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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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其他的政治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直接地从自身的逻辑体系出发,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哲学为政治学说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政治实践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政治学说彰显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特点和基本发展趋势。

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也是其宏大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其他的政治学说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是单纯地直接地从自身的逻辑体系出发,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不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基,就不可能生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之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学说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确定了政治的主体力量,揭示了政治的实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政治学说指导实践活动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政治学说彰显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特点和基本发展趋势。

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政治学说奠定哲学基础

马克思于183510月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学专业。一年后,他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是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中心,1818-1831年间黑格尔曾在这里讲学,到了30年代中期,许多讲座仍由他的学生主持。柏林大学浓郁的哲学氛围吸引着马克思,他通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并开始结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和参加他们的活动。没多久,马克思对法律专业课程的学习比起钻研哲学来已愈发退居次要地位。18371110日,马克思在致父亲的长信中说:“我必须攻读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1]7,11

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最吸引他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也成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1842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发现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解决不了问题。例如,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同社会的物质利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当时还来不及搞清楚。他在同官方和省议会的辩论中,秉持的仍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有按照既符合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也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财产的方式来行事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2]261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国家是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集中表现,任何私人利益都不得侵犯这样的最高理性和最高利益。马克思正是以此抨击少数私有者僭越于国家和法之上的不法行为。但无论是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还是在《莱茵报》同省长就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进行的官方论战中,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不同等级,国家总是成为为贵族、特权者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国家理性被撕成了碎片。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终究不是万能的思想武器,他的《法哲学原理》解决不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尤其是政府查封《莱茵报》的严峻事实,最终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信仰。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18433月马克思辞去《莱茵报》编辑工作后,为了彻底弄清国家和法的本质,弄清国家和社会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又回到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研究上。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紧紧抓住黑格尔法哲学的中心部分即国家学说不放,对《法哲学原理》的第261-313(即第三篇第三章国家部分),逐一进行分析评注,系统地揭示了黑格尔在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制度内部的结构如在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以及等级制、长子继承权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谬论,阐发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人民主权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观点,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决定物质生活关系的理论观点重新颠倒过来。1843年秋冬,马克思又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于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他在文章中揭示造成现存国家制度和市民社会解体的是无产阶级,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青年时代曾一度持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观念。在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期间,恩格斯也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但两人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从哲学着手,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结合现实生活实际,转向了唯物主义;恩格斯则主要通过投身英国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了解工人阶级,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中,转向了唯物主义。恩格斯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3]12而绝非被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所颠倒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关系。恩格斯明确阐述了经济基础对国家的阶级和政治关系起决定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而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分裂和阶级对立的总根源。他说:“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4]33-34人的活动又分解为劳动和资本,因此,人、土地、资本“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4]34最后,恩格斯认为,处在这样矛盾和分裂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4]45最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将被彻底铲除。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从唯心主义国家观的立场出发,宣扬“英雄崇拜”或“天才崇拜”,鼓吹由英明的统治者主宰国家、治理国家,要求建立“真正的贵族”,寻找最卓越的人以形成“真正的领导和真正的政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清算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恩格斯指出:“贵族——目前还包括中间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终结论,都已卖弄净尽,而且见诸实际,它的王国正迅速走向灭亡。”而相比之下,“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拯救英国要靠他们,他们身上还有可造之材;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但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3]497由此,恩格斯确信,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兴起,必将形成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深厚的物质力量和强大的阶级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殊途同归,两人都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在转向唯物主义后,他们互相切磋、紧密合作,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流行思潮的斗争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两人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写于1844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时,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世界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却成了不依赖于具体世界的精神的任意活动,既否定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否定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这样,自我意识就成了绝对的创造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指出,在人的自我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的存在、有别于精神的自然、有别于主体的客体、有别于理论的实践,存在着不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外部世界。从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出发,他们深刻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287

18451月,马克思拟定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合理的成分,但其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机械决定论则是错谬的。《提纲》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标志着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同旧唯物主义也划清了界限,成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改造的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134马克思说明了,确定人的思维是否反映了客观真理,在思维或理论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和“改变世界”。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34,136《提纲》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批判精神,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对立。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136旧唯物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新的唯物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1845年秋至18465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又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的决定作用,而且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第一次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的概念来表达生产关系,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一方面,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借以运动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它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国家和法对于所有制的依赖关系,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仿佛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它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4]212

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摈弃其唯心主义,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摈弃其形而上学和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唯心观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第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为人们指出了观察、分析任何政治问题,必须着眼于社会的经济物质利益。人们之所以要从事政治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利益,离开物质利益而谈论政治活动是无稽之谈。抓住经济利益,是理解和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进行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参与政治活动,也同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第二,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和代表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创造者的原理,为人们明确了政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政治发展的主力军。政治发展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如果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任何政治活动注定要失败。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服务于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类社会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原理,为人们阐明了政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上层建筑的政治决策和权力运行,必须服从于并有利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会带来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倒退。

