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达: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6: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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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  

  

   【内容摘要】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其核心诉求是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与世俗主义并列为印度两大社会政治思潮。自2014年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印人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虽然主要着眼国内,但亦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印度的对外政策,持续影响印度与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已成为观察印度外交的重要视角和不可或缺因素。未来该思潮将保持崛起势头,“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影响将持续拓展,但也面临世俗主义、多元主义等传统思潮的挑战。

  

   2019年12月11日,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将有条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的所谓“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则不在此之列。此事在东北部阿萨姆、首都新德里等多地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进而演变成全国范围的骚乱,至少导致几十人死亡。印度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骚乱是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全国性示威。笔者认为,印度当局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以及此前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推动在北方邦阿逾陀的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等,均彰显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府和社会的强势抬头。本文将回顾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演变脉络,归纳其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何种影响,并分析其未来走向。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独立斗争,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抬头,2014年以来强势崛起为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内容庞杂,但核心追求是把印度建成“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近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次大陆屡遭征服与入侵,近代更是被英国殖民者所统治。19世纪以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催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与世俗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印度民族独立两大思潮。世俗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同民族、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最终建立一个政治独立、经济富强的新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则鼓吹将民族独立与教派利益相结合,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打压穆斯林等所谓“异教徒”,为印度教徒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简言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定义可以从印度教和民族主义两个层面理解。在民族主义层面,该思潮产生于印度民族独立过程之中,要求英国殖民主义者撤出印度,给印度以独立;在印度教层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教派意味,反对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其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大斋会”领袖V.D.萨瓦卡所著《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影响巨大,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印度教特性”是萨瓦卡所创造出来的新词。萨瓦卡本人表示,印度教特性所重点呈现的并非宗教,而是“民族方面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和民族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萨瓦卡认为,尽管印度教徒内部存在不同与差异,但与穆斯林等非印度教民族相比较,其内部存在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并以上述要素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萨瓦卡将基督教徒、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信仰者划为另外一类人,即“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人”。“尽管印度斯坦也是他们的祖国,但却不是他们的圣地,他们的圣地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他们的神话、英雄等都不是源于这片土地”。萨瓦卡这种“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划分可谓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即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有着不同宗教、种族、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萨瓦卡反复强调要恢复印度教传统,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组织“国民志愿团”领袖M.D.戈尔瓦卡在其著作《我们或我们的民族性界定》中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对这个国家并不忠诚,不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对印度教徒生活方式抱有敌意。在印度的每个穆斯林聚居区都是一个小“巴基斯坦”。按照这一逻辑,戈尔瓦卡将印度的穆斯林与基督徒都排斥在印度国家之外。

   时至今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仍然将萨瓦卡和戈尔瓦卡等人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相比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印度教过于多远和复杂,既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认可的唯一宗教经典,也不存在严格规定所有印度教徒必须执行的明确行为规范,而是存在诸多宗教经典,且神佛满天,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唯一信仰的神。印度教这一特性导致印度教教徒的力量过于分散,因此历史上没能有效应对穆斯林和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为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着力通过“文化重构”打造“印度教特性”,强化所有印度教徒的共同身份认同,将印度教从多元而松散的宗教转化成为基于共同宗教信条的统一和有组织的信仰,最大限度地凝聚所有的印度教徒,通过渲染莫须有的外部威胁等凝聚力量,共同服务“印度母亲”。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复兴古老的印度教社会与文化,把印度建成“印度教所统治的国家”,而印度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应该由印度教的信仰和文化来塑造。简言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印度)、一个宗教(印度教)、一个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种语言(印地语)”。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次大陆强势崛起。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开国总理尼赫鲁率领国大党政府坚持世俗主义,反对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后者一度陷入沉寂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大党丧失在印度政坛的超强地位,其坚持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理念逐渐褪色,印度教民族主义趁机再度抬头。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推动在北方邦阿逾陀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要求政府在遗址上重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印人党作为主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借支持和鼓动“重建罗摩神庙运动”迅速扩大了在印度教徒中的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问鼎联邦政府,与国大党一起成为印度政坛两大主要政党。

