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社会和谐治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

——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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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庆  

  

  内容提要 一个草根民间商会,从远离国家的“商人部落”,终于演进到与国家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合法社会团体;一个千年荒岭,从无国家无社会的原初形态,短短二十年时间却重建了良性的商业社会秩序。本文通过描述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福区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长达8年时间的谈判对话、民主协商等互动活动,双方形成相互宽容甚至“合谋”共赢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中国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微观经验表明,中国文本宪法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法理基础,使得双方在既有文本法律框架尚待健全的局限下,能够以协商民主范式对话沟通,在相互转换各自偏好中渐趋宽容妥协,从而开辟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新路径。

  关键词 协商民主 正当妥协 宪政地方性知识

  

  商人自治的“福街故事”[①]发生在沿海开放城市南方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改革开放前,村里人称此地为“北埗岭”——一个无人问津的千年荒岭,不仅“无国家”而且无“历史”。“无国家的社会”在传统上由身居其中的村庙等祭祀组织以诸神崇拜和负责村庙祭祀活动的民间自由结社,在宗教活动中再造当地社会秩序。[②]但福街的“前世”——“北埗岭”——则堆放着一排排盛装死人经骨的“捡经罐”, [③]它是“无国家”社会秩序中的空间坐标。1984年第一批开发“北埗岭”的建筑工头赵先生有过传奇的遭遇。

  为了走出类似“北埗岭”这样“封闭性社区”和“无历史”(ahistorical)场域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④]笔者尝试以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手法来研究福街经验,以把许多“分裂的证据”[⑤]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悖论?

  

  “北埗岭”地区最初被规划为工业区,经过15年的变迁,工业区绝大多数国企工厂最终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纷纷迁出;“北埗岭”从过去堆放一排排“捡经罐”的荒岭再次变成了空荡厂房林立的无业区。交通便利、厂房闲置、商品奇缺的“无业区”一下吸引了大量私营商业游资涌进,带动了“北埗岭”地区楼宇功能从工业用途向商业用途的重大转型。

  这种做法有违国家权威,但“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与地方性无关的原则,并且法律对社会生活来说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或者无论如何不只是反映性。” [⑥]如果把国家的工业规则比作工业“图腾”,把禁止经商比作“禁忌”;那么私营商人的冒险进入则是对工业“图腾”中商业“禁忌”(杨成志,2003:6)[⑦]的悬置。政府商贸部门主导的国家权威与福街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默契,就如同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威对于乡土社会中有违国家正式法律政策但确能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民间法的默认一样。因而,在弱国家权威、弱社会网络的场域里,商人们演化出适于福街的游戏规则和场域惯习,[⑧]传统乡土社会里萎缩的国家法与兴盛的民间法现象[⑨]在现代商业生活中得到“复活”。现代新兴商业圈里的自我认同与共同体行动,同样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公众舆论和心理机制,和人们共同遵守的富有弹性的“民间规范”[⑩]。

  福街商人与地方政府双方之间的这种默认是有条件的,国家权威可以随时以维护法律与政策等理由,宣布这种悬置“禁忌”的“非法”性质。果不其然,南方市国土规划部门主要的国家权威以工业楼宇不得擅自改变为商业用途为由,查封了福街商人肆无忌惮大规模地租赁并装修的商业楼宇。在这种悬置“禁忌”与宣布“非法”的冲突中,福街商人诉“苦”的共同体行动不断密集、扩大。这就是福街商人的语言、文化与交往共同体产生的最初情形。“实际上,‘部族意识’的存在也通常带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在有外来的战争威胁,或有足够诱因发动对外战争时,特别容易提供政治共同体上演的舞台,换言之,主观上感觉彼此乃是血缘相亲的‘部族伙伴’或‘族人’,很容易因此而采取政治共同体行动。”[11]

  经过从1994年春到1997年底这几年的“诉苦”,福街商人的“血缘共同体观念”渐渐形成,萌发了最初的政治共同体活动——早期的“会”(福街商家联谊会)。[12]福街商人在感受其利益受到威胁时,“血缘共同体”观念便应运而生,主要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社交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等形式,最终产生了共同体行动。这些组织化的行动,“虽由纯粹‘种族’之外的条件所促成,但本身倒也能塑造出血缘共同体的信仰。人类历史在显示,政治共同体行动是多么容易产生出‘血缘共同体’观念。”[13]

  “诉苦会”是以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络中心”,可以通过它来增进福街商人的自我认同,也可以通过它讨论诸如与政府谈判福街楼宇改造功能之类的“麻烦”问题。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的“会”有一套长期积淀而成的严密仪式,其纽带是血缘或宗族,其机制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正如许多社会学家所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差序格局”,决定了非亲属的公共组织难以在这种乡土社会中萌生和发展。[14]但福街商人的“会”与“乡土社会”的“会”大为不同,他们除了“轮流坐庄”外,则处于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涣散状态;特别是成员之间完全处于平等协商的地位,没有任何等级制的权威存在;差序格局[15]似乎失去了“法力”。可见,这种“弱”的公众集体是“公共意见”的载体。这些公众集体的时间边界、社会边界和内容边界都是流动的,与决策相分离的意见形成过程就是在一个由诸多重叠的亚文化公众集体所构成的开放的、包容的网络中进行的。一种这样的多元公众集体,是在一个由基本权利所保障的框架之内多多少少自发地形成其结构。[16]

  “诉苦会”缘于悬置“禁忌”与宣布“非法”的冲突,但福街商人草根组织的并未注册登记,它在行动中进一步悬置了国家有关社团管理的“禁忌”,更引起了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新冲突。福街商人草根商会活动的信息,传到了福区“有关部门”,时任福区民政局长的白先生曾亲自督办此事;[17]他的办公室主任亲自起草了一份通知下达给福街商人,禁止再开展组织活动。[18]

