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均不能解释中国崛起何以改变了世界秩序这个头等重大的国际问题，而具有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研究则给予实质性启发，因此亟待建设一门世界政治学。研究发现，包含了技术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和产生于世界市场的政治思潮将隔离性国家或地区联结起来而形成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因此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单元应该是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它们也是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力。世界政治演变的逻辑则是起源于社会史的竞争性、对抗性资源分配并由此催生了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中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则分别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潮，政治思潮改变着政治制度并带来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革。世界政治是一个矛盾体，对抗性伴随着世界政治史。但是，诞生于政治史的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其发展方式和世界观必将有助于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属性决定了其国际关系理论必然以“国家”为行为单元，国家进而成为研究单元，而中国自古以来由文明史观塑造的“天下国家”决定了我们需要以“天下”（即“全球”或“世界”）为行为单元，“世界”成为研究单元。这应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出发点。
如何把握“世界”？我认为，世界政治是由某种力量将彼此无关的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而形成互动的制度化网络，没有“世界市场”就无所谓世界政治；没有基于世界市场的政治观念的作用，“世界”就仅仅是“世界经济”而无所谓“世界政治”。世界政治和国家政治一样，说到底是原子化的个体为微观单元，这个微观个体既有物质利益的需求又有观念表达的愿望，因此代表了物质利益的世界市场和代表了政治观念的政治思潮就成为世界政治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研究单元。
一、世界政治的社会起源及其性质
理解世界政治的前提是认识世界政治的本体论属性，这就需要从世界政治形成的“起点”那里寻找答案。历史制度主义给了我们路径依赖的历史观，发生的越早的事，其影响越深远，形成传统乃至制度锁定。也就是说，起点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制度的性质与制度变迁的态势。
社会史的制度变迁方式。历史有政治的和社会的两个面向，不同性质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进而塑造了人性、民族性和国家性。
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直到17、18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历史一直是社会史即多头竞存的历史，这种历史很残酷很血腥，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欧洲人的政治一直是对抗性资源分配。马克斯·韦伯总结为政治就是权力分配——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都是如此。基于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拉斯维尔说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二战后戴维·伊斯顿把政治的概念抽象为权威性价值分配。对于西方人而言，政治的本质就是竞争性资源分配。
欧洲社会史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首先塑造了欧洲的民族性和国家性，进而塑造了世界政治的性质。因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是国家，世界政治也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产物，300年来主导世界政治并建构了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必然赋予世界政治以自己的政治性属性，把世界政治当作竞争性资源分配的舞台，战争、杀戮、掠夺因此成为常见的政治。
关键点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和所形成的制度矩阵与制度属性。在西方兴起的起点上，本着对抗性资源分配而塑造的“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利用科学革命和军事革命的优势工具，把扩张性国家的本性展露的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时至今日依然约束着人类的世界政治结构。
这个在过去300年里积累起来的结构和属性，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二、世界市场
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演变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曰“世界政治”，是世界市场作用的结果，世界市场把原来彼此互不关联的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因此，研究世界政治学，前提是理解世界市场。
作为一套组织体系的世界市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近代欧洲的内部战争与海外殖民贸易扩张，哺育出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一对孪生物。欧洲民族国家推动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壮大了民族国家，二者的合力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命线，离开世界市场，靠战争和贸易扩张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体都会萎缩。世界市场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地位决定了世界市场的形态和性质。我认为，世界市场已经从沃勒斯坦所说的由中心地带、半中心地带、边缘地带所构成的单中心的、等级式的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演变为多中心的趋向平等化的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那里，中心是单一的且转移性的，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体现了世界体系的高度等级性。但是，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心地带转移的模式，“中国中心”并没有取代“美国中心”，而是形成了“多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美国中心、中国中心和欧洲中心。当然，这种判断需要具体的数据去支撑。多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显然更加平等化。
世界市场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性质的变化。基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世界秩序必然是等级式的霸权的“自由帝国秩序”，美国人自称“自由世界秩序”，而它其实是旧的世界秩序；基于多中心主义的世界市场是世界政治平等化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曰“人类文明新形态”——因为多中心主义的世界市场是信奉“公家秩序”（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简称“公家秩序”）的中国促成的。
也就是说，判断世界大势、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安全战略，首先要能清楚世界政治的世界市场这个底层逻辑，它是贯穿和支撑世界政治的利益链条，有时是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被人遗忘的一条“暗线”，当然这条线索也布满了血腥和肮脏。世界政治具有分层性，表层现象诸如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乃至地区战争，很容易转移人的注意力，模糊人的视野，诸如不少人会认为俄乌冲突会加剧中国的国际困难。然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演化的500年历史告诉我们，谁占有了世界市场，就等于拥有了支配世界的权力。因此，世界市场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权力的尺度。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拉拢其传统盟友对中国大搞“世纪大竞争”之际，欧盟领导人、德法领导人竞相前往中国访问。我们常说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主要是在世界市场的意义上而言的；同理，无论是过去的英帝国的衰落，还是当下谈论的美帝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占有世界市场比重下降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衰落，不仅看其自身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也主要看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衰落”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的概念。也正是在比较意义上，美国正在衰落；也正是因为这个趋势，美国对华政策才显得如此战略焦虑。