二、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政治学说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1842-1843年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还有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这些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二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得到了一个新认识,即“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32于是,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探求理解社会发展的钥匙。三是恩格斯早年在英国时先于马克思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很快写出了“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无疑对马克思去研究探索这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恩格斯的影响和推动下,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和观点。

马克思初步探索政治经济学取得的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吸取了它的进步成果,批判了其错误的乃至反动的东西,为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考察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时,十分重视其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劳动价值论最先由威廉·配第提出。他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第一次将劳动和土地作为创造财富的两个因素加以研究,但他的劳动价值论仅限于农业生产,即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的劳动,才创造产品价值。与配第不同的是,亚当·斯密则把劳动价值论普遍化,推广到工业和其他生产领域。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基础,“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7]32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指出,正确确定了交换价值源泉的斯密是不彻底的,没有坚持产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中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原则。由此,李嘉图提出价值的另一种标准尺度,认为产品价值多少取决于与之相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李嘉图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和确立了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原理。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创造的价值应该如何分配于社会各阶级的问题,即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如何分配于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他不同意斯密关于商品价值由各种收入构成的观点,强调了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他和斯密一样不可能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因为若完全承认劳动价值论,那么工人创造的产品就应全部归工人所有。这使李嘉图同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不愿如此赞成,故他同意并接受了斯密将商品价值分解为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各种收入的观点,并在斯密的生产费用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分配论。

马克思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作出了发展创新。正如列宁说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8]312在《手稿》这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已触及这个基本问题。他指出:“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3]292他对“特定的劳动”“特殊的劳动”与“一般的劳动”作出了明确区分。稍后不久,在《神圣家族》中,他进而将物品的价值规定为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9]62这表明,马克思初步科学地论证了劳动价值论,为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研究了工资、利润和地租问题,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三种主要形式,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对立的经济根源。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不是从抽象公式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劳动、资本及其利润和地租的本质特点,揭露了这三种收入形式的相互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各个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首先揭露了资本和工资的本质,指出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3]238不是任何资金都可称作资本,“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3]239资本家所以能用资本剥削工人,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通过资本摄取巨额利润,把大多数居民变为一无所有的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完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状态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3]230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人贫困状况的最彻底的揭露,是对资本剥削本质的最充分地暴露。

马克思同样深刻地揭露了地租的实质,指出土地所有者同劳动者的关系,也是赤裸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揭露了物质关系所掩盖的基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指出“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3]254这种对立和竞争的加剧,使工人“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3]265《手稿》展示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革命结论。

在初步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477月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进而阐述了他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和思想。恩格斯指出:“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10]210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已经完全形成了具有“新的经济观”即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观点了。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不过是马克思得以借此机会把它阐述了出来。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就是从批判他的价值理论入手的。他指出,蒲鲁东对价值的解释不仅不是什么新发现,相反倒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了唯心主义的空想的解释。蒲鲁东离开社会分工谈交换价值,当然就不知道交换价值的起源,也不可能正确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于把这一矛盾弄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的所谓的“构成价值”,实质上只是交换价值而已。他认为的“价值矛盾”,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不能按个别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产生的矛盾。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矛盾”时指出,产品价值建立在分工之上的生产中,具有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发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比较简单,而发现商品的价值却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如果只是独立地考察一个商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它的价值的。只有当它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时候,才能感到它确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商品的价值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或者说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就要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深入到对商品内在价值的分析。由此,马克思以阐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为前提。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未使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这样的科学概念,但他已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内涵作了较明确的区分。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力只是一种商品时指出,一方面“由于劳动被买卖,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换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11]100另一方面“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11]100-101马克思认为,劳动()之所以能够被买卖,是因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但劳动()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当人们说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已经不是指购买它的目的,而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效用。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加以区分,并指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只是抽象劳动。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对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分析,通过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初步阐明,不仅给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且也给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根据和一些要点。这个理论在稍后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等著作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指出:“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4]331“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4]342对此,恩格斯指出,1847年的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12]12毋庸置疑,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虽然完成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资本论》的发表标志着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和完善,但是在40年代时它们确实已经萌芽并具备了雏形。

马克思首创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创造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并预见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做出的理论贡献时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3]1002-1003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政治学说确立了人民群众,而这样的人民群众指的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并且他们是政治活动与政治发展的主体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论证了为什么人民群众必然是推动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的主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残酷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到沉重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群体,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他们必然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力量。