  建国之初,起着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赋予了公民结社自由权。[19]1989年后,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性规定,这使基层民间组织产生的条件更为严格,因为凡是未经挂靠登记的民间组织即为非法组织,都有一律被列入强制取缔对象的危险状态。[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层民间组织所面对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严重对抗性质的。一方面,国家处于全能主义的权威状态,可以凭借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权力机构并运用强制的行政措施,对那些被视为“非法”的民间组织加以法律制裁;另一方面,基层民间组织没有任何合法的措施与国家权力机构平等对话。简言之,两者的地位悬殊实在空前之大。所以,从理论上分析,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组织无法能够平等地进行协商对话,似乎它们两者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悖论的状态:要么一者削弱自己的权能,而另一者才能增加一些权能;要么一者继续保持并强化自己的权能,而另一者则会始终处于弱势甚至无势的地步。

  福街草根商会的兴起与遭遇,似乎为我国学界近年来广泛讨论的“有宪法而无宪政”之悖论现象提供了又一个例证。但如不能仅凭福街商人合群结社行为不具备“相关”政策法规,就判断它“非法”那样;人们也不能仅凭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禁忌”,就判断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公民合群结社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事实上的限制?双方之间的宽容与妥协又如何能够?“对我们这些有人类学意识的律师或者有法律意识的人类学者来说,面对我们的问题是,如我所说,如何以一种提供信息而致实用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情况;在如今信守自然法,任法律独断而简易行事,或者回避法律现实主义都似乎于事无补的时候,提供信息则既要针对这些情况又要针对我们需要看待作为世界上的一种一般现象的法律程序时这些情况所具有的含义。这便是用规则的语言谈论不规则的事物而不破坏不规则的内容,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正是其内容。” [21]本文研究的旨趣,正是为学界提供这类描述性的“信息”。

  

  二、“正当妥协”的宪政新路径

  

  (一)宪政研究的“视域融合”

  当下中国的宪政话题,正处于“热评”与“敏感”的所谓“拐点”关口。长期以来,法律界多从宪法与合法性,国家与合法性等角度探讨中国宪政,其间理想与现实,西方与东方之时空差距多见;而国家法律与民间惯习在当下中国具有某种动态之妥协性,则是中国宪政之另一展示空间,即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在此处走向“正当妥协”式的宪政,却尝未引起主流宪法学派的关注。因此,“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论”或者“中国良宪与弱宪政论”的研究范式,是当下研究中国宪政之主要悖论。与此同时,政治学界多从宪政民主、宪政政制等制度层面探讨中国宪政与政治文明,其间评论民主政治、民主制度不乏残缺;而国家政权甚或基层政权通过制度创新,认同并赋予某些社会权利,从而走向“正当妥协”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亦尝未引起政治学界的广泛重视。

  广泛兴起、持续20多年的地方基层民间组织的民间化、自治化与合法化,对于规范社会权利之合法性、张扬人民主权,具有重要的宪政经验。故此,当下中国宪政研究,不宜囿于法律学科之内,以宪法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实施以及实施程度加以衡量;也不宜囿于政治学科之内,以政治制度能否贯彻宪法条文及其程度加以检验。

  法律与民族志,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22]世界各国宪政没有统一标准与模式。渐进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模式可供参照,亦没有捷径逾越“宪政”之“卡夫丁峡谷”,任凭某种理想的理论建构而直达普世性的佳境。中国宪政地方性知识已大行其道,宪政地方性经验已广泛存在,体现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通过“协商民主”而“正当妥协”的微观事实。因此,当下宪政地方性知识需要研究的“视域融合”:规范研究须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法律、政治等学科须与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相交融,方能共同得以发掘。

  (二)“正当妥协”的理论厘定

  我国民间自治组织研究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其实质是对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关系的宪政政制安排。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民主范式方面,就协商民主基础上的“正当妥协”的理论基础而言,现有多种逻辑推演。如“权力对象说”和“民主条件说”似乎从社会学角度提供了一定的诠释空间。“权力对象说”强调权力并非国家所独有,甚至不局限于合法社团之域;权力可以扩大到一切同行使权力有关的形式,人们只有通过对社会互动体系的描述才能揭示其中存在的影响、力量和权威。[23]毫无疑问,权力之于国家与草根组织,在道德与规范基础上享有天然平等的地位。李普塞特在上世纪60年代明确提出:“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24]即在民主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会发生磨擦甚至冲突,正是这一点才能构成协商民主的基础。有分歧,才能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求得统一与协调;在有限度分歧的基础上,通过交往理性和协商民主才能重构社会“和谐”。[25]这些观点对于理解福街草根商会所以能够在交往与协商中与国家权威“正当妥协”之现象,能够提供一定的概念支撑,但还谈不上是系统的理论依据。又如,“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商议性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意在揭示“内在于法律本身之内的那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以克服传统意义上的法治国危机,[26]即关注国家与民间社会何以通过偏好转换而非偏好聚合,在对话协商中将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最终实现国家权威与民间力量在妥协中和谐相处。[27]这一理论认为,协商民主是潜能巨大的治理形式,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相互理解,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28]总之,互动与妥协,这是贯穿协商民主的主旨。从这个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同样对共同体内多向度的协商机制表现出高度关注,[29]在本质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协商民主论的另一表现形式。治理即在于,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30]

  从民主范式方面发掘宪政路径,始终是规范研究之常规。虽然从代议制角度发掘宪政价值仍是我国宪政之必需,[31]但在投票民主有其局限性[32]、经济必然性又时常与政治结构相互冲突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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