   2014年,印人党赢得大选并出面组织政府。印人党的发展壮大,直至问鼎最高权力均离不开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其2014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政策,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印人党推动在全国范围内修改地名,将很多带有伊斯兰寓意的地名改为印度教色彩浓厚的新地名。例如,阿拉哈巴德(意为真主所在之地)系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16世纪在印度北部建造的一座城市,可谓莫卧儿王朝的行政、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名称拥有435年历史。该城市名胜古迹众多,既有印度国父尼赫鲁的故居,也有当年阿克巴大帝建立的古堡。印人党控制的北方邦政府坚持认为,该城市本来名字是寓意为印度教圣地的普里亚格(Prayagraj),指责阿克巴大帝改变了其原有的名字,因此于2018年底正式将阿拉哈巴德改名为普里亚格。然而,印度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子虚乌有。例如,阿拉哈巴德大学前副校长法鲁奇教授表示,“Prayag一词在不少印度教经典中被提及,意为印度教徒朝圣之地,但从来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印人党政府还拨款寻找印度教经典中记载的所谓“神秘河流”。有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伪科学,指责这项研究类似于动用公款研究美人鱼。

   2019年以来,印人党政府出台的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涉及议题更为重大和敏感,且政策出台密度非常之高。8月5日,印度颁布总统令,废除授予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370条款,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并且允许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之外的居民在当地购买不动产。取消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可谓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长期诉求,也屡次正式列入印人党的选举纲领与口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废除宪法370条款后公开表示“印人党履行了2019年选举承诺,在执政70天之内解决了印度建国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团更是一直指责宪法370条款导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本土分离,要求必须予以废除,并在8月6日公开称赞政府采取“勇敢行动”,实现了印度宪法制定者初衷,让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与印度其他邦享受同等待遇。

   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可位于北方邦的阿逾陀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出生地,将原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度政府成立的信托基金,进而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并另外拨地5公顷修建一座清真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此拍手称快,例如,国民志愿团领袖莫汗表示,国民志愿团欢迎最高法院做出了正确的裁决。此案件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于1992年12月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持续要求在原址上修建罗摩神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争论持续至今。鉴于此事关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族群的宗教感情,此前印度历届政府曾封闭当地,避免引发新一轮冲突。

   除了印人党控制的联邦政府之外,印人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掌控的邦政府在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方面也不遗余力。其中,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亚纳特上台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措施,例如,全面禁止宰杀母牛;组建“反罗密欧小队”,不允许男女在公共场所亲热;在北方邦所有政府办公室里禁止抽烟等等。印人党主导的古吉拉特邦等地方政府修改中小学历史教材,大段删除有关穆斯林统治者的章节。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影响深远

   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政治生态演变互为因果,水涨船高,对印度未来局势演进的影响力持续上升,这在印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均体现深刻。

   (一)内政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持续炒作诸多敏感议题,如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在北方邦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以及有条件授予来自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所谓“非穆斯林难民”以印度公民身份等。这些显然加深了印度国内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歧,不利于印度社会稳定和包容性国家构建。例如,退休历史学家阿迪蒂亚·穆克吉(Aditya Mukherjee)表示:“印度国父尼赫鲁曾经表示,如果印度出现法西斯主义,那么最可能的表现形态就是‘印度教徒的多数主义’。当前,尼赫鲁的预言正变为现实”。

与此同时,穆斯林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全面打压。在社会安全方面,长期追踪仇视犯罪的组织Factchecker数据显示,激进的印度教徒以保护母牛的名义对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派曾发动了上百起袭击,共导致上百人死亡。仅2018年,印度就至少发生了13起以保护母牛为借口而致人死亡的恶性犯罪事件。2019年,关注人权状况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专门发布报告,记录印度近年发来发生的此类暴力犯罪事件。该报告认为很少有罪犯因为“保护母牛犯罪”而受到惩罚,指责负责调查犯罪的政府官员无所作为和滥用职权,导致印度社会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有罪不罚的文化。一些杀手甚至被誉为捍卫信仰和排挤穆斯林的印度教英雄人物。在政治地位方面,印度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15%,但其在印度议会所占比例却远低于其人口比例。2014年议会选举后,穆斯林在议会人民院的席位减少到22个,只占全部席位的4%,是近50年以来的最低比例。2019年议会选举之后,穆斯林占人民院席位比例仍然不足5%。2019年12月11日,印度联邦院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将有条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的所谓“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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