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洗澡”。这个词见于1952年1月22日发布的官方文件《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校长、教师，“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享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过来，对他们和今后的工作都是有利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49页）。这里明确说“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知识分子“拿掉架子”“清醒过来”，我以为一语道出了“思想改造”的真正目的：通过羞辱与自我羞辱的方式让你斯文扫地、尊严尽失，像哈巴狗一样成为不耻于人类、也不耻于你自己的狗屎。3月13日发布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

“洗澡”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因为它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污名化为带有色情意味的“洗澡”——而且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分为“大盆”（全校大会检讨）“中盆”（全系大会检讨）“小盆”（小组会上检讨），检讨不彻底的“澡盆”可以升级——其中的侮辱、轻佻乃至调戏意味十分明显、露骨。除了“洗澡”，还有“搓背”之说。董渭川写道：“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要他们‘排队洗澡’，说那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于是让这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66页）

“洗澡”就是去除身体中的脏东西，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则属于精神层面的活动。在中国传统中，思想、精神带有神圣性，至少极大地高于身体。知识分子的高贵就在于他有思想，将文章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从中获得自尊和自信。现在，把神圣的思想改造戏称为带有色情调戏意味的“洗澡”，本身就是一种亵渎的绝招，羞辱的极致。大概只有流氓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才会想出这样的损招、阴招、毒招、绝招：无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真正的农民，都绝不可能有这种本领，想出这种侮辱语言——最懂得如何侮辱知识分子的人必然自己也是知识者，否则就不可能知道知识分子的“三寸”何在。

“洗澡”一词的调戏和亵渎意味还在于把私密的东西公开化。人在洗澡时必须展露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因此，除了在很不正常的时期和很不正常的国家，洗澡是一种非常私密的行为，通常一个人在封闭的浴室进行（最多是极度亲密的几个人在一起）。但思想改造中知识分子的检讨、检举和揭发必须在各种规模不等的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相当于在大庭广众下脱裤子，将自己的隐私（思想上所谓“隐私”“脏东西”）公开示众。

更为变态的是：由于这个运动的最大目的在于羞辱，享受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贱，因此，知识分子作贱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越彻底，他们的自我羞辱越匪夷所思，越把自己说得狗屎不如，羞辱者的快感也就越强烈。于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故意让你反复检讨，决不能轻易让你过关。比如，冯友兰检讨多次不过关，最后说了违心话方才通过；张东荪先后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个系的联合师生大会上检讨两次，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一次。你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越大，“罪名”越重，反倒越容易过关（典型的违反常理的闹剧），因为这证明你的自我羞辱是彻底的，你的“态度”是好的，说明你“洗干净”了（把自己说得越肮脏就是洗得越干净）。在思想改造中，“态度”一直是一个关键词，“态度”好，一切都好说，即使你给自己扣了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国民党狗特务等等），也不会当真要治你的罪，因为羞辱者其实知道你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罪（羞辱者并没有傻到把你自辱的话当作事实的程度），他要的就是你的“态度”，你越是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整自己”），他的快感就越强烈。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屈你的志，扫你的威，你现在自己躺下了自宫了，再收拾你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正因为这样，范文澜先生才说：思想改造的关键在于“放下面子”。“面子”就是脸，不要面子也就是不要脸。脸都不要了，骂自己才能到位，侮辱自己才能彻底。

许多知识分子大概悟出了其中的道理，纷纷开始比赛着骂自己，骂得越不堪越好。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大会检讨四个小时，老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最后承认自己是“美帝分子”，自己如何忠实执行了“美帝的文化侵略政策”，方才过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徐霞村在全校大会检讨3个小时，最后干脆把自己说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南京师范学院的肖丞回忆，他检讨15次之多还不过关，只能给自己加上“流氓、地痞、学阀”等帽子，还要骂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不学无术”。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正因为这样，很多知识分子的检讨，还有他们检讨时的戏剧化表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痛哭流涕等等）不过是逢场作戏（参见杨绛《洗澡》）。季羡林先生的下面这段文字就颇有点戏文的味道：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热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是越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

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不少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步，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完全是一幅让人哭笑不得的漫画。文字中充满了反讽，且能对自己的自辱行为拉开距离来观照、欣赏、调侃，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其实，这位写好剧本照本演出的教授固然是在表演，群众们何尝又不是呢？大家心知肚明，将之揭穿就太无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