三、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为政治学说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至1844年发生了“两个转变”,其中一个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开始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经典文献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了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即它是关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就是指作为三大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作科学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说的,“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13]341马克思主义三大部分的各自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本身,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为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进行经济方面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提供给无产阶级如何去变革资本主义,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战略和策略。因此,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这三大部分的内在关系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践行与落实。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指明前进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实际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归宿,因此,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成果的。”[14]362恩格斯在这里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恩格斯说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以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成果的,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作为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但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15]49亲身参加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创立的。

恩格斯在184211月底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一恩格斯公司工作后,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读书和接触工人群众。他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曾这样说道:“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4]81他不愿出入资产阶级的豪门府第,却情愿屈身于工人的贫民窟,同普通的劳动群众交朋友,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状况和疾苦,支持他们的反抗斗争,与受苦受难的阶级同呼吸、共命运。恩格斯这样做,目的是寻求一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

恩格斯不但深入工人群众,而且更关注工人运动,与工人领袖密切来往。当时的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开展的政治运动,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宪章派提出了包括工人权利在内的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民主改革的六项政治要求,被恩格斯称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13]768宪章派的斗争也获得恩格斯高度评价。恩格斯和宪章派及其机关报《北极星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主持《北极星报》的朱利安·哈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恩格斯和詹姆斯·李奇也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李奇是宪章派四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是该派在曼彻斯特城的著名领袖。他是一个有才智的工人、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家,是恩格斯的挚友。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还与德国的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中心建立了直接联系。恩格斯在回顾自己与同盟领导成员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的交往时说:“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16]19818458月,当恩格斯陪同马克思来到伦敦时,恩格斯把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都介绍给马克思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出席了一次在伦敦召集的有宪章派、正义者同盟盟员和英国民主派领导人参加的聚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运动和与工人政党的交往中发现,后者在理论上受到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间,思想认识非常混乱,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和清算。为了在工人和工人政党中更好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6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改造正义者同盟奠定了基础。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就建立起许多国际联系,同德国的很多城市以及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形成了稳固的联系,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心和政治中心。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积极筹措经费,做了很多组织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展开了激烈斗争。他们在通讯委员会内部开展对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又称“手工业共产主义”)和克利盖、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又称“哲学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取得了两条战线理论论战的胜利,阐明和捍卫了他们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曾有过一定的历史功绩,他正确地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认为要使病态社会康复,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只有靠工人的斗争才能实现。但他同时认为,只要建立一支传奇式的“四万人的革命军队”,就能把瑞士闹个天翻地覆;只要进行“全面的革命”,就能一举实行“平均的共产主义”。他自命为解救无产阶级的新救世主,认为自己天才地构思出了新的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使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完全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根本不适合现实斗争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指出:首先,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而只有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去取代那种关于共产主义是解救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宗教式的宣传,才能使工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坚持正确的方向。其次,魏特林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他看来,只要穷人理解了他的思想并付诸行动,便可立即消灭财产,建立平等正义的人间“千年王国”。与魏特林醉心于空想而否定无产阶级解放的具体历史条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在德国面临的即将到来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制度。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进行长期艰巨的斗争,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最后,魏特林认为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所做的“准备工作”,要比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书斋里的批判和分析更重要”。这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绝不是为了高谈阔论、炫耀学问,而是用来指导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不脱离现实斗争,避免成为一个无知者,而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的致命宣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害在于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歪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经济根源,而空谈所谓普遍的人类之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11]8克利盖出于道德的愤慨,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产生的结果是“恨”,但是,他又认为只要“向妇女们呼吁”“向新出现的鼓动者们呼吁”“向财主们呼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最终就会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克利盖关于共产主义的种种欺骗宣传,并同这类反动企图划清界限,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

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总是容易被一些所谓的“理论家”所左右。正义者同盟组织就先是受到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的支配,后又受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格律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和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并且通过他在工人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为此,18468月中旬,恩格斯受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前往巴黎开展活动和集会,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在集会上,许多工人要求恩格斯给他们阐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恩格斯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8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恰好涉及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争论的各要点,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它如雷贯耳,使工人们的认识为之一新。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后,绝大多数人相信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大家完全同意并承诺遵守恩格斯为共产主义所作的定义。这样,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声誉扫地了。

正是经过这样的斗争,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意由他们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同盟纲领,同意由他们对同盟组织进行根本的改组。18472月,正义者同盟发出文告,决定于18476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大会起草文件,实施改组。18476月,恩格斯撰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10月底至11月,恩格斯又写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原理》。但是,恩格斯觉得《共产主义原理》还有不足之处。为了进一步做好制定同盟纲领的工作,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新的同盟纲领,这就是18482月问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三个党的纲领稿本,也是正式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集中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要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基础。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它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条件为研究对象,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为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并以其为根本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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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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