需要通过后天争取或者其他国家恩赐所获得,他国对此予以接受即可。有美国的印度问题专家认为,印度人的等级世界观是其世界认识论的基础,其逻辑起点就是印度理应位于世界权力结构的最高层。

从“印度天命论”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就不难理解印人党政府在外交政策中习惯性地片面强调印度利益而不顾及他国利益,要求他国照顾印度关切而不顾及他国合理关切。例如,在印度洋发展和安全问题上,印度倾向于把印度洋地区视为本国势力范围,希望“把印度洋变为印度之洋”,反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印人党政府在对外策略上也采取了明显区别于国大党政府的激进做法,信奉“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认为“为了获得更大战略收益,印度必须准备承担更大风险”,这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更强烈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不忌惮、甚至热衷于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手段。尤其要指出,印人党政府公开采取了“核边缘政策”,在重大危机时频繁威胁使用核武器。例如,印度国防部长、印人党高层拉杰纳特?辛格公开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声称是否使用核武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持续激化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这突出表现在印人党政府全面施压巴基斯坦。众所周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南亚次大陆两大宗教信仰群体,1947年之后分别建立了以自己为主体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既不满于巴基斯坦独立的事实,又将本国穆斯林聚居区视为“小巴基斯坦”,印人党执政后对巴基斯坦采取了空前强硬的政策,导致近几年印巴关系高度紧张,多次处于战争边缘。例如,2019年2月26日,印度宣称,当日印度空军12架幻影-2000战斗机越境空袭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拉克特(Balakot)地区,以报复此前印度安全部队在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2月27日,巴基斯坦空军越境对印控克什米尔发动空袭,此后与印军战机空战,击落2架入侵巴基斯坦领空的印军飞机,并俘虏了1名印军飞行员。整体看来,若印度表态属实,那么12架印度军机较远距离入侵巴基斯坦领空是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之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来印巴空军首次编队规模对抗。未来,若印人党政府频繁对巴基斯坦动武或者威胁动武,势必引发巴基斯坦针对性报复,这显然增加了印巴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

除了对巴基斯坦空前施压之外,印度2019年还因为存在争议领土卡拉帕尼而与尼泊尔交恶,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了至少三起冲突,导致人员伤亡。此外,印度还屡次干预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小国的选举,通过经济封锁、外交施压、联合反对派支持特定候选人等公然干涉上述国家内政,甚至直接颠覆对印度不友好政权,扶持亲印派政客上台。

(三)将中印矛盾“意识形态化”,激化两国的固有分歧。众所周知,中印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在对待巴基斯坦政策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存在争议并不罕见,中印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不让边界争议影响中印关系整体发展”达成共识,将边界问题置于中印关系的合适位置,推动两国在经济等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却有意将中印矛盾意识形态化。例如,“国民志愿团”喉舌《组织者》屡次发表污蔑中国的评论文章。2020年该刊物发表《击败中国这一奸诈的红色巨龙》一文,将中国描述为“扩张主义巨龙和怪物”,污称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系中国“为了转移矛盾和压力而刻意发起”,敦促印人党政府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政府所谓“不人道和奸诈的面孔”,并且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全世界民主力量驯服不透明和扩张主义的红色巨龙”。 无独有偶,“国民志愿团”主席莫汗?巴格瓦特公开指责“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侵犯印度边界,此举非常邪恶与不道德”。此外,莫汗?巴格瓦特还将阿富汗塔利班重新上台执政与中国挂钩,指责“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共同构建了针对印度的邪恶联盟,导致印度陆地和海上边界均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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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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