如果说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主体是国家，让世界市场更密切联系起来的则是技术与资本，让世界市场更有序的则是国际制度。世界在被编织起来的过程中，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构建了一系列有型的国际组织并制定了相应的有型的规则或无形的规范，以便使得世界秩序更加有序，也更加有助于保护主导者、支配者的国家利益。
但是，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带的转移或者世界市场形态的变化，反过来又必然带来国际制度的变迁，正如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正在提供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可供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公共品，还催生了世界政治的“范式革命”。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中心，不仅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也带来了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诸如沙特-伊朗的和解。一个不以战争、掠夺而崛起的国家不仅发展了自己，还带给世界如此丰厚的公共产品，这无疑是世界政治史上的“范式革命”，在基辛格看来这是“外交职权的变化”。
世界市场是世界政治的底层逻辑，不仅是因为它昭示着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权力转移和即时性的国家关系，更直接地催生了能够诱发国内制度变迁的政治思潮，从而改变着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
三、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潮
即便是在多中心主义的世界市场中，也必然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更别说在等级式的中心-半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了。世界市场中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利益既可能是双向互补性的，也可能是单向掠夺性的，这种利益关系必然通过政治形式而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进而演变为不同性质的政治思潮。基于支配者—被支配者的简单二分法，政治思潮也可以简化为扩张性的和防卫性的。
伴随着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为这一“利益进程”进行论述的首先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包括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
伴随着自由主义在国内治理中的问题而产生的是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
诞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由此而催生的苏联、新中国及其支持下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本性地动摇了欧美以帝国主义方式而建立的殖民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进入“两极”时代。我们将看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肢解帝国主义体系，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可谓世界政治史上的“新范式”，因为此前的世界政治变迁中虽然也有宗教战争之类的“文明的冲突”，但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动力还是源自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所以说冷战是一种“新范式”，是因为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人类却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划分为对立性的两大阵营，虽然思想观念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世界政治的动力由市场之争演变为观念之争。
四、政治思潮与国家制度——世界秩序的变迁
20世纪以来，至少有三个波次的国家制度变迁。第一波政治思潮推动的国家制度变迁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组合所改变的国家的政治，其典型特征是帝国演变为民族国家。
政治思潮改变国家制度的第二波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力所催生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催生的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第三波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催生的大批“国家转型”或民主化的第三波。
和世界市场形成中的残酷性一样，政治思潮诱发的制度变迁同样是腥风血雨，因为这同样是改变根本性利益结构的变革。且不说第一波、第二波政治思潮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残酷性，就是变革成本相对小的第三波，苏联付出的代价是国家解体，随后是花样翻新的“颜色革命”导致的血腥杀戮。最新的例子就是俄乌冲突。政治思潮深刻地改变了乌克兰，而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乌克兰民族也因此把自己推向悲剧、直至深渊。
相对于世界市场诱发的制度变迁中的更多的强制性方式，政治思潮更多以“诱致性”方式引起制度变迁，当然也少不了强制性方式。
不管是强制性输出的政治思想，还是诱致性吸纳的引发制度变迁的政治思想，前提都是得有一套思想产品可供输出或者吸纳。近代以来的思想都是围绕“西方的兴起”而建构的，西方把自己在竞逐富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赢了”论述为“对了”，而且进行“传统与现代” “野蛮与文明”的文化帝国主义建构，似乎现代化只有西方一条路可走，西方就是现代和文明的标志，传统的野蛮的非西方社会必然要走向西方。这套知识体系锁死了后发国家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五、世界政治变革的特征
世界政治学的概念就表明世界政治是一个矛盾体结构，不但有世界市场催生的经济利益矛盾和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观念矛盾，还有经济利益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张力，由此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极端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个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必然会在动荡不安的变革中释放矛盾而达到暂时性均衡状态。
如前，世界政治形成于欧洲社会史演绎出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这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变革方式的残酷性残暴性。在过去300年来，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了以世界市场为依托的世界体系，其间有法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的挑战，俄罗斯人的十月革命撕开了世界体系的口子并建立了“半球体系”但终归铩羽而归。上述玩家秉承的都是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但是，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火种最终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中国人以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而使得世界市场呈多中心主义态势，世界政治的属性也因此得到改变。
中国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不但改变了世界体系，也给世界政治的性质带来变化。相对于西方人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中国人的政治观自古以来追求的天下无外的协和万邦的大一统，为此而寻求“致治”以达“民心”。世界政治正处于十字口，正是两种文明观、两种政治观各显其能的关键时刻。英国著名世界文明史学者汤因比认为，在21世纪，只有中国文明有能力去引领新世界秩序。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9期【当代中国与世界】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